邓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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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鄧洪波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作爲全國獨一無二的仍在辦學的千年學府，對研究、保護、傳承書院優秀文化，開拓前進，有着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收集、整理書院文物、文獻，研究書院的歷史文化，是我們分内之事。在認真考察當今書院文獻的保存與整理研究現狀的基礎上，二〇一五年我們以“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爲題，向國家社科規劃辦提出重大項目招標選題，有幸入選并成功中標。開題以來，整體工作進展順利，現在影印本的《中國書院文獻叢刊》陸續分輯刊印，謹將我們的思考記録如下，權作叢書前言。

一、“書院文獻”的界定

“文獻”一詞的出現，在我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歷代關於“文獻”一詞的解釋大約有一百餘種，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九八三年全國文獻工作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制定的《文獻著録總則（草案）》結合現代信息科學和現代文獻的特徵來給“文獻”下定義，將“文獻”定義爲“記録有知識的一切載體”。“記録”包括多種文獻生成形式，例如，傳統的鈔寫、繪、刻、印，現代的光、電、磁記録等。“有知識”突破了傳統的有歷史價值的限制，拓寬了文獻的涵蓋面。“載體”既有傳統的金石、竹木、綿帛、紙，又有現代的磁帶、磁盤、膠片、網絡服務器等，打破了傳統材料的限制。但是，本課題受研究對象和時間範圍的限制，所使用的“文獻”概念僅指“文獻”中的“古文獻”一類，即孫欽善先生在《中國古文獻學》中所説的“由文字記録的書面材料”。而且，從古文獻的基本類型來説，主要側重“傳世古文獻”，輔之以部分“出土古文獻”。

衆所周知，書院起於唐代，歷史悠久，歷代僅新建書院就有七千五百所以上。千餘年來，因爲記録其發展軌迹，形成了有關教育、學術、思想、文化、民俗、經濟等各方面的數量巨大、種類繁多的書院文獻。但是，“書院文獻”一詞當屬晚近新名詞。雖然李國鈞教授一九九八年鑒定《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時，有“該書專章論述書院藏書、刻書及中國書院文獻書目提要，這可看作是中國書院的第一篇有關版本目録學及書院文獻學的綱目”一説，但“書院文獻”一詞究竟起於何時，尚待進一步考定。目前已知，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舉辦的“浙江省文獻展覽會”上，“書院文獻”與“選舉文獻”和“檔案”并列於同一陳列室（參見《逸經》第十九期，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第四頁；《浙江圖書館志》編纂委員會編：《浙江圖書館志》，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第一百二十一頁）。可見，最遲在民國二十五年年底，就有“書院文獻”的稱謂，此時距離書院被廢已三十五年。

千餘年來，因爲記録其發展軌迹，形成了有關教育、學術、思想、文化、民俗、經濟等各方面數量巨大、種類繁多的書院文獻。如何界定“書院文獻”，我們思考的出發點是實際工作，服務於長期的書院資料建設，主要屬於“别類定義”的實踐層面，還有待於上升到理論總結的高度。大致而言，我們認爲“書院文獻”應該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按照記録手段而言，凡是有關書院的鈔、繪、刻、印的文字，以及圖像、音頻、視頻等資料，都屬於書院文獻。

第二，書院文獻就其載體而言，以傳統的金石、紙張、竹木、綿帛爲主體，也有一些現代纔出現的的磁帶、磁盤、膠片、網絡服務器等。就傳統書院文獻的載體形式而言，主要有刻本、寫本、稿本、鈔本、拓本等，數量之大、種類之多、體系之完備，在世界範圍内均屬罕見。

第三，書院文獻，按照其存在形式，大致可以分爲兩類：專書文獻（包括成本、成册、成卷的文獻）和單篇文獻（收録在其他文獻中的單篇書院文獻，有待析出編輯）。

第四，書院“單篇文獻”，就其體裁形式而言，可以分成碑記、詩詞賦、序跋、書啓、楹聯，以及各種公文、批復等，散見於文集、方志、筆記、類書、家譜、族譜、檔案之中。據抽樣統計，書院單篇文獻的總量當在三萬篇（首）以上，其數甚巨，一時難以一一處理。

第五，書院“專書文獻”，也可以叫做“整本文獻”，據抽樣統計，其總量在兩千種以上，其中亡佚約五百種左右，存世一千五百種左右。書院專書（整本）文獻，可以自成一體，内容豐富，文獻與史料價值甚高，值得整理與研究。已經掌握的信息顯示，成書於宋元時期而今又存世的就有朱子《白鹿洞書院學規》、戴溪《石鼓論語問答》、程端禮《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胡師安等《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等近十種，明代近兩百種，清代則數百種，自成系列，構成一個完整的文獻鏈條。而揆諸内容，别類定義，大致可以分成六種類型：綜合體現書院歷史文化與規制的書院志；反映書院講學與學術活動的書院文集、詩集、講義、會語、語録；反映書院教學的課藝、日記、同門録；反映書院制度的學規、學則、會規、規條、章程；反映書院藏書、刻書的目録等；顯示書院刻書成就的大型學術著作。這些文獻記録着書院的歷史進程及其所從事的文化、教育與學術事業，能够比較全面、系統地呈現書院的悠久歷史、内部規制、多種功能、文化内涵，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史料價值。

需要説明的是，此次整理工作衹針對書院專書（整本）文獻，而不涉及單篇書院文獻。理由有三：

一是書院文獻的體量過於龐大，整理研究又處於初級階段，而重大課題需要限時完成，爲了保質保量完成任務，不得不做取舍。

二是單篇書院文獻太分散、規模太大，一時難以摸清家底，而以前又有過一定規模的整理研究。如筆者主持完成的《中國書院史資料》（全三册）、《中國書院學規》、《中國書院章程》、《中國書院楹聯》、《中國書院詩詞》、《中國書院學規集成》（全三卷）等，都是書院單篇文獻的分類結集，總字數已經有六百餘萬，可謂小具規模，已經漸爲學術界所熟悉與利用。

三是書院專書（整本）文獻的整理研究相對較弱，寶藏深埋人未知，理應發掘。有關情况，一如前述，此不贅言。

二、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書院文獻極爲珍貴，是一筆巨大的歷史文化遺産。但由於各種原因，損毁嚴重，其保護現狀堪憂，對其進行系統、集成式整理，加以保存、傳播、利用，自有其學術價值與積極的現實意義。

書院是儒家的大本營，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創新與傳承組織之一。每一種文明都有自身獨特的文化系統和生存方式。唐宋以來，書院開展文化積纍、研究、創造與傳播的工作，將中國傳統的教育、學術、文化、出版、藏書等事業融爲一體，培植學風士氣、民俗風情，養成國民思維習慣、倫常觀念等，貢獻甚大，促進了大一統國家的文化認同。因此，書院是儒家文化、中華文明最核心的要素之一。對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對於深入理解儒家文化的本質、特徵、運作模式，探求其發展過程的規律及其與中華文明的關係，及評估中華文明在世界中的獨特地位而言，都是一條重要的路徑。

書院文獻是研究中國古代教育史、學術史的關鑰。書院既是教育組織，也是學術組織，千餘年的書院制度，理論完備，涵蓋面廣，是最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教育遺産、學術遺産。作爲教育組織，唐宋以來，“要讀中國教育史，要研究現在的教育制度，應着重研究書院制度”（季羨林《論書院》）。書院在唐宋以來傳統社會教育史中不但地位重要，而且是其中心議題。作爲學術組織，自宋代學者開創書院與理學結合的傳統以後，書院便與學術互爲表裏，盛衰共命，形成一體化態勢，先後形成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乾嘉漢學，乃至新學、西學的盛大局面。對其進行研究，可以進一步厘清書院與宋元明清學術文化的建構、學術派别的産生、學術成果的形成、學術思想的傳播等等之間的關係，推動教育與學術、文化等互動關係的探討。

書院文獻是中國古代政治史、經濟史、文學史等學術領域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書院是在特定的政治、經濟環境與文學世界中形成的，故而其文獻除包含教育、學術方面的重要史料之外，還包括政治類、經濟類、文學類等領域的相關文獻。具體而言，書院與官方政策研究、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書院與地方官僚關係研究、書院學田經濟的研究、書院與商人關係研究、書院的商業化運作、書院詩文雅集活動研究，如此等等，既是書院學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史、經濟史、文學史所應關照的獨特視角和場域。

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可以推進書院學、歷史文獻學、目録學、檔案學、圖書編纂學等學科建設。書院學是一門方興未艾的學科，民國及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兩次書院學研究高潮的形成，都與書院文獻的整理利用密不可分，新世紀出現的“書院走在復興路上”的盛局（《光明日報》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亟需理論指導。但在繁榮熱鬧的表象之下，書院研究因爲資料不足而顯乏力，是爲資料瓶頸，期待全面結集文獻，尋找新的突破，開拓書院學研究的新局面。書院文獻被視作專門性史料而遭受冷落，其史料與學術價值被嚴重低估，實際上，我們綜合運用歷史學、教育學、社會學、文獻學等多學科知識，從不同視角、不同維度，對其進行系統地整理與研究，全面認識其特點與價值，可以拓充歷史文獻學、目録學、檔案學、圖書編纂學等學科的發展空間，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意義。

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對當今傳統文化及儒學復興有重大意義。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歷經七八十年的動蕩、探索和反思，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傳統文化在復興，儒學在復興，作爲儒學發生地與傳播基地的書院也在復興。目前，海外新儒家、大陸新儒家及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業已形成了群體性主張。在此形勢之下，各地書院也都在復興或新建，依托官方的有嶽麓書院（湖南）、尼山書院（山東）、中國文化書院（貴州）等，民間書院更是如雨後春笋，如篔簹書院（厦門）、聖源尼山書院（山東）、陽明精舍（貴州）、四海孔子書院（北京）、桐江書院（浙江）等，還有不少基於現代化技術的非實體性網絡書院，以及依書院精神建立起來的各大學的國學院，發展都極爲迅速。據統計，現在仍活躍的傳統書院達到六百七十四所，非傳統書院（含網絡）達七百一十三所，但是由於歷史經驗不足，存在問題很多，必須求教於古代書院文獻。

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對當今教育改革有重大意義。教育、教學是書院的主要功能。書院是當時學者和官府在反思、解决官學教育困難的基礎上産生的，它反對功利主義，提倡反歸身心的通識教育、古典教育。當今的學校教育就其形式及内容而言，被學術界及社會所詬病者遠非一日。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毛澤東、胡適等人就已在反思現代西方的學校教育模式，毛澤東還以湖南自修大學作爲實驗場。西式教育從目標上過分注重知識、技術，忽略道德教育、人格教育；主要導向是功利主義的，導致了師生關係的冷漠；其形式過於機械，極端的制度管理與量化考核，對教育規律是一種嚴重扭曲，從而導致現代教育百病叢生。西方教育模式的弊端，恰恰是中國傳統書院教育之所長。書院教育模式在未來的教育改革中自有其廣闊的發展空間，但必須以文獻整理與研究作爲其學術基礎。

書院文獻是極爲珍貴的文化遺産，對其進行整理是一項時不我待的搶救工程。歷代成書的書院志、學規、章程、課藝、講義、（講會）會録、會紀、同門譜、藏（刻）書目録、山長志、學田志等類型，有刻本、寫本、稿本、鈔本、拓本等載體形式，種類較全，學術、史料與文獻價值甚大，是一筆巨大的歷史文化遺産。但由於各種原因，損毁嚴重，其保護現狀堪憂，據抽樣統計，現存館藏有一千零二十餘種，而總數估計也就是一千五百種左右，亟需通過集成整理的方式加以保存、傳播、利用，避免珍貴文獻散落、損毁情况的進一步加劇。同時，大量珍貴文獻被埋没在圖書館、資料室甚至私人手中，對學術文化發展也是一種巨大的損失。

書院文獻整理有利於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書院是儒學的大本營，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書院與孔子一樣是中國文化的一種特殊符號，是儒家文化、中國文明區别於其他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標志。目前，中國文化軟實力是比較缺乏的。然而，在歷史上中國却具有强大文化軟實力的輸出，以致最終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其中，書院是最主要的傳播工具。書院早在明代開始，便走出國門，傳到朝鮮（約九百所）、日本（百餘所），以及東南亞各國，甚至歐美地區，成爲當時古代中國向世界輸出文化軟實力的主要途徑，這業已被歷史證明。晚清時期，外國人到中國建立學校，也稱作“書院”，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教會書院系統。可見，書院無論在東方世界，還是西方世界都具有巨大的認同感、感召力、吸引力。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將會爲中國文化軟實力提升提供文獻、理論支撑，以及歷史鏡鑒，將向世界更加清晰、完整地再現中國傳統書院的形象，再現中國作爲禮樂文化大邦的形象。

三、關於本書的幾點説明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以摸底、影印、點校、研究四者爲基本框架。摸底，即摸清書院文獻的家底，編製第一部書院文獻專題書目，意在揭示書院文獻的全貌，讓學術界知道其真實而大量的存在，并能加以利用。影印，原汁原味、化一爲千，意在爲書院研究提供大型的基礎性文獻，儘量展現其多樣性，嘉惠學林，推動研究。點校，則爲書院研究提供中型的經過精選、分主題的系列文獻。研究，注重學術，重點在書院文獻研究，兼顧書院研究。其目的就是要摸清家底，編製出書院文獻的總目録；以影印、點校兩種方式，整理、公開儘量多的書院文獻，進行文獻學研究，初步將“書院文獻”的體系構建起來。

本書屬於上述框架中的影印部分，以《中國書院文獻叢刊》爲名，注意基礎性、廣泛性，力求全部影印現存書院專書（整本）文獻。

以版本學、目録學指導辨别版本、遴選底本的“影印”工作，是本書遵行的總體編輯思路：區别原刊、重刊、遞修；注重精刊本，亦重視通行本；配補殘缺，輯成全本；木刻、鉛印、活字本，不拘刊刻方式；孤本、副本、手鈔本，聚珍而成善本。利用傳統版本、目録學知識，精心影印書院文獻“叢刊”。

具體而言，書院文獻在製作和流傳過程中形成了各種版本特徵，如書寫或印刷的形式、年代、版式、字體、行款、紙墨、裝訂、内容的增删修改，以及藏書印記、題跋、批校等等。研究各種版本的特徵與差异，鑒别真僞優劣，利用版本學的知識，對現存書院文獻先做寫本、刻本、活字本、鉛印本、影寫本、影印本，或宋元明清本，以及官刻、家刻、坊刻本等等分别處理之後，再將無缺卷、未刊削的足本，精校精注本，舊刻舊鈔本，手稿本，原稿本等甄别出來，選作底本，輯成可稱善本的影印本《中國書院文獻叢刊》。

書院文獻以實用爲主，長期以來不受重視，少有收藏，基本没有僞書的問題，在選擇底本時，我們遵行先足本、精本，後古本、珍稀本；重視古本但不迷信，重視孤本、善本但不輕信；認真對勘、比較，全面權衡等等原則，同時輔以現代電子技術配補、修復。

本書的編輯原則與體例，參見凡例。

有鑒於書院文獻分藏各地，難以在短時間内集齊，本書將分輯出版，每輯一百册。第三輯收録一百一十四種文獻，分地區編排。本輯出版時，要向讀者報告兩個好消息：一是“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這一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已經於去年五月順利結題，并被評爲“優秀”。二是本輯出版獲得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本文为《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三辑）》前言）

弘文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

供稿 | 苗文叶 编辑 | 吴学武

监制｜隋阳

审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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