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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纵观苏州的历史文化，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是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完备，古城、古镇、古村三位一体，具有较强的体系性；

    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齐全，在全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三是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灿若繁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所以，苏州的历史文化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遗存丰富，风物清嘉，人文荟萃。

    关于苏州历史文化方面的讲座，大家可能也听过一些专题。我所要讲的三维解读，就是从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和人文三个维度来建立一个架构，帮助大家通过这个架构建立了一个总体的系统意义上的认识后，就可以结合大架构给每个专题定位并作更深入的了解。比如“苏州城墙”，就是物质文化遗产维度中的一个专题；还比如“苏州的传统手工艺”或“苏州的饮食文化”，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度中的专题；再比如“苏州的状元”，则是人文荟萃维度中的一个专题。打个比方，我是把苏州历史文化作为“一棵大树”，分别顺着它的“三根大树杈”来解读，也帮助各位了解它们不同的“枝叶”所处的位置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苏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强体系性。

    古城、古镇、古村体系完整，形态完备，个性独特，是苏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大特色。作为经济和文化重要载体的苏州古城、古镇、古村落，绝非一个简单组合体，而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一个文化生活圈，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各种人文元素的有机交融体。尤其古镇、古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

    （一）、苏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性较强的三个特征

    苏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强体系性体现之一，是它具有“古城、古镇、古村三位一体”的特征：

    1、苏州古城虽经历史演绎而14.2平方公里的城址未变，宋代《平江图》中“水陆平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基本保存，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是不多见的。

    苏州古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至今已有2520多年历史。据历史记载，比苏州城更古老的并不少，但能保持昔日风貌的则寥寥无几。如郑州商城，距今3500多年，商代后期的都城安阳殷墟以及公元前11世纪周朝的都城丰与镐，建城均比苏州早，但都早已废弃或仅剩遗址。据统计，与苏州城同期建立的140多座古城，至今幸存6座，而至今仍坐落在原址的则惟有苏州。

    对于苏州古城，我们重点要了解这样四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古城的原址是否改变？

    刚才我们说的“苏州古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至今仍坐落在原址的则惟有苏州”这一说法，最近也受到了挑战。近年，有所发现的木渎周边“吴大城”之说。被列入“2010年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苏州木渎古城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春秋时期城址，考古简报给它的定性是具有都邑性质。

    在比较木渎古城遗址与苏州古城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春秋时期早于吴国都城建立的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遗迹。2013年9月，我们去湖北省荆州市考察三国荆州古城时，对此有了意外收获。当时，我们顺便向负责接待的东道主了解楚国古郢都的情况，才知道那楚国郢都遗址现在叫纪南城，在荆州城北5公里处。因为我们在荆州只安排了半天行程，接待方开始以时间不够而且遗址仅剩堆土没有任何建筑构物为由没有安排这个项目。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把参观荆州博物馆的时间从2小时压缩为1小时，挤出1小时放在最后去看了郢都遗址。楚国古郢都位于荆州城北五公里，因为地处纪山之南，因此现在又名为纪南城。据文献记载，自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始建郢都，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国共有二十个王在此建都，历时达411年。我们从荆州博物馆的展出中已经了解到：楚国古郢都城址东西长4.45公里、南北宽3.588公里，周长15.506公里（约合31华里），面积15.75平方公里，比伍子胥所建的14.2平方公里吴大城还略大。纪南城现存城垣高3.9—7.6米，垣顶面宽10—14米，城周有护城河环绕，河面宽40—80米。经考古钻探、发掘，已发现城内有宫城及古河道，古建筑台基达84处，城门8座，水井、窑址、作坊多处。我们所到的纪南城烽火台遗址，是当年楚国古郢都南部城墙上的一处烽火台。这座楚郢都，比我们苏州的吴大城早建了175年，而且是伍子胥到吴国之前生活过的楚国都城。也就是说，伍子胥到太湖下游来“相土尝水”建吴大城时，他的心中是以这个楚郢都为“蓝本”的。从古郢都遗址分布着宫城、古建筑台基、古河道遗迹的情况来看，也与伍子胥建吴大城时有子城、有子城城壕锦帆泾等，有一脉相承之妙。

    我们再来看木渎春秋古城遗址，它东西长约6820米，南北长约6728米，总面积约24.79平方公里，基本包括了胥口镇区全境以及木渎镇、穹窿山风景区部分地区。通过考古，目前这一城址已确定了五峰遗址、廖里遗址、合丰遗址、新峰遗址等四处遗址，以及200余处土墩。对于木渎春秋古城遗址“吴大城”之说，从其呈斜三角的形制和规模分布来看，应非当年伍子胥所建都城，而似应是吴国时期的军事城堡区。

    第二个节点，是“苏州”名称始于何时？

    隋代，行政区设置改州、郡、县三级为州郡两级，苏州因城西有姑苏山而始称“苏州”。隋代大运河的开通，也给苏州创造了成为东南形胜之地的一大都会。但隋代苏州还发生了一件事：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杨素把苏州城搬迁到城西横山（今七子山）东麓，到了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重新迁回旧城。这其中有33年苏州城是在横山新郭的。

    第三个节点，是历史上苏州古城的两次“变脸”。

    历史上苏州古城的两次不能不提的“变脸”，一次是苏州城墙在五代时由土城墙变为砖城墙；一次是苏州城内的桥梁在宋代由木桥变为石桥。这两次“变脸”，其实是“变质”。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苏州的古城墙是怎么“变脸”的。

    在苏州古城2500多年的历史上，古城的城墙在1400多年的时间里是土城墙。公元前514年修筑的阖闾大城周围四十七里，辟有水陆城门八座，分别是阊、胥、盘、蛇、娄、匠、平和齐门。当时的城是土城，城墙用泥土夯筑而成，也就是堆上一层土，再用重物把土砸实；然后再堆一层土，再夯实。当时齐门等部分城门上面，就筑起了城楼，可以登高远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苏州城墙因此受到毁灭性打击，直到汉代才重新修筑。所以目前挖掘发现的苏州城墙基础，一般只能追溯到汉代。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平定王郢之乱后，苏州刺史张搏重筑城墙，南北十二里，东西九里，周长四十二里三十步。这时还是土城墙。

    随着时代的发展，土城墙已经难以抵御敌人的进攻。于是，五代后梁龙德二年（公元922年），吴越王钱镠第四子钱元璙重修苏州城墙，改夯土为砖砌，高二丈四尺，厚二丈五尺，内外有濠（即内外城河），这是苏州已知最早的砖城。在修筑砖墙的同时，钱元璙还在苏州城墙部分区域筑了向外凸出的“马面”，使得城墙凹凸有致，富于变化，更加美观。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兵南侵，苏州城遭受很大破坏，城墙经多位知府修治，直到南宋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郡守李寿朋重建，苏州城方才完全恢复，城墙、城坊的布局，在《平江图》上有明确记录。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苏州知府赵汝历在苏州城墙上增置女墙，也就是城墙顶上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作用是在反击敌人来犯时，掩护守城士兵之用。有的垛口上部还有瞭望孔，可以瞭望来犯之敌。南宋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元军入侵。因蒙古人是游牧部落，不喜筑城设防，所以下令拆除各地的城墙，苏州城墙遭到毁灭性打击。元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各地起兵反元，官府为抵抗起义军，又重修城墙，苏州城墙也得到了恢复，还加厚城墙、加深城濠。张士诚占据苏州的时候，还在各城门口增置月城，即瓮城。这是一种半圆形或方形的建筑，两侧与城墙连在一起，设有箭楼、门闸等防御设施。敌人一旦进入，城门和瓮城门闸一起放下，敌人就成了瓮中之鳖，轻而易举地被消灭，所以被称为瓮城。明初苏州城墙再次大规模修建。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巡抚韩世琦在原先城墙的基础上改筑，高二丈八尺，女墙高八尺。现在能看到的所存苏州砖城墙及城楼，大多为清初所建，盘门、胥门等部分则为元末所建。

    苏州古城在五代城墙“变脸”，在宋代则开始桥梁“变脸”。唐代白居易《正月三日闲行》有诗云：“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那红栏便是木桥。但木桥容易腐烂，不能长久，于是，宋代苏州就开始用石头来造桥。苏州最早是用武康石（又名花石）来造桥的，武康石主要产于当时的武康县（现浙江省德清县）东郊丘陵山地，呈深褐色。武康石之所以成为当时苏州城造桥的首选之材，一则是因为此石表面密布细小蜂窝眼，雨中踩踏不溜滑，外形又古朴秀丽；二则以当时的凿石工艺水平也比较适合此类石材。元代中期开始，因武康石开采殆尽，苏州城造桥改用青石，这是一种石灰岩的俗称。明代中期后，开始选用更为坚固、更耐腐蚀的花岗石造桥。所以，现在我们根据桥梁选用的石材，能大致推算出造桥年代。

    现在保留在苏州城内较完整的以武康石建造的桥梁只有一座官太尉河上的寿星桥上了，其它还有一些桥梁上尚存有武康石的遗构：

    官太尉河寿星桥：现桥仍为武康石砌就，明显的宋元风格。2005年，我曾应约为《苏州日报》“老苏州”版面写过一年的“旧踪品读”专栏，其中就写过一篇《走过寿星桥》:“横跨官太尉河诸桥中，当数寿星桥为最高。而它在官太尉河上，除了这最高之外，还有另一‘最’：最后遗存的用武康石建造的石拱桥。而且，它恐怕也是目前保留在苏州古城内唯一的一座宋代武康石拱桥了。”据记载，明清两代都对该桥有过重修，1984年也作过再次修葺。但桥体基本是武康石原构，只是桥栏有所损坏，原残存桥栏3块现集中于南侧，有浮雕花鹿16头，因年代久远，只能依稀辨认物形。而北桥栏三块雕狮栏板，则是从百狮子桥移来的。百狮子桥在寿星桥南与望星桥之间，也是武康石砌就，1965年因“危桥”而拆除，桥身两侧桥栏有浮雕走狮、坐狮、卧狮、蹲狮99头。那三块从百狮子桥上拆下来的浮雕石栏板，在苏州博物馆“暂时”一放就放了19年，在寿星桥于1984年修葺时补在了桥北侧。如今，百狮子桥遗构仅留下了东侧桥台。

    在宋代《平江图》上，此桥为营桥，大概因为当时这附近是壮城指挥营所在。于是，后世一些史书资料、当今许多介绍文字，甚至最新版本的方志《苏州市志》都将此桥定为“史称营桥”，寿星桥则是“清代更名”。那么，这“寿星”是如何由来的呢？清代顾震涛编撰的《吴门表隐》中有记载：“寿星桥有瓷寿星像，宋绍兴十年，里人浚河得之，遂建桥立庙祀之”。桥旁的寿星庙，南宋初年范成大所撰《吴郡志》也已有记述：“在府东南，旧名老寿庵。”既然早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这里就因河中挖出瓷寿星而建桥立祀，又为何要到数百年后的清代才去更名“寿星桥”呢？依吾之见，实在是那营桥讨了个历史之巧，在它因“壮城指挥营”而名“营桥”之时，恰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被知府李寿朋主持的《平江图》刻入。营桥，其实应是“史称寿星桥”后的一度“曾称”而已。

    官太尉河官太尉桥：该桥历史悠久，北宋范成大《吴郡志》已有记载。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曾重建。现桥面五根石梁为花岗石构建，但东西桥台立武康石排柱各五根，下为武康石水盘石，上为武康石长系石。

    平江河思婆桥：在大郎桥巷东首，桥面、桥栏都是花岗石。桥身还保留着不少武康石和青石。尤其主要结构桥台排柱和两头雕有灵芝、宝莲的长系石都是武康石，显示出宋元遗韵。

    平江河寿安桥：在钮家巷东首，桥面由六条石梁并列而成，南侧边梁及北侧第二条梁为武康石梁，其余石梁都是花岗石梁，但年代产地不同、色彩深浅不一。东西桥台排柱各由五条武康石组成，可见此桥主体还是宋代建构。

    平江河通利桥：菉葭巷东首，桥身主要以花岗石构筑。桥面六条石梁中有两条是武康石（宽约40厘米），应是宋元遗物。

    平江河胡厢使桥：曹胡徐巷东首，虽是典型的清代花岗石拱桥，但金刚墙上夹杂的青石和武康石却标志了该桥曾出身宋元。

    盘门吴门桥：为1872年重建，主体用花岗石砌筑，杂有少量武康石，显示它出身于宋元时期的“血统”。

    第四个节点，是苏州古城的布局特点。

    唐代苏州，已是小桥流水、人家枕河的格局。白居易《正月三日闲行》诗云：“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唐代号称“东南雄州”的苏州，物阜民丰。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当时的苏州居民已达十万户。宝历元年（公元825年）诗人白居易到苏州任刺史，即登上阊门门楼，写下了：“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的著名诗句。而唐代诗人杜荀鹤在《送人游吴》中对苏州的描写：“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故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更是对唐代苏州最好的诠释。

    宋代苏州也和全国一样，随着商业发展，城市结构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坊市制度的打破。汉唐时期的都市，实行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市民居住在坊内，商店集中在市内，坊与市四周筑有围墙，交易也有时限。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以“半酣凭槛起四顾,七堰八门六十坊”两句诗，描绘了整个苏州城的牌坊。而宋平江府城图碑上标注出的牌坊就有65座。但从北宋开始，城内城外都可开设商店，而且相同行业的店铺往往集中在一起，小卖行贩也十分普遍。同时，因循千年的宵禁制度也被彻底取消，于是就有了夜市，有了酒楼。1975年3月至12月苏州博物馆曾在大石头巷一处基建工地发掘出一批宋代文物，其中有象棋子2只、骰子2枚。大石头巷在宋代叫作平权坊，可见当时附近为茶楼酒肆之所在。

    苏州古城的布局设计理念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杰作。城内北有北园，南为南园：一个种粮、一个种菜，保障了苏州老百姓常年的粮食供应和蔬菜供应，就是城门关闭多日，苏州人的日常生活还是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元末张士诚在苏州建大周之都，朱元璋派兵攻打，张士诚守城近一年才被攻陷，就是这一功能的体现。而这南园和北园同时还调节着苏州的生态环境。这就是苏州古城同其它古城不同的特色。可以说，苏州这样的都市不但在全世界中古时代所没有，即使在现代，仍然保留着它一定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我们还应了解的是：苏州在全国是少有的拥有两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地级市。1982年，苏州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86年，苏州市下辖的常熟市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2、作为始于宋代、盛于明清的全国商业经济最发达地区的苏州市镇，其繁荣远远超过了全国其它地区。

    中国古代市镇经济大约始于宋代。市镇经济的发展，在原有的城市和墟集之间又增加一级市场，形成了城市、市镇、墟集三个层次的商品流通网络。“市”和“镇”原来也是不同的概念。市指交易场所，起源很早，《周易?系辞》有“日中为市”。后成为城的附属设施，筑城必辟市；在农村，村与村间交易场所也称市。“镇”最早则是军队驻防地点，始见于唐。因驻军处常有商贩聚集，至宋代“诸镇置于管下人烟繁盛处,设监官，管火禁或兼酒税之事”(《宋史?职官志》)。至明代，正德《姑苏志》已称“商贾所集谓之镇”；明弘治年间《吴江县志》也称“人烟凑集之处谓之市镇”。此时，市与镇已无区别。在行政上，市镇都是县以下的一级建置，直至清代，镇一般还大于市。

    明清是市镇经济迅速发展时期，仍以江南为盛。吴江县的盛泽镇，明初还只是村落,嘉靖年间成集市,居民约百家；到清初已成为大镇，乾隆时有一千余人家。同样，吴江的震泽镇,元代时也只是村落，几十户人家；明代成化年间增加到三四百户人家,嘉靖年间又增加了一倍；到了清代雍正时还曾建为县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在江南市镇贸易中已出现市场专业化的趋向。特别是随着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和部分手工业专业户脱离农业，出现了手工业专业市镇。据统计，明清江南地区有蚕桑与丝织专业市镇25个，包括吴江的盛泽、震泽和嘉兴的王江泾、湖州的南浔等著名市镇;；有米粮专业市镇13个，包括苏州的枫桥、浒墅关，吴江的黎里等；还有棉花与棉纺织专业市镇52个,包括青浦的朱家角、、南翔等。

    苏州现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3个：分别为：周庄、同里、甪直（第一批）；木渎、沙溪（第二批）；千灯（第三批）；锦溪、沙家浜（第四批）；东山、凤凰（第五批）；黎里、震泽、古里（第六批）。

    江苏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个：金庭、光福（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的除外）；

    苏州市级历史文化名镇3个：梅李、尚湖、浏河。

    3、作为稻作文化的典型区域，闻名于世的“鱼米之乡”，苏州的古村落特色与风貌明显。

    苏州的古村落，是积淀着农耕文明的基本社会单元。苏州目前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5个：第三批的明月湾（吴中区金庭镇）、陆巷（吴中区东山镇）；第六批的杨湾、三山岛（吴中区东山镇）、东村（吴中区金庭镇）。

    陆巷村坐落于东洞庭山的后山——嵩峰山麓，依山面湖，同太湖西洞庭山遥遥相望。陆巷始建于南宋，明代中期形成村落。相传南宋建炎年间，有王、叶、陆、张等6户中原大族护驾南渡时定居东山后山太湖边，后人口繁衍，逐步形成6条巷子，遂名“陆巷”。历史上，陆巷村出了许多大官僚、大文人和大商人，村内曾有恢宏宅第72处，现保存较完整的明清建筑有惠和堂、怀德堂等33处。明代成化年间，陆巷人王鏊接连以解元、会元高登科试榜首，成化十一年（1475年）殿试，得中探花，后官至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等职。村中长达一里的明代古街中，就竖立有“探花”、“会元”、“解元”三座明代木牌楼。

    明月湾村位于西山岛南端，石公山以西三里处，依山傍湖。相传因春秋时吴王夫差携西施在此共赏明月而得名。明月湾在唐代就已声名遐迩，白居易、皮日休、刘长卿等诗人都曾到此留下诗作。南宋金兵南侵，大批高官贵族到洞庭西山隐居，在明月湾定居的有谏官邓肃、抗金名将四川宣抚使吴嶙之子吴挺等。明清两代，许多明月湾人加入到洞庭商帮，发家致富。清乾隆、嘉庆年间，明月湾村的发展达到鼎盛，大批宅第、祠堂以及石板街、河埠、码头等都是这一时期修建而成，并保存至今。

    洞庭商帮，是以太湖洞庭东西山为名的苏地商帮,在明万历年间形成，为“海内十大商帮之一”。明代苏州小说家冯梦龙把洞庭商帮最先写进了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明清以来，在江南以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营能力之强都堪称雄的商帮是徽商。然而，颇善“钻天”的洞庭商帮却能与之分庭抗礼，可以佐证的是将洞庭商帮和徽商相提并论而流传于民间的一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一天一地，平分江南秋色。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州拥有的5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都在太湖东西山了？其一，历史上特别是南宋金兵时期，有大批中原高官贵族到洞庭东西山隐居、繁衍，明清时又有洞庭商帮的活跃，这里出了许多大官僚、大文人和大商人。其二，因洞庭东西山偏于太湖一隅，长期以来相对处于闭塞的世外桃源状态，当代经济发展也相对较迟地介入这一地区。

    再扩展开来看一看苏州列入保护的古村落，我们不难发现：目前苏州市列入保护范围的古村落，也主要在太湖沿岸，且相对集中在东山、西山。

    苏州市级历史文化名村3个：李市村（常熟市古里镇）、龙泉嘴村（吴江市盛泽镇）、溪港村（吴江市平望镇）。（2008年公布）

    苏州市14个首批控制保护古村落（2005年6月20日公布）：陆巷（吴中区东山镇）、杨湾（吴中区东山镇）、三山岛（吴中区东山镇）、明月湾（吴中区西山镇）、东村（吴中区西山镇）、堂里（吴中区西山镇）、甪里（吴中区西山镇）、东西蔡（吴中区西山镇）、徐湾（太湖度假区叶山岛）、植里（吴中区西山镇）、后埠（吴中区西山镇）、恬庄（张家港市凤凰镇）、金村（张家港市塘桥镇）、南厍（吴江市松陵镇）。

    吴中区（包括太湖度假区）11个，其中东山镇3个、西山镇7个、度假区1个；吴江市1个；张家港市2个。

    目前，太湖东山半岛和西山岛仍处于苏州市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但古村落保护的难度还是是很大。我曾去浙江省永嘉县考察古村保护，发现他们的古村同一氏族集居的特点十分明显，有的则在历史上就有独特的设计布局。比如芙蓉村，有陈氏宗族聚居，有相对深厚的民俗、传统技艺等存续“土壤”；而另一个岩头村，则是楠溪江唯一一座以水利设施布局的村落，这个古村水利设施始建于元代，完成于明代嘉靖年间，古村水系与古建筑互为依存。而我们苏州东山西山的古村落目前大都是多姓氏杂居，且村落布局已失去了自身独特功能。

    （二）、苏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性中尚存的点线组合：

    苏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强体系性体现之二，是它目前尚存的点线组合。这些点，是苏州的古典园林；这些线，是平江路、山塘街等历史文化名街。

    1、苏州的古典园林名闻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称。中国园林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寺观园林三大支，苏州古典园林是私家园林的代表。苏州古典园林与建城2500多年的苏州古城基本是同步产生的，甚至更早：春秋起源；晋唐发展；两宋繁荣；明清全盛。

    如今所能见到记载最早的苏州园林，是唐代陆广微在《吴地记》中所载吴王寿梦的“夏驾湖”。按记载，苏州园林的起源比苏州阖闾古城的出现更早。据考证；“夏驾湖”位于今天苏州城内吴趋坊以西一带。当年寿梦为了“盛夏乘驾纳凉”之需，“凿湖为池，置苑为囿，故今有苑桥之名”，故名“夏驾湖”。有疑义的是，如以今“苑桥”名来推断当年的夏驾湖，当在现在干将东路一带（原连接濂溪坊与新学前的苑桥）。而还有一说，把吴泰伯（一说仲雍）十六世孙武真在“钮家巷”的宅园列为苏州最早的园林。苏州园林博物馆并将它的时代定为西周。这也是有疑义的：其一，仲雍十六世孙武真与仲雍之后第十七任吴王寿梦，应该都同处春秋时代；其二，苏州古城始建于吴王寿梦之孙阖闾时代，如果武真早于寿梦，何来钮家巷？历代地方文献记载的园林约有千处，其中记录比较详尽的有800多处。清代最多，有300多处。其中沧浪亭、狮子林、留园和拙政园分别代表着宋（公元960—1278年）、元（公元1271—1368年）、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四个朝代的艺术风格。

    1997年，拙政园、留园、网师园和环秀山庄以“苏州古典园林”为项目被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2000年，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退思园又列为“苏州古典园林”的扩展项目。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苏州园林作出的评价语是：“没有哪些园林比历史名城苏州的四大园林更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理想品质。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苏州园林被公认是实现这一设计思想的典范。这些建造于16-18世纪的园林，以其精雕细琢的设计，折射出中国文化中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

    叠山、理水、建筑、花木，是苏州古典园林四大造园要素。后来，又延伸了体现园林文化的陈设。叠山，是苏州园林的“骨架”；理水，是苏州园林的“血脉”；建筑，是苏州园林的“面目”；而陈设，则是园林建筑的“屋肚肠”。苏州古典园林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体现出更多的园林文化，从园林建筑、植物、山水等物质符号中的文化因子，到亭台楼阁等不同园林建筑的文化内涵，再到厅堂命名、匾额、楹联、雕刻、装饰，以及花木寓意、叠石寄情等。

    2、苏州拥有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

    平江路: 全长1606米，也即三里多长。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名单。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苏州古城内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区域，拥有世界文化遗产耦园和10多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及64处苏州市控制保护古建筑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对照南宋《平江图》及明末《苏州府城内水道总图》，平江历史街区基本延续了唐宋以来的城坊格局，有些街巷、河道、桥梁的名称在《平江图》上一一对应。由城河、城墙、河道、桥梁、街巷、民居、园林、会馆、寺观、古井、古树、牌坊等历史遗存所构成的街区历史风貌集中体现了苏州古城的城市特色与价值，堪称苏州古城的缩影。平江历史街区是不断发展的“活”的历史地段，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仍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苏州城平江路周边的“东北半城，万户机声”，民间丝织业产销两旺。加上苏州周边农村也相继形成了盛泽、震泽、洞庭山等丝绸集市，苏州由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即使到了清同治、光绪年间，虽遭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兵燹，苏州的丝绸手工业仍然有着较大的规模，织绸的木机总数有一万五千多台，从事丝绸业的人数达十万多人，年产真丝绸缎三十六万匹，值银约六百余万两。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时平江路口苑桥西的濂溪坊，则是“荐头店”林立。“荐头店”相当于现在的“职业介绍所”，因为平江路周边大都是那些几台多至几十台织机的丝作，接到活也是时多时少，所以每天早晨就会有许多手上没活的丝织工人到“荐头店”来，坐在门口的塞板门板上等待丝作老板来点工。

    山塘街: 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名单。始建于唐代宝历年间，公元825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着手开凿。它东起阊门渡僧桥附近，西至虎丘望山桥，长约7里，故俗称“七里山塘到虎丘”。还有一个说法是“七狸山塘”：相传早年虎丘山就是一头镇守的老虎。一天，狮子来到虎丘挑战。老虎请来七只狸猫帮忙，它们一起合力打跑了狮子并把它赶到城西，这就有了“狮子回头望虎丘”一说。为了防止狮子再次来袭 ，老虎请这七只狸猫镇守在山塘街每一里路的桥头。因此“七里山塘”又有“七狸山塘”之说。在苏州众多的街巷之中，山塘街被誉为“姑苏第一名街”。其原因：一是山塘街是一条有着1100多年历史的古街；二是它的格局具有最能代表苏州街巷的特点；三是它与许多名人、名事相关。

    山塘街全长3600米，至今仍保持着“水城古街”、“一街一河”的原本格局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传统风貌，充分体现了历史风貌的完整性；街区文物古迹荟萃，有国家、省、市级文保单位11处，市级控保建筑16处，古牌坊9处，其他古迹40余处。这里传统民居密集，枕河而居、邻里相望，并且仍保留着传统的生活习俗，充分体现了历史生活的延续性，被誉为“一条活着的千年古街”。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山塘街的散文，以“从柴米油盐走到风花雪月”来形容这条千年古街。这是因为直到30年前，山塘街依旧是半塘桥以东商贾林立，半塘桥以西渐入田园风光。而山塘街东部半条街与阊门周边，因京杭大运河流通的缘故而“五方商贾，辐辏云集”。倘若绘制一幅明清时期苏州会馆公所分布图，那么，就不难发现：那些清康熙年之前所建的早期会馆，大都在山塘、阊门一带。有稽可查的明清时期苏州会馆59所，山塘街就有13所，阊门及山塘周边还有17所，超过了全城的半数！那另外的20多所，大都是到了清乾隆年后才建的。而后来兴盛起来的近200处公所，则逐步向这所古城的各处散布蔓延了。可以说，阊门、山塘一带，留下了明清时期“新苏州人”最早的足迹。

    3、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中苏州的11个点段。

    说了这两条“线”，我必须再补充一下：今年6月22日下午，在卡塔尔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中国大运河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苏州作为运河重要节点城市，也成为唯一一座把整个古城打包申遗的城市。

    根据最终申遗文本，苏州共有4条运河故道和7个点段列入中国大运河申遗项目，苏州也因此成为运河沿线31个城市中唯一以“古城概念”进行申遗的城市，也由此苏州古城梦圆申遗。

    苏州城运河故道有4条，分别从山塘河、上塘河、胥江流入环古城河西南段。

    7个点段是虎丘云岩寺塔、山塘历史街区、盘门、平江历史街区、全晋会馆、宝带桥、吴江运河古纤道等。前面已经讲了山塘街和平江路，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另5个节点，重点说一说虎丘云岩寺塔。

    虎丘云岩寺塔：据文献记载，南朝陈时已有塔，隋仁寿元年（601年）又曾在山上建塔。1957年修塔时发现文物证明，今塔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至北宋建隆二年（961）间。现第七层为崇祯十一年（1638）前后改建。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至清咸丰十年（1860），曾七次遭兵火等破坏。对于云岩寺塔，我曾写过一篇《别样虎丘》的散文，其中对虎丘的别样理解，今天与各位分享：

    1992年，我去日本文化交流。我们苏州博物馆文物巡展在东京都江东文化会馆展出时接待了一位来自伊豆半岛热海市的ＭＯＡ美术馆馆长吉冈先生。这个美术馆收藏有苏州虎丘十景的资料，所以他专程赶来东京观摩苏州文物。一起切磋了他展示的虎丘十景资料复印件，临别时，我请他来苏州实地看看虎丘十景。

    那年深秋，吉冈先生如约来到苏州，观摩了博物馆馆藏虎丘塔出土的越窑青瓷莲花碗等珍贵文物后，我们便去实地考察虎丘十景。在冷香阁坐定品茗休息，吉冈先生提了个很独特的问题：我到过中国的许多寺庙和名山，也见过一些佛塔。每到一处，我总会去发掘不同于别地的独特之处。这虎丘的独特之处该是什么呢？

    显然，这是个令人思索和感奋的话题。我说：若要以一种独特的眼光来看虎丘，那便是“山在寺中”和“塔在碗中”。中国许多寺庙与山的关系很密切，但都是“寺在山中”。唯虎丘不同，是“寺里藏山”。唐代诗人张籍就很形象地给这寺里藏山的虎丘赋予活生生的灵气：“老僧只恐山移去，日暮先教锁寺门。”刚才我们从苏州城一路而来，始终是只见塔影不见山迹。进头山门、过海涌桥、出了断梁殿，眼前才有豁然开朗之感，发现脚下竟是登山之路了。

    这“塔在碗中”么，就不象“山在寺中”那么直观。虎丘塔是世界闻名的斜塔，它应该名云岩寺塔。现存的虎丘塔建于后周乾祐八年至宋建隆二年（公元959——961年）。塔系七级八面，内外两层枋柱半拱，砖身木檐，是10世纪长江流域砖塔的代表作，其风格与同一时期建的杭州雷峰塔相似，两塔被誉为“江南二古塔”。由于宋代到清末曾遭到多次火灾，故顶部的木檐均遭毁坏，现塔身高47.5米。由于地基原因，自明代（公元1368——1644年）起，虎丘塔就向东北倾斜，塔顶中心偏离底层中心2.34米，斜度为2.48度，被称为“中国的比萨斜塔”。其实，比萨斜塔有几点是远不如虎丘塔的，更应该把比萨塔称为“意大利的虎丘斜塔”：它比虎丘塔晚建了二百多年；它1400吨重的塔体，还不足虎丘塔5910吨塔体的四分之一；现在，比萨斜塔被数根巨大的钢绳捆梆才拽住歪斜的身影，而我们已经成功地把这么个巨大的斜塔放进了一只“大碗”之中。虎丘塔是双筒八面体，平面结构与其它不少的塔不同：西安的大雁塔只有双墩，西安的小雁塔和苏州的瑞光塔也只是四墩加塔心，而虎丘塔则是八外墩、四内墩，形成双筒。它能够承受千年沧桑斜而不倒，这双筒体构造可谓功不可没。所以，我们就考虑：抢救这样一座斜塔，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它结构紧密、整体连接好的特点呢？于是，我们就逐墩把原有塔基碎裂疏松的砖墩掏出，灌注钢筋混凝土结构，联结围合。如此加固的塔基，就如把整个倾斜的虎丘塔塔身“坐”在了一个偌大的“碗”中。吉冈先生问我：这么一项伟大的工程，你们用了多少年时间？我说：三年筹备、五年施工，1986年竣工。步出虎丘头山门，我请吉冈先生也谈谈他对虎丘的独到见解。他说：在我们日语中，中国的虎丘（こきゅぅ）、故宫（こきゅぅ）和杭州（こぅしゅぅ），发音相同或相近。而对这三处，我是最喜欢虎丘的。这倒不只是因为我们MOA美术馆收藏了虎丘的资料，而是这三处各有特点。故宫是人文的，杭州西湖是自然的，而这虎丘，人文和自然兼而有之。

    盘门：位于苏州古城西南隅，为吴都八门之一。现存城门为元至正十一年（1351）修筑，瓮城为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增建。是唯一保留水陆城门的苏州古城门。

    全晋会馆：位于平江路中张家巷。清乾隆三十年（1765）旅苏晋商集资创建，原在阊门外山塘街半塘桥畔，咸丰十年（1860）毁于兵焚。光绪五年（1879）至民国初建新馆于此。馆内戏台，两层，底层为仪门及两廊，楼层由北向伸出式戏台、横列五开间后台和左右各纵联五间的厢楼组合而成。台顶穹窿状藻井直径约3米，高2米余，由632片木雕构建榫卯组成旋转放射纹饰，金碧辉煌，绚丽多彩，且有聚音作用。此台为苏州现存古典舞台中最精美者。

    宝带桥：位于苏州古城南三公里大运河与澹台湖贯通口上。地处苏州至杭嘉湖地区要隘。据记载唐代沿大运河所筑纤道中断于澹台湖，而此处水急波高，不利舟楫，致使粮船滞集。元和十一年至十四年（816-819），苏州刺史王仲舒献束身宝带，募集资金，规划动工建筑长桥。不取“垂虹架空”之石拱型，而设计为“宝带卧波”之长堤型，为使湖水通畅，采用多孔、狭墩结构。宝带桥是一座纤道桥，其早期的用料、形制、规模都已实考。宋、元曾多次失修坍塌，现桥形式为明正统十一年所修，“洞其下凡五十有三，而高其中之三，以通巨舰”。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江苏巡抚林则徐曾主持修治。但清同治二年（1863）英国洋枪队头目戈登为乘汽船过桥镇压太平军，竟下令拆去桥中大孔，致使南面26孔连续倒塌。同治十一年（1872年）修复。抗战初期，日军又炸毁南端6孔，直至1956年才得以修复。现桥宽4.10米，全长317米，桥下53孔联缀，孔径总长249.80米。与赵州安济桥、北京卢沟桥、泉州洛阳桥等（还有一说是潮州湘子桥）并列为中国四大古桥。

    吴江古纤道：大运河江南段400公里长的河道现在保存下来的吴江以南这段3米多宽的古纤道，是既作纤道又作驿道的元朝遗存，也是与运河构成水陆并用的交通要道。运河古纤道始建于唐朝，北宋时期进行过修治。元朝至正六年用巨石重筑，所以被称为“至正石塘”；又因总长九里，被称为“九里石塘”。后来这一纤道多次修葺，但现存的1800米巨型青石驳岸仍为元代遗存，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吴江运河纤道上曾有多座纤桥，现在还保存着两座。一座叫“三山桥”，另一座叫“南七星桥”，都是梁式桥，都用花岗岩砌筑。

    （三）、苏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独具特色的民间宝藏和馆藏文物

    苏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强体系性体现之三，是丰富的文物收藏。

    1、苏州历史上民间藏宝十分丰富。比如过云楼的古籍和文物书画。“过云楼”是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位于苏州市铁瓶巷，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曾经的“过云楼”已经消失在宽阔的干将西路上，它的大厅与天井在20年前开拓干将路时已在世人的视野中永远离去。过云楼藏书始于家居苏州铁瓶巷、任职浙江宁绍道台的顾文彬。他精通书画文物，又有财富积淀，早年就积累了颇多收藏。清同治年间，他支持儿子顾承建造了过云楼。“过云楼”其名，就取“书画于人，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之意。经过顾氏六代人150年的传承，其收藏书画上千幅，集藏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明清佳刻、碑帖印谱800余种。2012年6月4日晚，江苏凤凰集团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2.16亿元竞得过云楼藏书。2012年6月11日，北京大学决定行使优先购买权，并从社会捐赠募集收购过云楼。2012年6月20最终由国家文物局批准，过云楼回归江苏，和南京博物馆的其余四分之三的过云楼团聚。

    现在的怡园，就是过云楼的一部分。太平天国期间，顾文彬把苏州铁瓶巷房屋向东开拓住宅，改造为“过云楼”。因购买湖石较多，就嘱子顾承购以尚书巷废地，垒石为山，坎地为池，渐拓渐变，最后添造亭台，广搜树石，扩展为怡园。其成园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顾笃璜先生记得：在祖父顾麟士那一代掌管时，靠着护龙大街的园子是对外开放的，唯一的要求是进去之前必须先递上一张名片。印象中，在园子的后部有座狐仙堂，孩子们到了晚上都不大敢过去了。实际上这是祖父故意设置的，当时进园的不少男女，留恋园景，卿卿我我，假山后，亭子里，有违公共场合的规矩。祖父就想了这招，还编了一个关于狐仙的故事传播，并设置狐仙堂，用来吓唬那些不大守规矩的游园男女，倒也确有些效果。

    又比如平江路“贵潘”家收藏的大克鼎（西周孝王时期的青铜器。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 ，口径：75.6厘米）与大盂鼎（西周周康王时期。高108厘米，口径78.3厘米，重153.3公斤。）两件国宝，乃鼎中之魁，堪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媲美，当年就有此三件重器为“天下三宝”之称。而苏州潘家曾为“天下三宝有其二”。清代状元潘世恩八十二高龄时，得到御赐圆明园宅第的恩赏。其子潘曾莹将南石子街旧居仿照京城御赐宅第格式，进行了改建。后来，此处为潘世恩孙辈、探花潘祖荫宅第。这两件国宝和数百件珍贵文物，就曾在这处宅第里，经历过兵荒马乱，尤其是抗战时期躲过了日本侵略者多次搜掠。潘家的这两件宝物的实际守护、掌管和解放后的捐赠者是潘达于，为潘祖荫的孙媳。她于1951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大盂鼎和大克鼎（大盂鼎于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其后，又在1956年、1957年、1959年3次向上海博物馆和江苏博物院即现在的南京博物院捐赠文物、书画600多件，其中有明代画家沈周、文徵明师生的真迹卷轴等。

    2、苏州博物馆以“两塔文物”和“吴门画派”藏画为馆藏之最。

    ⑴、真珠舍利宝幢。1978年4月，几名小学生上瑞光塔掏麻雀时在第三层天宫中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物：真珠舍利宝幢（包括内外木函）、金书《妙法莲华经》一部七卷、木刻《妙法莲华经》一部七卷（卷六被毁）等。

    真珠舍利宝幢被存放在两重木函之中。黑色外木函正面有两排白漆楷书“瑞光院第三层塔内真珠舍利宝幢”；内木函用银杏木制成，为五节正方形套叠式，外壁彩绘四天王像，有唐代画圣吴道子遗风。宝幢通高122.6米，主体由楠木构成，分须弥座、佛宫、塔刹三部分。须弥座呈八角形，托起须弥海，海面升起八朵描金木雕祥云，分别站立四天王和四天女。一条满身缀珠如银鳞的九头龙盘绕海涌柱。海上矗立须弥山，佛宫在须弥山顶端，宫外有八大护法天神。宫中为碧地金书八角经幢，分别以真、草、隶、篆书阴刻填金七佛之名及梵语“南无摩诃般若波罗密”，意即“大智慧可达彼岸乐土”。经幢中空，内置两张雕版印《大隋求陀罗尼咒经》和一只浅清色葫芦形小瓷瓶，瓶内供奉9粒舍利子。幢顶置有金银雕缠枝纹佛龛，一尊通体描金的木雕佛祖像趺坐其间。殿顶又设漆龛，内盛金质宝瓶。其上罩八角形金银丝串珠华盖，分别有鎏金银丝编小龙八条为脊。刹顶是一颗大水晶球，寓意“佛光普照”。真珠舍利宝幢，构思独特，造型优美，工艺精巧。综合了当时檀香木雕、描金、玉雕、穿珠、金银丝编织、金银皮雕刻、水晶雕、漆雕与彩绘等多种工艺。整个宝幢光珍珠就用了三万多颗，还有水晶、玛瑙、琥珀和檀香木等，凝聚了许多能工巧匠的智慧与心血，是一件稀有而珍贵的宗教艺术品。

    ⑵、越窑青瓷莲花碗。1956至1957年，市文管会实施对虎丘云岩寺塔保护维修工程，采取铁箍喷浆的方法进行修整。1957年5月5日，在塔内第三层中间清理至70公分处发现木板盖下有一个四方窟（65公分见方、深73公分），壁上污土红色。在窟中，发现了石函、铁函、铁铸金涂塔和越窑青瓷莲花碗等一批文物。莲花碗通高13.5公分，口径13.8公分，下承以托，亦作大瓣莲花图案，胎质细腻致密，颗粒均匀纯净，托心平整，正中镂有 一小圆孔直通器底，孔边刻“项记”窑工（作者）二字，应是制作者所姓。此碗釉色明润，光泽如玉，可称为一件越窑青瓷中的代表作、“秘色瓷”中的稀有珍品。

    ⑶、吴门画派书画。明吴门四大家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书画作品。

    唐寅《灌木丛筱图》，绢本，墨笔。唐寅：1470—1524，明代杰出画家，字子畏，号伯虎，又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长洲人。与沈周、文征明、仇英齐名，称“明四家”。画初师周臣，后师法沈周。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工。尤精山水、仕女，格韵沉郁，风骨奇峭，能自出新意。

    沈周《西竹堂寺图》，纸本，墨画，淡彩。沈周：1424—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年号白石翁。沈氏为苏州名门。与唐寅、文徵明、仇英称“明四家”，为吴门画派领袖。此画落款“时成化乙未冬日，沈周”，为成化十一年（1475年）作。

    文徵明《五月江深图》，纸本，墨画。文徵明：1470—1559，字徵仲，号衡山，故名衡山居士，长洲人，出身仕宦，与吴中名士祝允明、唐寅、徐祯卿交游，称为“吴中四才子”。此画嘉靖丙申年即1536年作，时年文徵明六十七岁。此卷原由苏州博物馆原副馆长顾公硕收藏，于1961年12月10日捐赠给了苏州博物馆。

    祝允明《乐志论草书轴》，纵111.2厘米 横29.3厘米。释文：“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祝允明：（1460—1527）字希哲，号枝山，因右手有六指，自号“枝指生”，又署枝山老樵、枝指山人等。长洲人。家学渊源，能诗文，工书法，特别是其狂草颇受世人赞誉，流传有“唐伯虎的画，祝枝山的字”之说。祝枝山的书法都是传世墨迹的精品。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齐名，明历称其为“吴中四才子”之一。由于与唐寅遭际与共，情性相投，民间流传着两人的种种趣事。

    二、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强典型性

    现在，我们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维度，来解读苏州的历史文化。苏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厚，仅举一个例子来看：目前苏州所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6项，居全国各类城市之首。

    截止2014年6月，苏州市拥有的6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作是：昆曲（2001年）、古琴艺术（2003年）、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中的缂丝、和宋锦（2009年）、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中的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2009年）、端午节中的苏州端午习俗（2009年）。

    与此同时，我还可以给出这样一些数据：截止2014年6月，苏州市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9项，在全国名列前茅；拥有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79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9项，各市、区的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98项。

    目前苏州市还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9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95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34人，所属各市、区也认定了各自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34人。

    下面，我与各位来分享一张表格。这张表格所展示的，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个大类中，苏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情况。我想用这种方式，同时让在座各位了解一下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并从中了解到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类别优势。

    民间文学：吴歌

    传统音乐：古琴艺术、玄妙观道教音乐、江南丝竹

    传统舞蹈：滚灯

    传统戏剧：昆曲、苏剧、滑稽戏

    曲艺：苏州评弹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江南船拳

    传统美术：苏绣、桃花坞木版年画、光福核雕、玉雕、苏州灯彩、苏州泥塑、苏派盆景技艺

    传统技艺：苏州御窑金砖制作技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剧装戏剧制作技艺、制扇技艺、宋锦织造技艺、明式家具制作技艺、苏州缂丝织造技艺、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制作技艺、碧螺春绿茶制作技艺、苏州书画装裱修复技艺

    传统医药：雷允上六神丸制作技艺

    民俗：苏州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端午习俗

    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我们说了苏州市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9项，而这张表格中有31个项目。这是因为有两个大类苏州市没有国家级项目，我分别以绿色和蓝色以示区分。一个是传统舞蹈类，这似乎给人感觉我们的老祖宗能歌不善舞，我放了省级项目滚灯；还有一个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我们甚至连省级项目都没有，现在我们苏州选手在奥运会上已经拿到7、8枚金牌了，但我们的老祖宗似乎在这方面不咋的，我只能在这里放个市级项目江南船拳了。

    还有一个在分类上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平时说惯了“戏曲”，但在非遗分类上传统戏剧与曲艺是两个不同的类别；我们平时也说惯了工艺美术，但在非遗分类上也是有“传统美术”与“传统技艺”之分的。简单地说：戏剧是以表演艺术为中心的文学、音乐、舞蹈的综合，剧中每个人物角色都是以第一人称出现，而且随着情节的展开和戏剧冲突的发展每个角色都是直观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戏剧是完整的舞台剧，有舞美布置也有乐队伴奏。曲艺则是富有地方特色的说唱艺术，一般以坐唱为主，而且演员以第三人称叙述为主，可以“起角色”的形式一人承担多个身份。至于“传统美术”与“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主要从审美角度来考虑，是造型的艺术和形态，还包含了艺术的内涵和文化的形态，包括绘画、雕塑和工艺等；传统技艺主要强调手工技艺，是造物的技艺手段和制作方法，包括烧造、织染、金属工艺和髹漆等。

    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较强典型性，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一）、苏州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全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之丰厚，可以喻作只要信手拈来，就可能是全国之“最”，或在世界都有深远影响。而且不是一项两项，而是一批。这一点，其他城市或地区对苏州都是“望其项背”的。

    例一，比如昆曲。昆曲与古希腊悲喜剧和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而且是其中至今唯一保留舞台演出的艺术，是中国的“百戏之祖”。

    例二，比如吴歌。我举苏州的三处代表性吴歌：

    河阳山歌，上世纪80年代从张家港凤凰镇一位叫张元元的老歌手口中，发掘出了一首五句十字的《斫竹歌》：“斫竹、削竹，弹石、飞土，逐肉”。这两字句的《斫竹歌》描绘了我们祖先狩猎的过程，有学者认为它是“是传世古谣歌《弹歌》的原型，其产生年代应早于春秋时期《诗经》所收录的民歌”。经考证，《斫竹歌》距今3000年至5000年以上，这个年代要早于我们熟读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四字句《诗经》。1998年7月1日，中国文联周巍峙主席与14位专家学者到张家港考察河阳山歌，听了张元元唱的《斫竹歌》后，大家非常激动，认为这是中国民间歌谣中珍稀的活化石：“改写了中国的诗歌史与中国的音乐史”。

    芦墟山歌，则是1978年在老歌手陆阿妹口中对《五姑娘》的发掘，被认为打破了“汉族没有长篇民间叙事诗”的说法。《五姑娘》流传于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和上海青浦一带。之前采集到的《五姑娘》主要是花名山歌，都是中短篇叙事山歌。这次发现的长篇叙事诗《五姑娘》全长2900多行，所述故事发生在分湖北岸三白荡边的方家浜杨家墙门。著名文艺评论家、美学家王朝闻专程赴芦墟实地考察，认为《五姑娘》堪与彝族《阿诗玛》媲美，并作了“卓越的发现，伟大的诗篇”的题词。而彝族《阿诗玛》只有1600行，比《五姑娘》要短很多。值得提出的是，随着长篇叙事诗《五姑娘》被发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发掘整理了《赵圣关》、《沈七哥》等多部长篇叙事吴歌。

    白茆山歌，则是内容丰富、群众基础极好。明代冯梦龙所编《山歌》10卷，就收录有白茆山歌。所流传山歌，内容丰富多彩，主要分劳动、古人名、地名、物名、节令、私情、摇船、长工、仪式、佛偈、叙事、儿歌等种类。而且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白茆山歌还有歌会的形式，各村男女集中到白茆河两边来对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照片，就是上世纪60年代在白茆河边拍的，画面上几十条农船几百个来自各大队生产队的农民正在对歌。

    所以，我把苏州的三个代表性吴歌都用两个字来概括：河阳山歌，历史；芦墟山歌，经典；白茆山歌，大众。

    例三，北京故宫。如果我们到北京故宫走一遭，就处处都能体验到苏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元素，体验到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一是故宫建筑是由明代苏州“香山帮”建筑工匠群体用苏州香山帮传统营造技艺建造的。这个香山帮建筑工匠群体以木匠领衔，集木匠、泥水匠、漆匠、堆灰匠、雕塑匠、叠山匠和彩绘匠等古典建筑中全部工种于一体。这个群体的匠师蒯祥主持了明皇宫三大殿、天安门和王府六部衙署的营造，发明了活络门槛“金刚腿”。尤其具有标志意义的是，他是承天门（即现在的天安门）的设计者，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北京天安门，当年是我们苏州人设计的。蒯祥因此也被宪宗皇帝尊称为“蒯鲁班”，并官至工部左侍郎（即现在的建设部副部长）。

    二是故宫的地上所铺苏州出产的御窑金砖。御窑位于苏州陆墓镇御窑村。千百年来，这里的村民一直以烧窑为业，有着烧制砖瓦的传统工艺。 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兴土木建造紫禁城。经苏州香山邦工匠的推荐，特派官员到苏州陆墓监制金砖。据明代在苏州主持制砖的工部郎中张问之所撰《造砖图说》记载：“自明代永乐始造砖于苏州，责其役于长洲窑户六十三家。砖长二尺二寸，径一尺七寸。其土必取城东北陆墓所产。”由于这里土质优良，做工精细、烧制有方、工艺独特，所产金砖细腻坚硬，“敲之有声，断之无孔”，遂被永乐皇帝赐封为“御窑”。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就铺设着御窑金砖。

    三是故宫收藏的书画中有不少的装裱是采用的苏裱技艺。前面已经介绍过，苏裱继承了宋代裱褙的优良传统，在明嘉靖、万历年间的盛期，有“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的佳评。因此明清宫殿中也不乏“吴装”所装裱的书画作品。

    四是故宫内的服饰中，从皇帝龙袍到各皇室服饰，又都与苏绣、缂丝、宋锦等苏州传统技艺有关。

    五是故宫御膳中来自苏州的菜肴。说了衣、住、赏，就不能不说到因此而引申出来的从苏州带到故宫去的美味佳肴。特别是清代乾隆年间，御膳中都有来自苏州的织造官府菜。明、清时期，在苏州、杭州和江宁设局织造宫廷所需的丝织品。现在我们都知道清代苏州织造署在带城桥下塘，现在的十中西花园就是织造署后花园。但专供皇室丝织品的苏州织造局是明代起就设的，由提督负责织造，太监主管，到了清代才再另建到带城桥下塘的。清代织造署建到带城桥下塘后，明代织造局遂称北局，现在北局东北的太监弄，就是明代织造局太监们的聚居地。我发现：北局，这个以前苏州路人皆知的地方，现在竟已被苏州年轻人所迷失了！

    从故宫的衣食住赏中的苏州元素，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清时期的“苏州制造”就已经是如此辉煌！

    （二）、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类具有显著优势。

    苏州的传统美术、技艺历史悠久，涉及生产实践和生活需要的各个领域。全国工艺美术11大类中（分为青铜、陶瓷、织绣、漆器、玉器、珐琅、金银制品、雕塑和玻璃器皿等各类工艺品），苏州就拥有10大类共3000多个品种。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在苏州的29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类项目就有18个。在已公布的六批159个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中，传统美术、技艺的项目占了约一半。

    我国著名作家、民间文艺家冯骥才先生曾对苏州的传统工艺有过这样的评价：“这么来形容苏州吧，我用两个字，不过你得加个引号，那就是我觉得苏州是传统工艺的‘首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苏州这个城市的文化太精细了。以前宫廷里的工艺有一半是苏州人做的。有统计说，苏州有3000多种工艺，那么如此说来，极少几种工艺苏州没有。再加上，这个城市的人的本身就比较有文化情怀，人的心灵也非常细致。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苏州这个城市是由苏州人绣出来的。”这后面还有冯骥才先生总结性的一句话，我们把他放在了这次“全球创意城市——民间手工艺之都”申报片的结尾，请大家一起看一下：“如果我们把全国的工艺美术集合起来找个地方安家，那么苏州是最合适不过了，天时地理人和全都有。”我们讲座开始时放的，是这个申报片的开头部分，这段话是这个申报片的结尾，总结性的提出“苏州是中国工艺美术的家”。今年我们国内同时申报“全球创意城市——民间手工艺之都”这一主题的城市有2个，还有一个是景德镇。大家知道：景德镇是国内外著名的瓷都。他的申报口号，也很有影响力的，叫“中国从这里起步”，用了英语中“中国”与“瓷器”的谐音：China  started  from  here”，而我们苏州则提出了“中国工艺美术的家”：Arts  and  crafts  China’s  home。

    （三）、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态链特色明显，并具有同类集聚分布的特点。

    历史上，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态链的典型范例，就是昆曲与明清时期苏州传统工艺美术的关系。发源于苏州而有着“百戏之祖”之称的昆曲，已有600年历史。对昆曲600年历程，我们大致可用200年发展、200年鼎盛和200年衰落来形容。在昆曲发展、繁荣的明清时期，它曾带来了苏州剧装戏具、苏绣、缂丝、织锦和民族乐器制作等行业的兴盛与发展，并形成了生态链效应。而且在题材等辐射上，还影响到了桃花坞木刻年画、建筑营造技艺（砖雕门楼、木雕门窗等内容）等技艺行业。

    苏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不同区域集聚分布特色明显，各个项目之间联系紧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项目生态链。苏州西部沿太湖的吴中区、高新区等区域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资源集聚，尤其高新区的东渚、通安、镇湖三镇是缂丝、苏绣、玉雕、木雕、仿古铜器等传统工艺美术技艺聚集地；苏州城东阳澄湖、金鸡湖等周边湖荡地区民俗、民间文学遗存集中丰富，如工业园区的胜浦、昆山市的张浦和吴中区的甪直等地的水乡妇女服饰等民俗、宣卷等传统曲艺以及吴歌等民间文学保存相对完整；苏州南部与浙江毗邻的吴江从四千多年前就开始了养蚕、缫丝的原始生产，传统蚕桑丝织文化（包括习俗、技艺等）积淀深厚，如小满戏、蚕桑丝绸生产习俗等；苏州东北部沿江的传统舞蹈音乐特色鲜明，如常熟辛庄的十番音乐、虞山古琴、浒浦花鼓，昆山的跳板茶和段龙舞，太仓的江南丝竹和滚灯等。

    三、苏州人文荟萃具有较强代表性

    苏州历史文化的第三个解读维度，是人文荟萃。无论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离不开人的生产生活，离不开人的创造发展。

    苏州不像有些地方，为了要“请”一个历史文化名人过去，得干“先造谣再造庙”的勾当。苏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很多，在历史进程中，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等诸领域，或在全国范围有贡献有影响或对苏州历史发展发挥了较大作用。对于苏州历史名人，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客观评价，缅怀以往，激励当今。我主要从苏州名人馆的角度，来谈一谈苏州的人文荟萃。在苏州名人馆筹备工作中，我承担了内容设计项目的总协调工作。我分别重点简要介绍一下苏州名人馆筹备中对苏州名人、状元、宰相和院士的入列安排。当然，对状元、宰相和院士的入列，相对来说可以尊重客观实际；对名人的入列，则要考虑诸多因素。

    （一）、苏州名人

    苏州名人馆对于历史名人的基本入选标准是：

    1、在历史评价上，总体把握该人物在相关历史时期及有关领域内，历史公认品行尚正，利国利民，富于进取精神。

    2、在知名程度上，总体把握该人物在相关历史时期及有关方面或领域内，是否代表性较强、贡献较大、开创性较突出，影响面较广。

    苏州名人馆对历史人物相关问题的处理原则：

    1、人物分布：总体把握各个历史时期、苏州现辖行政区域及有关领域内各类代表人物的分布情况，以苏州籍人物为主，兼及外籍流寓或仕宦苏州及长期定居者。

    2、源脉传承：各时期、个各领域内名门望族及各学派、门派杰出人物的传承、发展情况。

    通俗地说，我们在综合评估入列名人馆的历史人物时，有这么两句话：一类是生于苏州，一生中其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某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或者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另一类是虽非生于苏州，但在苏州历史上某一领域成就占有一席之地或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在入列人物的历史时段上，从先秦到新中国，分作各个时段，必须为已故者。对新中国时段，截止20世纪末前已故的。但经多方论证，最后破例列入了2位本世纪初已故者。一位是2005年去世的陆文夫，这位饮誉中国文坛的作家，把当代苏州文化引领到一个“高峰”；另一位是2008年去世的“百岁老人”（103岁）谢孝思，谢老虽不是苏州人，但他在苏州62年，是公认的苏州园林文化保护功臣。

    苏州名人馆筹备中，最初的计划是在名人厅入列100人。后来放到200人，还是觉得不够，苏州名人实在太多了。后来又放到250人，我们开玩笑说是“即使是2500年建城史，10年出一位名人也应该”。最后的名人厅，共收入了苏州现辖行政区域的历代名人260人。

    在260 位历史名人中，苏州名人馆还是列出了10位（组）“苏州古代重要名人”：1.泰伯、仲雍（先秦）、2.伍员（先秦）、3.范仲淹（北宋）、4.况钟（明）、5.蒯祥（明）、6.唐寅（明）、7.魏良辅（明）、8.冯梦龙（明）、9.顾炎武（清）、10.叶桂（清）。

    （二）、苏州状元与宰相

    中国分科取士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始创于隋大业元年（605），终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考试共分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殿试第一甲第一名进士称为状元。状元之路如行蜀道，据苏州名人馆的记载，历代可考姓名的文状元654名、武状元185名。苏州现辖行政区域共出文状元43名、武状元4名，全国称冠。

    苏州状元文化现象分析：

    1、这47名状元是被苏州名人馆确认后收入的，这之外还有12人未收入。其中：有清代的王敬铭和秦大成2人，先后是康熙时苏州府嘉定县和乾隆时太仓直隶州嘉定县的，故未收入；还有10人为缺乏史料确证，比如唐代的杨凭和杨凝都是安史之乱从河南灵宝避居苏州的，南宋的厉仲祥和林（山票）2位武状元，则是寄居苏州的。

    2、武状元半数不是苏州籍。历史上苏州的4名武状元，南宋3名、清代1名，南宋中有2名分别是祖籍苏北泗洪和福建的。

    3、唐代的5名状元都来自归氏家族。归仁绍、归仁泽（仁绍弟）、归黯（仁泽子）、归脩（仁绍子）、归系（仁绍子）。

    4、清代第一位连中“三元”（解元

    苏州历代宰相有62人。

    中国封建社会以对君主负责总揽政务的官员为宰相。宰是主持，相是辅佐之意。但历代所用官名，与职权广狭程度，各有不同。如北宋初赵匡胤实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参知政事”分别为首相和副相；明朝初沿用元朝制度，中枢机构设左、右丞相为宰相，以平章政事为次相；清太宗时，设立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和内弘文院，“三院”各以大学士（满汉各一名）为其长官，系清朝宰相的前身；清朝顺治时，仿照明制，将“三院”改称内阁，设置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正副长官。从战国秦统一六国，至清代，逾2000年来历代宰相共1551人。苏州名人馆收入的苏州历代宰相62人。（这自然包括了正副宰相）

    苏州的宰相中有6位是状元出身：明代的顾鼎臣（1473—1540），力主建昆山城池，使得抗倭无恙；申时行（1535—1614）；文震孟（1574—1636），文徵明曾孙。清代的潘世恩（1770—1854）；翁同龢（1830—1904）；陆润庠（1841—1915）。而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是以进士迈入仕途，也曾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

    （三）、苏州的两院院士

    苏州名人馆院士厅共收入两院院士110人（开馆时为108人）。

    其中：身兼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4人；中国科学院院士72人（外籍院士3人—吴健雄：、李政道、朱棣文）；中国工程院院士34人（外籍院士2人—贝聿铭：建筑、施敏：微电子科学技术）。

    为什么院士厅在开馆后会增加2人？因为院士厅在苏州名人馆中与其他厅不同，其所列院士不少都还健在，他们是否归宗苏州自己还有发言权和选择权。苏州名人馆于2012年4月10日开馆后，经家属提议，馆方考证，并与其本人联系确认，于5月23日又增添了张祖勋、潘镜芙2位院士。这首先是由他们在苏亲戚提出来的，市名人馆很快将张祖勋、潘镜芙亲属提供的相关材料转达给了专家组。专家组研究后，又与两位院士本人直接进行了联系，确认虽然两位院士未出生在苏州，但与苏州关系密切。张祖勋1937年出生于无锡，1940随父母迁居苏州，1955年于苏州市一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同济大学，现为我国航空航天影像测图专家。潘镜芙1930年出生于湖州南浔，1942年随父母迁居苏州，1947年于苏州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现为我国导弹驱逐舰设计师。更为重要的是，两位院士都认为自己是苏州人。用张祖勋院士的话说“我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苏州人”。因此，将两位院士收录到市名人馆院士厅中，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