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推进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

　　基层社区作为社会的根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推动实现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前，基层社区治理取得重要成就，在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参与主体更加丰富，治理手段更加多元，治理体系更加健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深化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持续推进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意义重大。

　　高质量党建构筑基层治理共同体

　　陈蓉蓉 陈伟东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高质量党建贯穿、保障、引领基层治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夯实基层治理。还要着眼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要求，促进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满意度，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引领力，促成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更有序的基层治理、更深入的治理参与以及更丰富的精神文化，实现高质量党建构筑基层治理共同体。

　　建立区域治理协调机制，实现基层统筹治理格局。构建协调机制，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强化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成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第一，建立纵向联动机制，设置组织链条关系。一是设立市县协调机构。创新组织领导机制，构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负责党对全局的整体设计、统筹指导、资源整合、重点突破、督促落实等，构建沉底到边组织体系，变条块分治为网格集成。二是建立区街社区协调机构。发挥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统揽全局的作用，区、街道、社区分别建立协调委员会，注重“统筹”“融合”“协调”。三是建立城市综合管理机构。发挥党建统领作用摆在首要位置，提升综合治理水平。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组织的工作认同、干部认同、组织认同和思想认同，凝聚党员群众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

　　第二，建立横向链接机制，促成共融发展格局。一是跨界合作机制，提升综合治理效能。构建一体发展的跨界合作新机制、新格局，从“简单粗放”到“精准精细”，思想认同上凝聚共识，运行机制上凝聚共识，情感融合上凝聚共识，打造“互通共融”跨界治理新模式。二是发挥统筹功能，增强协作治理能力。着力强化区县统筹协调功能，推动社区党组织把业委会、物业企业党组织纳入网格党建范畴；创新有机衔接、良性互动的联动服务机制，构建协同议事机制、协同处置机制、协同监督机制等，依托党建引领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凝聚共治强大力量。

　　强化党组织体系建设，优化基层组织体系布局。推进基层党组织全覆盖，发挥党组织区域统筹功能，着力解决实际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第一，完善纵向党组织体系，发挥组织全覆盖强大优势。一是健全纵向党组织设置，增强组织体系力量。科学构建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四级框架体系。积极探索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搭建沟通平台，强化上下联动，协调解决问题。二是强化基层党建，破解基层治理难点、堵点。在这一过程中把组织设置与网格划分相融合，织密一张“综合网”，把不同组织联系起来，把多方力量聚起来。三是创新党建形式，延伸基层党组织体系。探索创新建制性或“兼合式”基层党支部，将党的建设触角延伸到基层治理“神经末梢”；采用多类型党建，如单建、联建、区域共建等多种方式，灵活应对复杂基层难题，实现业委会、物业企业党的组织、机制有效覆盖。

　　第二，建立党建联合体，构建区域性党建。一是打造党建联合体。在各类党组织中成立党建联合体，统筹实行共同联动机制，形成以党建引领和保障基层治理，确保党建联合体不虚、不空、不偏，促成互联互动。二是构建区域党建。建立“党建跨区域联盟”，推动各领域党组织信息、设施、服务等资源融合，为党建资源有效整合搭建平台，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向纵深发展。积极构建系统机制，从封闭运行向开放运行转变，从个体零散向社会综合转变，逐步构建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基层治理格局。

　　推动党群服务提质增效，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坚持以人民需要为导向，实现由“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发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增强基层组织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能力。一是构建党建品牌体系。发挥党建品牌统领功能，促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品牌化，增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服务能力。二是打造综合服务阵地。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打造“零距离”服务阵地体系，最大化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打造综合性功能的党群服务站点，搭建党员广泛参与的“全方位”志愿服务体系，深化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三是服务项目化。从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着手，挖掘基层服务项目，凝聚基层公共需求，科学确定服务项目，采用项目化运行机制，实现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服务方式更加多元，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健全多维制度保障机制，构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制度体系。第一，健全多维制度保障机制，构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制度体系，提升党建引领治理水平。一是建立常态化培训制度。把党建队伍能力建设纳入日常培训体系，常态化开展专业化能力培训课程。二是强化党建工作考核。将基层党建工作作为综合考核重要内容，进一步优化量化指标，合理设置权重，突出差异化精准考核作用。三是深挖积分体系。制定社会治理积分细则，明确社会治理积分标准，激活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由“要我服务”到“我要服务”的转变。

　　第二，赋权增能治理主体性，激发多元参与基层治理动能。为此，需要凝聚共驻共建、互联互动共识，从“被动”到“主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全面提升区域治理综合效能。一是向街道赋权扩能。赋予街道社区重大决策建议权，有效探索赋予街道党工委规划参与权、综合管理权等，特别是对区直部门派出机构人员的人事考核权和征得同意权。二是制定权责清单。严格制定权责清单，明晰不同主体责任关系，做到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确保街道话语权。

　　发挥技术支撑作用，提高党建引领治理信息化质量。技术能够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需要坚持分类推进，变“粗放服务”为“精细服务”，破除各自为战，提升精细化、精准化治理水平。一是树立互联互动思维。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建立互联互动思维，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信息化平台之间需求和供给的匹配、对接功能。二是整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信息。科学应用信息技术，构建党建大数据综合决策体系，破解信息孤岛、信息壁垒等难题，集成打造党建综合大数据平台，打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同平台子系统的“任督二脉”，打造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综合系统。三是构建党建信息化平台体系。探索基层党建智能化运行系统，优化基层党建平台，创新设置党建地图、党建阵地等，以智能化技术促进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探索智慧党建“平台+应用”的框架设计，打造信息管理、业务交互、督办指挥、党群服务等不同系统，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信息化。

　　有效整合社会治理资源，提升城市基层党建引领效能。资源是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因素，要科学整合社会治理资源，优化社会治理资源体系。第一，挖掘内生资源，激活基层治理潜能。一是探索社会企业模式。积极改变以往资源匮乏格局，使“外部输血”变为“自我造血”，探索社区居民服务形式，创新成立社区服务产业公司。二是探索社区公益基金模式。社区公益基金汇聚更多治理资源，克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短板。社区设立公益基金，形成服务居民需求的“源头活水”，增强基层治理的内生力和生命力。三是探索社区公司发展模式。社区公司通过实行企业化运营，以资源开发、服务创收等多种形式，灵活运用各种手段，突出社区公司服务的公益属性，促使社区治理可持续发展。

　　第二，整合域外资源，增强基层治理效能。一是实施资源共建共享。注重顶层设计，系统推进资源共建共享过程，打破区域资源壁垒、资源隔离的状况；也要破除以往党建资源“横向闭合、对外排他”的弊端，把握资源整合关键内容，促使各领域党组织从“单打独斗”变为“共同奋斗”。二是打造资源汇聚机制。把散落的资源汇聚在一起，提升资源要素整合力；同时，整合汲取体制内外不同资源，强化政治资源，夯实行政资源，调动社会资源，引入市场资源，实现资源综合发展，夯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资源基础，形成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展局面。三是构建资源汲取机制。要提升社区工作者的资源汲取能力，包括资源的开发、转化、服务以及传递能力，从而达至资源的自我挖掘、自我转化，促进资源良性循环与高效利用。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多元要素提升社区韧性治理水平

　　杨阳 席军良

　　韧性是社区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或属性，贯穿社区治理的全周期，能够通过引导积累实现可持续提升。为降低重大突发事件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构建政府、社区组织、居民等治理主体协调合作机制，增强社区治理韧性。其中，治理理念科学、治理权责明晰、治理资源共享、治理文化认同共同构成提升社区韧性治理水平的关键要素。

　　社区韧性治理需要理念科学。居民的认知水平不仅关系到社区防疫路径的生成与优化，还会影响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治理效能的达成。在居民传统思想观念和思维定式根深蒂固的影响下，滋生出“疫情感染者有罪”等错误意识。这些错误意识与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相悖，长期浸润在社区地域文化之中，则不利于科学防疫理念的形成，并在潜移默化中演绎为社区防疫的困境之源。

　　在优化社区治理的策略体系中，应将韧性治理理念融入社区治理体系，以科学理念引领社区治理发展的新方向。用科学理念指引社区防疫行动，实现居民认知转换是构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韧性社区的必要条件。在常态化防疫形势下，社区防疫工作要求居民成员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推进社区治理向专业化、精准化、法治化、智能化方向迈进，进而全面提高社区治理效能。

　　社区韧性治理需要权责明晰。从纵向上看，社区具有行政和自治双重性质，社区常态化防疫过程中出现与其他社会力量合作少的情况。从横向上看，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等社区组织间的协同合作大多为非制度化的松散关系，不利于合作效能的提升。

　　由于社区治理中各治理主体所处地位不同，承担的权力和责任也存在差异性，因此，应注重建立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在增强主体权力的同时，也需相应扩展其职责范围。第一，明确基层党组织在社区防疫中的统筹协调作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运用社区韧性治理新理念，链接社区内外资源，解决防疫问题、回应居民需求。社区党委联系辖区单位运用电子技术对居民发出乘坐交通工具出行、居家、外出购物等方面的特别提醒，不断提高居民自我防控意识，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第二，明确社区组织各有侧重的权责范围，并围绕自身主体作用相互连接，在落实防疫措施过程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第三，不能将引领狭义地理解为党组织的控制和包办，而是在多元主体各自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之上进行领导和协调。综合运用政府、社会、社区自身三者力量的权责统一方式，建立各方面社区力量共同参与新冠疫情防控的多样化途径，避免权责模糊或交叉降低防疫效率，是常态化防控下社区韧性建设的方向指引。

　　社区韧性治理需要资源共享。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当前，社区在依托信息技术推进韧性治理进程中，由于没有建立统一的信息技术标准，各社区之间、社区各社会组织之间信息共享不畅以及资源重复投入等现象仍然存在，出现了效率不高、整合不力、进展不快的问题与困境。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影响着社区资源共享的力度。增强治理韧性，要促进社区资源共享。首先，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构建多级联动的社会组织培育体系。社区社会组织能够通过公益创投项目链接社会资本，回应居民对美好社区生活的需求。其次，要大力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志愿服务队伍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重点向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个性化志愿服务；应急防疫志愿者队伍每天会在微信群里发布最新防控指引，回复居民询问。常态化与非常态化下志愿服务者们共同守护家园，彰显社区的别样温暖。最后，要建设社工服务机构。围绕社区协商、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发挥专业优势开展社工服务，为社区服务提供专业力量。推动社区、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资源相互联动，形成社区治理新格局，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米”。

　　社区韧性治理需要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打造韧性社区的关键因素。广义上，社区文化是社区物质资源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居民的价值观、文化水平、道德修养，以及基于这些要素之上的邻里关系、社区归属感和信任感等。社区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优秀的社区文化有助于塑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并能够赋予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义，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与能力，推动构建社区韧性治理共同体。与之相反，消极的社区文化则不能使居民产生凝聚力，在新冠疫情期间，更容易引起居民的恐慌和焦虑，进而对社区产生不信任，导致社区防疫效能低下。

　　在创建韧性社区中，需要多元韧性主体相互作用，形成多元韧性主体参与的韧性社区治理格局，构建社区情感共同体。社区居民基于共同需要、共同利益、志愿服务等形成社区自组织，容易在其中达成共识。社区自组织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发挥社区居民的最大合力，积极配合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社区工作效率。社区组织通过多种多样的社区公共活动，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形成独具特色的社区文化共同体，实现社区韧性治理目标。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党组织一道，激活社区内部积淀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活力，增进社区文化韧性。进一步说，就是针对居民开展社区疫情防控教育，以培育居民应对疫情风险的理性认知；为居民提供参与社区防疫事务的平台，提升居民防疫意识，培育社区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同时，发挥社区志愿者、居民骨干力量优势，强化居民个体和社区整体应急韧性，增强社区凝聚力。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优化及实现机制研究”（22JY06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西部国情研究中心）

　　红色文化助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

　　张继军 曹雨露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其治理水平直接关系着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红色文化，是滋养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将其嵌入社区治理过程中，有利于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

　　红色文化有效嵌入社区治理的共识机制。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支柱。面对复杂的社区治理形势，将红色文化有效嵌入社区治理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是培养社区居民红色文化认同和凝聚社区共识的重要方式，是构建社区治理新格局的必然要求。

　　一是红色文化能够凝聚社区治理的思想共识。凝聚社区思想共识，促使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达成广泛认同。红色文化能够将社区居民分散多样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主流意识形态，组织和动员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治理，增强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整体性与协同性，强化社区内部凝聚力，为社区治理提供最大合力。

　　二是红色文化能够凝聚社区治理的政治认同。居民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认同是社区治理的价值导向。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能够在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以及挑战的社区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强化居民的正确价值判断，为居民的政治认同提供正确实践方向。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红色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传承与发展能够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向心力、凝聚力，提高社区居民的自律自治性。

　　红色文化有效嵌入社区治理的整合机制。红色文化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基于其包容性及共识性，能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整合不同要素，从而在协调社区成员的行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红色文化能够整合多元主体。红色文化嵌入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红色文化传承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要确保红色文化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之间的紧密结合，促使多元主体自觉运用红色理念，挖掘红色资源治理社区。同时，红色文化中蕴含的集体主义精神能够激发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促使居民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提升基层社区的可治理性。

　　二是红色文化能够整合制度优势。制度作为社区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工具，是社区居民行为规范的衡量标准，也是社区治理科学化、民主化建设的基石。红色文化中蕴含着居民对制度政策的信任机制，能够降低社区治理的成本，以“制”促“治”。

　　红色文化有效嵌入社区治理的革新机制。自我发展是红色文化嵌入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经得住历史考验，能够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

　　一是红色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动变革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则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为此，需要使红色文化更好地契合社区发展理念，将红色文化的生命力转化为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强大动力。不断优化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内容与形式，构建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新格局，以主动变革适应社区发展的需要。

　　二是红色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创新实践过程。通过创新红色文化语言表现形式，能够将抽象的政治话语转化为具体的生活话语。用居民喜闻乐见的生活语言表达红色文化，是推进红色文化嵌入社区治理的有效方式。除此之外，要不断拓展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载体形式，运用新媒体等手段实现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播，加快红色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创新实践。

　　红色文化有效嵌入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将红色文化嵌入社区治理的机制实现过程，提升社区治理可持续性，实现社区治理高效发展。

　　一是红色文化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具有持久性。文化的共性决定了红色文化具有稳定性，而红色文化的适应能力决定了它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具有持久性。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要探索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常态化制度建设，将红色文化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之中。

　　二是红色文化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具有高效性。一方面，红色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变革和创新，使红色文化成为居民可感知的事物，营造了一种人人参与社区治理的浓厚氛围。另一方面，红色文化弘扬的奉献互助精神，能够鼓励引导广大志愿者下沉到社区一线，根据社区居民需求，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志愿服务活动，推进社区治理及基层公共事务的发展，以红色文化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优化及实现机制研究”（22JY06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