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推恩政策到六朝时期又有新的变化和发展

推恩令示意图

在这种情况下，诸侯王国分成了众多小国，对汉中央朝廷的威胁就被消除。这使分封制适合封建地主制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这些措施应当说是成功的。这种状况的出现说明推恩分封之后，诸侯国越分越小，诸侯王国“大国不过十余城”，这里的“十余城”指县城而言。

《汉书·地理志》载一郡常下属十余个县。

这说明推恩分封后，一个诸侯王国与一个郡大小相似。

“小侯不过数十里”，也就是说侯国一般大小只有数十里，大的与一个县差不多，小的仅相当于乡。王、侯已对汉中央政权构不成威胁，说明推恩分封取得了成功。

2、推行“左官之律、附益之法”

左官、附益等法律据说在吴楚七国之乱后就已设立，《汉书·高五王传》赞中说：“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注引张晏曰：“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程树德先生考证，阿党即阿附。

元狩元年

（

前122

年

）

汉武帝在镇压淮南王、衡山王叛乱之时，又据左官附益等法对叛乱者严加惩处。

所以，《汉书·诸侯王表》说：“

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

所谓“左官之律”，注引应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师古日：“汉时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为尊，古谓降秩为左迁，仕诸侯为左官也。”

又云：“左官犹言左道也。”这就犹如今天所说“旁门左道”、“歪门邪道”、“不人正道”一样。

应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

这就是说，首先在法律上就规定在诸侯那里做官被视为不走正道的旁门左道，如果再犯法自然要严加惩处。汉代另外有惩治“左道”的法律，如“挟左道”、“执左道”惑乱众心、乱朝政者要严加惩处。

何谓“附益”呢？

刘彻

《高五王传》注引张晏曰：“附益，言欲增益诸侯王也。”《诸侯王表》注引师古曰：“附益者，……皆背正法而厚于私家也。”张晏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

”

刘向《新序》说汉武帝“重附益之法”。

因此，可以说所谓“附益之法”就是汉武帝对投靠诸侯王犯上作乱人的镇压之法。在这些法令的约束下，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不与政事”。

3、按“

酎

金律”等法律规定夺爵

汉文帝时，增加了一条法律，就是“

酎

金律”。所谓

酎

，按张晏的解释是“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

酎

。

酎

之为言，纯也”。所

谓

酎

金，是“侯岁以户口

酎

黄金，献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以助祭。大祠日饮

酎

受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

在贯彻这一法律时，武帝元鼎五年

（

前112

年

）

“列侯坐献黄金

酎

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所载王子侯共161个，元鼎五年一次因“黄金

酎

祭”不合法而夺爵者56个，占王子

侯

总数的35.2%。《汉书·王子侯表上》所载高帝至武帝时所封王子侯179个，其中坐

酎

金免侯者为58个，占王子侯总数的32.4%。

此外，汉中央政权还可根据其他法律惩治犯法的王子侯，剥夺其爵位，取消其封邑。如《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所载元鼎三年

（

前114

年

）

葛魁侯“坐杀人，弃市，国除”。元鼎元年

（

前116

年

）

，东城侯遗“有罪，国除”。元鼎五年

（

前112

年

）

距阳侯渡“有罪，国除”。又载：土军侯郢客“坐与人妻奸，弃市”。

这就是武帝先通过推恩分封等办法在诸侯王封地中分封了许多王子侯，使诸侯王封地变小，并出现许多小侯国。而后通过严格执行“

酎

金律”等法律规定严惩王子侯犯法，取消爵位、封国，迫使在封的王、侯对皇权小心翼翼、唯命是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推恩爵制

魏晋南北朝推恩爵制与汉制相比，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不同。

曹魏之制，宗室王公与异姓列侯之推恩爵始分二途。

宗室王公推恩爵，黄初三年

（

223

年

）

“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异姓列侯推恩爵，据《三国志》列传所记，可归纳为庶子或封亭侯，或赐爵关内侯。

日学者守屋美都雄氏指出，魏制与汉制的重要区别还在于：推恩分封并非在始封王侯死后而是在其生前就被实行，“列侯生前的分封制之盛行，在这一时期已成为显著事实。

这是与以一门多官多侯相标榜的门阀时代风气相适应，国家采取笼络官僚贵族的最简单有效的手段。”

但是，与汉制相同的是，推恩分封仍采取分割始封者户邑的方式进行，功臣及其后裔只是相对增加了若干爵号，绝对的户邑数和租秩额却依然如故。

至西晋则不然。分户推恩变为庶子另授户邑。据《晋书武帝纪》载泰始二年

（

266

年

）

诏：“

五等之封，皆录旧勋。本为县侯者传封次子为亭侯，乡侯为关内侯，亭侯为关中侯。皆食本户十分之一。

?”这是一项五等爵推恩爵制。

据此可知：

一，“旧勋”进封五等，原爵

（

县、乡、亭侯

）

降等下传次子，一爵变成二爵。二，因五等爵有新的户邑，故次子所食“本户”当指原爵户邑。庶子所受推恩爵虽较原爵为低，但仍然享有原来的户邑数，可谓降爵而租秩依故。

这样，功臣在获得五等爵后，既得利益亦被保留。至此，汉以来分始封者户邑推恩支庶的做法遂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另授户邑推恩支庶。

如平吴后，张华“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弟阳里亭侯混、从孙关内侯众增户邑。

”王

濬

“封为襄阳县侯，邑万户，封子彝杨乡亭侯，邑千五百户”。杜预“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子耽为亭侯，千户。”皆是父子户邑并提，次子推恩户邑并不包括在其父户邑数中。这种做法，有助于门阀士族扩大家族势力。时称“次子袭先爵”或“余爵赐子弟”我们也注意到，“次子袭先爵”仅限于一人，“余爵赐子弟”则多者不过三人。

曹魏那种庶子皆可推恩为侯的现象不复存在。这或可以解释为皇权为防止功臣势力过于膨胀而设置的某种限制。

司马炎

宗室王推恩爵制，据《晋书·职官志》载咸宁三年

（

277

年

）

晋武帝诏书曰：“

诸王支庶，皆皇家之近属至亲，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为公，承封王之支子为侯，继承封王之支子为子，不满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为男。非此皆不得封。

”

具体分析，这一诏令具有三层含义：首先，将五等爵变为皇帝宗室王推恩爵制。其次，诸王受推恩的支庶，实际仅限定为一人。

如扶风王骏，有子十人，子畅嗣爵，次子歆于“太康中，诏封新野县公，邑千八百户，仪比县王，

”

其他诸子皆未受爵。又琅邪王伷，平吴后因功而“子二人为亭侯，各三千户。”按此时推恩诏已颁布三年。伷共四子，觐为世子，次子澹，按规定当封县公。另封为亭侯的二子，应是繇、漼。正因为繇、漼不能封为公，故在太康四年卒时，乞分国封四子，帝许之。既言“乞”，则次子皆封公为非份之求。

晋武帝因此封其三次子俱为县公，是对仙之特殊礼遇。又如高密王泰有四子，越、腾、略、模。略为世子，腾出继叔父而封东赢公，非推恩受封。越无爵，后因讨杨骏功方封五千户侯，只有模，“初封平昌公”属推恩爵。

最后，与异姓功臣推恩支庶方式有所不同的是，所谓宗亲王“各以土推恩受封

”

，却是分割原封国户邑。如扶风郡王骏，子畅嗣，改封顺阳王。顺阳属荆州南乡郡，故畅已降为县王。

骏子歆封新野县公，新野属荆州义阳郡，故扶风郡国在袭爵推恩时，原一郡国剖析为两个县级封国。又如高密王泰，次子模初封平昌公。按《晋书·地理志》称惠帝时，以高密平昌等县为高密国。模封平昌公，高密国遂被分割。

又平原王幹，“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县公

”

，安德属平原国，分土推恩无疑。又琅邪王仙，其次子澹封东武公，繇封东安公，灌封广陵公。按仙为琅邪王，“以东莞益其国。

”

东武县属平原国，分土推恩无疑。又琅邪王佃，其次子滑封东武公，繇封东安公，漼封广陵公。按伷为琅邪王，“以东莞益其国。

”

东武县属东莞，东安县属琅邪，但广陵县却属广陵郡。

上知受宠而次子三人皆封公，故以不属琅邪国的广陵县封其次子，用意亦在照顾。

宗室王推恩爵制表面上看是为了照顾“皇家之近属至亲”，实际上却是晋初段灼推恩削藩建议的具体实施。然其收效甚微，未达到预期目的。

西晋短祚，制度难以奏效，这是客观原因。仅限定次子一人推恩受封，最多不过使王国仅少一县而已，这是制度的内在局限。此外，无子绍封之制亦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推恩析国的正常进行。

诸王通过支庶出继的方式，往往可以避免封国之分割。

在《晋书》中，只有上述若干推恩分土之例，余外关于诸王支庶的记载，多是出继无后诸王，绍封袭国。如齐王攸有四子：同为嗣，次子出继辽东王定国，赞出继广汉王，卒，是又出继广汉王，三次子无一推恩受封。

东晋宗室王地位低落，推恩爵制因为没有实行的必要而被废止。与门阀政治相适应，异姓功臣的先爵赐次子制仍被保留。

王导

如王导，先爵为即丘子，后进爵武冈侯，再封始兴郡公。后其长子悦袭郡公，次子恬袭即丘子，子协袭武冈侯，一门遂有一公一侯一子。

郗鉴“更封南昌县公，以先爵封其子昙。"查昙传：“少赐爵东安县开国伯"，可知先爵降封一等而赐次子。

陶侃以功封柴桑侯，“论前后功，封次子夏都亭侯”。纪瞻初封临湘县侯，“论讨王赐爵东安县开国伯

”

，可知先爵降封一等而赐次子。陶侃以功封柴桑侯，“

论前后功，封次子夏都亭侯

”

。纪瞻初封临湘县侯，“论讨王含功，追封华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

”

陆晔进爵为公封次子新康子。诸葛恢进封建安伯，以先爵

（

博陵亭侯

）

赐次子一人为关内侯。

桓玄袭父爵南郡公，又封豫章公、桂阳郡公，乃以豫章改封次子升，桂阳郡公赐兄子浚，降为西道县公。桓谦“初以父功封宜阳县开国侯”，其父桓冲，爵为丰城县公。所谓推恩爵制，其目的完全在于增加家族内的封爵，扩大食租税权益。

而由推恩发展而来的世减之法，是一项削弱乃至剥夺封爵世袭权力的措施，故张普惠谓其为“雷同世夺”。对血缘疏远的宗室和无功的勋臣之后来说，这当然是“出情妄作”之举，但对皇权而言，世减之法却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