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西电英雄老兵的抗美援朝故事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10月25日，是中国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日。

70年前的今天，中国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在两水洞、丰下洞地区，与由温井向北镇进犯的南朝鲜军步兵第6师第2团前卫加强第3营进行了一次遭遇战。

此战经约1小时的战斗，全歼南朝鲜一个营及一个炮兵中队，共毙伤俘敌470多人、俘美军顾问1人、缴获各种枪支16支、火炮12门、汽车38辆、战马3匹、报话机2部。战后毛泽东致电：“庆祝你们初战胜利。”

此役后，我第118师、120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并于26日凌晨占领温井。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1951年，党中央决定将两水洞战斗的1950年10月25日，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军委工程学校校刊《学习》1950年11月17日27期（2）刊登“坚决拥护各民主党派宣言我校热烈展开抗美援朝运动”

50年前，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同时，国内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

当时我们军委工程学校由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同志兼任校长、党委书记，学校下面分三个部，一部的任务是为军队培养高、中级通信技术干部。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就是军委工程学校一部历经变迁和发展起来的。

校党委号召把抗美援朝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落实到教学和学校各项工作中去，为国家培养急需的通信技术人才，有400多名学员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提前毕业奔赴朝鲜战场。这批学员不负母校和祖国人民的重托，到前线不久就传回了捷报。

同时，学校也轰轰烈烈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在全体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广大教师、干部和学员纷纷把微薄的津贴费节省下来，捐献飞机大炮，写慰问信，寄慰问品，支援前方将士。

我校现有38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同志，其中有5位女同志，他们是经过朝鲜战争战火洗礼的光荣指战员，是经过极端艰难困苦环境考验的钢铁战士，他们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不愧是最可爱的人。

山河已无恙，但那段用智慧、勇气、血肉之躯与飞机、大炮、坦克斗争的峥嵘岁月，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我校400余名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朝鲜前线

军委工程学校校刊《学习》1950年12月3日28期（22）刊登“一部召开抗美援朝决心大会宣布提前完成教育计划”

为了有力地支援抗美援朝，奉上级指示，我校有400余名学员，提前毕业，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朝鲜前线。他们到了前线后，奋勇杀敌立功，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有的寄回喜报，有的给母校写信，表达杀敌立功的豪情。

杨森学友1951年11月从朝鲜前线来信说:

“当我们走到鸭绿江边，看到隔岸的新义州正燃烧着熊熊烈火，到处残壁断垣，敌人的飞机残酷地轰炸，白天无法行军。但不管敌人怎样凶狠，吓不倒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在这里一年来，看到一批批从母校来到前线的同学，我们在一起紧张地工作着。”

林绍谛学友来信说:

亲爱的工校校党委同志们并转全校同学们：

我从离校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已三月了。当我听到美帝在朝鲜史无前例的罪行时，我切齿痛恨，后来我终于以炽烈的心情参加了志愿部队开往朝鲜了，在火线上虽会受到一些挫折和困难，但我们为一种意志鼓舞着：“不能克服困难就是向困难低头”、“困难是帝国主义造成的，战胜困难就是战胜了敌人”，而接连地克服了困难。我们已立下了不解放全朝鲜不回国的决心。

同志们！美帝在朝鲜的种种兽性暴行，激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恨。

自从年初，它在朝鲜东西两线遭到我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痛击而惨败南逃时，即妄想维持在朝侵略，开辟所谓“空中战线”滥炸与扫射朝鲜的城市和乡村、公路和山林。

我亲眼看到，从鸭绿江到平壤以南约二百里的公路两侧尽是瓦砾，有些山沟里的小村庄农家大都变成废墟了。当平壤解放，美军南逃时，妇女多被其强奸，数千爱国志士被他们活埋在地道中或防空壕里。

凡遭美军蹂躏过的朝鲜地方，就有许多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丧失了丈夫的妻子......当然，每个朝鲜人民都很明白这是谁给予他们的!

涂有蒋匪标志的美机也来低飞扫射，将一户久受饥饿而仍坚持播种的五口人家全都打死在田地里，鲜血染满了农具。这更激起了中朝人民对那些互相勾结着，在过去屠杀过无数中国人民，而现又去屠杀朝鲜人民的匪帮们的无比愤恨。

在朝鲜，女的都鼓励男的到前方去杀敌，每当敌机炸断了公路桥梁，太阳一落山，人们便不论男女老少都纷纷从山沟和防空壕里出来手里拿着锹、镐和脸盆去抢修，他们都深切体会到“保证公路畅通”、“一切为了支援前线”的意义。在朝鲜所发生的事件太多了，而我能告诉你们的却太少了。

我从朝鲜因公回到祖国的第一天，正值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庄严号召，要全国人民都切实普遍推行爱国公约，发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我认为这个号召就是胜利的号角，我们为了早日获得胜利，早日解除朝鲜人民的苦难，使我们祖国的和平建设得以大规模进行，我们一定要积极拥护和热烈响应这个伟大的号召。尽可能地支援在朝鲜作战的人民志愿军，供给他们充足的飞机、坦克和大炮!

在到朝鲜去的路途中我遇见了一个志愿军战士，他带病行军到一个五百里路的目的地去，他说:“我十多天来吃不下饭。”我把一碗米饭给他，他说: “我什么东西也咽不下了.....”

我很替他担心，劝他好好休息休息。但他说：“为了抗美援朝便不能顾这些.....我虽然掉了队，但我要赶上队伍......死也不能死在半路上，要到火线上去牲牺......”说完就拄起一根木棒走了。

同志们！像这样的战士，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队伍能不打胜仗吗？最近在朝鲜，我们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成千成百的俘虏从前线押下来就是有力的证明。

同志们！事实证明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属于伟大的中朝的!

让我们高呼:

坚决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

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

——晓石整理

我校一部掀起捐献飞机坦克热潮

三部程家英同志积极捐献

军委工程学校一部交来决心书

（一部五日讯）为了加强国防，加强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彻底消灭敌人，一部已经开始热烈的回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捐献飞机坦克的号召。

教育科的同志们当报纸上一公布出捐献的号召后，就纷纷打听，“什么时候开始?”当开始收转捐款的消息传出后，金首饰、人民币、工薪米、津贴费......都在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和支援抗美援朝完全胜利的信心下捐献出来了。

陈方桢同志首先把一只他祖母临终送给他的金戒子捐出来，何治垓教授捐出了两枚金戒子和工薪米一百斤。其他同志长期捐出津贴费。现在已经收到金戒子八枚、人民币二百零三万、工薪米四百斤，及长期捐献的(至抗美援朝胜利结束为止)每月人民币共三十四万元及其他首饰等。

二班四组郭衍龄同志首先拿出了自己准备作被子用的五万元。其他各组亦纷纷捐出钞票、金饰，到中午为止已捐出一百四十三万余元及衣服、饰物。到午饭后，还有许多同志牺牲午睡，酝酿捐献问题。他们并希望这一运动能得到更大的开展，在全校范围内展开一个捐献“工程学校号”飞机运动。

三班十六小组上书给党支部提出每人每月捐献五千元直到抗美援朝完全胜利为止，并且要积极学习，争取早日完成学习任务。

韩立雪同志并把家里刚寄来的五万元也捐出来。四班十、十六等各小组除捐出津贴费外，并写信给班主任保证：放弃一切私人打算，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搞好团结，搞好业务学习，争取在创模运动中成为优良的模范者。

(又讯)六月三日，三部同学听了中央机要处李处长对三部同学的报告，一方面对中朝人民正义的反侵略战争鼓足了信心，又看到了美帝虽是一个纸老虎，但要击溃它，必须有强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二十二班第六组和第十组的同志们已开始以实际行动回应赴朝慰问团发起的捐献飞机坦克的号召，程家英同志捐出了保存很久的六块银元，这是她母亲怕她在外边吃苦、怕世界第三次大战爆发，让其“见机行事”而给她的。

她表示惭愧地说：“过去常常看到人家捐钱、捐金戒指、捐买表的钱、捐出由每月津贴中节省的钱......而我到今天才捐出了收藏的银元......”。

张励生同志捐出了仅有的人民币六万元，并说：“此次爱国捐献，不仅增强我们人民志愿军的物质条件，并可鼓励前方的士气，加强消灭敌人的斗志，使我们的胜利早日到来。”

王家品等同志因手下没钱可捐，已写信动员亲友们捐献。其他各班同学也都在酝酿展开一个捐献飞机、坦克的运动。

（注：文中一万元等于币制改革后的一元）

——晓石整理

为志愿军捐献“军委工校号”高射炮

军委工程学校校刊《学习》1950年12月3日28期（23）刊登“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战争，续有同学多人函慰捐助人民军”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志愿军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军队，而我军则是在刚刚打完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情况下入朝作战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尤其是制空权完全为敌人所控制，朝鲜前线急需飞机及高射炮，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捐钱购买飞机及大炮。

当时我校是军队建制，全体人员除个别教师外，均为供给制。学员每月只有几角钱津贴费，各级干部每月也只有十几元或二、三十元的津贴费。尽管如此，1951年6月10日，校党委号召全校人员捐献“军委工校号”高射炮。

全校人员积极响应，大家纷纷把仅有的几元、几十元钱，全部捐献出来。同学中，有不少华侨青年，也有的家庭比较殷实，他们无私奉献，把从家中带来的贵重物品都捐了出来。

一位从广州参军的xx同学，参军时，父母亲给他200元美金，以备急用，此时他慷慨地捐了出来。唐衡之同学捐出了二两重的一块金砖，不少女同学把父母给的金银首饰都拿了出来，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

经过短时间的捐献活动，共捐出现金及金银首饰，共合人民币1622万元，币制改革后的1.6万余元。在五十年代初期，这已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不久，学校将这笔捐送交中央军委。

学校校刊关于捐献活动的报道摘录如下:

校党委号召全校人员为捐献“军委工校号”高射炮而奋斗，为回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在全校展开捐献飞机大炮的爱国运动，校党委于六月十日向全校人员发出捐献“军委工校”号高射炮的号召，原文如下:

全校同学、教职员、干部及战士、工友全体同志们:

自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不旬日间，全国各地各界人民已迅即发起大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坦克运动，用以支援我们的志愿部队抗击美帝维护中朝人民的斗争。

从一、三部同学开始，我校同志高度地表现了爱国热情，自发地掀起了这个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爱国捐献运动。它不止标志着我校同志们政治热情的新的高涨，预示着我校同志们将经过此次运动获得政治上更大的进步，而且一定会正如大家所希望的，由我校全体人员踊跃捐献所得的武器被使用到前线上去的时候，更能使我们志愿军益增一分威力，给凶恶的敌人更重几分的打击，对于缩短战争过程早日赢得胜利有其一定意义的贡献。

由于敌人的百般阻挠，我们初获解放的祖国还未能展开真正规模的建设事业，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不够高，我校同志们的手头也一般地是不宽裕的，从最基本的出发点说，我们更好的搞好工作与学习，也便是很切实的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

但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困难比起前方的艰苦来，就根本渺小得不足挂齿，我们的手头却实在比前方同志们要宽裕多少倍，我们是完全能夠而且绝对应该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捐献出一笔相当大的款项来，作为成本生产一件杀敌利器送到三八前线去的。

根据我校同志们过去多次捐献运动中所显示的政治觉悟和目前许多新老同学及教师们所表现的高度爱国热情，我们完全相信在我校是能够深入展开这次为赢得抗美援朝爱国战争胜利的捐献运动，并一定能够获致丰硕的成果的。

因此党委已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成立全校各级捐献委员会来领导这次运动，并郑重号召全体同志们迅即以更高的热情行动起来，用捐献、节约等一切可能、正当和必要的办法，在我校二周年纪念日之前，为完成一门“军委工校号”高射炮的光荣的爱国捐献任务而努力奋斗。

为了搞好我们的捐献运动和工作学习，在我校教职学员及战士工友之间订立切实有用的爱国公约，亦可由各单位酌情推行。只要不是徒具形式，还可自由开展和家庭亲友之间的互订爱国公约的活动，用以广泛地教育群众和鞭策自己。

特此号召，愿全体同志为提早完成我们的“军委工校号”崭新的高射炮而斗争！

——晓石整理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通信联络

（节选）

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来校作报告

周文江（左）、刘子林（中）郭忠田（右）

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中央已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并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织上决定派你跟随彭总到朝鲜去，彭总已先去沈阳，叫你带一部电台去。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第二天即携带一部电台与李东祥（负责电台）、苏冶（负责器材供应）、杜牧平（负责通信联络）等同志乘火车前往沈阳。

10月15日彭总到达安东（今丹东），17日接到中央通知，要他速回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重要会议。为了保障彭总回京的通信联络，我带了一部电台跟随行动。会议刚结束，10月19日上午我又带着电台随彭总飞回安东。

当天晚上，冷雨霏霏，细密如麻，浓云低低地压着大地。在迷茫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部及第四十、三十九、四十二、三十八军和三个炮兵师、一个高射炮团按原定计划分东、中、西三路，从辑安、长甸河口、安东三个渡口秘密渡过鸭绿江，进入预定作战地区。

我当时是带一部电台乘坐一辆大卡车随彭总过江的。过江后朝鲜人民军即派代表迎接，当晚到达水丰发电站，第二天在此休息一天，架电台与北京联络。到了晚上又继续前进，在路上大卡车跟不上小车，不一会儿就掉了队。

因为夜间行进，道路又不熟，走了大半夜才到达龟城。一路上只见人民群众在忙乱疏散。朝鲜人民军见到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非常热情，告诉我们：“你们不能再向前走了，前面离敌人很近，你们走错路了，赶快向后转。”

等我们到达目的地北镇时，已经是10月21日上午，彭总坐小车于当日凌晨就到了，首长很着急。敌人在平壤以北空降后，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困敌后，敌情也无法掌握，一切情况靠北京提供，亟待我们电台车到达后与北京联络，才能了解前面情况。

当时第十三兵团首长因为一时与彭总联系不上也很焦急。当邓华、洪学智副司令员找到彭总时，邓华忙说：“彭总，我们两天多没接到你的电报，电台也没联系上，真让我们好着急，好担心呀!”

这时彭总笑了笑说：“嘿，出了点小故障。过江后，我们找到新义州的李委员长，朝鲜的副首相朴宪永也在那里等我们。我问朴宪永：‘金首相在哪里?’他说:‘现在已失掉了联系。我们先到拉古哨等消息吧!'这时天气由下着小雨又变了小雪，道路泥泞，十分难走，当晚我就住在拉古哨发电厂。

20日中午，朴宪永与金首相联系上了，得知金首相在大榆洞。黄昏时我们便出发去大榆洞会见金首相。朴宪永坐了一辆豪华轿车在前面领路，我坐着嘎斯六十七吉普车跟在后面，他的车速度快，我们的车速度慢，刚跑了一会儿，就把我们甩掉了一大截儿路，为了抓紧时间赶路，我上了朴宪永的华沙轿车，全速前进。

这样我们走得倒是快了，可等我们跑到地方，后面崔伦的电台车却掉得没影了。没了电台，我就无法与你们联系了。直到21日上午崔伦的电台车才找到了这里。我给你们的电报是在他们到这儿以后才发的。”

邓华和洪学智听了以后恍然大悟:“噢，原来是这样!"。彭总很理解电台车掉队的原因，不但没有批评，而且还带着十分关切的心情到电台看望大家，使电台的同志深受感动。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由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直接领导的有九部电台，后来发展到十一部电台。有线电通信开始只有一个电话队，后来又建立了两个有线电通信营，到朝鲜停战以后还建立了一个通信团。

入朝初期，由于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敌机狂轰滥炸，给通信工作造成很大困难。由于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领导同广大在通信兵指战员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重重艰难，进行浴血奋战，较好地完成了作战指挥的通信保障任务。

——崔伦

在志愿军无线电通信参谋的岗位上

（节选）

军委工程学校学员向校党委代表呈送决心书

历史赋予的使命

自1951年3月我由兵团直属电台区队调任兵团通信处无线电通信参谋之后，即开始与老参谋魏席仁、刘耀华二同志一起承担起兵团团以上电台无线电通信联络的管理，频率的选择使用，呼号、暗语的制定更换等诸项工作。当时全兵团团以上单位有电台70-100部，在五次战役和五次战役后的阵地防御阶段，各级电台联络基本畅通，保证了兵团各级指挥员的战役指挥。

一次超常规的发现

在五次战役将要发起总攻的前一天，电台区队汇报：多数电台联络困难，有的听不到，有的回答不通，有的干扰很大，工作困难。在当时的值班人员中，有人揣测，或有磁暴发生，或因电波越距。但翻阅电台日报表，发现还有几个对象是联络顺畅。与总参三部的联络始终顺畅，随叫随到。对下的联络，有一个军也是联络顺畅。进一步了解发现，这两个联络顺畅的单位使用的频率与常规不同，一个白天使用以往未曾使用过的近超高频，一个是临时改波，白天使用夜间频率，不仅讯号强而且无干扰。让电台区队把这一情况通报给各直属电台，适时借鉴，果然效果不错。从此与各军师的联络更加顺畅，保证了兵团的战役指挥。

机务人员的创意

在战争进入对峙阶段之后，战线相对稳定，各级指挥机关之间也逐渐建立起半永久性的有线通信线路。这就给电台收发电报提供了一条可以利用的新渠道，利用电话线路接上音频振荡器拍发电报，讯号强，无干扰，收发效率高，而且保密性好，避免或减少了敌人从空中截获和破译的可能。

这种方法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冀中各军分区之间就曾使用过。但这种方法也有不便之处，常常影响各级首长与各级领导机关之间的及时通话，同时也容易被敌特搭线偷听、偷抄、窃密。

为解决此矛盾，我们的电讯工程技术干部黄岩同志，很快提供了利用电话线路拍发密码电报的新模式——幻相电路和幻相电报传送设备。在音频振荡器末端并接一幻相变压器或幻相线圈， 利用其中心抽头接地，并入电话线路，实施发报，既保留了原有的优点，消除了对正常通话的干扰，又进一步增强了保密性。这就相当于一条电报载波线路。即便中间有敌特搭线窃听，除非他有同相位的接收设备，只用普通电话窃听是收不到电报讯号的。这是我们机务员黄岩同志的一项创意。

——高臻海

怀念上甘岭战役中的英雄战友

（节选）

五十年过去了，有些记忆已经模糊了，但在朝鲜三年多的经历，特别是上甘岭战役的一些经历，可以说是刻骨难忘的。

1952年10月14日凌晨4时许，经过长期准备的美军，对我五圣山597.9和537.7北山两高地3.7平方公里地域，实施了猛烈的炮轰，当天共发射大口径炮弹30万发，数十架飞机狂轰滥炸，投下重磅炸弹500余颗，大量坦克炮进行抵近轰击。

猛烈的炮火，将两座长满杂树林、植被丰茂的高地，炸成光山秃岭，山顶的岩石层，被炸低2米多，都成了沙屑粉末，所构筑的山顶野战工事、铁丝网、鹿砦、战壕、交通壕、反坦克壕等副防御物均被炸平，荡然无存。

坑道内的我志愿军战士像坐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舟上，晃来晃去，不时有人被震得牙齿嗑破舌头和嘴唇。597.9高地7号阵地坑道内一名17岁的小卫生员停止了呼吸，他是坐在弹药箱上，背倚着坑道壁被活活震死的!

敌炮火延伸后，以7个营的兵力，开始向我597.9和537.7北山两座山峰发起猛烈攻击，妄图一举占领这两处高地。上甘岭之战最先打响的地方，是597.9的第11号阵地，这里由我八连一排一个前哨班据守。

14日晨5时左右，18岁的小班长蹲在“L”形坑道口，发现烟雾弥漫的半山坡上，似乎有一片钢盔，仔细一看，约有两个排的美军，正成大三角队形往11号阵地上爬。

班长大声喊：“敌人上来了，打呀!”带领全班冲出坑道进行阻击，一顿机枪、冲锋枪、手雷、手榴弹，把敌人砸了下去。打到7时左右，击退了敌人4次冲锋，而我这个班也伤亡得只剩下一个小战士杨德甫，只身退入坑道坚持战斗。

战斗继续在两个山峰的各个阵地上惨烈地进行着。另一路韩军，正猛烈冲击537.7北山第8号阵地，我坚守阵地的两个班的战士，也只剩下南树德等3名伤员，冲上阵地的敌人架起机枪，将我3名负伤战士压制在地上进不了坑道。

这挺机枪恰好架在我一名负伤昏迷的战士身边，机枪声将这名战士震醒，他突然嗷地一声蹿起来，扑向敌机枪，两名韩国兵见满身是血的志愿军战士突然扑来，吓得扔掉机枪爬起来就跑。

这位战士吃力地拖过机枪，还没转过枪口，发现一侧又有十几个敌人扑过来，他头晕目眩地摸起几个手榴弹并拉出了弦，等韩军靠近，他一个翻身，抱着哧哧冒烟的手榴弹扑向敌人，一连声的爆炸，这名伟大的志愿军战士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他的名字叫孙子明，江苏高邮人，是上甘岭战役中以身殉国与敌同归于尽的第一人。已进入坑道的我3名伤员，在30多米外，亲眼看到这悲壮的一瞬间!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营、团、师的各级二梯队(预备队)逐次投入战斗。敌人白天打上来，我则于夜间打上去，双方的反复炮轰和近距离拼杀，把两个高地打得天翻地覆，血肉横飞。

上甘岭战役打了43天，气吞山河，悲壮激烈，志愿军的英雄事迹，难以尽述，仅载入史册的舍身赴死、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就有孙子明、孙占元、粟振林、黄继光、龙世昌、欧阳代炎等38位烈士。

他们每一个人，都谱写出一首英雄的壮歌，他们永远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上甘岭之战共歼敌25000余人，597. 9和537.7北山两高地最后被我全部收复。

——吴祥熙

（本文部分节选自《光辉历程》第四册、《正义与强权的力量》、解放军报《抗美援朝纪念日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