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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背景下新闻“把关人”的功能演进与强化

2024-07-18 07:01|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邹高翔】

【摘要】把关人理论是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在新世纪因应国内媒体生态的变化得到充分研究。业界实践中,把关的重要性凸显,并出现专业把关机构和岗位。进入媒体深度融合时代,算法分发模式对把关带来挑战。把关功能需要强化,并与内容生产形成“新闻共同体”,达成安全与品质的平衡,共同构建媒体强劲的传播力。

【关键词】关键词 把关人理论 传播模式 算法局限

媒体生态进入5G+网络新时代,算法成为新闻客户端的必备技术,以应对海量信息的搜集分发。在带来便捷的同时,算法也带来舆论导向和新闻品质的挑战,屡屡产生事故和差错,呈现出不同于人工审核的新动向,在某些领域“电脑不如人脑”。作为新闻传播学基石之一的把关人理论,再次被证明和焕发生命力,同时面临演进与强化。

一、把关人理论的发展和现实新课题

把关人理论源于美国,本来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延伸到新闻学和其他学科,成为经典学说。上世纪80年代初,把关人理论随着传播学进入我国,尚未成为“显学”。新世纪对其研究掀起高潮,契合了党的新闻思想发展,以及媒体行业的深刻变化。把关人理论由美国学者卢因1943年在《群体生活的渠道》提出,在群体传播中存在着把关人,符合群体规范和把关人价值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上世纪50年代,波士顿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怀特去报社实地调查后,发表论文《“把关人”:新闻选择的个案研究》,首次为新闻传播中把关人的存在提供了一手材料和证据,使把关人这一概念在传播研究中得以确立。他提出,新闻媒介的报道活动不是有闻必录,而是对众多的新闻素材进行取舍和加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媒介形成一道关口,通过这个关口传达给受众的信息只是少数。再经过布里德、麦克内利、赖利夫妇、巴斯、吉伯、德弗勒等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把关人理论渐趋深入,向社会控制学说靠拢。

1986年,把关人理论的集大成者、美国传播学者帕米拉·休梅克在《大众传媒把关》提出,把关的层次应该是金字塔式的结构:最底层(也就是最重要)的是社会制度(社会系统层次),其次是社会机构(媒体外社会团体层次),第三层是新闻机构(组织层次),第四层是新闻工作惯例(媒介工作常规层次),第五层是塔尖,即新闻工作者本身的各种素质对内容的影响(个人层次)。[1]

把关人理论随传播学进入中国后,在本世纪得到广泛研究,背景是市场化报纸的勃兴和网络的兴起。学者郭庆光提出,大众传媒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或“把关”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应止于新闻价值或新闻要素分析,而是应该把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考虑在内。“把关”虽然也有记者编辑个人的活动,但在媒介内部控制机制的作用下,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把关”过程及其结果,在总体上是传媒组织的立场和方针的体现。[2]

学者陈力丹认为,就职业传媒工作而言,选择与组合是传媒产品生产的一种职业性控制方式,一则新闻得以发表,是传播者选择与组合的结果,代表了传媒或具体工作者观察事物的方式或观点。把关的标准,不仅限于偏重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还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技术等因素,更广泛和深远地影响把关人的行为选择。[3]

“把关”意味着阻碍、过滤、遴选、修正、否决,存在于一切保障品质的生产活动中,对精神产品,有标准主观性强、难以量化的特点。新闻生产活动处于意识形态最前沿,政治标准为首,以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直觉思维保障安全和品质。生产人与把关人构成对抗性的“新闻共同体”,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目标是一致的:建设媒体的传播力。广义上讲,把关也是新闻生产的一部分,类似物质产品的质检环节。

实践中,新闻把关无处不在,管理者角度自不必论,党报的一个优势,是设置“第一读者”,承担“最后把关人”角色。随着媒体的发展,出现了脱胎于“一读”的专业把关岗位及至机构,既是把关人理论的指引,也发展了这一理论。今日头条提出组建万人审核队伍,济南打造“互联网审核之都”,昭示内容把关成为新行业。传统新闻学教育,业务板块是“采、写、编、评、摄”,有必要增加“把”。这并非作茧自缚无所作为,而是知晓安全界限。新闻把关,事实上已成为有完整知识体系和实操方法的一门学科。

二、传统把关模式与算法 分发模式的“代差”

新闻把关的对象是全方位的:内容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内容的专业品质,包括真实准确、符合伦理、在法律框架内、与商业利益的平衡;编校质量保障,某些情形下文字差错与导向事故会合二为一,版面语言的搭配组合出现反效果。UGC生产模式、海量信息,发布时效、互动性,让新闻风险无处不在,对把关人提出更高要求。

算法分发成为搜索引擎和客户端的基本配置,PC端的“猜你喜欢”、微信朋友圈的广告推送,也是算法的结果。新闻聚合类平台有无媒体属性、算法有无价值观的争议,随着管理部门的整顿、今日头条CEO张一鸣、快手CEO宿华的反思,而有了定论。张一鸣称:“技术必须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传播正能量,符合时代要求,尊重公序良俗。”宿华称:“社区运行用到的算法是有价值观的,因为算法的背后是人,算法的价值观就是人的价值观,算法的缺陷是价值观上的缺陷。”

解决价值观的定性问题后,聚合类平台的媒体属性凸显,宏观方向纠偏已有成效。平台的媒体属性,体现在不仅仅满足受众的休闲性阅读需求,更通过广泛的、选择性的内容输出,引导社会风尚,培育正向力量。当前中国在国家主流价值观一致的前提下,社会各领域价值观呈现多元化态势,平台以其媒体属性充分呈现。算法推送的内容数量众多,关联性强,各个角度形态丰富,这正是传统媒体新闻策划的报道方式。平台内容生产业务层面仍然屡有差池,暴露算法模式下的把关存在漏洞。

按照“一失万无”把关原则,算法的负效应更为显著。以新闻真实性为例,最大的聚合类平台某某头条,发生过多起失实事例。2021年11月14日晚,微头条用户@身拥大海2编造某名人去世的消息,发布在头条号上,展现时间为40分钟。后此消息被删除,但已在全网发酵传播。该用户被永久封禁。

“国务院决定暂停武汉红十字会的工作”“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某某被查”“大连、武汉出现‘中国加油’雪地画”“十万只浙江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蝗”“孝感车主参与抗疫后去世”“高考后出现离婚潮”“林则徐后代林东被查”等假新闻出台后,吸睛效应强烈,迅速在全网分发。背后的推手,算法是其中之一,让信息传播融合精准抓取和极速裂变,把关意识、把关流程、把关能力,都与生产环节不相匹配。这也印证传统把关模式与算法分发模式存在“代差”,二者都亟须革新,以适应新闻生产与传播新生态。

这些新闻失实事例,对于传统媒体的把关来说,并不存在太大难度。新闻事实要有明确的W要素、权威的消息来源,这是基本的新闻业务素养。某某头条还发生过审核第三方提供的关键词包,严重疏漏,致使英烈被污名化。这种政治理论素养的积累,并由此产生的判断力,更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传统的把关人理论,有系统化的把关标准,有人工意识的主观介入,算法将其简单化为程序比对,必然导致把关缺失。

三、算法“自我循环传播”“茧房效应”的局限

算法本是一个数学概念,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延伸到新闻传播学领域。对算法的定义林林总总,核心是探究其新闻型传播形态。从传播效能角度,笔者将算法定义为“自我循环传播模式”。此处的“我”,集传受双方的编码者、释码者、译码者于一身,渠道是网络平台,方式是计算机程序。这种自我循环并非自动循环、定量循环、自我可控,而是有外力、有增量、自我不可干预。在这种模式下,“我”成了一个被精确计算的符号,算法根据符号的身份,动态地喂哺内容。“我”进入算法的框架后,内容选择的主动性越来越小,甚至不需要选择,成为技术驱动的“无我”。

自我循环传播模式实现了传受一体,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其局限也不容忽视。算法的决策主要基于流程规律、已经发生的情况或根据海量数据计算出的结果,决策过程依赖四个主要过程:排序、分类、关联和过滤。[4]德国哲学家韦伯指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前者意味着发挥技术的最大效用,后者则强调价值、伦理的重要性”。算法让人陷入技术迷思,以数据决定一切,推崇“意见的自由市场”,片面追求互动性和流量最大化。算法只能机械地执行指令,没有意识形态的政治概念,也没有思想和情感的人文关怀。这些必须由主观判断完成的领域,无法数据化。

“算法和机器带来的,毕竟只是一种数据化界面,这种界面既可能准确反映世界的某个维度或侧面,也可能出现失真”,“当内容生产者被算法钳制时,他们对于内容的专业判断力也会受到抑制,一些时候也会屈从于算法计算出来的‘民意'”。[5]在舆论导向引导层面,算法形同虚设,不可能研判政策把握政治方向,不可能鉴别敏感信息,不可能灵活把握分寸感。

算法的最大症结在于:作为一项工具,它只能遵循技术的规律。它把新闻学工科化,违反精神产品的基本规律。“机器人写稿”轰动一时,实践表明只能整理汇总(不能称为“写作”)简单的数据,无法胜任有信息增量的时事新闻稿,更遑论有思想深度的评论稿、调查稿。围棋领域的“人机大战”,机器可以胜出,因为围棋的变化有极限,能够归结为数字。而对新闻信息的价值判断,可以运用数据化方法,但无法以数值作为结果。

算法没有原罪,技术需要驾驭。用户得到过滤后的信息,固然提高了效率,却被有限类型的信息重复雍塞,造成信息的固化窄化。用户如同身处坐井观天的信息“密室”“孤岛”,形成“信息茧房”。它把“千人一面”的信息海洋,分割为“千人千面”的信息孤岛,使人沉溺在自我陶醉的狭小空间,有违传播的开放、多元、包容立场。算法是机械的自我肯定、自我强化、自我重复,使用户陷入“作茧自缚”的囚笼。破除自我循环传播模式和信息茧房的缺陷,需要人工干预,“把关人”不可或缺,功能更需要强化。

四、5G+时代传播新趋势下强化把关的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20)》提出,5G+加速产业互联网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产业互联网发展进程;网络安全建设注重严管严控与开放创新并举,面对数据分享与保护等新领域工作,做好安全风险与行业发展之间的平衡。该报告在创新和安全两个维度,指明新媒体发展的趋势。2019年是5G元年,迅速迭代到5G+时代。5G+不只是网络升级,更是与新兴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智能应用、智能生活的新开端。5G+让算法更加强大,也对内容把关提出更高要求。

一是强化把关角色认识。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对“把关人”的作用与影响有如此论述:“从发送者到最终的接收者之间,被淘汰的内容可能是数量巨大的。”这一论断仍然适用。当前,把关人理论又契合了新时代党的新闻思想“48字论”、导向“时度效论”。新闻内容生产流程是正向的动态过程,以逆向思维进行把关,是必须的自我约束和内部制约。在媒体深度融合、算法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把关只能强化,不能削弱。泛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把关人,而自我否定很难,这是认知的基本规律。专业把关人以独立视角进行审视成为了必须。

二是构建“四全”把关体系。即全人员、全媒体、全流程、全要素综合体系,从主体、介质、机制、内容四个维度覆盖。主体多元化,由“传者中心”向“传受一体”变化,发布内容的门槛低下,无关公器,泥沙混杂。“四全”把关体系的核心,是从源头抓起,内容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存在风险,系数大小不同,采编环节是重中之重。海量信息必须各负其责,专业把关人的方向侧重于“三向”: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采访获知的关键事实只有记者知悉,这些决定了把关不仅是专人的事情,而是每一名从业者的事情。把关责任需要层层分解、环环相扣、步步推进。

三是提升把关专业能力。把关的目的不是“把死”,而是“把活”,需要达到安全和品质的平衡,在标准、方式、时机、效果多方面综合考量。把好政治导向关、事实准确关、道德伦理关、术语文字关,把关人需要具备政治理论能力、新闻业务能力、综合知识能力。在方法论层面,把关人要建立自身的知识数据库,形成自身的人工“算法”,与机器算法抢时间比准度,必须触觉敏锐、敢疑善疑、适应时效、精准判断。人机结合把关,重视技术手段,确立人的终审地位。

以算法为核心技术的聚合类平台,虽有诸多便捷之处,也在相当程度上浊化了信息出口,裹挟了机构媒体。破解之道,在于树立机构媒体特别是党媒的“四力”。坚守并发展把关人理论,在实践中形成政治引领为先、知识体系完整、工作方法有效的把关机制,对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舆情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本文刊发于《南方传媒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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