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聋人律师：为普法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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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听力障碍者数量的官方统计已是14年前。2007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我国听力残疾人达2780万，其中单项听力残疾2004万。

2020年底，这2700余万听力残疾人中出现了首位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通过者，诞生了中国第一位“聋人准律师”。

为何在我国律师资格考试制度确立35年后，2000万听力残疾人才出现第一位“准律师”？这个拓荒者为何又是谭婷？

苹果、土豆、泸沽湖，谭婷如此简洁地介绍家乡大凉山盐源县。

前两者植根于她的成长记忆，她曾与父母一道播种、覆土、施肥、收获；后者，她要到很多年后才亲身前往。

谭婷或许比很多先天听力残疾者都幸运，至今，她的脑中保存着关于声音的记忆，她记得敲击桌子的声音、亲人说话的声音，甚至家乡方言四川话里“晓得”“要得”的发音。

她的声音记忆断裂于8岁。

那一年，她与表哥几乎同时患上中耳炎。表哥去了医院住院治疗，耗时虽长，恢复了健康。谭婷被父母带去花费更少、称能更快见效的私人诊所，丧失了听力。

父母自责于错误的就医选择，同村人将其视为异类。之前就读的学校不招收听障学生，谭婷失学了。

她要适应全然陌生的无声世界，要适应每天父母去干活、弟弟去上学后的孤寂，要适应拿着新华字典学汉字而不得法时的烦闷。

五年后，他们才知晓西昌有接收聋儿的特殊教育学校。

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后，谭婷每天都茫然地看着同学手舞足蹈。她不懂手语，也不懂这里的人际交往法则。

在普通学校里，发现同学偷吃自己课桌上的食物时，对方会非常羞愧，而在这里，如果当面揭穿对方，对方会气急败坏，甚至出手打人。

当她展开书本，她发现自己的课本难度远低于同年级听人（听障人士对拥有健康正常听力者的称呼）同学，初一的课程内容仅相当于听人同学课程难度的小学中等年级。

一位从事特殊教育22年的教师告诉我，谭婷的成长时期正是我国特殊教育的野蛮生长阶段，全国各地学制不同、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使用的教材难易差距极大，上级部门或社会均缺少对教育成果的督导手段与优劣指标。近年来，全国统一的特殊教育教材逐渐投入使用，但目前也仅更新至小学低年级。

谭婷后来的“师父”、引路人唐帅将听力障碍者的认知哲学称为“蚂蚁的世界观”。他认为，听力的缺失使听障者无法获取语意背后潜藏的信息，加之手语表达多由断裂倒置的主谓宾语构成，让多数听障者的价值观非黑即白、非善即恶，情感表达直接热烈。

在西昌、乐山接受中小学教育期间，谭婷没有特别亲近的同学。除了假期回家，她走进听人世界的时间非常有限。每周，有购物需求的同学需提前向老师报名，老师会组织获准出校的学生前往超市，在一小时内依次排队购物，再一同回到学校。

这对谭婷来说，是一个自听人世界踏入聋人世界的漫长适应时期，她已脱离听人的世界，又尚未走入聋人的圈子，成为两个群体的“局外人”。

一个暑假，谭婷从学校回到家中。不识字的母亲把她拉到一边，第一次没有借由丈夫的“翻译”，实现了女儿失聪后母女的直接“对话”。这一年里，以杂工为生的母亲看电视认字幕，每天向丈夫求教文字的书写，终于有此成果。看着母亲在纸上写下歪扭飞舞的字，谭婷又诧异又心疼。

她把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了学习之中。读到高中，整个年级仅剩四人。高考后，谭婷考入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成为高中所在年级唯一的本科生。

■ 用手机与听人交流

2017年时，“中国手语律师第一人”唐帅将自己推到了情绪的最低谷。他在两种极端的感情中跳跃——一面是为聋人解决一桩桩法律疑难的成就感，一面是独自面对一个庞大群体的无力感。

唐帅的父母都是聋哑人。为了让他的成长不受影响，父母把他送到了外婆家。四岁时，父亲因突发阑尾炎入院。看着父亲疼得打滚却无法向医生道明自己的病情，唐帅决定在父母的福利厂偷偷学手语。

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唐帅参与了一宗聋哑人刑事案件的翻译工作。此后，他频繁协助公检法沟通处理聋人刑事案件。这一工作机会激发唐帅自考法律专业，并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执业资格证书，成为了一名专职律师。

聋人的案件收费低廉，接得越多，亏得越多。但唐帅停不下来，从自己的父母、从接待的一个个聋人当事人，他无时不体会着聋人们面临的就医、就学、法律维权等各层面的结构性困境。

法律意识淡薄、方言手语交流有障，让聋人常常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唐帅曾多次向媒体讲述一桩案件：一个聋人女孩被起诉后，其母亲向唐帅求助，坚持认为女儿是冤枉的。唐帅调取录像时，看到女孩用手语比划的是“我没偷，我绝对没偷”，证据资料却写着“我承认，我盗窃了，我偷了一个手机”。

那时，国内几乎没有手语律师。1个手语律师面对着2700万聋人，他有时会想，作为面积最大的直辖市、他所生活的重庆也不过3000万人口。一个城市容量的人压在他的肩上，唐帅患上了抑郁症。

他尝试过招聘高校的法律专业聋人学生，却得知没有高校法律专业招收聋人，也没有直接为聋哑人提供法律手语服务的相关专业学生。他还曾出资让其律所律师花费半年时间学习手语，但收获甚微，没有聋人思维与应用语境，他们很难真正掌握手语。

唐帅开始整夜甚至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在一个焦虑的夜晚，他刷手机看到讲述香港回归的纪录片，“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本国策让他茅塞顿开——聋人当然更懂聋人，为什么不培养聋人律师直接服务聋人？

这个开创性的“实验”让他激动不已。

任凭周遭人如何劝他，唐帅决心不呼不喊，只顾脚踏实地成为耕种聋人律师田地里的推土机。

在中州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副院长孟繁玲主编的《聋人与社会》里，讲到这样一个故事。

某高校特殊教育学院首届聋人大学生毕业前夕，聋人们重复着一个问题：大学把我们招进来， 准备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学院在聋人毕业生中开展讨论：“你认为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多少报酬合适？”

其中，超过70%的同学希望到聋校做老师，但当得知做老师需考取教师资格证时，多数学生表示还是愿意找份普通工作。

看过一个个朋友师兄的人生路径后，当特教老师和当工人几乎是谭婷和贾毅对聋人职业的全部想象。

2013年，在报考高校（目前聋人高等学校招生多采取单独命题、单独考试）时，两岁因使用抗生素不当而失聪的贾毅留意到同在考场的谭婷。后来，两人成为同学，在大一确认了恋爱关系。按原有的计划，贾毅与谭婷的最优职业方向是成为一位特教老师。

各聋人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同样显示着聋人可选择职业的限度——在特教之外，所有学校的专业基本围绕计算机科学与艺术设计展开。

因此，看到唐帅向聋人毕业生发布律师助理的招聘时，谭婷有些喜出望外，在她的鼓励下，贾毅也一同投递了简历。

■ 谭婷与贾毅在家学习

唐帅回忆，谭婷在面试的求职者中并不突出，相比她的彻底失聪，另外几位入选者带上助听器都可一定程度听到声音。他们开始了一场向国家司法考试进发的马拉松。

这项通过率仅为10%的考试，对聋人更大的难度在于对常识的理解。法律案例涉及一个人生老病死的方方面面，但听人的常识正是聋人的盲区。单单一个名词“法人”，都让谭婷花费了几天去理解。

她每天从早上六点学习到夜里10点，一条学习视频她需无限循环进度条，反复琢磨。因为压力或家庭原因，伙伴中渐渐有人放弃，来来去去30个先后进入赛场，又一一选择离去。

谭婷仍站在赛道上。2018年，她差了10分；2019年，差4分。

她身后的唐帅也顶着看不见的压力。在接赔本的聋人案件的同时，他每月还为并不带来直接利益的聋人助理支付薪水。长年累月，他的房子、父母的房子、律所的办公场所都被银行作为抵押贷款。

但他没有迟疑过，他坚信一定会等到那个“第一人”。他告诉谭婷，“你想考到什么时候，我就支持你到什么时候”。

2020年，考试在即，谭婷的母亲被诊患癌，在大学时她的父亲同样因患癌离世。因此，母亲的生病深深牵绊着谭婷。唐帅组织同事为谭婷母亲捐款，一边敦促着谭婷在困局中坚持。

这一次，谭婷通过了考试。母亲等到了她的通过消息，却没能看到她做律师的样子。

对谭婷和所有聋人来说，他们进一步破除了职业的单一想象；对唐帅来说，他的“实验田”有了阶段性的果实，聋人的法律荒地冒出了第一棵新绿。

通过了严苛的司法考试，并不意味着能开庭辩护。无法听到法官与其他辩护人的言语，使谭婷或许成为中国40余万执业律师里唯一不能上庭的律师。

但早在进入唐帅的重庆华代律师事务所前，她与唐帅就达成了共识——她是为普法而生的。

已从业十年的唐帅告诉谭婷，律师的工作两成在庭上，八成在庭下。如果她能让更多聋人拥有健全的法律知识与维权意识，将极大程度地减少聋人陷入法律困境的概率。

初入律所时，谭婷靠纸笔与听人同事合作处理聋人当事人的诈骗案、离婚案，一次咨询常得写下十几页纸。她意识到，多数聋人不知晓如何办理结婚离婚，更无法厘清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的区别。有时，当事人哭，谭婷也在一旁抹泪。

很多聋人使用的是借用手势、表情传达意思的自然手语，谭婷需不断向对方追问、确认。为了让工作更顺畅，谭婷重新开始学习说话。

她感觉“喉咙不是自己的了”。她说得很慢，很大声。借助手机语音识别软件，她得以知道自己的发音是否准确。

到今年，她的语言表达已顺畅流利许多。她可以迅速以话语向听人同事转述聋人当事人的话，并通过语音识别软件知晓同事的话。

她走进社区为聋人开设普法讲座，进入大学义务教授手语课程，并在短视频平台开通了账号，发布自制普法视频，线上一对一为聋人提供法律咨询，解决法律问题。

她曾经是听人、聋人两个群体的“局外人”，如今，她成为了他们的桥梁。

而对唐帅来说，谭婷的“标杆效应”已开始显现。2021年1月，他与西南政法大学合作开设了“卓越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实验班”，着力培养既懂法律又懂手语的复合型人才。

■ 在大学传授手语知识

对他更隐秘的收获，是谭婷、贾毅给他带来的情感冲击。

唐帅曾问过同在律所工作的贾毅，为什么不与谭婷一起参与司法考试？贾毅回答，他想为谭婷做好后勤，让她一心一意备考，“自己不是学习的料”。但实际上，贾毅在大学时曾获得一等奖学金。

大学时，因为心疼父母，谭婷总是应付着一日三餐不吃早饭，中饭简单解决，晚饭吃上几个馒头。这样的饮食习惯，让她常常生病。与贾毅相恋后，贾毅总是坚持给她买来早餐，并督促她按时吃饭。

去参加残疾人田径大赛训练时，贾毅每天会得到一盒牛奶。他没舍得喝，训练结束后，一瓶不落地提回了学校，全给了谭婷。

他们的出现，让唐帅相信可以并应该祛除对聋人应被矫正、被怜悯、被救助的陈旧视角。

周五下午，临近下班时刻，贾毅为谭婷的水杯加满水，他们起身站在各自的座位，与另外两位听障同事隔空用手语对话，相约一同下班。

坐上重庆地铁2号线天堂堡站的列车，谭婷、贾毅与两位同事分坐两侧。需换乘三次，谭婷与贾毅才能回到江北的家中。

途中，一个聋人在线上求助咨询。贾毅立即帮谭婷举起手机，方便谭婷快速开始手语动作。在双方互相比出大拇指与ok的手型后，线上咨询结束。

在这条已运行17年的地铁列车上，四人隔着过道手语对话。窗外，山城鳞次栉比的建筑快速后退，嘉陵江在雨季后已昏黄浑浊。

他们的纯粹、热烈、活力，在陈旧的车厢里熠熠发光。

过去，他们总是寂寂无声；如今，他们正被更多人“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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