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改革应时之需 转型发展方兴未艾

　　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政治学者的基本功是调查研究，是对国情、党情、民情、世情的了解。理论工作者要追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否则就会一片迷茫。通过一年来创新工程实践，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点。

　　“识时务者为俊杰，创新就是最大的‘时务’。”政治学所所长房宁如此评价创新工程实施的意义。创新工程是一种转型，从院到所，从风气到科研到管理，方方面面都为之一新。站在新一轮改革浪潮的前端，房宁敏锐觉察到了其中的机遇与挑战，他向记者娓娓道出政治学所历经一年创新改革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他关于创新工程的深切思考。

　　1 作风改 成果出 方法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首先请您谈谈，创新工程实施后，政治学所都有哪些新变化？

　　房宁：回顾去年以来政治学所各项工作，总体看，进入创新工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有没有创新工程大不一样。如果你看我们所每位上岗人员的创新工作日志，就可以感受到，创新工程给我们所科研、管理及工作状态、精神面貌等各方面带来的新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工作状态和精神面貌方面。过去大家虽也在做科研，但没有十分具体的标准和目标，什么叫完成科研任务？书稿、文章写出来就行，发表了就算，时间要求宽松。大家习惯地认为，学术研究乃荒江野老，素心清谈之事。过去科研人员不能说没压力，但压力是抽象的。久而久之，科研工作流于松懈。这也是我院许多科研项目久拖无法完成的重要原因。创新工程实施后，科研管理的改变，直接带动了所内科研氛围和工作作风的转变。

　　第二个变化体现在科研成果上。创新工程确实有助于产出更多新成果。去年，我们所牵头进行了3项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调查，这是政治学所建所以来前所未有的。“公民政治参与度调查”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许多基本的关键数据，“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问题调查”涉及的内容敏感而又重要，“中国人民主观的经验性调查”则偏重学术性。这几次调查无论在科研难度、工作强度、组织管理及最终成果上都可圈可点。

　　在政治学的比较研究方面，我们也初创佳绩。比较研究是政治学三大基本研究方法之一，也是战后60多年来国际上政治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对于今天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当今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研究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进入所谓“后现代”的发达国家，以及刚刚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全面、深入认识当今和未来的中国大有裨益，尤其为社科院这样以战略性、前瞻性研究为主的智库机构所需要。

　　到目前为止，由我所牵头的“政治发展比较研究”课题组，完成了对亚洲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经验的比较研究。通过研究，我们基本搞清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初步完成了对这些国家政治转型的动力学研究。今年，这项研究不仅要基本覆盖亚洲主要国家，还将延伸到欧美等地区，最终希望能对全世界2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国家进行系统考察研究，深入探索工业化、现代化条件下的政治与政治发展规律问题。这样的研究以前在中国不可能也没能力做，如今的国家与时代为我们创造了条件，创新工程给予了我们历史性的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完成这一具有重要实践和理论意义的工作。

　　第三是研究方法的转变。囿于历史条件，过去的政治学主要是文本研究，重书本、轻实践。但事实上，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公开的制度，即可以从文本上研究的宪政体制；另一个是隐蔽的制度，即宪政体制下实际运行的政治权力结构，而这往往无法通过文本加以研究。如果仅遵循中国传统的政治学研究路径，不仅无法解答现今世界许多国家政治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即使在中国的实际问题上也很难说清。

　　因此，政治学研究必须超越文本为上阶段，深入社会实践，从实践中观察和了解政治权力结构；既要研究公开的制度，也要研究隐蔽的制度以及社会结构。若要实现这一转变，需有大量的实证、经验性研究作支撑，即我们常说的“用脚底板做学问”。这正好与创新工程的要求不谋而合。创新工程实施后，大家纷纷走出去，下基层，积极践行“走转改”，增长了见识，增加了学术底气。

　　第四是年轻人才队伍培养的转变。政治学所的研究队伍相当年轻，一半以上的研究人员在40岁上下，“80后”也不少，这是我们的优势，预示着这个所的光明前景。他们的优点是在学校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知识教育，但还需要培养、锻炼。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他们对社会了解少，对实践陌生，头脑中仅有一个“观念的世界”。他们来到中国社科院这个正在向现代智库转型的研究机构，一时还适应不了。智库学者与高校的普通学者不同，普通学者重在知识的梳理、总结和传播，而智库学者重在问题研究，强调创新知识，发现原本不知道的东西。

　　因此，对于刚到社科院的年轻人，我们要求他们首先必须“走出去，沉下去”。在我看来，年轻人不跑十年路，没有十年的系统调研，不把头脑中“观念的世界”逐步转化为“经验的世界”，就很难摆脱人云亦云的状态，难免在各种眼花缭乱的理论、学说面前懵懵懂懂，遑论支配、驾驭和创新。

　　2 注重过程管理 注意管理细节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管理机制方面，政治学所如何保障创新工程的有效落实？

　　房宁：首先，领导要起带头作用，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创新工程谁都没干过，难免有不适应、没做好的地方，但态度要端正，工作要努力。

　　其次，全所要形成“一盘磨”，而非“两张皮”。去年，虽然我们所只有1/3的人进入创新工程，但全所科研工作都以创新工程为中心。两次大型调研，无论是创新工程的上岗人员还是没有上岗的人员都积极参与其中。

　　在管理方面，我们最深的体会还是在过程管理上。过去，我院科研管理也有一套做法，但坦率说，从院到所都不太注意过程管理，科研项目常常是一定几年，任务一下达，经费一发，就不管了，号称“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要有，但万一十年到了，“剑”没磨出来怎么办？因此，我们应加强过程管理，这符合创新工程的要求。

　　为了加强过程管理，我们想了一些办法，如要求细化科研计划，事先做好路线图、时间表；课题组把任务分解到每个单元，按单元进度进行管理。为此，我们要求从首席管理到每个上岗科研人员都写工作日志，既便于做好日常工作，保证进度，也有利于总结经验。这种做法其实是管理学常用的，美国智库学者大都有记日志的习惯，许多科研项目、招标工程，都要求承接、承办者提交工作日志。当然，刚开始，一些同志不太习惯和理解，但我们认为这是符合智库学者要求的，坚持要求大家记工作日志，改变过去随意懒散的工作作风。我们将把去年本所上岗人员的工作日志集结成册，作为科研资料保存，目前正在整理当中。

　　3 思想认识尚需进一步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创新工程实施过程中，是否遇到一些难点或挑战？

　　房宁：难点主要还是在观念上。院领导一再强调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我原来也以为讲了很多，大家在认识上应该没问题了。但从创新工程实施一年的情况看，的确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我们应当意识到，创新工程对于我院来说是一大转型。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社会的需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随着一个大国的崛起，一个国家必然要兴起智库这个行业。在迅速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正在崛起。战略规划与研究，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十分必要，智库将是未来中国的一个朝阳产业，中国正处于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我们正好赶上这个潮流，但很多同志对此尚未真正意识到。

　　过去传统研究范式中一些概念还在模糊着我们的认识，甚至存在争论。比如，究竟应当注重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对策研究？其实这是个假命题。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是分不开的，更不应在观念上将其对立起来。哪有脱离基础理论的对策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也要联系实际，从时代的进步中获取灵感，汲取营养。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对于政治学尤其如此。

　　进一步讲，究竟什么是基础？理论还是现实？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不见得是理论。我认为现实问题的研究应当是基础，是前提，离开了现实问题研究和经验性研究，理论研究就是空洞无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变动的时代，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理论研究基础是现实问题研究，是经验性研究。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政治学者的基本功是调查研究，是对国情、党情、民情、世情的了解。理论工作者要追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否则就会一片迷茫。通过一年来创新工程实践，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点。

　　还有一点需要统一认识，即待遇方面。不能把创新工程的“智力报偿”看成是一种改善生活待遇的手段。创新工程确实改善了待遇，但其意义绝不仅在待遇改善，不是让大家去分一点利益。待遇是保障手段，不是创新工程的目的。创新工程的目的是推动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因此，不论上岗与否，大家都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创新上。目前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还存在一定困扰。我们今后要努力做工作，通过创新实践逐步改变这种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政治学所对创新工程未来的实施有什么设想和规划？

　　房宁：感谢院里和学部对我们所去年创新工程工作的肯定，今年我们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创新工程，将创新工程的人员进入比例扩大至73%。

　　在科研方面，今年政治学所创新工程准备设立5个项目组，围绕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研究更多问题，出更新更好的成果，更好地实现“三个定位”的要求。在我个人所关注的政治发展比较研究方面，我希望总结好亚洲10国调研，进一步进行理论归纳和提炼。我们正在考虑根据自己调研的发现和感受，研究、建立一套政治发展的指标体系，为国别研究、政治发展比较研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和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