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观与我国和谐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

　　所谓安全观，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它面临的安全状况的主观认识和综合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行的安全战略。安全观会随着国家实力、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冷战结束后，"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随着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和新的安全威胁的兴起，各国所关注的安全范畴逐渐扩大。在这种情形下，以军事和政治为主的旧安全观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各国政府也根据时代的发展积极审视本国的原有安全观，并基本都在逐步推动安全观的转型，即由旧安全观向新安全观过渡，并大都形成了新安全观。我国的安全观的发展也经历了这一个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摒弃了旧安全观，逐步确立了新安全观。在新安全观的指引下，我国的外交局面进入了一个新历程，特别是逐步形成了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但是，我国周边的诸多威胁决定了这种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不是静态的、绝对的，而是发展的、相对的，需要我们不断地维护和完善它。而在今后维持和完善的进程中，同样需要新安全观发挥作用。

　　从旧安全观到新安全观--我国安全观的嬗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在内部，逃往台湾的国民党集团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夺回失去的政权，即使后来不得不放弃，也一直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与大陆对抗。"划峡而治"，始终是影响我国安全问题的一颗"定时炸弹"。在外部，起初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后又因与苏联关系紧张而同时面临东西方"霸权国"的威胁。至20世纪70年代，虽然因我国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出现缓和，安全环境有所缓解，但安全威胁并未从根本上消除。针对这种情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当时安全形势的判断是，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来自敌对势力的军事入侵危险始终存在，这是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鉴于此，我国在加强战备，提高自身军事实力，随时准备"迎战"的同时，在外先后通过推行结盟战略（与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制约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威胁）和"三角制衡"战略（与美国"合作"，制衡来自苏联的威胁），来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最大化。此外，以意识形态划线，支持并推动世界革命运动，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军事）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运动，特别是对我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周边国家（如朝鲜和越南）进行直接干涉，通过与这些国家的"协作"，来扩大我国的安全空间。同时，我国政府还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用于处理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后来又将其用于处理和社会主义国家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但当时的大环境决定了，我国在处理与有相对强烈敌对倾向的大国关系时，这一原则的作用并不明显。前面一条线是主线，而"和平共处"这条线是辅线。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改善，我国安全观也随之发生改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安全形势的判断也出现了较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通过努力，我们已经有能力阻止外敌的入侵，也有可能通过与相关"敌对"国家的全方位交往，实现和平共处。而且我国当时所面临的威胁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向，特别是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不断增强，仅依靠我国自身的力量已经难以防范和打击这些威胁。鉴于此，我国奉行不与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关系的安全战略，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以社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只要能够维护我国的安全，可以同任何国家合作、协作，在实现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利益，以此寻求实现"共同"安全。除了综合性的安全手段外，这一时期我国的安全内容也出现了"综合化"倾向，特别是经济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上升，对我国安全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虽然这一时期的安全观已经大大区别于此前的安全观，但并没有完全褪去此前安全观的色彩，防范和合作并进是当时安全观的真实反映。

　　冷战结束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的时代发展情况、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综合国力、处理国内外事件的能力等因素的变化，考虑到我国维护日益全球化的安全利益的现实需求，提出并发展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1997年3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我国首次正式提出了适应亚太各国维护安全的新安全观。1999年3月，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题为《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我国的新安全观。他指出："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　后来，我国政府又把"合作"改为"协作"，最终形成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2001年7月，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强调："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2002年7月，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安全观。2005年4月和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分别在亚非峰会上的讲话中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此前及此后，我国又通过党和政府领导人和官员在不同场合的讲话、相关文件、国防白皮书、大会报告等各种方式阐述了新安全观。

　　综合而言，我国的新安全观主要有如下内涵：

　　互信，这是新安全观的基础。主要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国家安全利益的差异性是现实存在的。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要维护共同的安全利益，只有依靠互信，而不能依靠军事同盟。

　　互利，这是新安全观的目的。主要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安全利益日益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各国互相尊重、互相兼顾他国的安全利益，在实现各国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本国的安全利益。

　　平等，这是新安全观的保证。主要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际社会的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多大，都有平等地参与协商、处理事关自己安全利益的国际事务的权利，"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对于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也不应为大国所垄断，而应通过国际社会的"民主协商"，找到符合各国安全利益的方法，予以解决。

　　协作，这是新安全观的途径。主要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对于外部争端，不能用传统的威胁、遏制等手段解决，而应通过和平谈判、协作的途径解决。协作的目的是通过各国间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发生。

　　由此可以看到，我国的新安全观突破了旧安全观的局限，是对冷战思维的彻底摒弃。整体而言，我国的新安全观是寻求和平与合作的安全观，是以普遍安全为目标的安全观，是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相结合的安全观。

　　新安全观与我国和谐周边安全环境的构建

　　我国不仅是新安全观的倡导者，也是新安全观的实践者。我国通过各种方式推行新安全观，"新安全观的合作模式应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正是在新安全观的推动下，我国的逐步形成了相对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主要体现在：

　　第一，中美关系的改善是我国和谐周边安全环境形成的前提

　　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影响在全球无所不在，我国的周边也概莫能外。美国同我国周边很多国家保持着紧密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甚至结有同盟关系。美国对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有着重大影响，我国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的确立与中美关系的改善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扩大，中美之间利益共同面的扩大，两国关系虽经历过一段低潮，但总体上保持着向前发展的趋向。"9・11"事件后，中美双方从反对恐怖主义和各自的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加大了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对抗程度大大缓解。双方都认识到，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两国存在共同利益，双方的合作就成了必然。一方面，布什政府以更务实更积极的态度来看待两国关系。布什在数月内曾多次访华，并利用一些多边场合加强与中国领导人在反对恐怖主义上的沟通，两国还建立了定期反恐磋商机制。另一方面，布什政府在一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有所软化，以满足中国的关切。如，在台湾问题上多次重申"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政策，对陈水扁的"台独"言论主动给予"严重关注"或"强烈不满"；在"东突"问题上，2002年10月，美国正式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为为恐怖组织。布什2005年连任后，双方也基本以积极、理性、务实的态度处理双边关系，特别是双方高层互访力度加大。2005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先后举行了10余次重要会晤，这种高密度的交往在中美关系史上并不多见。双方在反"台独"问题上也多次"携手"。如在2007年台湾"入联公投"问题上，中美出现了难得的"一致性"。中美关系借助反对恐怖主义问题得到改善，对形成我国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中美关系的改善，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也不可能称之为"和谐的"。

　　第二，我国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的形成

　　在东部，中日关系因小泉纯一郎的下台，安倍晋三特别是福田康夫的上台不断改善。2008年6月，中日两国经过磋商同意在实现有关东海海域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各自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在东海海域选定适当的区域进行共同开发，这是中日两国通过对话和合作有效化解东海问题的重要实践，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在南部，我国与东盟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2003年10月，我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双方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在经济上，我国与东盟互利合作，相互联系与交往不断深化。2002年双方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我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在政治互信、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双方的关系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在西南部，在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友谊继续发展的同时，中印关系也不断取得突破。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这是自1993年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瓦杰帕伊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不仅确立了中印关系的目标和指导原则，也是中印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中印两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也不断取得突破。两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谈判，并在2003年分别任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以加强边界谈判力度。经过谈判，目前两国边境线中段的争议区域初步得到解决，为解决整个领土争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北部和西北部，我国与俄罗斯、中亚各国的相互信任、合作关系不断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增强，高层互访频繁。2002年、2004年、2005年普京总统三次访华，2008年5月，俄新总统梅德韦杰夫将中国列为其出访的第一序列国家，足见对中国的重视；2003年、2005年、2007年胡锦涛主席三次访俄。两国的边界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2004年10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罗斯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标志着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容易引发国家间冲突的边界争端问题在中俄两国间已不存在。双方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也达成了诸多共识，2005年7月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我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也不断加深，双方在打击"三股势力"、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强化。特别是中、俄、中亚各国共同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三股势力"、促进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大改善了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的战略环境，保证了我国北部和西北部7000多公里边界的稳定和安宁。在东北部，为解决朝鲜核问题，中、美、朝、韩、俄、日六国建立了"六方会谈"机制，经过从2003年以来的六轮会谈，朝鲜核问题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朝鲜于2008年6月27日炸毁了宁边地区核设施的冷却塔，迈出了核设施去功能化的第一步。2008年7月12日的"六方会谈"团长会谈中，六国还就建立相关验证和监督机制达成了一致，朝鲜核问题进一步向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总体而言，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而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安全观的嬗变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国安全观的嬗变，也就不可能有我国目前相对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的形成。

　　新安全观与和谐周边安全环境的维持与完善

　　对一个主权国家而言，绝对的、理想化的国际安全环境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面临不同的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只要国际体系保持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就不会消失。而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的长久性决定了，"安全困境不能消除，而只能加以改良。"我国同样存在着安全困境问题，这些安全困境的存在是对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的："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这在我国周边地区表现地尤为明显。目前，我国周边面临的安全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美国仍然是影响我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虽然中美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均得到了很大改善，但这并不能掩盖双方存在的诸多矛盾，美国仍然是我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源。我国几乎所有的安全威胁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美国因素有关。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战略目标就是努力维持和强化自己的"一超"地位，防止出现一个或多个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和领导地位的世界强国或地区强国。由于美国防范新的权力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的大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美国遏制、敌视的对象,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最具有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潜力的国家"。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很快将主宰世界"，54%的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全球和平构成了威胁"。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措施。一方面，美国尽可能地维持与加强同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领域的交流，并千方百计地把中国纳入自己主导的各种国际机制之中。另一方面，美国又采取各种手段抑制中国的崛起，使中国不能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作了一系列有针对性地部署：调整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强化了美国与日、韩、澳等盟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提升关岛美军的军备水平和战略威慑能力，形成日本和关岛两大地区兵力投送中心，增强了其在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实现了在中亚的军事存在。通过一系列调整，美国逐渐构建了以前沿军事存在为核心、以双边军事同盟为基础、以多边军事合作为补充的亚太军事安全体系，完成了对我国相对完整的战略包围。

　　第二，我国周边存在不少其它威胁

　　在东部，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加大，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上升。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步伐不断加快，在"援美反恐"的名义下，逐渐脱离了"专守防卫"的轨道，摆脱了和平宪法的束缚，实现了向"海外派兵"的战略目的。日本的防卫政策也重新调整，并积极加入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与美国签订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具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目的。此外，中日在台湾问题、东海能源开发、钓鱼岛、历史等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也很大，存在一定的冲突风险。在南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文化、政治上的差异，我国同东南亚各国在领土、边界、资源开发等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最突出的是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尽管我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目前的局势也比较平稳，但不可回避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随着对海洋资源需求的日益扩大和争夺的加剧，矛盾仍会凸现，潜在的冲突依然存在。加之大国的直接或间接插手，问题会更加复杂。在西南部，南亚局势不稳，先后试验成功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印巴两国本来就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多方面的利益冲突，核竞赛的推进，无疑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潜伏着相当大的危机，一旦有事很可能会殃及我国。同时，我国与印度的边界问题尚未解决，印度国内还存在一股强硬的反华势力，经常散布"中国威胁论"，对我有很强的防范心理。在西北部，由于民族、宗教等各种原因，"三股势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在中亚仍然拥有较强的势力，我国新疆地区的"三股势力"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近年在新疆地区发生的很多恐怖主义行为都是在中亚地区策划、并在当地"三股势力"势力的帮助下实施的。此外，美国借反恐之机占领阿富汗，进军中亚，也对我国的西北部形成了直接的军事压力，使我国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不复存在。在东北部，朝鲜核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朝鲜在2006年10月进行的核试验，将朝鲜与外部的关系特别是美朝关系推向了危险的顶峰。美国虽然由于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因素将大部分精力暂时放在了中东，但丝毫没放松对朝鲜的军事打击准备。通过增强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加强与韩、日的军事同盟的措施，使朝鲜随时可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打击目标。一旦朝鲜核问题激化，美国很有可能会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对我周边安全形成重大威胁。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安全始终处于首要地位，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而周边安全环境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安全至关重要。虽然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目前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阶段，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放松对安全问题重视的借口。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周围仍然存在各种威胁。我们应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想方设法地去化解这些威胁，维持和完善我国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在未来的周边外交中，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贯彻和发展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与他国的交往中兼顾对方的国家利益，才能避免或缓解双方的安全困境，有助于维持和完善我国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为我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作者单位：中央对外联络部）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