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817张颖丨回归生活本身：后全球化时代文化遗产“地方转向”的理念与方法

( 一) 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多重建构

就历史性的全球化而言，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明示，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进行着全球规模的贸易活动。而我们通常言说的理论上的“全球化”，则主要被用来描述西方现代性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历史进程。这一定义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涵义：1. 全球化并非一个单纯的地理空间问题，它是西方现代性对世界的权威塑造行动；2. 全球化是根据人们的现实需求，生成的多种模式组合交错的动态过程。与之相应，作为全球化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世界遗产体系的发端确是受支配于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体制甚至市场体系，而其价值观与形态结构，亦跟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衍生化变。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认知与保护实践，最早由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战争破坏所引发。英国“古代纪念物保护法”(1882) 、法国“历史性建造物保护法”(1887) 、日本“古社寺保存法”(1897) 率先将遗产保护国家制度化。全球化殖民扩张时期的文化遗产被民族国家运用为强有力的认同工具，通过激发归属感，形成“想象的共同体”。1946 年UNESCO 正式成立，该组织发起了以建立人类智力上和道义上的团结、确保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多项文化遗产国际合作行动，取得巨大成功。建立一个统一的、自上而下的国际遗产保护体系成为必须，这也最终促成1972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出台。该公约确立了全人类共同拥有“世界遗产”的理念原则，并以“突出的普世价值”(OUV) 作为名录评定标准。从世界主义的观点来看，认为国家和当地文化对于成员的价值超越了全世界公民共同体的价值的观点是不成立的，[4]但以缔约国作为世界遗产申报单位的运行机制，便难以避免民族国家将文化遗产作为象征资本，羼入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等。

1980 年代随着“世界范围的社会关系强化”[5]，外部元素开始频繁跨越国家和文化边界进入地方，再加之第三世界国家主权意识和经济发展自主性增强，导致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直接映射到遗产的所有权、优先权上。地方与全球利益的对峙，引发了诸多政治经济冲突。此外，地方群体虽然开始在遗产事业中发挥更积极的主体作用，但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涉及到一种以上的文化，认同归属的依据和尺度也愈发复杂多元。面对西方占据特权地位、精英观点对遗产强加挪用等霸权性行为，人类学者提出尖锐批评。1990 年后，以“不和谐的遗产”(Ashworth) 、“授权遗产话语”(Smith) 、“征服、殖民和商业的遗产”(Nicgorski) 、“有争议的遗产”(Silverman) 等观点为代表，掀起了“世界遗产政策的人类学转向”(An Anthropological Turn in Heritage Policies) 。

作为反思性成果，1994 年UNESCO 世界遗产委员会发起了具有更充分代表性、平衡和可信的“世界遗产名录全球战略”，先后增设了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等新类别。《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 的颁布，则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世界遗产体系对“文化多样性”的全新定位，通过尊重群体间相互关系，消解了画地为牢的自治权力争夺的危机。2003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将文化遗产定义为主体、客体、过程和实践的集合，使其彻底脱出了西方纪念碑性物质文化的藩篱。非遗公约不仅强调社区和群体根据自身环境、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不断进行再创造，使其具有认同感和延续性，从而促进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同时也将传统的作用，从以前狭义上的民族团结和自豪的象征，扩大为与“履行文化遗产功能的任何东西”联系在一起。[6]文化不再是某个族群特有的符码标签，人们转而关注其意义形成的主动过程和互动依据，而非被动结果。2005 年颁布的《文化遗产对社会的价值框架公约》更是开篇明义：“保护文化遗产及其可持续利用，是以人类发展和生活质量为其目标”，肯定文化遗产对当地，尤其是对承载者社区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主张遗产资产被用作各种现代用途。

可见，遗产分明是“过去的当代目的”，遗产的概念总在随着人们对它的态度和需求的变动而不断演化。西方中心现代性的扩张和分化，多重建构着文化遗产的价值定位与行动机制：从纪念碑到人，从物体到功能，从保护到使用和可持续发展。 [7] 它将遗产从地方性起源转移到明确的全球维度，又从全球维度重新审视并赋予地方文化新的价值定位。

(二)“后全球化”作为文化遗产的新语境

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另一个新趋势——21世纪以来对“全球化终结”的判断：所谓多层次、多结构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被世界发展的轨迹所推翻。“全球化”观念已经不能够表达时代精神，全球化时代已经出人意料地终结了。 [8]

早在20世纪末，人类学家阿帕杜莱就指出：在全球化演化过程中，我们所谓的全球化知识已然脱离了真实的社会生活状况，是想象甚至是“精神分裂的”。人们已经不再生活在被称为“地域”的固定空间。 [9]37 他以“消散的现代性”为当代文化研究提出了全新框架，不仅有力挑战了“文明冲突论”，打破了全球文化秩序感的幻觉；还以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为出发点，将全球文化构建为五种具有明显断裂或差异的“图景”——族群图景、科技图景、金融图景、媒体图景、意识形态图景。阿帕杜莱以“去疆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 概念，涵括了各种图景在全球范围内各自分离而非均衡流动的基本特征。从开放性、流动性、可变性和多元化的角度，开启了重新看待民族与国家、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地方关系的新路径。[10]

以2000 年“9 ·11 ”事件、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为重要时间节点，地方衰败导致的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反一体化的严峻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全球化”的认识角度。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 、逆全球化(Reverse-Globalization) 、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 的呼声高涨。其时提出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 概念，就是试图超越“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二元对立，以超本土和跨本土力量寻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平衡。有学者指出，世界已全面进入后全球化时代(Post-Globalization era) 。全球价值观面临重构，经济供应链条亦重新布局，本地化趋势逐渐增强。“我们对世界运转的认知方式需要与时俱进。当前，全球政治和经济图景正急速转变，我们不可能再固守自己所熟悉的、感到舒服的认知，过去的共识随时可能会被推翻。”[11]

在后全球化语境下，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心”“边缘”“西方”“东方”的全球化话语体系渐行渐远。后全球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典型特征体现为：1. 边界不断消解。在身体、商品、资本、信息全流动的现实世界，社会关系开始不再受空间位置束缚，边界实体已然打开。数字虚拟世界模糊着公私界限，甚至允许在当地没有实体存在的条件下，加入者成为共同体的一员；2. 主体重层叠加。当下的世界新格局不只显现为政治经济文化多中心的并存，而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多主体”成为主流。地方群体未必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多元文化与多元主体的同时在场要求价值观与方法论的重新建构。

如果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体系是以现代性为基础，锚定“一个定位”( 国际主义) 和“三个核心问题”( 主体性、多样性、真实性) ，其主要矛盾是“全球”与“地方”在遗产所有权、优先权上的争夺，那么因应后全球化时代社会的明显变动，文化遗产的价值建构必然转向非西方的全球化模式，即后现代性的文化融合。当下的文化遗产事业，正在挑战一个包含“实体”与“虚拟”的复杂的动态世界。诸如弱化所有权之争，强调体验过程的“共享遗产”等议题开始成为新的理论聚焦点。而“超主权数字化”“参与式治理”“开放的共同体化”等技术或制度创新，也正在努力寻求后全球化时代文化遗产保护活化的全新路径。

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遗产研究，是对人类社会转型期最合理的价值体系、实践行动的积极探索。几个基本特质和变量需要把握：1. 文化遗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变动取决于特定社会的需要和努力，遗产价值体系及机制的建设依据，也应着眼于地方社会群体持续变化的生活模式；2. 在新发展观背景下，文化遗产事业被视为重要的增值产业，各种要素日益转化为经济资本，地方借助这些资本进入全球经济交流( 易货贸易、旅游交流) ；3. 网络世界崭新的资源和规则，提供了建构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新可能，遗产的实践性目标逐渐转化为人们对遗产的具体化和创造性利用；4. “地方”不再囿于明显边界和稳定特征、排斥他者的固定场所，它往往出现在全球、跨国、区域甚至虚拟世界的交叉点上，且由生活的实际需求加以定位。

二、包容的地方：后全球化时代文化遗产发展观下的理念转向

如前所述，地方“被凸显”与“陡然消失”的悖论，成为后全球化时代文化遗产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不断生成的、甚至即刻拼合的认同归属的虚拟空间中，地方变得无限、动态，对多种物质和社会关系网络开放，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联系。那么后全球化时代新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与表现路径，将会生产出怎样的“地方性”呢？

遗产本身是“选择过程”(selection process) 的结果，它并非源于我们历史中的所有事物。因此遗产并不等同于历史，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将这些被选择的事物及其价值，完整地、且在真实的条件下传承下去。”[12]如何适应后全球化时代包容性发展的真实语境，从结构的角度将地方视为一个“问题”而非“事物”，决定了我们在未来文化遗产保护活用事业中，需要超越、解决和加强的东西是什么？

( 一) “地方”的理念转身与后全球化的“地方性”可能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以勒尔夫的《地方与无地方》、段义孚的《空间与地方》为代表，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以“人与地方”的关系为核心，建立了一个广阔的知识体系。【1】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地方(place) 被认为是人类经验和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关注。其中，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了“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 的概念，将其称为亲密知识、民族知识、当地知识、在地知识、土著知识等。它体现了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文化霸权、学术一元论的批判，也是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遗产理论界曾大量借用格尔兹“地方性知识”连同福柯“话语权力”观点，将文化遗产锁定为一种建立在地域上的身份认同。地方差异被贴上“道德”的标签，地方也被冠以“传统”“乡土”的标牌。“人们认为文化之间相互持有敌意，且不能共通，所以必须把它们分隔开来。如果不能在原本产生这些文化的地方，也至少应在固定的民族区域内。”[13]地方性(local) 被运用为一种“抵抗”他者的政治策略，以彰显文化民族主义者“主体独有”的诉求。

然而，“地方性不仅指事件的地点、时间、阶级和各种类型，而且指对它的描述方式，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14]这一对地方性的阐释，从特定的地域范围引向在知识生产与阐释中所背靠依托的特殊语境(context) 。而其人类学关怀的对象，明显是在特定场域中具有“连带性”(solidarity) 关系的共同体。阿帕杜莱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我认为地方性主要是关系化的、语境化的，而非无方向的或空间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学性质，由社群直接相处的感受、互动科技、语境相关性之间的一系列联结所构成。这一现象学性质会表现在特定的能动性、社会性和再现性上。”地方性知识不仅自身是地方的(local in itself) ，更重要的是，它是为自身而地方的(local for itself) 。[9]237-241作为人类生命生活体验的重要部分，与个体心理因子(Psychological factors) 紧密关联的“地方感”成为新的核心议题，以之阐明地方和地方认同在本质上都是开放、联系和流动的。其中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马西提出的“全球的地方感”尤为瞩目——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地方不能被定义为一个独特、连贯、有边界的场所，并与一个特定的文化社区相联系。相反，场所应被理解为“一个聚会的位置、特定活动空间交叉点的位置、联系和相互联系的位置、影响和运动的位置”。它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空间点上，以独特的方式交错。[15]

进入21 世纪后，网络世界的发展对“地方”概念提出更大挑战。正如人类学家埃斯科巴所说：“任何技术都代表一种文化发明，在某种意义上，它带来了一个世界；它产生于特定的文化条件，反过来又有助于创造新的文化条件。”[16]虽然人类已经能够自由驰骋于电子网络构建的“信息空间”，但其日常生活却仍由一个形式、功能都自成一体的、有物理边界的“实体空间”承载着。如何把握这两种“空间”并存的逻辑，理解互动交融中连接起来的“地方新型社会关系”，殊为不易。

与以往不同，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遗产多是在地方、区域、国家、跨国甚至虚拟世界的交叉点上形成的，它时而为更大的地区或政治经济领域所共有，时而也会与传统断裂，仅体现小范围人群在较短时间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文化认同。因此当下讨论文化遗产的“地方”问题，解题方式不能仅限于“有边界的区域”或“主体平权”的惯用套路，而需更多关注主体对共享性遗产的具体理解及动态的、创造性的赋能行动。如果我们承认，地方总是从无数的社会关系中有机地发展而来，地方的本质是建造它的人、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历史产物，那么当我们在后全球化语境中对“地方性”进行再定义时，不妨将之作为当代人生活经验的一个特征——从“对峙”到“包容”——将抵抗的、狭隘的、理想主义的、有边界的“地方”，推向积极的、关联的、经验性的、无边界的新范式。

( 二) 包容性发展观与文化遗产的地方实践

“发展”(developement) 原本被人类学视为反映西方意识形态、物化和商品化性质、进步时间的单向观念而加以批判。但自1980 年代以来，发展的概念变得更加广泛、多样和深刻。它不仅超越了经济改善人类命运的纯粹判断，其重心还从经济转向社会进而接近文化。大家逐渐认识到人与社会环境进行互动的框架其实是由他们的文化所提供。所以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也应是一体两面、互补联系的过程。以1990 年代全球主要传统产业( 工业/ 农业) 陷入衰落为转折点，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开始被视为遗产和未来发展的杠杆。1992 年UNESCO 成立了独立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探索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文化遗产的长期持续性与短期经济效果自动交错，“文化遗产已不是人们过去认为的固定的、受约束的和凝固的容器，而是通过媒体与网络在全世界进行交流的跨国境的创造。”[17]

而随着21 世纪全新的发展范式——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ement) 【2】成为各国际组织倡导的核心理念，文化遗产的创造性生产更是得到充分解放。一旦被确认为“发展资产”，文化遗产便倏然从国家财政的负累，蝶变为地方经济重要的“增值产业”。[18]除了创造就业机会和实现商品销售的工具价值外，通过参与性与反身性增加地方包容力、凝聚力的遗产内在价值亦受到格外重视。UNESCO 的关键性文件开始大量使用“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和地方发展”作为主题，并主动加强世界遗产体系与其他超国家、国家、地区或民间社团的密切对话。后全球化时代文化遗产的“地方”转向，也并非一条单行道，各区域与国家都纷纷建立自己的文化遗产框架模式和发展战略。而在这一全球地方的跨文化相互作用中，欧洲与日本可谓其范。

1. 欧洲的文化遗产与地方社会发展实践

尽管欧洲一体化最初并非出于文化上的努力，但“历史上的对抗”最终还是让位给了“文化上的相似”。1992 年欧盟条约提出“共同的文化遗产”概念，强调尊重各成员国国家和地方多样性。1998 年欧盟文化指导委员会将建设“创造性的欧洲”作为战略目标，推出了自己的文化政策框架。2000 年以后，欧盟大幅增加对文化遗产研究的投入。在其最重要的研究创新计划“地平线2020 ”中，文化遗产项目在“社会挑战”“创新技术”优先领域所占比重很高。各项研究不仅持续将文化遗产推向构建“包容”“创新”“思考”的欧洲新概念框架，同时也反复探索打磨遗产对地方可持续发展、环境再生、旅游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的促进作用。

在众多卓越研究成果的带动下，欧洲文化遗产的制度化出现了一个活跃转型期。2005 年欧盟创建“欧洲遗产标识”(European HeritageLabel) 计划，以之作为UNESCO 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补充，特别列出三个关键区别：(1) 欧洲遗产地为欧洲叙事及其背后的历史注入了活力，它们不仅仅是关于美学；(2) 计划的重点是促进提供欧洲层面的地点的访问，包括组织广泛的教育活动，特别是为年轻人；(3) 欧洲遗产可以单独享用，也可以作为网络的一部分，游客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欧洲的广度和规模，以及它所取得的成就。[19]此后欧盟还相继提出了“文化遗产作为可持续欧洲战略资源”“文化遗产参与式管理”等系列政策举措，有机地集成了文化遗产与地方社会经济、生态及可持续发展的关联。

从实践案例来看，诸如英国“地点的力量——历史环境的未来”计划(2000) 、“遗产工作合作项目”(2006) 等，都将工作重点明确指向在伙伴关系、共享愿景、灵活性和创新基础上，找到遗产活化再生的解决方案，使遗产真正为其“多重利益相关者”( 所有者、占用者、分享者、整体环境) 服务。2018 年启动的“欧洲文化遗产年”，更进一步推动了文化遗产概念的扩展和跨学科研究活动的加强，以及对文化多样性及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文化遗产主张的关注，促进欧洲社会更加包容、民主和参与。

2. 日本的文化遗产与地方社会发展实践

日本文化遗产制度的演变通常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以古社寺保存法(1897) 、文化财保护法(1950) 为代表，从国家层面保护特定文化遗产作为“物”的价值；其次是1970 年代到2000 年期间，与世界文化遗产体系基本同步的阶段；再次是以文化财保护法改订(2004) 为标志，明确提出积极展开与地域人群一体化的遗产保全及活用阶段。

21 世纪日本文化遗产与地方社会发展的积极实践，一方面源于社会文化自觉与自信的不断提升——不盲从世界遗产条约，回归重构本土遗产的价值与分类体系；另一方面则出于将文化遗产价值具体化，成为供给式文化资源的社会现实需求。2003 年“观光立国行动计划”提出后，文化遗产作为观光资源得到高度重视( 文化財の観光資源としての開花) 。遗产事业的行动目标从“保存优先”转向“地域文化活用”，及观光者视野下的“理解促进”。2007 年文化厅正式提出必须超越文化遗产的特定类型，以共通性原则制定“综合把握文化遗产方略”和“社会全体文化遗产继承方略”。文化遗产的保存活用绝不能仅着眼于单体，必须在地域历史风土文化背景下，以主题统辖的形式对整体( 包含环境在内) 加以综合把握。

2008 —2010 年，“历史文化基本构想”在日本全国推广试行，文化遗产不再以指定和未指定作为分别，转而强调地方主体权责和独特视点，即如何使文化遗产成为人们寄托身心、生成创造力的地域核心。文化厅还在2015 年创设了新的文化遗产认定制度——通过地域历史魅力和特色讲述文化传统故事的“日本遺産”(Japan Heritage) ，提出一套与世界遗产完全不同的认定价值：“近代日本的教育遗产群：学习之心·礼节之本”。[20]这两项制度基本确立了日本文化遗产“地方转向”的理念与方法——遗产的价值是保障将来可持续社会的文化联系和历史环境，赋予地方多主体以“共同性”和“关系性”。2018 年日本再次修订“文化财保护法”，应对目标是文化遗产所在地域的社会衰退，强调文化遗产在地方再生中，不仅要作为产业创造活动促进主体形成，同时也要促进新的文化产生。

结论：回归生活本身

从马克思提出生活世界的实践途径，是人自我生成的实践活动，到胡塞尔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等，理性向生活的回归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理论的重要转向。而人类学对文化的经典定义，自泰勒开始就视之为“整体的生活方式”。一百年后，格尔兹将这一包罗万象的、普遍主义的定义衍生为：“文化是指由历史传递的，体现在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它是由各种象征性形式表达的概念系统，人们借助这些系统来交流、维持、并发展有关生活的知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21]

换言之，文化就是生活本身——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组成了世界文化体系，而这种新的星球组织被我们描述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 。[22]文化遗产同理同源，其本质是人们在生活中继承、习得、选择的各种生活方式和共同关注的生命意义。它在时间上关涉生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空间上跨越生活的此在、彼在与共在。而文化遗产的主体性、多样性、真实性问题，皆可视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其划定的界限和不断建构协商的意义。

综上所述，后全球化时代文化遗产的“地方转向”，就是要在反思基础上完成对“二元对峙”理念与方法的解构——以全球性代表高度的流动性、不稳定性、开放性和文化的同质化过程；以地方性表征本土性、稳定性、封闭性和对内生性文化特质的坚守。因为“当任何一种伦理标准无法转化为生活方式，或者在现有社会条件下无法得到运用，它就是暴力的。”[23]唯有立足包容的地方，回归生活本身，后全球化时代复杂的、重层的、动态的遗产主体性与功能性才能够打破桎梏，无分优劣，合作共存。再从文化认同与变迁的视角来看，“地方”本就是“一种被建构的现实”和“一种思想”。本土文化之“地方”特性强调的是天行不止、地厚静德的包容与化解。待这一文化遗产真正成为人们携手相行的能动力与创造力时，现代性给我们遗留下的孤立、封闭和霸权，或许才能消解融化。

参考文献

【1】人文主义地理学首先致力于探讨人类生存环境与地方经验中，存在怎样的共同性及其在不同个群之间体现出来的差异。后期转而将地方诠释为社会建构的过程和产物，即地方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商博弈建构起来的。作为概念的地方包括多重因素：1. 场所(local) ，由社会关系构成的环境；2.区位(location) ，一个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关系；３. 地方感(sense of place) ，生活在一个地方所产生的主观感觉结构。

【2】包容性是与排斥性(exclusive) 相对应的概念，包容性发展同时具有经济增长、权利获得、机会平等、福利普惠的要求。

【 文献引用格式】张颖.回归生活本身:后全球化时代文化遗产“地方转向”的理念与方法[J].贵州社会科学,2021(01):100-106.

人类学乾坤

主编：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

编辑：佛子

终审：张颖

轻轻的 点 一下

[1]【20161217·人类学】人类学乾坤·2016年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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