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女服饰所折射出的社会性别差异问题  王 华/文  惠安女文化

惠安女服饰所折射出的社会性别差异问题

王 华/文

颇具特色的惠女服饰（陈英杰/摄影）

　　 惠安女文化是闽南文化的子文化，它既包含闽南文化中的敢于进取和开放包容的共性特征，又传承着惠安地区人民恒于坚持和勇于负重的个性特征。随着长期历史的推进，惠安女文化逐步成为惠安地区、泉州地域文化的代表。惠安女服饰文化是惠安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惠安女服饰是历史文化的传承变迁，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冲击交融的珍贵的文化产物，同时还充分融合了地方生产、生活环境特征，是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精华结合的产物，具有较高的实用艺术价值和民俗文化研究价值。 　　 惠安的自然经济环境，孕育出极具地方特色的惠安人的人文特点。惠安地贫人稠，海域面积广阔，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当地男人或出海捕鱼，或外出劳作，因而家里的农活，养儿女，侍公婆，完全由惠女承担，为改善家庭生活，惠安女还要善于务工。长期的劳作生活模式构成了“惠女”典型的人文特点——勤劳、勇敢、做事踏实，也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惠女服饰。惠安女服饰实为惠东女服饰。保留着这种服饰习俗的惠女主要集中在惠东半岛的海边崇武镇、山霞镇、小岞镇、净峰镇4个地区，7个乡村，总共只有几万人。花头巾、短上衣、银腰带、大筒裤是惠女服饰的典型特点。其中以崇武和小岞的服饰最具特色。惠女的头巾完全围住了头发、脖颈和前胸，只留出一张脸，齐齐的刘海遮下来，上面一个小小发簪上插着梳子。上衣很短，露出肚脐，袖长而窄，裤腿却一下子宽大起来，上面有一个横的折皱。下面或赤着脚，或穿着人字拖。惠安女服饰的奇特源自于生活。戴头巾能够防止海风把头发吹乱及防止劳作时头巾被吹落，上衣短而紧，短得连肚脐也遮不住，使着装者的腰、脐及腹部暴露无遗。这种独特的造型和剪裁主要考虑惠安女劳作时的方便程度。另一种说法是这种“露脐装”会使婆家兴旺。“浪费裤”的裤管是一般裤管的一倍。如此一来，惠安女在海滩边作业时就不会把裤腿浸湿，野外、海边的风比较大，走动起来，宽大的裤脚干的也比较快。惠安女的服饰是适应劳动的需要，融民族、民间、地域和环境特征为一体。

小小惠安女 （陈英杰/摄影)

　　 惠安女的着装反映出在惠安地区，女性以家庭为主，男性以社会为主的生理性别分工早已被打破。在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下，惠安女早已走出家庭，承担着社会观念下的男性的社会劳作。新中国成立前惠安县群众生活贫困，男人除少数在本县当土、木、石匠和晒盐、讨海外，3万多人离乡背井往外谋生。[1]在乡妇女不仅为繁重的家务和教养子女而操劳，身兼数职，既不能放弃原先妻子所属的“内”的角色， 又必须承担原先丈夫部分所属的“外”的角色，负责家里的农业生产与对外交往，承负着双重角色的挤压。蒋美华在《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一书中，分析女性的家庭角色的时候提到，女性的家务劳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时间上，女性仍然比男性负担重。其中更是有一组数据，福建省惠安县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包括家庭副业劳动时间）占妇女总劳动时间的32.4%，比当地男子多4小时。[2]长期的磨练，造就她们勤劳、简朴、坚韧、纯洁的优良品德。“留守妻子”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因为她们承负了更多而有所改变，且是农业生产及抵御自然灾害的主力军。这些对家庭、社会全心全力作出奉献的妇女，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优秀可贵的潜力，更未能得到发挥。[3]由此可以看出，惠安女奇异服饰形成的社会环境因素是由于带有性别差异的社会分工不均。劳动的性别分工并非是简单的组织劳动的方式，它早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4]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是指社会将性别不同的人分配到不同的生活经验、机会和工作场所等社会位置上的社会机制。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将两性劳动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它是将男性置于更多机会和更具有优势的岗位上的社会机制。这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它导致了等级分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即女性从事的劳动价值永远会低于男性从事的劳动价值，或男性劳动永远比女性劳动更有价值，它使人们相信男性劳动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女性劳动只是辅助性的，是维护文明。父权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男性在社会、家庭中占居主要地位。女性在社会、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地位低下。传统的性别差异观念使男性理所当然地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同时却做极少的家庭劳动，而女性也欣然接受这种社会分工不均带来的家庭角色分配。传统的性别角色意识使女性自觉地付出无报酬的劳动，因为她们相信，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默默无闻地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是她们的“本分”。[5]惠安女过去的思想是封闭和狭隘的，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深厚，从小被灌输的是三从四德、忍辱负重的思想，为人低调谨慎，一切以家庭为重。因此惠女在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的同时，仍要保持传统的贤良淑德。惠安女就这样“心甘情愿”地承担着双重角色和双重压力。

舞蹈《惠女风情》（吴寿民/摄影）

　　 惠安女文化是惠安及泉州地区进行地方文化宣传的有效材料。惠安女民俗服饰风情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福建旅游的五大品牌之一。惠安县政府为了进一步宣传惠女文化，开展了系列惠安女服饰风情活动。包括“展示惠安女风采、体现时代精神”为主题的“惠女风情”表演大奖赛、“惠女风情”摄影采风活动的尝试，组织惠安女服饰表演队参加全省旅游文化节表演活动，参加福建省旅游推介会，通过国家邮政总局发行惠女服饰明信片，举办惠安女服饰设计制作大奖赛，开展“惠女风情”旅游纪念品设计制作比赛，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民俗摄影活动等等。这一系列活动的铺开，有利地宣传了惠女风情、使惠安女形象声名远播，使惠安女服饰更深入人心。 　　 惠安女的花头巾、短上衣、银腰带、大筒裤，被戏称为“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而现在的社会常会认为惠安女的头部被斗笠和头巾包裹得仅露出一张脸——“封建”；而腰、腹部却暴露无遗——“民主”。很显然，对惠安女服饰的这种概述，除了出于戏谑之外，难免还有一些误读。这种误读是外界为了添加惠安女文化的神秘色彩而进行的夸大其词的宣传和过分渲染。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这是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和亵渎。“媒介反映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从而对女性或对她们不予表现，或用刻板印象对她们进行描述，以此象征性地贬损妇女”。[6]对惠安女刻板化地形象再现，使人们传统、公式化、过分简单地理解惠安女。惠安女文化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被表层、浅显化，甚至被忽略。妇女生活和经历的许多方面没有得到媒介的真实反映，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女性主义者呼吁更加真实的妇女形象和女性气质定义。惠安女形象的刻板化歪曲并非是她们自己的形象，而是社会实践中习以为常的对于事件、经验、人或物进行识别和分类的一种极端化了的表达。刻板形象通常有其社会摹本，这些摹本似乎使得这些刻板形象合理化了。更真实的惠安女形象被定义、再现、宣扬的前提是人们要对惠安女的心理特点、心理需求要真正地了解，然后才能有更加多样的表现，而非简单、刻板的歪曲描绘与宣传。

惠女风采（吴寿民 摄影）

　　 通过大众传媒，惠安女贤惠、勤奋、自我牺牲与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形象一致，符合社会对女性气质回归的要求，惠安女更具有女性气质，而这更强化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使女性陷入了男性“真理”中。女性读者被引导去认同这些形象，继而产生模仿的心理，将这些“理想形象”视为榜样。由此所产生的期待、追求、比较与模仿等意识通过这种途径便得以进入社会文化核心，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世世代代文化传播和影响的过程中，它对文化教育的接受者形成一种有力的制约，使之成为一种人类共同追求的品德或提倡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媒介不仅影响人们对性别的观点，也影响与性别相关的人的行为、活动包括职业”。[7] 女性被大众传媒强行灌输了父权制意识形态。使惠安女更会积极地表现为“惠安女”。这种宣传满足了人们对惠安女服饰奇进行探究的心理，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的欣赏、观看欲。从另一个层面讲，把惠安女形象作为一张名片进行宣扬，稳固了惠安女的女性气质的同时也强化了男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气质、男性地位，这也符合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心理期待。父权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是将妇女置于（男性）受众的凝视（gaze）之下，作为被观看的对象来展示。妇女的出身，出于“艺术”已经以相似的方式遭受剥削，这说明，妇女的命运就是被观看，而观看的行为则留给了男人。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他的经典著作《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中写道：男人行动，女人表现。男人审视女人，女人在男人的注视中端详自己。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也决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女人自己的审视者就是男性；女性是被审视的。这样，她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对象，而且尤其是视觉的对象：一种景观。[8]相反，男人的形象，很少是女性或男性受众凝视的对象。观看男性身体的禁令是父权制维护自身权利的意愿。由此可以看出，惠安女的服饰着装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但无疑也参杂着来自男性主导社会的“观看欲”。 　　 传统的劳动性别的分工促成惠安女服饰的形成，进而发展成为具有独特内涵的区域文化代表。大众传媒的广泛宣传和大力推广使惠安女文化更具有代表性，更深入人心。惠安女服饰文化所折射出的社会性别差异问题，使人们能够从另一个层面了解惠安地区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形态，也能够使人们会以管窥豹，了解社会性别差异对整个社会分工、社会结构的形成、以及风俗人情的影响。 　

（本文为仰恩大学校级课题成果，项目编号SK20143021）

参考文献： [1] 泉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2002年，第10页。 [2][3] 蒋美华：《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186页。 [4][5]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6页。 [6][7] 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169页。 [8] Berger，John：《Ways of Seeing》，BBC and Penguin Books，1972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