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中国正处于快速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社会支持系统负担持续加重，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占比下降，单纯由年龄结构带来的人口红利即将耗尽，老龄化战略需要积极谋划、精准发力、变被动为主动。从性别视角出发，中国性别和年龄结构蕴藏着相当大的潜力，亟须在老龄化研究和政策实践中关注性别因素，推动多学科多视角的交流和合作。以此为背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人口老龄化与女性：积极老龄化的视角”学术工作坊近日以网络会议的形式举行。来自十几所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集思广益，深入研讨如何挖掘中国年龄和性别等人口结构的红利，实现积极老龄化。

　　从理论建构到乡土经验：拓展积极老龄化的本土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指出，中国进入老龄化和高龄化的速度前所未有，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受教育程度迅速提升，且老年女性的变动更为突出，与之相对的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随着老龄化深化，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局面或难持续，应重视女性在劳动参与和家庭内部照料方面的贡献和潜力，挖掘性别红利。未来相关研究需要各学科共同参与，关注性别因素、中老年女性的作用、生育与就业的矛盾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无酬劳动，并参考国际经验和教训，为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创造有利条件。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认为，“没有长者的世界”实质是老年人被边缘化，以及老年人相关的社会问题被老年人自然化、个人化、身心化。社会正义论能贯穿各个学科关注的所有老龄化问题，可作为社会老年学的理论灵魂，其内涵是人们应享有基本权利公正。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贺雪峰讨论了农村互助养老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他认为，对很多老人来说，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退休返乡养老，生活质量高、幸福感强，只有在不能自理的时候才面临困境。由此，农村应成为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主战场，也应成为一种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思路。他建议在农村设立互助养老中心，聘请低龄老年人照料和帮助失能老人，此外还建议组织老年人协会并提供必要的基础养老设施。

　　分析研判性别维度下老龄化新特征

　　21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快的时期，老龄化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刘爽指出，高知老年人群体数量快速增长，既能贡献“老龄化红利”，也能贡献“人力资本红利”，其中老年女性的变化更为突出，将为老龄问题注入新的内涵。湖南大学经济管理研究中心苏亚琴认为，老年人力资本的两个维度存在因果效应，即教育水平提升导致健康改善，并且在女性群体中的作用更明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认为，促进性别间收入平等不仅可以释放人力资本的财富红利，还可扭转女性健康相对不利的状况，带来健康资本红利。现阶段释放性别红利的制约因素主要有治理体系不完善、职业性别隔离、社会性别观念、人力资本投入的性别差异等，需从政策环境、经济赋权、生育支持、健康促进和教育公平等方面共同推进。

　　性别与年龄结构红利的结合点：帮助女性协调多重职责

　　推动女性社会参与是收获性别红利的重要途径，与会学者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使用定量和质性分析方法，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陆旸认为，未来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转为负值，延长受教育年限能有效提高未来潜在增长率，而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并不明显，需要出台政策缓解生育与女性就业的矛盾，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邓卫广发现，就业市场上存在明显的针对女性婚姻和生育状态的歧视，研究结果提供了女性婚育与就业存在矛盾的微观证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张艳霞发现，老年人特别是中老年女性的社会参与具有丰富内涵，包括就业、政治参与、志愿活动、无酬家务劳动等，年龄和性别平等的就业机制、就业安全保障、“爱小”的代际责任伦理和相对平等的社会性别结构是增进中老年女性社会参与的重要动力机制。

　　家庭和社会养老中，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是主要的照料提供者，分析研究她们的处境成为研讨会关注的议题。我国现阶段仍以家庭养老为主，配偶照料是家庭内部照料的重要方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封进认为，对配偶提供照料的中老年女性精神上受到的不利影响比男性更为明显，且随着照料强度提高而加剧；如有他人帮助，不利影响会大幅下降。因此，应采取措施帮助家庭中的配偶照料者，尤其是其中的中老年女性。老龄化带来老年照料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社会养老亟待发展，女性在有酬照料工作中也占主导地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宋月萍指出，老年照料行业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由此需要政府提供支持从而提高有效需求。城市养老院的护工多为外来中年女性，家庭和工作往往在时空上分离，需要协调双重的照料责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钟晓慧揭示了其中的协调机制，即市场供求、工作特点、劳动时间、请假的协调和女工生命周期特征互相适配和调整，劳动关系中出现了制度化的灵活工作时间安排，女护工实现了自身生产性和劳动力价值的重塑。

　　老龄化先发国家的现状与应对经验，无疑对我国政策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学院沈洁介绍了目前日本老龄社会的困境，认为严重的性别不平等是导致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共建“男女共同参与法”，建立家庭、职场、政治、生活的协调发展对策与评估体系，推动家务劳动再分配，设计国家、企业、社区、家庭分担机制，推动老年人创业和就业。政策实施后，日本的少子高龄化压力得以缓解，减轻了家庭育儿和照料老人的负担，缓和了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与会者从不同学科和视角出发，进行了充分的发言和讨论。郑真真在会议总结中指出，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政策要有前瞻性、持续性，从老龄化相关的老年人、照料者、被照料者、养老机构、家庭的综合视角出发，考虑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实际需要，在政策实践中为他们提供更多选择。中国人口体量大、人口转变速度快、老龄化议题涉及面广，对学术研究和讨论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回应重大现实关切是经济社会科研工作者肩负的使命，积极开展人口老龄化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任重道远，成果可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