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一次甲状腺癌所要经历的一切

 六．怀疑

 离开医院时，我的脖子里还剩下1/3的甲状腺，其它的没有损失什么——包括之前一直担心会在手术中丢失的四颗“甲状旁腺”，徐如林也给我全部保住了。这一场疾病从头到尾都没有给我造成特别大的疼痛——仅仅是脖子上了留下了一条弧形的细线伤疤，如人微笑时上扬的唇角。换药的实习医生说这个伤口是徐如林亲自给我做的内缝合，而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最感激的人也是他——他总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不厌其烦地在微信上回答我的所有疑问，在我无法把病情告诉家人时成为我的心理依靠，并且在手术过程中对我多有照顾却不要任何回报。

 可即便如此，我和徐如林这种我自认为是难得的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也被严重动摇过两次。

 第一次是出院当天晚上，已经能够正常吃饭、说话的我，突然开始偏头疼，左半边脑袋里所有的血管像是都堵塞了，眼球简直像要爆出来，后来竟然还发起低烧。我爸很慌张，平时像这种状况，多喝水很快会好，顶多再加一颗阿司匹林。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我上午才刚出的院，他怕是感染。

 但这时医院所有科室已经下班，徐如林又联系不上（因为经常在手术台上，他从来都不能立刻回复消息或电话），于是晚上10点多，我被我焦虑的父亲领着，拖着沉重的肉身去了医院急诊，从分诊台到发热门诊再到外科急诊，化验单拿了一小打还没找着一个正经的医生。

 我爸着急上火，走得很快，一路都在抱怨医院为了腾床位赶我们出院赶得太急、医生太不负责任，而我很难受，只能在他后面亦步亦趋，也不能喊——插过喉管的嗓子还疼，张嘴发不出太大的声音。我不觉得徐如林是为了腾床位“遣散”我，但面对因为爱我而气急败坏的爸爸也不知道怎么辩白，更何况那时我几乎所有注意力都要拿来抵抗疼痛——疼痛将肉身化为牢笼，意识被囚禁于其中只剩下小小的一点，分配一丝一毫到别的地方都感到筋疲力尽。

 就在深夜的急诊室人流里等叫号的节骨眼上，徐如林突然回了我微信，他刚下手术台，问我在哪，叫我千万不要擅自吃阿司匹林——伤口会出血的。我一看见他的消息，眼泪唰就掉下来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我都给人贩子卖好几道手了，最后一刻亲妈突然急急赶来。

 这时面前的外科急诊室门开了，一群年轻的医生喊我的名字，让我进去接“徐老师”的专电。他们给我腾了个座儿，电话那头徐如林的声音里很意外地带着春风和笑意，问我“怎么了？”，让我给他读血常规各项指标，跟我解释为什么会头疼、为什么不大可能是感染，然后交代他的学生给我开处方。而电话这头的我脸上各种液体横流——有眼泪、发烧出的汗，还有两道莫名其妙的清鼻涕。

 回家按照处方吃了一粒消炎药，一粒布洛芬，第二天早上醒来果然百病俱消。我身心舒畅得有点得意忘形，抓起手机给徐如林汇报情况，他发来一个语音，声音里仍然自带春风，说看吧，我说没事吧。而我爸也因为前一天晚上的抱怨而略感惭愧。

 可没想到两年后，我家人又怀疑了徐如林一次——这次换了我妈：在一次例行复查中，我意外发现手术时切下来的肿瘤的病理检验报告没有被纳入我在M医院的医疗档案——而这份报告的意义重大，是我得过癌症的最终实锤，也是我日后调整药量的依据。而我在M医院的治疗档案里保存的是另外一份病理报告，显示手术中送检的组织“符合桥本甲状腺炎”，却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癌”的字眼。

 得知情况之后，我那学过医的母亲立刻开始怀疑我并没有得过癌症——之前的诊断则是误诊，她一直强调当初应该选择不做手术的方案，而现在“甲状腺白切了。”此念一生，风吹草长，不管我如何努力说服她、给她看手术前后的各种诊断书都没用。我只好再次询问徐如林，经他核实，他给我做手术时的确送检过两次，一次是结节本身，另一次是其它组织——而我出院时打印的是后者。病理科存有我另外一份病理报告，上面确认了手术中切下来肿块是恶性肿瘤——但不知为何这份报告没有被存入我的档案，并且医院因为“每位患者只能打印一次出院报告”的规定，拒绝给我打印这份重要的报告。徐如林为我手抄了报告的内容，但我母亲并不满意，背着我悄悄往院长信箱写了一封信要求“彻查”和“澄清”，而后知后觉的我再次被夹在关心自己的家人和全心信赖的医生之间左右为难。

 最后，我母亲这封几乎跟挑起医疗纠纷只隔了一层窗户纸的“投诉信”被医院领导逐层“批示”，最后还是被派到了徐如林那里，使得他不得不撂下半天的门诊去病理科“调查”，并给我拍回了从穿刺到出院所有的医疗报告。我母亲终于满意，而之前的怀疑再次变成熟悉的愧疚感，我只好向徐如林不停地道歉。

 至此我深深感到医生的艰难和不易——现代医学有不确定性，医疗系统运转也有不确定性，患者对于深奥的医学知识近乎无知并因此产生深深的恐惧——这一切却都要落到主治医生一个人的肩上。

 七．尾声

术后两年，我早已恢复得与常人无异，唯有一道细细的伤疤在脖子上“微笑”，提示着我这一遭走来的种种经历，以及我人生的侥幸——如果问题不是出在甲状腺而是在任何其它器官上，恐怕我的命运都比现在悲惨得多，而经此一役，哪怕我要终身服用药物、定期复查，并且一直携带着这条烙印般的疤痕——那也不算是太大的代价。

我为什么会得甲状腺癌，至今仍不清楚——大部分癌症的成因至今都是现代医学的未解之谜。我并没有听我三姑的话放弃自己的理想——术后一年我就考上了博士，成了徐如林的师妹。但我却着实遵循了她另一条建议：找到了另一半结了婚——最起码以后再生什么病，不能再劳动老父亲拖家带口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做饭陪床了。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甲状腺结节是一种常见的疾病。有统计显示中国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是18.6%，因而保守估计有2亿人有甲状腺结节（引自《京华时报》），其中90%或以上都是良性的，而另外5%-10%为恶性——其中又分为好几个类型，其中又以我这种比较温和的“乳头状癌”居多，及时就医可无大碍。

大概正因如此，我不介意公开讲述我的疾病历程。由于生命个体的差异它不能为任何类似的患者提供治疗范本（请记住不同的人就算是同样的病也会千差万别的情况，请务必遵医嘱），但有些疾病之外，例如因无知和观念问题带来的额外负担，却可以在公开的讨论过程中被重新审视进而可能有所缓解。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患者和医生之间再多一些信赖和相互理解——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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