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在中国的经济学》：滞胀史实：弗里德曼“单一规则”实施与滞胀的由来

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尔反而因为铁腕反通胀成为名垂青史者。以至于在后面的日子里，弗里德曼都很少提及这位恩师，甚至在他的自传中，只提及恩师在大学期间的对他的启蒙，至于滞胀时期事情的事情几乎绝口不提，以至于在各种文献中都很少找到这位美联储主席的资料。因为一提到阿瑟·伯恩斯就必然要提到滞胀，一提到滞胀就不可避免的要提到弗里德曼最核心的货币理论研究成果“单一规则”。“单一规则”既是弗里德曼货币理论中最核心的主张，也是他最大的失败所在。这样的事情，弗里德曼怎么还愿意提起呢，而不提起这件事就是对恩师以及自己最大的保护。

而对于“单一规则”，弗里德曼连自己也承认是失败的，英国《金融时报》2003年6月7日曾刊发《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共进午餐》的文章中就记录弗里德曼了对该错误的承认，弗里德曼在文章中承认：“以货币数量为指标，一直没有获得成功，我不能肯定自己还会像以前那样努力推广这种做法”。

其实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联邦储备系统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货币数量被认为是一个不太重要的指标，联邦储备系统的官员们关注的是短期名义利率、信用条件和银行贷款。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钉住利率”(钉住政府国债利率)甚至是联储惟一的货币政策目标 .1951年联储和财政部的历史性协议之后，联储虽然从钉住国库券利率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但仍然以调整联邦基金(美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隔夜利率为主要政策手段。直至70年代货币主义兴起，弗里德曼的恩师阿瑟伯恩斯入主联储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此时美联储开始按一个稳定的增长比率扩大货币供应。　

1970年伯恩斯任美联储主席，上任不久后就宣布以货币总量为供给目标，每隔六个星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会重新制定各种货币总量的目标区间，以及与该目标区间所匹配的联邦基金利率。如果联邦基金利率高于或低于目标区间，就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的手法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目标区间内。但由于货币需求与预期长期真实利率相关，在不断升高的通胀预期下， 把名义利率维持在一个目标区间内只会增加货币需求，而且稳步增加货币。

因为在高速通胀的经济时期，既使经济停滞，但经济的名义增长率也非常高，如果按照经济增长率增加货币，就会在造成在比较高的基础上翻番式增长，最后搞的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引发更高通胀。温和通胀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高通胀则引起经济恐慌，反而不利于企业投资与经济发展，经济停滞也就在所难免了。

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规则，不但没有稳定经济，反而酿出了从没有过的经济扭曲，让经济更加的不稳定。1979年沃克尔 上台，并开始强硬反通胀，它的办法是在“货币供应量”上再绑定一个“目标利率”。沃克尔关注货币供应量，不是要每年固定增加货币，而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不断回收货币，实质上基本放弃了单一规则，他最终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到了19%才结束了两位数的通胀和通胀预期。沃克尔在1981年将联邦基金利率抬升到了20%。同时采取存款准备金的形式不断收回实行单一规则时期超发的货币。在1982年后期,美联储淡化了M1作为货币政策的指导度量指标,并在1987年停止宣布M1增长目标范围。

后来接替沃克尔的是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更是彻底废除了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1993年7月22日在参议院作证时出人意料地宣布：美联储决定放弃实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规则 ，改以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其实只关注利率是对的，控制住了利率经济就稳定了，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萧条都是适用的，当然后来金融衍生品大量发展，利率失灵这是后话，不能说控制利率政策的失败。

单一规则，按照固定比例每年增加货币，只要是稍懂货币常识的人都不会提出这么偏离常识的政策，而弗里德曼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而是个统计学家，他学习的知识，做的工作大部分是统计相关的工作。

其实，弗里德曼的统计并非难事，在现代电脑如果发达的条件下，用一个EXCEL表格，将数据列好了，不用几分钟就能统计出来。笔者也曾统计过美国百年间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实非常的简单，而弗里德曼当年没有电脑，需要手工操作，也许比较麻烦。因此他弄出来的数据也就比较有震撼性，其他人也就不怎么质疑了。但脱离了货币理论，而只看统计数据，即使统计清楚了，其逻辑也弄不清楚，弗里德曼作为统计学家，只有统计能力，而没有对货币理论的深刻理解，最终也没有弄清楚货币控制的逻辑。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是给古老的“货币数量论”披上了统计学的外衣，他这样做跟他的学习以及职业经历高度相关。弗里德曼的梦想是做精算师，因此本科期间学习的是数学，博士阶段也主要是跟天才统计学家哈罗德-侯特林学统计，只有硕士阶段学习经济学，这也并非他本意，他更愿意到布朗大学学习数学，只是在导师劝说下才去了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

弗里德曼毕业后早期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统计相关工作，1935 年弗里德曼到设立在华盛顿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工作，主要是收集并分析有关家庭消费的实际资料，对罗斯福新政中有关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他与合作者在 1937 年写 成了《美国的消费者支出》一书。

比如在1937 年 9 月国民经济研究局做库茨涅兹的助手从事的是自由职业者的收入统计。1941年，弗里德曼回到纽约后，受到哥伦比亚大学卡尔肖普的赏识。当时肖普正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下，从事一项关于通货膨胀与税收政策的研究。弗里德曼接受了肖普的邀请，担任他的助手， 专门负责统计学方面的研究，这是他第一次涉足货币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 。1941年秋天，弗里德曼随肖普再次来到华盛顿，参加财政部税务研究中心的有关研究工作，成为制定战时税收法案的重要经济学家。另一方面，他仍然于肖普一起继续从事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那项研究。1943～1945年，弗里德曼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霍特林和华立斯领导的研究小组，也作为一名数理统计人员研究武器设计、军事战术和冶金实验问题，从学校毕业后，他担任统计小组的副主任。1945-46年弗里德曼到在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统计学和经济学。因此弗里德曼到芝加哥大学做专职教授之前的工作主要都集中在统计领域。以至于许多统计学家认为，在弗里德曼的众多论文中，对统计学和决策理论作出的巨大贡献表明，这样一个有成就的人才离开了最适合他的研究领域，是统计学界一个极大的遗憾和损失。

其实统计学与经济学毕竟是两个学科，统计功底比较好的人容易在经济学变得突出，但盲目滥用统计技巧，最后都会酿成大问题，弗里德曼就是典型。

弗里德曼不仅在美国酿成滞胀，他1988来中国向中国最高领导人推动类似于休克疗法的“价格闯关”，也失败了。关于这一点，他的两个中国弟子都有提及。《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27日《张五常中山大学讲演(全文)》，张五常说——“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1988年我们向中国的领导人极力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

邹至庄2006年11月18日透露，20世纪80年代，“弗里德曼在《旧金山记事报》写了一篇文章，说1989以后中国经济怎么崩溃了，会有高度的通货膨胀。后来过了一年以后，没有发生，相当稳定。我就写了一个电子邮件给他。他回了信，真是妙，他说‘我是完全错’。他说‘我受了一个教训，以后我知道，我对中国情形不懂的时候不应该随便说话’。他自个承认自个犯了大错。”

在中国对弗里德曼的失败提及的人很少，一方面中国经济学家懂货币金融的人很少，其次与邹至庄这位弗里德曼的弟子有关，邹至庄与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做了15年的“福特班”，培养了750名弟子，这些人的经济学学位都是在福特班里取得的，目前构成了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已经遍布中国各高校，大部分都处于领导岗位，这些人从广义上也算是芝加哥弟子了，他们怎么可能会批判弗里德曼呢。

高连奎，经济学家，美国马萨诸塞州众议院经济学专业贡献奖获得者，国际信息发展组织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国经智库专家，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之新财税学派创始人，新华社高端访谈嘉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栏目嘉宾，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学者，也多次受邀为国内外顶级机构或其决策人士提供咨询或授课，国内如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北京市委讲师团、云南省委省政府，国外如华尔街顶级对冲基金公司、世界最大主权基金挪威中央银行、新加坡驻华大使馆等; 曾受邀参加TEDxbohaiwan大会演讲，为美联储货币委员讲解货币政策，受邀到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哥伦比亚大商学院等世界顶级机构演讲或授课，其新著《21世纪经济学通论》被美国哈佛大学收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