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书法家陈述国浅谈康有为“尊碑抑帖”思想初探

《广艺舟双楫》，原名《书镜》，后因书名不能够吸引读者，故改之，此书十七日完成，但在其理论和实践上准备六七年之久，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将阮、包二人碑帖理论思想的深化。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只在书法中讲述了片面的理论只在书、不在文。而在这本《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汇集书画两方面多角度论述，既论书，又论文。进一步解释说明了碑刻的重要性，书中“尊碑抑帖”、“尊魏抑唐”的观点，大力赞扬北魏书法，并将魏碑书法艺术于神韵之中。康有为对帖学的认识不是绝对的，他是承认“二王”的，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书以晋人最为工，盖姿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以他而言，魏晋时期的书法是高尚的，当时的文人书写多以修身养性为主，最主要的特点是优雅自然、妍美华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宋元明时期的书法，多以模仿唐人书法为主，再加上“台阁体”、“馆阁体”的产生，让书法变了味道，书法的活力与激情渐渐被磨灭，像“二王”那样清新脱俗的书法早已灰飞烟灭，只剩下“黑、滑、亮”，低俗的书风让康有为感到反感。所以，康有为抑帖的主要对象是宋元明书风。相反的，碑刻书法在康有为的心中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地位。恰恰是这种思想让他在书法技巧上得到了真正的释放，相对于阮元、包世臣而言，康有为真正的做到了书法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

（三）碑学与帖学

碑学和帖学，“碑学”和 “帖学”是康有为书法思想中两个重要概念。“碑学”是研究包括石碑、摩崖、造像以及宋代后的刻贴等的书学概念。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的碑刻成就最高，尤其是北朝，被后市称之为“北碑”“魏碑”，这一时期的碑刻更为规范，从书法字体的演变过程来看，属于由隶书向楷书的转化，其代表作品有《石门颂》、《经石峪》，《张猛龙碑》等，这种“碑学”在北方比较盛行。在人们的心中，帖学始终是传统，康有为大力推崇碑学，正是对传统“碑学”的冲击，挑战，指出像秦代刻石、汉代碑刻比二王更为淳朴、古耐。

“帖学”是宋元之后形成的概念，通常情况下，“帖学”是相对于“碑学”提出来的，他是指以墨迹 的名人书迹。其主要形成的时期在宋朝的《淳化阁帖》，相对于“碑学”来源，“帖学”更为清秀、儒雅，像一位翩翩起舞的女子。像唐朝临摹的“二王”书迹都是“帖学”的代表。我们所熟知的清初“帖学”四大家最为代表，即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何燀。

二、康有为“尊碑抑帖”思想的提倡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尊碑抑帖。从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到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再到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标志着碑学的正式形成。

（一）书法审美因时而异

“尊碑”，并非仅仅指魏碑既北朝碑，而还包括南碑隋碑、汉碑在内的一个极为宽阔的范围。康有为的目的与赵孟頫一样，都是一种复古，赵孟頫提出“复古”的思想，要求要提倡魏晋时期的书法，大力崇扬“二王”书法的原貌，而康有为“尊碑抑帖”、“尊魏抑唐”的思想也是一种把书法回归古典、自然之中。对于书法的发展，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自明朝以来书法的用途改变了，多用于厅堂的大轴大字，书法用纸相对的也变大；清人对金石学的研究也对碑学有着重大的影响。另外，康有为也是“卑唐”的，谈到唐代，自然会联系到唐太宗和“二王”。唐朝是个“尚法”的时期，唐人的技法是高超的，虽然太宗皇帝向全国大力推崇“二王”的书风，但是却扼杀了一种最重要的东西——灵性，即自然的东西。王羲之、王献之对书法的追求是洒脱的，是追求性情的，兴致来了，一种即兴的释放。而唐朝以“二王”为模板，摹写，勾画，失去了那种洒脱，消弱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力，渐渐地成了一种机械化的“美”。所以康有为对唐碑是有偏见的。而康有为的书法突出了自己强烈的性情，他把政治上的感受带入到书法艺术当中来，其结构之独特，体式宽阔，运用行书的字体，以汉魏入书，反对唐朝书法和明清“台阁体”、“馆阁体”书法。

（二）趁帖学之衰而扬碑

魏晋文人的书法艺术依靠帖学得以流传至明代，所以之后宋、元、明各朝的人们可以从原本中或唐朝大量的摹本中学习到原汁原味的书法。然而康有为的认为纸的寿命超不过千年，一直到清朝，魏晋文人的真迹早已灰飞烟灭，即便是唐朝人的钩本、摹本也多已成残卷。而当今社会流传着的各种书帖不管是哪一家、哪一派，大多都是宋、元、明时期重新勾勒翻拓的本子。说是王羲之、王献之所作，其面貌已经面目全非了，更不用说其中所表现的精神气韵。就好比同样都是伟人的后代，即便拥有优良的基因，但不能与之相论。自明末起，以董其昌为首大举推崇赵孟頫的书法，掀起了一阵浪潮，而元代赵孟頫原本是南宋的臣子，后降于元人，为元效力清，后人多将其书法与之联系，其书法学习“二王”，只学其形，不得其神，一“媚”字评之。所谓“言传身教”，可见明末帖学的衰败，至清代，虽然刘墉、张照等人大力弘扬帖学，但与前人相比，差之甚远。康有为意识到，种种现象都表现着帖学的衰落，碑学的兴起，而他需要做的就是抓住这股浪潮。

（三）碑学的兴起体现了“变”的可贵精神

随着金石学的逐渐兴起，碑学得以发展，其中体现着“变”的重要性。《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文。” “变”是继承，也是创新。王羲之被人誉为“书圣”，其书风质而朴，小儿王献之在其基础上，变而妍，大胆的改革，冲破了其父的风格拘束，创造出新体而与夫起名，人称“二王”。而唐代颜真卿则为书法历史上的第二座大山，其书法亦从“二王”中来，又走出去，创造了雄浑的书风，为书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可见“变”的精神。康有为“尊碑抑帖”思想的提出，也是提倡变革的一种方式，他鼓励书家通过丰富的线条造型来表现情感特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

当然，康有为所提倡的“尊碑抑帖”思想并非将“二王”帖学完全否定，只是将碑学的地位远远压过帖学。康有为提倡“变”，他说过书法的发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通过“变”来改变，创新是需要大力提倡的，而继承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务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追求创新。

在阮元、包世臣提出碑学之后，康有为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他们的思想，清代书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离不开“变”的影响。“变者，天也、书学与法治，势变略同。”从中可以看出，康有为在书法上“变”的思想与其在政治上的“变法”的精神的离不开的，维新变法的失利，没有影响康有为，取而代之的是将这种精神寄托于《广艺舟双楫》之中，始终坚持创新为美的思想。

三、康有为“尊碑抑帖”思想的价值意义

在《广艺舟双楫》之后的日子里，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国外，然后康有为利用这几年的时间，康有为的书学思想发生改变，他周游各国、各地，对书法有了新的认识，碑学中只注重大的感觉，而帖学中更多的是感情的流露，最终他意识到：书法只存在感情加感觉才是永恒的真谛——“碑学”与“帖学”的融合。这是一种转变，他承认了早些年间，自己过于偏激的思想，从而将之融合，这是一种多大的勇气。

王镛先生曾提到，《广艺舟双楫》是承袭了包世臣，而进一步“孳之衍之”，强调和拓展包氏六朝碑版主张的一部理论集大成之作。其实康有为的自强让我们后人真正体会到的不是所谓的碑学和帖学的谁对谁错，而是一种探索的精神，康有为的一生对书法的贡献是巨大的。康有为的书法艺术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光荣使命，用其“尊碑抑帖”的思想将碑学艺术推向高潮。康有为不断创新的精神鼓舞着后人，他在推动变法当中，不断汲取经验，加以融合到自己的思想之中，大胆的标新立异，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广艺舟双楫》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尊碑抑帖”、“尊魏抑唐”思想诠释出他对书法艺术一生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康有为全集[M].1版.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8 -59

[2]赵一新.康有为书法解析[M].1版.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3-5

[3]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2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42-43

[4]曹建.晚清帖学研究[M].1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76-77

[5]梁新颖.康有为书法理论研究[M].1版.人民出版社，2013:8-9

陈述国

文章作者简介：

陈述国，男，汉族，中共党员，原空降兵部队政治处宣传报道员，1977年7月2日出生于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

现任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艺术家创作中心理事，中国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人生书画院院士，画圣吴道子艺术研究院书画师，中国健业集团艺术顾问，四海承风文化传播公司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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