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策划】年画里的记忆： 山东年画的文化意蕴

○年画在中国民间是吉祥福气的象征，如今成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图／栾小惠

杨家埠年画中也有关于对日常生活美好寄托的年画。山东美术馆收藏的清代木版年画《麒麟送子》《莲年有余》《桃献千年寿、榴开百子图》都是这类主题，反映了老百姓多子多福、年年有余、平安长寿的愿望。

在儒家色彩浓厚的山东，一直有耕读传家、书香继世的传统，山东美术馆收藏的清代木版年画《蟾宫折桂》《连中三元》《五子登科》均是这一传统的产物。在《五子登科》的画面上，五子围绕在窦禹钧四周，手中持有花、灯、鱼等，左右对称，每个人物造型完整、色彩丰富，寄托了老百姓希望自家子弟能像窦禹钧五子一样登科及第的愿望。

杨家埠年画具有稳定文化结构与社会教化的功能。其表现农民生活的风俗类年画与山东地区的生产方式与风俗习惯密切相关，这类年画涵盖了过节礼仪、民风趣事、生产方式以及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内容，它的主体是普通的生产劳动者，反映这些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年画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大多是民间信仰价值与社会行为规范，告诉民众要知礼教、明规矩、勤劳生活。这些年画在大众文化中广泛流行，在无形中起到规范老百姓行为的作用，达到明教化的目的。

高密扑灰年画的主要产地在高密北乡姜庄、夏庄一带的多个村庄。高密扑灰年画始见于明代成化年间，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木版雕版刻印，而是依靠柳炭条起稿扑灰描线形成底稿和母本，再用白纸覆盖进行拓印，故称之为扑灰。

高密扑灰年画最主要的题材为家堂祖影和财神。供家堂是山东地区重要的年俗，也是传统孝文化在年画中的具体体现。民国《东平县志》云：“按昭穆位置，有供三代宗亲纸牌位者，亦有买纸画一轴，备列高曾祖考某某之位，悬诸壁间而供之者，俗谓之家堂。除夕，奉祀祖孙至郊外焚香叩首，迎仙人之神回家，复在神案前行礼。上茶奠酒，设果品，午夜备设祭席。”供家堂有慎终追远、祈福后世子孙之意，希望通过隆重的祭祖仪式祈求祖先庇佑。在高密乡间每逢除夕，至今仍然沿袭着请财神、供奉家堂祖影的做法。民国时期《高密县志》记载：“元旦五更燎庭、爆竹礼真宰，迎灶、祀先毕，家众以次称寿逐出贺。”

高密年画里的财神种类也比较多，高密市文化馆收藏的清代高密扑灰年画《文财神》，刻画的是文财神比干，寓意财运亨通。也有一些为节日祝贺和娱乐活动的吉庆祥瑞题材，画面具有浓郁的节日喜庆气氛，如《同庆丰年》《庆赏元宵》《端阳喜庆》等。

杨家埠年画与高密年画作为山东地区的两种民间艺术形式，都是历史文化积淀与当地民俗风情相互融合的结果，这两种年画虽然形式各异，风格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主题，那就是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寄托了老百姓对风调雨顺、家宅安泰、祈福迎财、驱灾辟邪的美好愿望。

杨家埠年画与高密年画在题材内容上都反映了农耕时代最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愿景和风俗信仰。首先，杨家埠年画和高密年画都深受以儒家为核心的齐鲁文化的影响，有期盼蟾宫折桂、一举高中的年画，也有反映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的年画。其次，杨家埠木版年画和高密扑灰年画都有儒释道三家思想汇流的特点，这也是山东地区明清时期以来民间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特点。既反映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娱乐以及思想追求，又有道教信奉的财神、灶王等诸多神像的年画，也有佛教信奉的观音、菩萨神像的年画。无论是杨家埠木版年画还是高密扑灰年画，都以民俗为主要题材，既包括儒释道三教的领袖和神祇，也有婚恋嫁娶、宗教、日常生活的规范，惩恶扬善的道德教育诉求，蕴含了丰富的民间文化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与其它民间艺术形式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共同发展。

杨家埠木版年画和高密扑灰年画是山东地区民间文化艺术的体现，这些年画承载了山东地区的历史信息和乡土情感，是山东地区农耕时代人们精神家园的反映，是解读山东地区民俗民情的载体，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

杨家埠木版年画与高密扑灰年画都有着光辉的过去，它们的产生是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地域的、技艺的多种特定因素的合力。近现代以来，杨家埠木版年画与高密扑灰年画等传统年画在外来文化与战乱的冲击以及现代电子科技的冲击下逐渐衰落。民国初期，年画尚能与月历相结合，使年画具有了一种新形式，发展成挂历，风靡全国。随着电子科技信息的发展，年画逐渐失去原有的活力，成为被保护的艺术品，现在的人们已很难在年画中再体味和理解农耕时期老百姓淳朴的精神家园。面临电子信息科技产业的冲击，如何使年画重现活力，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年画只有植根于民众之中，渗透于群众生活的各个层面，才是真正的大众化的民间艺术品。在保留其核心精髓的基础上，融合现在社会潮流，进行适度改造和创新，对年画艺术进行挖掘、抢救，使年画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文／李贝贝 仝晰纲 编辑/栾小惠

○杨家埠的年画艺人以人们的美好愿景为基础，创作出许多充满吉祥寓意的年画。图／冯树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