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挝和泰国，这些你可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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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和泰国之间

老泰两边的人种、语言、宗教文化又十分相似，与越南则相差甚远。过去很多书都说老挝有三大族群，即老龙族、老松族与老听族。实际上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三个称呼在老挝语中本是地域之分，而非族群之分：“老龙”指水边的人，“老听”指半山腰的人，“老松”指山顶的人，均为多族的组合。“老听”主要是克木族，“老松”中最多的是苗族，而“老龙”占全国人口的70%，一般就代表了老挝，它包括老族和“普泰”。

“普”（布）是壮泰语支诸语言中“人”的意思，我当年在滇黔桂交界地区当下乡知青，那里的壮族都自称“布依”，与邻近的贵州布依族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汉人则被称为“布哈”（“客人”）。

所以“普泰”实际上就是“泰人”，与泰国的主体民族是一回事。而老族（又译“佬族”或“寮族”）共有2400多万，只有七分之一在老挝，称为这个小国的主体民族，其余的绝大多数都在泰国，占泰国人口的35%，是泰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也是泰东北19府即所谓“伊森地区”的主要居民。而伊森地区对老挝而言就是湄公河对岸。换句话说，泰、老实际上都是两国的跨国民族，而且两族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泰国境内。

我离开壮乡毕竟已经30年，原来熟悉的壮语已经生疏，加上壮、老之间还是有些差异，所以通常语速的老挝话听不大懂，但仔细分析一个个词汇，却大都与壮语差不多。泰语和老语自然更是如此。

而越南语（中国叫“京语”）则是汉藏语系中一种语族未定的独特语言，越南语言学家甚至否认它属于汉藏语系，说是应该属于南亚语系，如果是那样，它与上述各语种的差别就大了。其次，泰、老两族的文字更为相似，老挝寺庙中较古老的老文 “多坦”（“经文”），形体和拼写均类似旧傣仂文（古泰文，现在西双版纳傣族仍用），而现在通行的“多老”（“老文”），形体和拼写都近似当代泰文。无怪乎老挝书店都卖泰版书。而越南文与泰、老文字就截然不同。我国的壮族与老族虽然语言相近，文字却毫无相同之处。

古壮文是类似汉字的方块字，新壮文则是20世纪50年代搞的拉丁化拼音字。这与宗教文化背景有关。泰、老两族都笃信从印度南传的小乘佛教，文字也是从印度的梵文字母演变而来。而壮族与越南人都受中华文明影响，佛教也是汉传佛教（仅指越南北方，越南南方有高棉等少数民族带来的南传佛教），所以古代文字是汉字式的，现代文字则是“西方化”的。

老挝人与泰人历史上长期恩怨纠结，与越南倒没有多少关系。法国人来了才把泰、老分开，而把老、越拉到了一起。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原来的老挝古国已经解体，分裂为数部，均为暹罗（泰国）的藩属。法国势力从越南渗入后，1893年以武力迫使暹罗签订《法暹曼谷条约》，把湄公河以东划归法属印度支那。而大多数老族人居住的湄公河以西仍属于暹罗。所以这个条约划定的边界既不是文化界线，也不是民族界线，仅仅就是政治势力范围而已。

既然湄公河两岸民族、文化差异很小，两边如今贫富差异这么大，为什么没有出现老挝人跑到泰国的潮流，就像柏林墙建成前的东西德一样？

泰老边界当然不像美国与加拿大边界或欧盟各国间边界那样不设防，但也绝不如是逃亡者无法逾越的天堑。老挝人民军有一支500多人的“内河部队”，在湄公河上设有8个基地，主要就是用于控制边界的。但对于上千公里河道，这支小部队并不能严密封锁，事实上也很少听说它在抓捕偷渡者方面有什么作为。湄公河洪枯流量相差悬殊，枯水期很多地方可以涉水而过，两国居民不经官方口岸而私自来往的事并不稀奇。

没有发生大逃亡，主要还是因为没有逃亡的动力。在万象到沙湾拿吉的湄公界河上多年前一直有长途客轮航线，后来停航了，因为一些“第三国公民”借助这条航线上的船驶近泰国河岸时入水逃亡的事时有发生。但是老挝人却很少这样做。

有人说，想逃的老挝人1975年已经逃了。这也可算是一说。老挝主要城市背靠界河，逃亡比较容易，因此1975年老挝内战时，不少反对“巴特寮”（今天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人士就过河到了泰国。不过那时普通老挝人并没有大量出逃。在老挝，一些山地少数民族，主要是“老松”中的苗族曾与现政府关系紧张，但是老挝的主体民族，无论老族还是普泰，出走的很少。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原因应当是老挝人生活压力很小。我自己对此有些体会。想当年我在广西插队的壮乡，从货币收入来讲也是穷得一塌糊涂，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只有1角几分钱，除去实物，强劳力一年的分红钱才十几元。

但是我所在的田林县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的县，人均生存空间很大，而且那里是亚热带丛林地区，植被茂盛，生态甚佳，据说传统时代即使遭灾颗粒未收，靠采集渔猎也能生存。

我们刚去时当地山民甚至都不种菜，做饭时支起火塘到寨子附近林中采些竹笋野菜什么的就下锅。当然那也是穷日子。但是后来我到西北工作，看到那里一些苦旱山区，用货币收入来衡量与我们田林也差不多，然而那不毛之地草都长不起来，人口却高度密集，饮水、烧柴都困难之极，庄稼一旦歉收，不逃荒就没法活。

这才感到那货币收入有时并不能说明一切，这里的贫穷和我们那里的贫穷不是一回事。后来改革潮起，这里的农民群起外出打工。而我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回到当年插队的寨子，看到那里其实变化不大，依旧贫困，但却没有什么人外出挣钱。因为家乡虽穷，但没什么生存压力。

老挝也是个热带丛林之国，温暖湿润，光、热、水、土充足，植被茂密，生存资源丰富。虽然山林多耕地少，但人口更少。从农业社会的角度看，这么少的人在这里讨生活还是相当容易的。只要没有战乱，这里就犹如汉人所谓的世外桃源，藏人所谓的香格里拉，西人所谓的伊甸园，有点“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味道。

老挝周边邻国如越南、柬埔寨与缅甸，历史上都发生过严重的饥荒，但老挝从来没有。老挝农民还有个习惯与我当年插队的壮族山寨相同，那就是特别爱干净，比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还怕脏，种的是“卫生田”，除牛粪（据说那“不很臭，还能忍受”）外，不施别的粪肥，尤忌人粪尿。

老挝农村也有类似壮山的习惯，“没有厕所，但决不能在田间方便”是很多“游客须知”都强调的禁忌。由于欠发达的老挝化肥施用量不大，田地产量不是很高，但这并不影响农民的丰衣足食。

老挝工业很少，但“老挝啤酒”算是个明星企业，这家公司私有化以后越来越火，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在东南亚已成名牌。西餐、咖啡、啤酒在万象并非只有外国游客消费，老挝人还是主要顾客。在这些方面，老挝人还是颇为“西化”的。万象私车不多，但摩托普及，自行车较少。公交与出租汽车的不兴，主要就是被私家摩托排挤的。

中资公司的朋友曾提到：他们曾用提高小时工资的办法鼓励老挝雇员加班，没想到雇员反而因此缩短了工时，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怎样挣最多的钱，而是为了挣到够用的钱应该劳动多久。小时工资高了，他们自然就可以少干一些了。这种现象在马克斯·韦伯的书中曾经提到。他认为“利润最大化”是“新教伦理”的观念，而天主教伦理则倾向于“闲暇最大化”，但是这种说法说服力应该很有限，因为在老挝并不存在这样的宗教上的区别。

事实上老挝人不仅没有大量往国外跑，老挝农民也没有大量往城里跑。老挝没有户籍制，但农民并没有因此大量涌进城市。万象1975年时人口近30万，如今也不过60万。万象没有大兴工业、大量招工固然是个原因。

但是万象对于“非正规就业”并不严格管制，街头摊贩到处可见，却也没有因此导致“城市爆炸”、社会失序，见不到大片的“贫民窟”。

万象当然不是可以到处乱建棚户的，但除了重要公共区域外，通常不需要政府来管。民间社区可以调节这种事。万象城里各村（他们城里与乡下的基层社区称呼相同，犹如日本城乡都叫“町”，老挝华人也把这里的社区与乡下一样译作“村”），都是熟人社会。外来人摆摊设点、收破烂修五金什么的，只要大家需要就会容留。

老挝农民没有大量往城里跑，和老挝人没有大量往国外跑是同样道理。反观湄公河对岸，伊森地区人口密度是这边的五倍，虽然收入高，但生存竞争和生活压力都比这边大。

而伊森地区比老挝虽然富得多，在泰国仍算贫困地区，人们不是与对岸比，而是与曼谷等泰国其他地区比，这样一比心里并不舒服。所以“伊森人”（泰国对当地老族的称呼）到曼谷等地打工的倒是很多。

在这边的同族看来，这种生活方式并不那么令人羡慕。我们认识一个富有的老挝生意人，他每个礼拜天都跑曼谷去消费，但绝不常住。“那里太闹，”他说。

我们也问过一位老挝的穷人，他曾在伊森地区打工。“整天忙碌，没意思，”他说。我以为，这一穷一富的两个老挝人的感觉很有代表性。

老挝人对于泰国还有一种有趣的情绪。老、泰不仅文化相近，历史上应该说他们受泰国的影响也是长期的，相对而言，泰国传统上文化比老挝发达，对老挝文明有正面影响，但泰人势力也比老挝大，对老挝有欺压，尤其是18世纪后老挝长期沦为泰国的藩属。

而法国的殖民时代从1893年《法暹条约》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也就60年。但是很多老挝人尊法而蔑泰。他们也抗法，但且抗且敬，而对泰国他们则且拒且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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