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豪】“记言”与“记事”

“记言”与“记事”——《中国史学名著》中的史学进路

作者：苏豪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时间：西元2022年8月16日

摘要：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评介了三十余部史学名著，从先秦到明清，为读者展示了中国治史修史之途。书中对中国史学史上“记言”与“记事”的分别有深入阐述。本文以此作为视点，梳理、辨析记言与记事在历代分与合的流转变迁，进一步分析、探讨史学与政治间相生相克的独特关系。

关键词：钱穆；《中国史学名著》；记言；记事

作者简介：苏豪，性别男，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专门史专业在读硕士。

项目基金：北京语言大学中外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钱穆与《民主评论》”编号：22YCX071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了三十余部史学名著，从《尚书》到《文史通义》，为读者展现了中国治史修史之途。此书是钱穆先生为台北（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学生所开“中国史学名著”课程的全年讲课实录。1973年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1980年先生又对全书进行一遍增删修润，可惜未及再版，至1998年此本收录入台湾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此书因是钱先生的讲课内容实录，行文相对比较通俗，易于阅读，细细读来能够深切感受到钱先生对不同时代史学发展特点的深刻认知。其中关于历代史学家运用“记言”与“记事”的特点，虽然没有单独篇章探讨，但各篇章之内均有一定的涉及。读者抽丝剥茧后，可以了解到基于钱先生历史观洞察之下，历代重要史著中记言与记事的倾向与特点，以及先生对此史学现象独特的评说。

钱穆评论史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提出历史批判的标准中有“自然的”与“道义的”两个方面，他在书中《春秋》篇提出：

“有此人类，即逃不掉历史批判。所谓历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谁也逃不出历史大自然之批判。而另一部分则是“道义的”，由自然中产生道义。自然势力在外，道义觉醒则在内。孔子《春秋》则建立出此大道义，明白教人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1]

《春秋》一般认为是“记事”为主的编年史，而在钱先生“历史批判”这个意义上，它正是在中国史学史上开启“道义”批判之先河的著作。笔者认为，“道义”的批判，也可以理解为史学家用“记言”的方式所进行的历史评判。

上古史籍文献的“记言”与“记事”，一般是指纯粹记录天子及诸侯的言行与记载国家发展大事件的，是完全没有评论与批判的。一般与“右史”“左史”相对应。《礼记·玉藻》记录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2]。这与具有“道义”批判的记言与记事有很大的不同。“道义”批判的“记言”，主要是指史学家对于历史的态度与评判。具体又大致可分两类，第一类以《春秋》为代表，《春秋》中虽然没有“孔子曰”，但众所周知，孔子对于礼崩乐坏下诸侯国君及臣子的评判已经蕴含在他的“春秋笔法”之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记言”；第二类则是史学家在著作中对于历史的直接评判，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本文中的“记事”，则对应一般的记载历史，不仅包含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自然也包括历史人物的言行，可以说是包含了上古“右史记言”与“左史记事”制度下的所有记录内容的，它属于钱穆先生史观里的“自然的”批判。

一、记言以明德 记事以明鉴

用钱先生“道义的”批判与“自然的”批判的历史观来作为记言与记事的区分标准的话，可以发现传统概念下“记言”的《尚书》与编年“记事”的《春秋》，却在《春秋》这部经典上，并以《春秋》为分界点，出现了内涵与体裁的转变。即《春秋》有了“道义的”批判的“记言”特点，而《尚书》作为保留了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具有“自然的”批判意义而属于“记事”的史书。

《春秋》作为一本编年体史书，其内容主体本是记事的。此类记事的史书，各国都有，《孟子》所谓“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3]但孔子的《春秋》与此不同。《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4] 蕴含了“道义的”批判的功用，因而，记事的《春秋》依托于编年记事而有了记言的功用。如此一来，从《尚书》纯粹的记言实录，到《春秋》式依托于记事而实现的“道义的”批判的记言，其间，明德教化的意义是重要的分水岭。

《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且真伪相杂，《尚书》中最为可靠的是《周书》，钱先生认为：《周书》的核心人物是周公，以周公为主体的西周精神、周公精神，是西周历史的灵魂。周公所提出的“天命论”、“共主论”，在赋予周王朝政治正统地位的同时，也为君主加上了道德规范。因此，《尚书》中记言的目的，就是为了训诫君主崇贤尚德，以记事承载记言，以记言昌明德行教化，担负歌颂君主与教育后继者的史学功用。

从西周到东周，诸子兴盛，《论语》《孟子》《墨子》等都是对于诸子言论的记录和编辑。这些书，首先符合纯粹传统“记言”的标准，而书中很多内容又都具有强烈的价值引导和训诫意义，又属于“道义的”批判的“记言”。从《尚书》那样纯粹的记言，到《春秋》依托记事实现微言大义道德评判的记言，再到诸子著作中饱含“道义的”批判的记言，先秦“记言”书写虽然一波三折，却也可以看出比较清晰的脉络。《尚书》训诫天子，《春秋》震慑诸侯，诸子则是面向“士”阶层的言说，对象不同，而明德教化的目标始终如一。

从记言的内容看，周公时期是天子之言，所谓“替天行道”，由天子的意志所决定；到春秋战国天子的纲纪松弛，诸子登场，“百家争鸣”，出现了孟子“民贵君轻”等的思想言论。再到秦统一中国，实现中央集权社会，像东周那样“百花齐放”的思想局面变得难以实现了。因此，记言也进入了下一阶段，即以《史记》为代表，用历史事实与史家评判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道义”的批判。

想要有正确的历史批判，首先要有正确的历史记录，中国史书一向十分重视秉笔直书，通过秉笔直书的历史记录，一方面，对当下政治环境发生一种震慑和稳定的作用。另一方面，相比于记言的道德教化，记事的“自然的”批判，明显属于要事后才发挥效应的所谓“后事之师”，也就是后世所谓历史的垂鉴，历史的“明鉴”。

关于《春秋三传》，朱子有著名的评论：“《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5]一般来说，《左传》是编年体，基本沿袭了《春秋》编年“记事”的风格，到汉唐时期治《公》《谷》的经学盛行，为了解释《春秋》的观点，经学家们深究微言大意，联系谶纬迷信，借前人的文字抒发自己的观点，发挥空间极大，对于文本的解释甚至远远脱离了历史事件本身，这是“记言”在汉唐时代的变化。这时的记言，明德的功用稀薄了，更像是从现实中找论点，到典籍中找论据，成为服务于政治的手段，丧失了“道义”的批判的功用。因此，汉唐之后，经学一脉与史学一脉便不可避免的分家了，经学一脉及后世的宋学，都更加强调重振与发扬记言传统下的“道义的”批判，史学一脉则在记事中逐渐寻找新的出路。     

此外，汉唐及之后的史学家都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政治环境能否允许作者正确的记载历史，同时作出公正的评论，二是史学家的史学功底与道德水准，能否支撑他真正实现“道义”的批判。这两大难题也都与记事与记言相对应，因此，在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的记言与记事绝不是分而二途的，记事多秉直，记言则要发挥，史书自然会承载史家的思想，只是高明的史家会因事而言，据实而言，如《史记》司马迁“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7]，从而达到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7]的史学抱负，进而直接以“太史公曰”发挥史学家之议论批判的作用。

要之，记言与记事，对应明德与明鉴，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历史批判的功效。在此意义下，记言与记事也是不可分割的，史家在二者之中，不断寻找着适合于时代和适合于自己的平衡，在特定时代的制约和需要下，寻找动态转换而达到史家的使命。

二、中央集权下的史家抉择

自秦朝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登上历史舞台，皇权的极速膨胀下，史官再难以是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职位。在此情形下，史学家如何通过记言与记事的转换完成历史批判，特别是树立“道义的”评判，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史学名著》就《史记》与《汉书》两部史学巨著，深入分析探讨了这个问题。

首先，汉初的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曾任太史令，著《论六家要旨》讨论诸子各家大义，是个通学之才。司马迁继承父志写《史记》，是以史家的职责来要求自己的。司马迁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墮先人之言，罪莫大焉。”[8]可见，司马迁在写《史记》时，虽然因李凌之事遭遇宫刑，已不再是太史令，但他仍然是以史家的职责与操守来要求自己的。他一方面利用之前积累的史料，能够尽可能真实完整地记录历史，另一方面，作为“刑余之人”，又得以摆脱政治上的束缚，据实书写一部民间性史书。

钱先生在《史记》中、下篇中论司马迁写《史记》时，有两处提到：

“所以，他写《史记》，乃求勿‘墮先人所言’，又曰‘无忘吾所欲论著’。自从那时起到今天，写历史已经莫不以人物为中心。”（P94）

“可见记事、记言不能严格分别。而记言则就特别看重到人。”(P99)

在钱先生看来，《史记》中的纪传体，本身就承载着记言的功用，书中又有“太史公曰”的史家评论，更是直接的“记言”表现。司马迁实现了记录历史与评判历史的结合。此一史书书写的方法，在中国后来的史学发展中，被承继发展下来。

班固作《汉书》，虽然也有继承父志的原因，甚至为此入狱，但他出狱之后的续写，却是在政府的指令之下完成的，所以《汉书》仍然应该是一本官修史书。班固一生深陷于东汉的政治斗争之中，修史工作始终不能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范晔在谈司马迁与班固的差别时曾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当然只是二者叙事风格的差别，但他谈到班固时又说：“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9]这和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的言说形成鲜明对比。《汉书》因而也确实可见是非相混，缺乏鲜明道德评价标准的现象。

司马迁、班固同处于中央集权的高峰时期，造成《史记》《汉书》成就和精神境界差异的原因，显然在于史家自身的抉择。这种抉择是在个人生存与史家职责之间矛盾深重、致命冲突时的衡量选择。如果不是过分苛责史家写史都必须置生死于度外的话，能够坚守史家使命，尽量发挥史家秉笔直书和道义批判的职责，就已经是十分难得。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是三国时蜀人，最终在晋朝做官，晋承魏而来，难免要尊魏。若他的书名写作《魏书》，则肯定有失偏颇，若不尊魏，又怕难逃杀身之祸。他能够以《三国志》为题，列魏、蜀、吴三书分别叙述，就已是尽量发挥了作为史学家的能动性，是种折中的方法。因而，《三国志》的正统性问题向来没有定论，虽然尊魏之感仍浓，总算是稍微缓和了些。

所以，自《史记》之后，如何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干预下，完成真实的记录历史与保持道义高度的评判历史相结合的史学书写，这是史学家都面临的问题。

“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汉书篇，P124)        

钱先生对于司马迁、班固、陈寿的评价立场鲜明而依据中肯，标准正是史家笔下道义批判的高度，历史精神的存续。为了实现这样的史家职责或史学使命，史家对于“记言与记事”的处理方式，就成为历代中国史学家面临的一个重要抉择，同时也是后世审视历史、评判史学家高下的核心要素。这是钱先生史汉马班比较言说，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然而，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修史工作越来越显出它的附属性，导致已经很难由史学家自身的操守来决定史书内容的真实性。记事、记言似乎都难以完全由史学家自身来决定，来完成。于今看来，如果记事不是真实的，那么记言所进行的历史批判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记事是真实的，后世学者尚可以根据记事的内容，对书中的记言内容进行辨析。因此，包含在记言中的道义评判，可能是几代人的认知原则、道德标准，因记事而记录下的真实历史过程，却是“永恒不变”的。从此角度来看，史学家能够对历史进行真实书写，即注重“自然”的批判，放下“道义”的批判，或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清代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之论，似乎把经学和史学混同了。如前文所言，经学多是垂教训，重记言的，而史学则是重记录，重记事的，因此，将经学重新纳入史学所要考虑的范围，就必然促使史家对于史学，对于记言的重新认知，事实也正如此。明末学案体的盛行，清代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人著作很多都是考据为主并兼及议论的，这就是在记事的基础上，又开始重视记言了。虽然乾嘉学派在治经上，除了文字训诂没有太多新的创获，但治史之上，倒是别开生面。

钱先生在《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一章中谈到：

“今天诸位讲史学，也还是空言。诸位研究史学，而绝对与现实政治、外交、国家、社会、民生没有丝毫关系，只是书本上去找材料拼凑，认为那就是史学了。章实斋就要反对这一层。”(P352)

章实斋所反对的，也正是钱先生同样反对的。他们反对考据学成为脱离社会现实的学问，剥离了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意义，也就剥离了“道义的”批判的功能。这使得史学再次出现记言与记事的分离，而这两者一旦分离，史学记载便沦为真正的“空言”，史家的自觉与史家的使命，就难以显现了。通过钱先生对于章学诚的评议，可看到他的历史观，更可看到他作为史家的使命感。

跟着钱先生的讲解纵观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先秦记事、记言明显是分途的，由于史官制度的规定，其在当时发挥的社会功用不同。汉唐及之后经史分途，大致是经学重言，史学重事。《史记》诞生开启了史家客观记录和道义批判相结合之途，在此之后，史家在记言与记事中徘徊回转，探寻着记事如何据实书写，记言如何标准严明的道路，而各个时代的史家也都有他们不同的困境。在二者的艰难抉择中，史学总能走出新途。

三、“道义”批判中的鉴与通

王船山评价《资治通鉴》道：“《通鉴》能于《十七史》之外，旁搜纤悉，以序治忽，以别贤奸，以参离合，以通原委，盖得之百家之支说者为多。”[10]由此来看，《资治通鉴》的内容，多讲历代君臣事迹，以达到资政治，鉴过往的现实效果。司马光一方面能够在原有记事的基础上有所删增，对史实做进一步订正，另一方面，司马光学习了司马迁“太史公曰”的写法，在文中增添“臣光曰”的品评，其“序治忽”，“别贤奸”，就是又发挥了史书记言的历史批判功用。

关于《资治通鉴》在历史批判功用上的长处，钱先生举了一个例子：五代时期冯道迭做历代大臣，自称“长乐老”，人人尊崇，到宋朝时期，仍然受到极高的推崇。只有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给予了批评性的评论，从此，冯道的人品才算有了公允的历史论定。史书中的人物臧否，是非评论，就是这样的不容忽视。若史家写史而无是非判断标准，如何鉴往资政？因此，在历史书写中，对于重要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事件的衡量标准、是非观念，就显得特别重要。非如此，又如何进行“道义的”批判？

钱先生在《司马光资治通鉴》篇中又说：

“现代人往往看不起《通鉴》中的那些‘臣光曰’，所以，我今天也特地要同诸位讲一讲。我们学历史的，不仅要能考史，也要能评史。对历史要能有见解，能批评。”(P251)

这里的“考史”相当于记事，“评史”相当于记言，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人，不仅要能够考证历史事实，更要善于用“道义”做标准，进行历史的批判。司马光能有“臣光曰”而“资治通鉴”，今日学者在考证与评判的基础上，也能有“某某曰”才是。诚如是，无论古今，都应在记言与记事相结合的史书中，达成“取鉴”与“会通”的史学使命。

钱穆先生在他另一本讲演集《中国历史精神》的“晚明诸儒之学术及其精神”一篇中，评价晚明诸老的学术特征：

“诸老学术：第一，当注意其修学与为人之合一。第二，当注意其学术与时代之合一。第三，当注意其传统与革命之合一。”[11]

这与钱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对于史家的评价要求十分接近。修学与为人，是对于史学家德行的要求；学术与时代，要求史学著作要反应时代风貌，回应时代需求，史家要有鉴往经世的意识与能力；传统与革命，则需要用革命来光大传统，在传统中培养革命，为民族发现新希望，新信仰。以上三点，是晚明特定的历史情景所造就的，若以《资治通鉴》中体现的鉴与通来比较，应该说，晚明诸儒在这方面的体察和所达到的境界，更加深刻。记事与记言结合，“明达体用”，“内圣外王”等等追求，最终都落脚到现实的时代思想上。学历史、做学问，也都像是在通中取鉴，在鉴中求通。

“欧阳、司马为宋代开出新史学，也只是少数人在努力。我盼今后也有人来努力，开出新路，让我们这个史学能对国家民族将来有一番大贡献。”（《司马光资治通鉴》篇，P256）

这是钱先生对于古代史学家的肯定，也是对后世学者的期望。我想他先前作《国史大纲》时，也一定怀着此番抱负。史事与史评，会通与取鉴，在他的书中兼容并包，相得益彰。所以，整体来看，《资治通鉴》、《新五代史》乃至《国史大纲》都有共同的特性，记事与记言并重，求通与明鉴共存，这是史学家宏道济时的操守，匡扶其世的担当。

小结

《大学》讲“修齐治平”，《左传》讲“三不朽”，史家治史若能在偏重记事之外，实行“修齐治平”之追求，修习“三不朽”中的立言之道，在记事鉴往的同时，发挥记言明德教化的功用，或正是中国史学真正走出疑古时代，走向振兴的重要途径。正如钱先生书中最后一句所言：

“我自信，将来中国史学重光，与我此一年所讲，决不至大相河汉。”(章实斋《文史通义》，P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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