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马涛：亚当•斯密论中国及启示

马 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思想史，方向是中外经济思想与比较。2001年至今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今年是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正式出版240周年。240年来，这部经济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影响的范围早已超越经济学研究领域，无论是思想史还是现实经济实践，斯密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又化于无形。9月11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创新团队承办的《市场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暨纪念〈国富论〉发表2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以下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涛教授的会议发言内容：

自16世纪开始，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交流，大量欧洲传教士和游客来华，他们将其关于中国问题研究和考察的结果写成游记或报告，进一步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因此在16～18世纪上半期的欧洲，曾掀起了一股 “中国热”。受这一“中国热”的影响，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对中国有多达三十余处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斯密分析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建议。这些见解今天看来也颇有见地，具有启迪意义。

一、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总体判断

斯密对中国的总体判断是：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现在却停滞不前了。关于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很多的描述，例如：“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们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中国，“除了没有更富饶的金银矿产以外，在其他各方面都比墨西哥或秘鲁更富裕，土地耕作得更好，所有的工艺和制造业都更先进。”可见，斯密对中国的富裕是推崇备至的。他认为中国的富裕主要表现在：幅员辽阔，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且最勤劳；土地肥沃且耕种得精细；手工业和制造业进步；有良好的水路交通体系。关于最后一点，斯密强调说：“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说比欧洲著名的水道要好得多。”他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在中国修建公路及维持通航水道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当局担当的，而各省官吏治河修路的勤惰又是朝廷决定其黜陟进退的一大考核标准，中国的官吏们因此也特别重视这些工程的修建。斯密指出，他关于中国水运公路工程的了解，大多是得自旅行者和传教土报告。中国的交通要比欧洲好，斯密对此是确信无疑的。

中国的富有还表现在拥有大量的白银需求并影响了世界白银的价格。斯密在论述以白银衡量商品的真实价格和货币价格时，对广州和伦敦的白银价值曾进行了一番比较：“在中国广州，用半盎斯白银可能支配比在伦敦用一盎司白银所能支配的更多数量的劳动和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银价的这种差别，在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就比欧洲高的多，迄今仍是如此。斯密在这里就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以及白银价值与欧洲相比要高的认识是准确的，他也看到由于这种价差导致了欧洲白银大量流往中国的事实。斯密正确指出，贵金属产量的变化会对世界各地贵金属价格产生影响，如日本铜的价格，会对欧洲铜矿产的铜产生影响；秘鲁银的价格不但对欧洲银矿的银的价格有影响，也会对中国银矿产的银的价格有影响。现代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斯密的这一论断。

中国尽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它的经济发展却处在停滞状态。斯密对中国虽“富有”但又“停滞”的论断是斯密在论述怎样增加居民收入和社会资本时提到的，他认为一个国家尽管非常富有，但如果长期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有极高的工资。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论述说：“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克·波罗所描述的关于其农业、工业和人口众多，与当今的旅行家们所描述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也许早在马哥·波罗时代以前，中国就已经达到了充分富裕的程度。在许多其他方面，旅行家们的记载虽有不同，而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中国，劳动工资很低，人们感到养活一家人很难。如果农民在地里劳动一整天，到晚上就能够赚到买少量大米的钱，那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技工的生活状况可能就更加糟糕。他们不像欧洲的工人那样，悠闲地呆在自己的作坊里，等待顾客上门，他们是背着工作所需的工具，不断地沿街四处奔走，叫卖自己的服务，好像是在乞求工作。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状况。”斯密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情况，认为当时各国的经济发展存在三种类型：其一是迅速发展，其二是停滞不前，其三是退步。在斯密看来，经济处于迅速发展状况的典型是北美英领殖民地，经济发展处于退步状况的典型是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领殖民地，而中国则是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况的典型。“虽然中国或许是处于停滞状态，却似乎并没有倒退。没有哪一个城市为自己的居民所遗弃。它的土地一旦被耕种过，就没有任其荒芜下去。因此，每年必须继续完成同样多或差不多的劳动，从而指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必然不会明显的减少。所以，最底层的劳动者，尽管他们的生活资料十分匮乏，他们也一定能想方设法维持自己的种族，以保持其正常的人数不变。”斯密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况的主要表现是劳动工资低廉，下层人民生活贫困，人口不增不减等等。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况的论断，斯密一方面是根据当时所看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得出的；另一方面也是根据有关情况进行理论推理的结果。斯密认为，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标志。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则是社会停滞不前的表现。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也是社会急速退步的标志。斯密看到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而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大相悬殊。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各地的小麦价格低廉的多。斯密对导致这一现象原因的解释，是认为因为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进步状态，中国则处在停滞状态，所以劳动在欧洲的真实报酬比中国高。中国劳动者工资报酬低廉，生活维持费用不足的情况表明，中国社会经济正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同时斯密提出，充足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他指出，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不够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缺乏不久就会抬高劳动的报酬。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过多不久就会使劳动报酬减到其应有的程度。在前一场合，市场上的劳动供给不足；在后一场合，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又会过剩，结果都会迫使劳动价格不久又回到社会所需要的适当程度。像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生产一样，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在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如北美、在欧洲，还有中国，正是这种需求调节和决定了人口增长的状态，这一需求使得人口在北美迅速地增长，在欧洲缓慢而逐渐地增长，在中国地增长则完全停止。”他由此推断，北美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欧洲经济正处于缓慢发展，中国经济则正处于停滞状态。斯密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处于停滞状态，但还没有像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领殖民地那样出现经济倒退的情况。他强调，不同国家存在的不同真实劳动报酬的比例，不受该国实际贫富程度的影响，而受该国进步、退步或停滞状态的支配。欧洲正是因为摆脱了中国似的停滞状态，劳动报酬才得以提高，社会才因此而进步。斯密对中国经济状况的认识大体上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二、对造成中国经济停滞政策原因的分析

对造成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斯密分析指出是中国政府“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这些政策不仅限制了中国与国外的商业贸易，也失去了学习和模仿他国先进技术的机会。

斯密看到，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比较有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比较不利于农业；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则采用不同的计划，比较有利于农业，比较不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他说：“中国的政策更鼓励发展就特别爱护农业。据说在中国农业劳动者的境况要优于工匠，就像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工匠的境况要优于农业劳动者那样。在中国，每个人的远大抱负就是拥有一小块土地，做地主或佃户都可以。那里的租借条件据说很适当，对佃户有充分的保障。中国人不重视外贸。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你们乞食般的贸易！’除了与日本，中国人极少或完全不由自己或以自己船只经营外贸。他们甚至只允许外国船只进入自己的一两个港口。”斯密认为古代中国和埃及有一个十分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强调对农业的重视，而忽视商业的贸易，这导致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向来就不发达。中国的剩余产品，都是由外国人运到国外去的，而不是中国人自己运出去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斯密对中国的这一“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国策的认识是深刻的，他正确指出中国的 “特别爱护农业”的国策是因为中国君主的全部或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地租和地税的缘故，这也就导致了中国政府向来不重视对外贸易。

斯密指出中国的政策是特别爱护农业，比较轻视制造业。在这一政策的导向下，中国人有了积蓄不是作为资本投向工商业，而是要么作为财富窖藏起来，要么再继续投资于土地，这极大地影响了国民财富的增长。他指出，中国和印度农业劳动者的地位和工资都比大多数技工和制造业工人要高；而在欧洲，大部分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所以，他认为中国这种极端重视农业、轻视制造业的政策十分有害，它不仅不利于中国的制造业，也不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从而阻碍中国国民财富的增长。

斯密还对中国极端轻视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作了如下的描述和论证：“中华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气候多样从而各地物产丰富，大部分地区之间水运便利，因而仅其国内的广大市场就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制造业，并允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中国的国内市场从规模上也许不逊于欧洲各国市场的总和。如能在广阔的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泛大的外贸必能大大增加中国的制造品，大大提高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尤其是如果这种外贸的大部分由中国船只经营，情况更是如此。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能学到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和制造方法，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技术及产业的其他改进。但在当今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日本外，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国家来改进自己。”斯密的这段关于当时中国状况的论述十分精彩，也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

三、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斯密在《国富论》中是将中国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论证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正因为如此，他对除对中国为什么停滞不前的原因进行分析之余还能就中国如何发展经济提出了他的建议。这些建议，即使今日看来也颇有启发意义，值得珍视。

斯密提出中国要发展经济、增加国民财富，就必须加强分工。但分工要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能用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因此，斯密认为中国要发展制造业，加强分工，还必须扩大市场。斯密看到，中国有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气候是各种各样的，各地有各种各样的物产，这些都构成了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中国各省间的水路交通也比较发达，中国东部各省的若干大河，分成许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扩大了内地航行的范围。这种航行范围的广阔，不但非尼罗河或恒河所能比拟，即此二大河合在一起也望尘莫及。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因此，斯密建议中国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充分地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开拓广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建议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国外贸易。在斯密看来，正像国内每个生产部门内部和彼此之间存在着分工，这种分工的发展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一样，国际上不同地域之间也存在着分工，这种国际分工也能使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条件发展最擅长生产的部门，就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和资本就会得到合理的配置和运用；这样去进行自由贸易就能用最少的花费换回更多的收益，就能增加国民财富。斯密力主自由贸易。他提出，中国不仅要充分利用国内丰富的资源，还要充分利用国外丰富的资源；不仅要开拓国内广阔的市场，还要开拓国外广阔的市场，如此就能极大地促进中国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论证说，对于中国而言，利用国外资源，开拓国外市场，进行对外贸易，除了具有一般的益处外，还能学会外国的先进技术。他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在过去中国除了模仿其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模仿其他国家的机会。广泛发展对外贸易就能改变这种状况，学得更多的科学技术。对外贸易的方式，斯密主张中国应进行自主的对外贸易，就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制造业，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中国的国民财富。

斯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些建议，既不同于当代一些国家实行的以外贸为主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也不同于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内向型发展战略，而是一种充分利用这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在发展国内制造业、满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以内向发展为基础的双向型发展战略。联系中国近代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更能感受到二百多年以前斯密所提出的这一建议的卓识和远见：中国近代和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建设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发展经济，搞自给自足、奉行闭关自守的方针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必须加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积极发展外向型的经济，参与世界经济竞争，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之路。

斯密提出发展中国经济的另一重要建议是改革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斯密分析说：“也许早在马哥·波罗时代以前，中国已经达到了充分富裕的程度。”“但是或许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达到过这种富裕的程度。中国似乎已长期停滞，早已达到与他的法律和制度的性质相吻合的充分富裕的限度。但在其他的法律和制度下，其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或许要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他假设，一国所获的财富如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那么，要使该国财富继续增长将是十分困难的。斯密认为，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财富曾经达到这种度，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并不是因为中国所获得的财富已经达到了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而是因为它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中国封建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诸如重视农业、轻视制造业和工商业等，无不都是法律和制度性的因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五百年甚至很久以前就停滞了财富的增长，就是因为法律制度的滞后因素造成的。斯密相信，中国只要摆脱了旧法律制度的束缚，经济就会改变停滞不前的状况，迅速走上增长的道路。斯密把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归结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相当深刻，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因为当时严重束缚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法律制度。

还应指出，斯密是最早注意到制度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一位古典经济学家。斯密著名的“无形之手”机制，就论述了追求自利的个人在市场中如何受竞争的调控，实际上就是能发挥巨大作用的制度系统。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古代中国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研究对象。直至今天，许多的中外学者还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而在17世纪以后落后了？中国在历史上曾有无数的科技发明，却为什么没有能发展出现代的科学体系？伟大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出现英国那样的工业革命，使中世纪的中国自动进入工业社会？这些问题一直促使着人们去不断地思考。而斯密却在二百多年前就已得出了他的结论，那就是因为中国缺少相应的制度变革。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家D·C·诺斯在经过多年深入的研究，得出在古代中国由于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前提，即缺乏一定的制度安排，是未能产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古代中国制度发展的不足使技术进步成果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不发挥其作用的研究结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则在诺斯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制度为什麽事重要的、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是什麽、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差异是什麽原因造成的等基本问题，这些研究和结论其实不过是在重复二百年前斯密已经得出的论断，但后者的研究和分析要更深入和综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