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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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南宋之前，“江南”作为地域的概念非常明晰，但江南地区的园林营造在当时文人的眼里却不足为论。即使在北宋苏东坡对江南风景名胜作诗大加赞赏时，“江南”在大部分造园文人的眼里，仍是那个偏远的，具有广阔水域和丰饶鱼米的“罢黜”之地，对于它的园林文化认知也仅是有关“绿杨柳里白沙堤”的西湖风景的想象。

“江南园林”成为一种类型的园林是只有当南宋政治中心确定以临安为中心之后才真正发生，这是中国园林史上的重要事件。笔者认为，朝代的更替、地理位置的转移以及造园群体的改变直接触发江南园林的典型特征形成。

南宋文人，艺术造园

宋代园林是中国园林史上由实用型向艺术型转折的典型代表。这在许多园林研究中被提及，如郭黛姮认为，北宋大体上仍然沿袭着隋唐园林的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传统。

南宋，文人画出现于画坛，导致人们的审美观倾向于写意的画风。这种审美必然会浸润于园林的创作，对后世写意山水园的兴起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元、明园林创作方法趋向于写意主导，南宋园林实为其转化的契机。

文人园林和寺观园林的兴起对南宋园林的转变也产生了影响，即南宋时园林发生写意转向的关键时期。大量文人投入造园实践，“文人园林”作为一种园林类型得以发展。

相对于唐、北宋，南宋文人群体更倾向于自我意识的抒发。文人园不再是世俗活动的背景，而成为情感抒发的对象，独具性格的个体，形制上更小，且形态和结构上更趋于简单化。

苑、囿合成见于《吕氏春秋·重己》：“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

而园林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随士人园的产生而来。园林与文人，以及文人造园的传统由来已久，最初应和着文人避世离俗的想法和行动。

但另一方面，隋唐以来，类书文献中对于事物的定义和规定可以看出园林内容的改变。园林从产业到居室的不同归类，可以看出“园林”这一概念在人们认知中的变化过程。

南宋专注造园的文人从一般文人中脱离出来，如南宋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所记的俞子清是为典型，他能诗会画，尤其善画。据称，他在造园前胸中已藏万壑千峰，面对一堆乱石能从容叠成奇妙园景。

但此时造园也常有要请工匠辅助的情况，工匠的工作并不具有主观能动性，仅参与搬运、清理等体力重活。园主人以及造园文人们承担了从图纸到实地的操作，并不仅停留在意愿的表达或是概念的陈述上。

园林从营造开始到行居其间，都体现出了文人因劳作投入而产生的诗意和境界。园林中的工艺，涉及建筑的大小木作、园景的叠石理水、花木梳理，到明清之后越重视操作者的工艺水平和技巧熟练度。这是园林跟日常生活更加密切，以及营造群体扩大而形成的。

文人园林，创作背景

南宋中晚期，士人阶层分化趋势日益明显。北宋的士大夫精英大都是集官僚、文人、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而南宋士大夫中一部分延续了这样的特征，但能在三个方面都同步达到一定高度的人不常见。

如朱熹，他的身份是学者，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建树就相对一般。他的友人周必大则与之相反。文人之中的精英分子都密切联系着当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动态，既服务于统治阶级，同时又超越这个范畴，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表现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

此时在各个领域中，士人阶层更倾向于个体意识的流露，他们虽然形成了具有共同话语基础的各种团体，但团体间更细分。文学上兴起的洛学，发生了如叶水心所言“洛学兴而文字坏”的情况。南宋早期，无论从皇室到文人多崇苏氏。很多文人皆崇性理，发扬程氏兄弟的理学而贬低艺文。

另有一部分文人则如刘克庄所云：“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研深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

士夫文人们都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于俗事。这里的俗事是指各种生活常理之事，成为他们不屑涉及之事，学问在生活里被束之高阁。同时，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释三大思潮，都处于一种蜕变之中。儒学转化成为新儒学——理学；佛教衍生出完全汉化的禅宗；道教从民间的道教分化出向老庄、佛禅靠拢的士大夫道教。

当时临安城市的情况像其他地方和时期的大城市发展一样，由于人口、商品和官府的集中，居民在生活中产生了对北方、旧都汴京以及乡村生活、自然山水深深的眷恋。但是除了早期占有土地的贵族外，普通的士夫文人几乎无可能再去重新占有土地造园。

在临安为官文人也经常需要借住他处，还有租房居住的，如《夷坚志》所载：“张晋英源自西外宗教授，入为敕令删定官，挈家到都城，未得官舍，就路将士屋暂住……”

即使租住的地方也经常是一拨人刚走一拨人就接上。当时临安的旅馆也发达，很多时候也是为官考学的文人所用但是临安西湖仍是大部分读书人的想往之地。立志入仕的文人们也不会因为居住条件的狭隘，而放弃理想回归耕读，他们更倾向于城居。

但更重要的仍是怀抱与君王共治天下的情怀，他们并不愿意远离都城，对园林理想的抒发则多选择去近都城地或出生地营造别业，或投射到诗文和绘画上。当时在朝为官的士大夫文人们的家乡大多在江南农村。

由于南宋园林的实体早已难觅踪迹，以文人为主体的园林诗歌和绘画成了佐证和重构当时园林的重要留存。诗画虽有想象成分，但大部分以现实为基础。绘画对生活场景的描述，其实也是描述一种大家想要看到的场景，一个理想。南宋江南园林理想中更是存在这样的因近求远、因狭求阔、因市廛而求山野的情况。

寓居西湖的文人大部分无园林可造，所幸西湖山水能使他们获得对于园林想象的原型，这也促成他们虽造园在别处，却表达出有关西湖的园林意象。这样的造园活动主要集中在苏湖、江西婺源近浙江一带，这是南渡以后士大夫们喜欢定居之所。

文人观念，园林投射

文人造园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文人化山水过程，山水之于文人和造园，是一种寄托又是投射。受儒家“天人合一”哲理影响的文人们，发现了大自然山水风景之美。

而美的山水风景经过人们的自觉开发，揭开了早先的自然崇拜、山川祭祀所披覆其上的神秘外衣，以其赏心悦目的本来面貌而成为人们品玩的对象，园林则是游山玩水活动的进一步扩展。

文人们一方面通过寄情山水的实践活动取得与大自然的自我协调，对之倾注纯真的感情；另一方面结合理论的讨论深化对自然美的认识，去发掘、感知自然风景构成的内在规律。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所表达的超然心态是文人造园的另一个主题，如隐逸思想，通常并不消极散漫，更多的是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和得到修养后对另一种境界的探索。

南宋以来，山水观念同江南的宽阔水面与连绵且不甚高广的山脉无不相关。山水也不再是个宽泛的概念，江南的山形水势为此时的园林营造提供了极为容易获得和借鉴的模板。

江南山水自魏晋以来便是隐逸的指代，落实在江南地理环境里的园林自带与其相关的联想与想象。潘畤在营造浙江上虞的一个园林用陶渊明“性本爱丘山”与杜子美“月林散清影”之句表达自己的隐逸追求。

在园林择地的选择上，称：“山虽不高，其来甚远，至是而止。依以为堂，如屏风然。面值南山，色润可爱，两山拱接，若为宾主者……”

描绘出了江南山地，不高但是连绵的特征。将主次山峰以“宾主”的关系进行形容则是将自然拟人化而投射其以感情要素。这是将自然引入园林，或者说，是将园林同自然合体的第一步。入主自然是为隐逸，而园林作为自然的延伸，则也是隐逸于自然的便捷途径。

文称，得志之人以收藏金印、书锦、驷马为乐；而不遇于世者，就如同谢灵运、陶渊明等人，以山水、琴酒、猿鹤、影月等与自然相关的物象为寄托，也同时意味着自然本身承载着不遇于世之人的乐趣，而这也被文人投射到园林的营建上。

江南文人园林还喜欢营造一种自然山野的状态，从诸王贵戚到普通退隐文人都做这样的模拟，但此时的江南地区早已是人口众多、山岭也不荒芜的状态，园主人只能在自己营造的园林中模拟在荒山野岭中衣着破旧的山野村夫的场景，这实在是一个时期的风尚。

南宋文人们出世与入仕的想法和愿望重来就不独存在，园林除了表达隐逸之外还是文人们修身求理、格物致知的对象，这可以说是几乎与隐逸相反的意义，但此时互为依照。园林中的水石花木浓缩了自然的万物，造园之人造园也即是在营造自己内心的世界，并将其向世人表达。

再行则是节堂，直到沿着溪流，一直通达垂芳亭，则是园林的终点，也是洪氏所认为的，循此路径，则人也可以“厚终”。几乎描述了文人所渴望的一生，这完全通过园林的构造与路线进行了表达。

但也有相反的想法，认为园林之为自己养乐，而不能拿其他标准进行衡量，否则，则成了限制自己的地方了。幸元龙认为自己园林，就要表达自我的意愿，否则“何乐”呢。

由于地理条件有诸多限制，江南文人园林通常也是不甚宽广，修身与比德以其结合特定园林构造而超远园林本身尺度与范围。南宋出现了第一部《梅谱》，以梅花寓人品性德行。书中特意强调，梅之生产地方不同，会形成的不同形态。

如苔梅，长在湖区与平原则大不相同。江南的概念，不仅在行政区域划分的概念上是不同的，它的不同更在于特定的气候土壤与山水环境。园林中的竹、松、菊等植物也被投入更多的关照。

比德在明清园林中是为常见，实则是兴起自南宋理学对于事物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对于事物进行仔细考察，并赋予以人化性格，一株花、一盆松则便可独成一片气候，产生一个园林意象。

对待相同的事物，文人也能获得不同的解读。韩元吉认为其友人赵彦秬、周锡称自己的住宅为“竹隐”是不恰当的，因为竹子佳美，却不应引以为“隐”，竹子以及其所代表的君子更应是要有积极的入世思想。

应以“竹友”为名，为“百余”竿竹列之前的斋命名更加合适，竹子的澹然、挺然的品德才是君子之德。对于竹的隐者比喻则认为是命之大谬，有竹子般气节的君子必然要为世之所用。这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南宋文人在对事物投射情感过程中讲究的理的品质，以及各种思想并行抒发的状态。

在南宋文人间以物比人，进行比德的做法非常普遍，不同的物被赋予了不同品格，相同的物也能被投射以不同的品格，即使其中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有一点达成共识，那便是对“德行”“品质”的共同追求。人格化的物在园林中被广泛使用。园林也成为比德和兴德的重要场所，

文人园一直是文人交往酬唱的重要场所。

结语

南宋文人的园居生活是发生在有江南独特山水关系的环境里，这里不仅有琴、酒，更有一种对魏晋隐士风骨的向往。但南宋文人形成了自己隐逸却不避世的独特特征，园林则成为交流的场所、对象和方式。文人园林的营造无处不彰显着江南山水的特色，以优美、可获得的自然山水为源，又从文人自己创造的诗、画中吸收呈现方式、组织结构和语言模式。

在笔者看来，文人对园林的期待、在园中的活动以及园记、诗文的书写都具有独特于其他时代的多样特征，并以其在园林史中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以及汇集南北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性，而具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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