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院

　　禅让是中国古代最高统治权传承或政权更替的两种重要方式之一。《礼记·礼运》借孔子之口指出，政权传承在不同情况下遵循两种不同方式：一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二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所谓“天下为公”指视天下为公共所有，主张最高统治权要礼让给有圣德的人；而所谓“天下为家”则是指视最高统治权为一家私有，并主张传诸子孙。关于这两种传承方式的内涵及其关系，近年来已有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纵观汉魏时期与禅让相关的文献，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观念乃至政治实践中仍然深受传统禅让观念的影响，甚至将之理解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法则。职是之故，“尊贤”“亲亲”成为当时各种诏书、劝禅中的重要内容。在实践方面，“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作为两份重要的政治遗产，在魏晋南北朝王朝更替的理论宣传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前者维护继位者的历史合法性，后者则从血缘转换或承继上为新君上位提供现实合法性。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中，作者以汉魏故事的形式着力宣扬天之所赋的“贤”，贯彻血脉传承的“亲”，值得深入分析阐释。

　　一、史学叙事中的汉魏故事

　　建安二十五年(220)十月，曹丕采用让汉献帝禅让的形式，结束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建立了曹魏政权。按照五德相生理论，汉为火德，火色赤，火生土，土色黄，因此，曹丕定年号为“黄初”。如此一来，历时四百年的刘汉政权顺利过渡给曹魏，后来人们将这看起来和平交接的政权更替模式谓之汉魏故事。据《三国志·文帝纪》记载，汉献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

　　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群凶肆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乂，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征，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于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

　　该诏令将一场复杂的禅让故事简化为简单的仪式交接，扼要讲述了汉之让魏的理由。这些理由归纳起来不外乎三条：一是“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二是汉道失序，武王(曹操)匡扶正义，今王(曹丕)承续其父之德；第三，曹氏功业卓著，皇灵降瑞，人神告征，天命转移，希望肃承天命。陈寿《三国志·文帝纪》有关禅让的叙述非常简单，单凭该条史料我们看不到政权交接过程中权力斗争的暗流涌动，历史的传承似乎在平和安静中完成了。

　　然而，在此条下，裴松之援引《献帝传》为之作注，以编年记事的方式全面呈现了曹魏代汉的过程。据裴注所载，为了让曹丕接受汉帝禅予的帝位，各大臣反复劝奏、天子汉献帝四次下诏让位魏王，而曹丕三次辞让。据笔者统计，各机要人员反复劝进与曹丕坚决辞让多达二十几个回合。关于这一事件，清人赵翼总结道：

　　按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曹丕受禅时，汉帝下禅诏及册书凡三，丕皆拜表让还玺绶。李伏等劝进者一，许芝等劝进者一，司马懿等劝进者一，桓阶等劝进者一，尚书令等合词劝进者一，刘廙等劝进者一，刘若等劝进者一，辅国将军等百二十人劝进者一，博士苏林等劝进者一，刘廙等又劝进者一，丕皆下令辞之。最后华歆及公卿奏择日设坛，始即位。此虽一切出于假伪，然犹见其顾名思义，不敢遽受，有揖让之遗风。

　　实际上，赵翼的这些统计资料源自《献帝传》，而非他自己所讲的《魏略》，汉帝下禅诏及册书凡四，非他所统计的只有三次。赵翼评价禅让过程为“假伪”，又补充说“犹见其顾名思义，不敢遽受，有揖让之遗风”，可见他对如此繁文缛节的过程、各种辞令的态度多少还是反感的。

　　《献帝传》今已失传，也不见载于《隋书·经籍志》，徐冲考证指出该篇内容仅在一些“史注和类书中以片段引用的佚文形式存在”。然而，裴注所引用《献帝传》所载汉魏故事，应是完整记录汉献帝一生的著作，该传不仅完整记录了汉末帝王的历史状况，还详细撰述了献帝禅位于曹丕的过程。因大量原始资料的插入，《献帝传》叙事冗长、结构散漫，故有学者认为：“这种叙述分散了对人物个性品格的传写与刻画。从这一方面来说，它与正统史传文相当接近，具有较强的史传性。”因此，《献帝传》不仅为可信材料，也是研究“汉魏故事”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史料。据《三国志》裴注《献帝传》载，禅代诸事开始于中郎将李伏表魏王曰“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结束于尚书令桓阶等奏“今汉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后固辞，臣等伏以为上帝之临圣德，期运之隆大魏”。在此期间，天子册诏4次，魏王侍中刘廙等劝言、上奏4次，太史臣许芝阐述魏代汉相关大量谶纬于魏王1次，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等上奏1次，尚书令桓阶前后上奏4次，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120人前后上书2次，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1次，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劝受册诏2次。在第4次天子册诏后，魏王终于答应设坛受禅。纵观各类劝进理由，大致是汉气数已尽；天命转移、不私一姓；天命不可逆、历数弗可辞；谶纬符命昭示曹氏天命，等等。二十多条史料集中说明各阶层人物请曹丕就帝位，以及后者反复辞让，最终完成汉魏之间的权力交接。曹丕设坛受禅，场面极其宏大：“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裴松之还特意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经过如此多繁杂的手续和辞令的交接，才完成禅让。曹丕为什么这么做，留给后人诸多想象和发挥。

　　纵观上述两种史料记载方式，陈寿《三国志》叙事过于简洁，且陈寿多为曹魏回护，因而后人从中不能完全把握汉魏禅代的真相。裴注《献帝传》较全面地叙述了事情的过程，因而只有通过其中所载的大量诏令和辞条，我们才有望尽可能多地还原汉魏禅让的历史真相。

　　二、汉魏故事的理论依据

　　曹丕获得天下，需要有两方面的理论支持：一是汉家天下的异姓易代，二是曹氏家族的血缘继承。前者即“天命不私一姓”“选贤与能”，后者即“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体现在史学叙事上，无论陈寿的《三国志》原文还是裴注的相关注文，皆以这两个理论体系解释曹魏代汉的过程。

　　据《献帝传》，汉献帝曾四次下诏禅位于曹丕，而曹丕三次辞让，第四次诏书被送达后在尚书令桓阶的劝进下，魏王曹丕接受禅位。授权者和受权者为此展开的拉锯战，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意义呢？为了弄清楚事情的本相，本文以汉献帝的四次诏书为研究对象，对其中重要的信息进行分析。

　　上表所列的四次册诏书，从汉献帝的立场看，传位于曹丕等于要将刘姓天下转为曹姓天下，这与自秦朝以来帝位传承中的血缘继承是相违背的。因此，上表所列汉献帝颁发的四次册诏书、魏王曹丕的三次辞让书，以及围绕这四次册诏书而展开的各阶层人物的劝进书，基本上都围绕三个历史情节展开，纵观这三个方面的叙事，其实质都是从理论上为汉魏禅代奠定基础。

　　首先，宣扬“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的天命学说。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王位继承主要有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相互矛盾冲突。第一种方式，是“同姓内继承”，即血缘的“家”的继承方式。第二种方式是“异姓间的继承”，就是通过所谓的“易姓革命”，使其他家系的人获得帝位，并以“禅让”来粉饰。血缘继承属于某王朝内部的事，通常是王子们相互竞争；而异姓间继承就复杂得多，处理不好就会被贴上篡夺的标签。同姓内继承在古代中国占主流地位，自周代以来嫡长子继承制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公羊传》隐公元年(前722)记载的“立適(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已成为天子、诸侯乃至宗族财产权利继承的标准。秦汉以来，帝位应该在同姓范围内(通常是由长子)继承的做法已得到普遍认同。比如秦二世胡亥就对劝他即位的赵高说：“废兄而立帝，是不义也。”汉初，丞相陈平在劝进代王(汉文帝)的奏言中说：“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至于长子继承制之外的做法，至少在理论或制度上被视作是有悖常态的非常之举，甚至被认定为“篡逆”。例如王莽政权(新朝)，在班固《汉书》中被定为篡位，《汉书》称：“王莽篡位，慕从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乱亡。”

　　在这种主流认识和舆论环境下，曹氏代汉自然属于异姓承位，是非正常的继承方式。如何才能获得道义上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曹氏集团下了很大功夫，这可以从各类诏令和史家书写中看出来。他们杂糅历史中既有的文化因素，使非常变为正常。为改变传统看法，突破同姓继承，他们极力宣扬“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献帝的四次册诏都强调“天命不常，不私一姓”的易代思想，裴注引袁宏《汉纪》记载的汉献帝诏书也声称：“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由汉帝亲自提出禅让，并从理论上疏通非血缘继承的合理性，在当时是最为恰当的，尽管这些做法不是出自汉帝的真实意愿。

　　不仅如此，汉献帝的册诏被送达后，在各位大臣的劝进书中，也屡屡提及天命不私一姓，如第三次册诏被送达后，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和九卿上言曰：“臣等闻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唐、虞历数，不在厥子而在舜、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非血缘继承可上溯至三代前的唐尧、虞舜。对此，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以人物为中心，生动书写了几个非血缘成员之间的传位，使之成为古代中国“尊贤”政治的典范，为后来异姓承继关系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上表所列四次册诏书中，屡次援引唐尧和虞舜。从汉魏政权交接的需求上讲，尧舜之事最有借鉴意义，这是因为尧舜之道遵循的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逻辑，只有从理论上突破血缘继承，按照“贤”与“能”的逻辑思路，曹丕继位才具有合法性。因此，《献帝传》所载材料无论多么复杂累赘，大致都不会脱离对尧、舜、禹的历史形象及从政之道的赞美。

　　其次，强调“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的才德历史论。无论陈寿的《魏志》还是裴注所引的袁宏《汉纪》，抑或《献帝传》，均注重舜、禹继位之才德。在儒家文化体系中，舜、禹被描述为具有非凡才德的人。首先舜是以“孝”引起时人注意，舜的上任尧，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没有传子而禅位于舜，没有将天子之位私有。他能认识到自己儿子丹朱不足以任天下，而请求推举有才德的人继位，有人推荐了丹朱、共工和鲧，尧试之后认为他们皆不可用。四岳推举了舜，推举的理由是舜有孝行。《尚书·尧典》：尧问“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四岳对曰：“否德忝帝位。”尧曰：“俞？予闻，如何？”四岳答：“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于是，尧将帝位传于舜。由此可见，舜是以孝闻名天下，又以非凡能力，经过严格考察才成功获得帝位的。同时，舜几乎用同样的方法选择禹作为继承人。

　　司马迁结合《五帝德》《帝系姓》撰写了《史记·五帝本纪》，更加强调舜、禹的德行与才干。《五帝本纪》对唐尧赞之曰：“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继而写到尧在选择继位之君时，先是要求四岳推举，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四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由此可见，舜是因孝得到包括尧在内的重要人物赏识。因此，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再次重申：“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等到“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结果舜表现得异常能干。因此，尧崩，三年之丧结束后“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可见，司马迁笔下的唐尧和虞舜是以德征服人心的。据《五帝本纪》记载，舜对其时人才审定时发现：“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舜与禹之位的传承也是：“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司马迁甚至感叹道：“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可见，大禹不仅是大贤，而且能力非常强。《史记》所描述的尧舜禹禅让有某些共同特点：首先是由下而上推荐，被授权之人必有德行和能力；其次，为非血缘继承找到了合法理由，帝位继承的最大阻碍是有血缘关系的前帝之子，然而司马迁获得的信息是授权者之子皆不肖；第三，帝位继承者皆有天命，即各种祥瑞征兆。在史家推动下，尧舜禹故事不断被传颂，并在王莽夺权时获得实践舞台。

　　在汉魏故事的各类文献中，多次引用尧舜禹之事，其目的是借助历史事实为新的当权者铺路。如上表所列裴注引《献帝传》中的四次册诏无不提及此事，如“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勋禅以天下；大禹有疏导之绩，而重华禅以帝位”，“且重华不逆尧命，大禹不辞舜位”等语。之所以如此重复提说尧舜禹之事，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曹氏代汉具有和唐尧、虞舜相同的性质。在有关宣扬曹魏故事的文本中，不仅大力宣扬尧舜禹之才德，而且着力渲染曹魏功德。汉魏故事形成的历史依据是尧舜传位故事，从《三国志》到裴注所引文献反映的大量信息来看，文献多次提到尧舜，无一处提到离其较近的王莽禅位事件，其缘故在于，尧舜故事是“选贤以德”的正面形象，而王莽代汉常常被描写为“篡位”“汉贼”等违背常理的篡逆行为。历史发展到汉末，血缘继承已成为人们心目当中最具合理性的权力传承方式。为了突破这一点，曹氏政治集团在表述中更加倚重尊贤，屡次引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作为历史依据。

　　最后，在渲染汉朝“气数已尽”的同时竭力夸大曹魏功业，为曹氏顺利代汉铺平道路。建安元年(196)，曹操听从谋臣荀彧的建议，迎汉献帝于许都(今河南许昌)，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在重建汉帝国的旗帜下，平定华北、击败宿敌袁绍，其作为汉臣的地位不断提升。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升任丞相，并于建安十八年(213)受封魏公，获准在魏公国中拥有独立的政府机构。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由魏公升为魏王。在离称帝只差一步之时，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薨。同年十月，曹操之子曹丕利用禅让方式从汉献帝手中获取政权，建立魏政权。汉魏禅代之前，曹氏集团已是独立的政治集团，这在汉魏禅代过程和时人的叙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有关汉魏故事的书写中，着力铺陈汉家没落、气数已尽之势成为一时之风。在汉献帝的四次册诏中，类似“汉道陵迟，为日已久”“行祚已讫，天心已移”等语是必有内容。汉天子这样自弱其势在曹操掌权时就已出现，如在册封曹操为魏公时，汉帝派御史大夫郗虑曰：“群凶觊觎，分裂诸夏，率土之民，朕无获焉，即我高祖之命将坠于地”，并列举了曹操灭黄巾、讨韩暹和杨奉、伐袁术、戮吕布、歼袁绍、枭袁谭及高干、平乌丸、定边境等功劳，进而总结道：“旧德前功，罔不咸秩。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发出“功高于伊、周，而赏卑于齐、晋，朕甚恧焉”的感叹。上述册诏是站在汉天子立场上表达了对曹氏功业的盛赞，以及对汉家天下大势已去的无奈。与汉家天下气数已尽相伴随的是曹氏父子的功业，各类文献蕴含了没有曹氏的坚守，就不会有汉末刘氏血脉延续的意思。汉末战乱，群雄并起，在曹氏代汉前，袁氏兄弟早有此心，如袁术曾对袁绍说：“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袁绍对此说深以为然。史家站在曹魏的立场上着力渲染汉之气尽以及魏之功劳，目的在于为曹氏承位提供历史的合法性。

　　三、汉魏故事发生的现实原因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经过一系列东征西战，早已威震朝堂。据史料记载，建安十七年(212)，汉天子命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建安十八年，汉天子表彰曹操忠于汉朝，列举了其十项捍卫国家的功劳，并封“魏公”，又“加君九锡”。建安二十一年，晋封为魏王。建安二十二年(217)，汉天子令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并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这时的曹操已是实际的掌权者，离正式称帝只剩一步。曹操的属下纷纷对其劝进，然而曹操却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是有心称帝的，但为什么他宁愿当周文王而不称帝呢？曹丕时曹氏的实力更为雄厚，已经全然不把汉天子放在眼里，完全可以凭借实力以武装革命的形式取而代之。但为什么曹氏父子却屡屡谦让，曹操宁愿称曹公、魏王，也不愿称天子，其子曹丕称帝时也是三番五次辞让，大费周折，这一切只是表演吗？实际上，曹操父子顾虑是有道理的，这与汉末的政治环境以及汉家天下的历史影响有关。

　　首先，汉代末年，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尊汉余音依然不绝。曹操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称帝这件事上，他选择做周文王是从现实政治环境角度考虑的。至汉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际，刘汉统治已将近400年，当时一些人对汉朝的统治方式心怀留恋，成为曹氏直接代汉的顾虑。司马光在总结刘汉政权在汉末统治十分艰难，却依然苟存的原因时，提出了著名的“教化、风俗论”，其文曰：

　　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司马光借助汉末逐渐丧权而没有遽然被取代的历史事实，提出了“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的论断。汉家天下存在几百年，是历代帝王苦心孤诣的结果，其中历史的教化成功地影响了当时的人们，即使群雄并起，但依然以尊汉为辞，可见汉的影响力是持久而深入人心的。

　　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派使者向曹操上书称臣，并建议其代汉称帝。曹操将上书拿给臣僚们看，并说：“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夏侯惇也劝曹操说：“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曹操回答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当时三国鼎立之势已然形成，国家尚未统一，各种势力盘根错节，他认为称帝时机并不成熟。因此，对于看起来唾手可得的帝位，曹操依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事实上，这正是曹操务实而理性成熟的政治觉悟的体现。

　　当时，汉室虽然衰微，天下大乱，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但是试图篡汉的人物纷纷落马。曹操行事一向谨慎，如果他接受了众家的劝进，无疑会暴露篡汉的野心。因此，曹操宁愿当周文王而不称帝，是从长远的政治角度考虑的。这一政治理想在他的诗作《短歌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深谋远虑，深知民心的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讲民心即为天心、天意。汉代末年，群雄并起，政治纷乱，然而向汉的风教余音犹存，这是曹氏父子在称帝这件事上非常慎重的原因之一。陈寿评价道：“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览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其次，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王朝更替引起的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持续不断，其中涉及天命、伦理道德等方面，这说明天命转移、政权更替等问题深受人们关注，是十分敏感的政治话题，作为汉臣的曹操深知这一点。西汉建立后，关于王朝更替的问题在司马迁《五帝本纪》中有比较翔实的记载，尽管写的是尧舜禹禅让的故事，但仍具有“述往事，思来者”的经世作用。在司马迁笔下，有关汉家天下合法性的讨论就发生在汉景帝的朝堂上，史载博士辕固生与黄生争论于景帝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显然，黄生和辕固生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辕固生以民心所向解释了汤武革命的合法性，而黄生以儒家君臣伦理否定了汤武革命的正当性。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王朝更替理论，因观察者的立场而显示出不同的本质。汉家天下自马上得之，尚有这样的责难，更何况曹魏想要依据禅让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汉宣帝时期的盖宽饶事件，被认为涉及最为敏感的政权禅让问题。盖宽饶向来以刚正不阿著称，其时宣帝以刑法治国，且信任中尚书宦官，盖宽饶上奏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接着他引用《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有人据此认为他“意欲求禅，大逆不道”。《韩氏易传》今已不存，盖宽饶所讲的“官天下”和“家天下”，与《礼记·礼运》所讲的“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旨趣相同。三代以来，其实一直是“天下为家”的，盖宽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讨论“选贤与能”也有不合时宜之处。曹氏父子突破传统，既要从天下出发论证“选贤与能”的合理性，又要从血缘角度突破“家天下”的现实困局，从而最大程度地赢得人心。从这个角度讲，曹操的韬光养晦和曹丕代汉时的繁文缛节皆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

　　最后，汉魏故事发生的现实原因之一，还在于曹氏集团想最大限度地保证政权和平过渡。这些从裴注所引《献帝传》中可以看出，裴松之所引注释材料从多维角度让我们看到禅代的历史过程，如此繁杂的手续过程不仅仅只是为了表演，而是在大造声势，最大程度地争取人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太史丞许芝条陈魏代汉的各种天象和谶语，比如所谓“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代赤者魏公子”，“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等等。接着，尚书令、辅国将军等依次上书陈述曹丕禅汉的现实理由，说辞不外乎天示祥瑞、谶语频现，以及在称帝问题上自古以来就有“天不私一姓”的历史事实。这些说辞极力渲染曹氏代汉的合理性，从本质上讲是从曹氏的立场出发，尽可能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

　　因此，汉魏故事反映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交接，而是历史事实上的政治斗争与各派势力妥协的结果。裴注引《献帝传》这些看似烦琐冗长的资料，部分还原了当时曹魏统治集团借助尧舜之事，作为政权平稳过渡的手段。不过无论陈寿《三国志·魏书》原文还是裴注所引的史料，均给人以汉献帝心甘情愿让位的印象。然而，历史的蛛丝马迹总是在不经意间暴露出来，一百多年后，南朝刘宋人范晔在《后汉书·孝献帝纪》中赞曰：“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他站在献帝的角度，将其无奈、悲愤的心情记述得一览无余。秦汉以来，为继位之君造势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刘邦、刘秀在继位前后就有很多非理性的神秘事件。曹氏禅汉时的政治环境更加复杂，曹魏政权借助天命显现、神秘祥瑞之物频繁出现之机，宣扬天赋之命，为自己最大程度地获得人心，也是其构建历史合法性的重要步骤。王夫之说道：“自曹氏篡汉以来，天下不知篡之为非，而以有所授受为得，上习为之，下习闻之，若非托伊、霍之权，不足以兴兵，非窃舜、禹之名，不足以据位。”这是历史事实，更是社会现实，前者为权，后者为名。因此，曹魏代汉需要两者兼顾，既然前者已然获得，后者则需大肆宣传，或者通过制造舆论来实现。

　　总之，汉魏故事的各种叙事是现实政治生活在史学著作中的反映。史著中的论述不只是让读者欣赏，其布局、谋篇以及撰写风格也不只是技术或技巧，它体现了作者的情感和倾向，以及可能涉及的价值评判，这与作者生活的年代背景、意识形态、社会地位及政治立场有着紧密关系。禅让制度在历史上一度作为“选贤与能”典范政治的标志，从唐尧、虞舜故事到汉魏故事，其统治权的获得至少在形式上是通过前帝让位于非血缘关系的后帝，从而完成政权的交接。这些笼罩在和平让渡政治权力的幕后，其实是各种势力对比、演化的结果。如果说三代以前的禅让是授权者的主动行为，那么，王莽之后包括汉魏之间的禅让则是授权者处于绝对被动，受权者居于操作整个事件的主动地位。清人赵翼洞悉道：“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史著既是历史的载体，又是历史的塑造者。自曹丕代汉成功之后，宋、齐、梁、陈各正史纷纷效仿，使得这一政权更替模式成为典范政治的模板。

　　（作者胡祥琴，系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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