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银行”：尤努斯理想的中国实践

在孟加拉国，有一位经济学家叫做尤努斯，他的格莱珉银行自1983年创办以来，通过小额贷款已经帮助了超过630万名借款人，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中国，媒体人高战正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尤努斯这种“为穷人谋生路”的理想。

“我现在在苏北农村，继续实践小额贷款项目。”日前，高战在电话中表示。

这位尤努斯的中国追随者，“尤努斯中心•中国”执行长，江苏省新沂市陆口合作社发起人，正苦于小额信贷的经费问题，四处奔波筹款，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理解与支持。

来自乡村人情社会的挑战

2012年，为了邀请尤努斯前来中国参加活动，高战特地去了孟加拉国。几番争取，尤努斯终被高战的诚意感动，来到中国。

在认真考察了高战的合作社项目之后，尤努斯不仅高度赞扬了其成绩，还亲自为“尤努斯中心•中国”揭牌，由高战担任执行长。

对于高战来说，这份认可来之不易。事实上，早在成为媒体人之前,高战就已经开始了他的乡村实践。

高战出生在苏北最贫瘠的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考上大学改变了他的命运，但这个农村娃却忘不了生养自己的地方。研究生毕业之后，高战便一心想着回到农村，专注做中国乡村发展的项目。

“那时候做得比较困难，而且不被农村周围的人理解，”高战回忆，“刚好《中国改革》杂志需要有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做记者，我就去了。”

媒体人的身份不仅让高战在农民当中有了一个“国家机关人员”的印象，还给了他更多的机会去拓宽眼界，他也因此认识了不少关注中国社会的学者，在他们的介绍和鼓励下，开始大胆实践自己的理想。

2004年1月，高战把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扶贫互助基金的项目介绍到自己的家乡。

茅于轼给出的经验是：基金会的运作规则一定要简单，四五条就行。但高战发现，即使如此简单的规则，也无法在传统的农村熟人社会中完全得以执行。

与高战一起运作基金会的还有陆口村小学校长季克平、“村里公认的忠厚人”何培忠以及在乡镇企业当过会计的姚友勤。在这三人看来，“农村不是那么一成不变，有时做事就得灵活一些。”

比如最初的还款期限就设置为半年到期必须本息还清，这一规则在资金池不甚丰厚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但执行起来也特别困难。

还有，基金会规定贷款仅面向窑湾镇的陆口和桑庄两个村，但季克平三人却偷偷把钱借贷给外村的人，“有钱不贷出去不就亏了，人家还有人担保。”季克平认为自己选的贷款对象“很可靠、肯定能还贷”。

“我们规定只限本人使用，他们就形式上做成两笔;规定不能代签，他们就说男的外出打工了。”高战说道，基金会做的虽然是农村人的项目，却不能靠道德和乡村精英们的影响力来约束，目的就是引入现代金融的契约制，而不是变成传统的民间借贷。

尤努斯理想的中国践行者

在苏北农村遭遇的种种困难，让高战开始将目光转向世界，寻找实践成功的优质案例。

一番探索之后，他将目光聚焦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来自孟加拉国的尤努斯身上—尤努斯以该国吉大港大学附近的村庄为试点，创办了格莱珉银行，主要面向无力提供贷款抵押的贫民，客户中96%是妇女。

到了2010年，高战开始采用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模式运行自己在苏北农村的小贷项目。

“这制度就像设计了一张渔网，留下的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而农村女性则是目标中的目标。”高战解释，只把钱借给已婚女性是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的，“因为贫穷的女性比男性更难获得金融服务，女性的收入对家庭幸福有更大的影响。在全世界大多数贫困家庭里，妇女才是稳定而可靠的借款者。”

陆口合作社鼓励乡村妇女在同村找到5位有共同想法、经济条件类似、并乐于相互信任和有自信的人组成小组，每个小组自行选出一名组长和秘书，由小组长负责小组的纪律，所有贷款业务均在小组会议上公开进行。

妇女们每周聚会，这使她们的生活注入了新的要素：新的思想和知识，还有友谊、尊严和勇气。

高战发现，妇女银行模式不仅仅在经济上帮助了贫困女性，更无意中开启了一场农村女权思想的风暴。

当地一名叫王月华的妇女的案例颇为典型。

高战介绍：“王月华去镇上银行办卡，工作人员问她‘你办卡有啥用，你家男人都有。”

签借款合同时，王月华和丈夫都到了现场。“她丈夫签完字，正犹豫着是替妻子签还是让她按手印，这时候王月华一把从丈夫手里夺过笔，一笔一画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她丈夫像发现了秘密一样，连问好几遍‘你还会写字?’”

“以前丈夫让妻子倒杯水，妻子就得立即放下手中的活，现在她们会说‘等我忙完’，或是‘你自己没长手啊’。”高战认为，某种程度上，尤努斯的这种针对妇女的信贷模式也帮助中国农村妇女提高了自己的家庭地位。

“传统银行都有一个特点：嫌贫爱富。为了资金安全，它对贷款客户的筛选机制，就是瞄准优质的、有担保有抵押、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客户。”高战介绍，“但我在农村做的试点与之相反，我们专门找没有担保、没有财产抵押、没有与现代金融有交往记录的农村妇女。”

“在更多人的眼中，穷人意味着懒惰与无能。但穷人银行的实践让人们知道，极少的帮助常常就能让穷人获得发展。哪怕是最穷的穷人也可以为自身的发展做出努力。至于为什么穷人更穷，那常常并不是穷人自身的原因。”知名评论员杨耕身如是说。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则认为，高战的实践不仅仅从经济上解救了贫困人群，更给农村带去了民主互助思想的启蒙。

“当村民互助基金有盈余的时候，村民共议之后，决定是这个钱给村里修缮道路安上路灯，这些修路安灯的小工程，也是村民共议进行公开公平招标的。本村村民开始思考，互助基金的章程、管理和账目都是公开的，那么村干部选举和村财务能不能公开?”钟伟说，“民主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信用也不是富裕群体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