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代田智明（1951~2017）

日本东京生人。 1976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本科，1982年在同校博士课程毕业后，曾担任东京女子大学、东京大学等教授。

著有《解读鲁迅——谜一般不可思议的10篇小说》（2006）、《现代中国与现代性》（2011）等。

代田智明的学术思考贯穿着两条方法论的路数。一个是自觉运用当代结构叙事学和文本分析理论，关注鲁迅小说的叙事结构，特别是以叙述者——作者的位置转变为焦点考察其小说前后期结构上的变化，以此对历来颇有争议的《故事新编》之思想艺术给出整体性的解析。这一方法论路数，从发表于1992年的论文《鲁迅小说的对话性与世界像——对通向〈故事新编〉的一系列作品之非“实证性”考察》开始，经过10余年探索而结实成专著《解读鲁迅》(2006)。另一个是承接竹内好的亚洲论，从现代性叙述的角度展开包括鲁迅思想在内的有关中国乃至东亚现代性的思想史论述。此方面的文章多收录于《现代中国与现代性》（2011）中，其以现代性为思考焦点的思想史研究无疑给他的鲁迅小说研究增添了重要的因素，使其文本分析不至于变成排除了社会历史语境和思想内涵的纯文本内部研究。

与藤井省三的鲁迅论一样，代田智明这样一种崭新的研究路数清晰地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术思想界的巨大转型。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下，他更为直接地受到了文本分析、解构批评和当代结构叙事学等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影响。在他的鲁迅研究中，传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论和一般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已然淡化，或者逐渐融化到叙事结构和文本分析等更为技术性的阐释之中。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巴赫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格雷玛斯的符号学再到福柯、德里达乃至广松涉、柄谷行人等的解构主义理论与批评，成为其主要的理论资源和参照系。这种方法论视角和阐释架构的变化，虽然存在着可能使内在于鲁迅的政治性和社会历史性变得模糊起来的危险，但鲁迅文学世界的内在结构及其自律性的艺术特征却得到了充分的凸显，不仅进一步检验了鲁迅文学的经典性，而且开拓了具有未来发展巨大可能性的全新学术疆域。

代田智明的论文《鲁迅小说的对话性与世界像》[1]， 从结构叙事学和对话理论出发做出整体性分析。所谓“对话性”是指小说自身结构上所具有的对话、论争、对抗的性格，它直接涉及到创作主体(作者)与叙述者(小说中的“我”或叙述主体)乃至登场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着小说的叙事结构、文体风格和所达到的呈现主客观间性世界的水准。代田智明认为，鲁迅小说的对话性不是局部的、片段的，而是贯穿整体的结构特征。从《呐喊》到《仿徨》再到《故事新编》，对话性及其叙事结构关系还存在着一个逐渐从单纯走向多层次化的过程。如果对此能够给出合理的分析，那么《故事新编》诸多有争议的问题和歧义性就会得到一定的解决，并对鲁迅小说由其内在结构和多重叙述主体的关系性所自然展现出来的复杂的世界像，获得全新的认识。

『魯迅研究の現在』

魯迅論集編集委員会 編，汲古書院，1992

代田智明早期的鲁迅论文收录在此论文集中。

从结构叙事学的视角观之，代田智明发现鲁迅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叙述者，那就是“序”中出现的内在于文本的叙述者(相当于作者)“余”与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构成的对抗性(对话)关系。“余”在作品中起到统摄日记部分的作用，形式上以文言体与小说正文构成对抗关系，在内容上则将日记中的“我”规定为“被害妄想”。这种套匣式故事结构必然引出小说“框架”和统御“序”与正文两个叙述者之创作主体的位置问题。历来，人们对“狂人”的身份所指及其定位(病人、先觉者或被害者)多有意见分歧，概由于小说结构上叙述者的多重性和对话(对抗)性所引起。实际上，《呐喊》集各篇均有类似的的对抗性。例如，《头发的故事》中N氏与“我”的对话；《故乡》中无言的“我”与不期然喊出“老爷”的润土之间的对话，而故事结尾对两种“希望”的思考则无疑是在作者(内在于文本的叙述者)内部发生的对话；《阿Ｑ正传》的对话性更为复杂，由于故事发生在“作家和作品混浊不清的关系中，其对话性蕴含在人物构成的表层故事和创作主体(叙述者)构成的深层故事之间。《仿徨》集中各篇在人物和叙述者之间的对话也是相当明显的，同时内部隐含的潜在对话性更造成了叙述结构的多层次化。简言之，从早期小说的近乎独白式的叙述到《祝福》以后“他者”出现所带来的叙述结构上多层次对话关系，鲁迅文学呈现世界的方式也更复杂化了。

鲁迅小说的“对话性”是整体的、贯穿全局的。不过，其叙事结构即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在前后期的创作中有重大的变化。例如《呐喊》集中的早期小说里隐然有一个巨大的叙述者(创作主体)的影子覆盖于文本之上，与“黑暗世界”构成尖锐、紧张的对峙关系，直接向读者提示出其悲剧的社会性。实际上，这时期的鲁迅小说在形式上还没有完全达到伊藤虎丸所谓以科学为根基的“近代写实主义”高超境界，其对话也还是一种受创作主体控制的接近于独白那样的东西。这种状态在叙述结构上发生明显变化的，是从《故乡》到《祝福》等一系列作品里“他者”的出现。尤其是第二部小说集中的《祝福》，其黑暗之像凝结成客体而结实为独立于叙述者(作者)的故事。这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同时作为非定型的东西在文本的根抵里与创作主体深深地关联着。到了《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那里，则进而出现了由文本内的叙述者和整体叙述者(作者)构成的多层次对话关系。而在上述变化过程中，鲁迅作品的对话终于获得了甚至会影响到创作主体本身的那种激烈而流动的对话性。

『現代中国とモダニテイ』

（《现代中国与现代性》）

代田智明，三重大学出版会，2011

到了《故事新编》则进入到全新的境界。代田智明认为，在这部小说集中的后五篇里叙述结构上出现了全新的特征。鲁迅不仅使用并重构了古典文本中已有的丰富的对话性，而且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对话更使这种对话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从而构成了其文学整体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这个结构上的特征表现为：鲁迅采用主人公与其他人物对话、比照的方式使形象鲜明化，并由此去规定其他的人物形象，而文本的创作主体已然隐身到主人公和其他人物构成的世界内部多层次网状关系中。以《采薇》为例，阿金这个人物的出现，一开始就是作为“世界内存在”而被相对化了的人物，由此在小说文本的深层，超越悟性时间的非实践性的知识者与“活生生”的反面人物民众之间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关系得以成立，而逼视这种关系的创作主体其爱与憎则作为悲喜剧得以表现出来。在此，鲁迅所说的“油滑”并非故事情节上的缺欠，也不是丑角所附加的插科打诨。《采薇》中这种“油滑”乃是浸透于文本世界全体的，或者可以说是使世界得以成立的某种“感情”。而小说本身作为古典与现代之文本间的对话，以典型的“相互关联性”方式达至意义的生成。从作为“世界内存在”而相互规定着的人类各自生活与态度的意义上讲，这“意义的生成”也便是鲁迅所呈现的一个“世界像”。代田智明在论文的最后，对《故事新编》的对话性做出以下结论：

《故事新编》文本所提示的对话性达到了与1920年绝然不同的层面。叙述已不再作为创作主体内在矛盾的纠葛直接或间接地呈现出来，叙述者本身尽可能变成了空白性的、存在感非常薄弱的东西，由此，随着叙述的展开人物被相互媒介性地规定着，而且其存在本身保持着自律性的形象。创作主体自由自在地掌控着叙述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自由地接近(变成)任何一个人物，但又并非特定的某一个。通过这样的叙述构造，文本所展示的乃是存在的主观间性之相互关联的状态。因此，当政者和知识分子(中介的、逃避的、权力性的、帮闲式的等)或者民众(善良的、无知的、恶意的等)其各自的存在，作为存在而相互关联的生动世界即世界本质，是可以通过交织着滑稽的悲戏剧形式而有机地描绘出来。站在这种多层面之世界像的创出之上，为了变革和解码既成的世界，主体的劳动和言说所带有的实践性(包括反面的非实践性)的讯息，就会作为具有厚度的“思想”而浮出文本的表面。而使这种文本成为可能的“认识论的地平线”，当然就是克服了所谓主客观的超越性和实体化“物象化”的存在主观间性＝共同主观的状态(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地平线》)。如果用更为简便的说法，即人类存在之“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假如要归结为老套的但也是重要的结论，或许鲁迅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东西。

代田智明的这个结论是相当深刻而具有穿透力的。他不仅明确提示出鲁迅小说在结构上前后期的巨大变化，而且阐明了《故事新编》复杂的叙事结构关系，并上升到文本呈现世界像的方式这样的高度，由此来判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其认识世界的态度和立场。本来，通过确认承担对话性之叙述者的位置以及统御多重叙述者之相互关系的内在于文本的叙述者（作者）位相，我们可以假设出文本之创作主体的某种认识论形态，或者可以称之为认识上的“符号学机制”、“了解世界的根本态度”乃至“主体对于世界、自我及相互关系的理解”等等。就是说，叙事结构上由不同的叙述者所构成的对话关系可以间接地折射出创作者(作家)的世界观，也就是他观察和呈现世界的特殊方式。显然，代田智明对鲁迅小说叙事结构的解析，不单着眼于结构本身，他最终要获得的是对文学家鲁迅其观察和了解世界的“根本态度”的把握。

开放的、内含社会政治的文本细读

从结构叙事学分析进入到对鲁迅文学呈现世界方式的讨论，关注由文本内部自然产生的创作主体的“思想”，是代田智明鲁迅论的一个基本路径。这一方面反映了1980年代以来后现代批评方法对日本鲁迅研究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又表明，代田智明并没有彻底走向形式主义和解构批评，而是同时兼顾到社会历史语境和作家的思想政治实践。实际上，他一直在关注着鲁迅与思想史相关联的种种问题。1999年发表的论文《近代论的走向――再论“作为方法的亚洲”》[2]，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竹内好

如前所述，“作为方法的亚洲”是开拓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传统的竹内好讨论现代化问题的一个独特视角。这个视角强调：在非西欧的亚洲实现现代化需要对现代性思想中以西欧为中心的普世主义进行批判和“抵抗”，据此开辟一条基于亚洲自身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的现代化道路。“抵抗”（挣扎）概念来自对鲁迅思想以及所代表的中国革命的独特理解。就是说，竹内好在想像的中国革命历程中发现了有别于西方的亚洲现代化另一个类型或“抵抗”的原型，由此形成了他通过“中国”这一思想资源来反观日本现代化失败教训的方法。这个方法论作为重要的学术传统，在战后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但是，1970年代末竹内好死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后革命时代，整个世界也在1989年之后迎来了东西方冷战结构的崩解，所谓“竹内好方法论”连同“中国革命”受到了怀疑和否定。然而，代田智明认为，东洋与西洋这一思考构架依然是有效的，这不仅因为在此构架下能够实现“抵抗”的反殖民主义机能，还因为要立足亚洲重新把握东西方两种思想资源，自觉地选择这个思考构架依然有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内好的亚洲视角以及坚持与自我内部之恶做斗争的精神，应该得到创造性的继承。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通过鲁迅进一步发掘属于亚洲的思想资源，并在克服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基础上，建立日中两国知识分子讨论“近代化”问题的共同空间，探索一条开放的亚洲主义之路，是可能的。代田智明在论文的结尾说：

那么，中国及其亚洲是否蕴含着作为思想资源的新的可能性呢？如前所述，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并非只有一种追求均质同一之国家社会的路径，我们还应该在殖民地化的现实和自己所追寻的理念之间努力发现不同的思考。因此，可以说我们还有一个工作要做，即重新认识和检讨20世纪亚洲知识者的思想遗产。正如竹内好曾经将其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那样。而有关鲁迅这一叙述，最值得注意。

近年来有人开始提到，鲁迅的一生有一种近乎病态的神经质气质，其强烈的自尊心反而产生了激烈的自我厌恶和时代的落伍感(王晓明)。而我觉得更应该讲鲁迅这些人格上的“障碍”和落伍的经验，通过对无法成为“主人”的自我之觉悟，反而引导他走到了把现代相对化甚至超越之的境地。……

代田智明通过重提竹内好源自鲁迅“抵抗”思想的亚洲现代化论，试图在1990年代冷战格局解体和民族国家这一制度安排受到质疑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如何处理国家与个人、民族主义和东西方关系的问题。他一方面对如今有人重提竹内好的亚洲论思想感到惊喜，一方面对部分左翼人士无视历史语境而判定竹内好为民族主义者加以简单否定，表示无法认同。他认为，如何批判地继承竹内好的思想课题，努力获得身在现代性的内部又得以坚持对现代的批判这样一种思想立场，或者在肯定“现代”的同时保持对现代性的质疑精神，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的思想乃至中国革命的历史依然可以成为我们思考当下问题和世界未来走向的思想资源。在此，现代性的世界史、亚洲的现代、鲁迅与中国革命的经验，这样一个由以竹内好为代表的战后日本知识者所构筑起来的思想问题系列，被重新置于当今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的历史背景之下，其作为思想资源的价值意义得到再次关注。

我认为，代田智明始终保持着对上述现代性、亚洲论述等思想学术课题的关注，对于他的鲁迅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至少，使他始于1990年代初的从结构叙事学和文本分析入手的小说研究不至于走向形式批评或结构、后结构主义的极端，而忘掉鲁迅文学中的社会历史语境和强烈的政治性，促使他在采用后现代主义批评的方法论视角观察对象时依然会以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视野为背景和依托，从而形成兼顾两方面的阐释鲁迅新架构。代田智明后来出版的专著《解读鲁迅》，其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也正在于此。

『魯迅を読み解く：謎と不思議の小説10篇』

（《解读鲁迅：谜与不可思议的小说10篇》）

代田智明，东大出版会，2006

《解读鲁迅》是一个丰富翔实的文本细读范本。从表面上看，这部专著并没有提出什么关涉整体的系统化理论阐释架构，然而我注意到该书在结构安排和论述方法上，大有别出心裁之处。全书共分三个部分，分别从《呐喊》《仿徨》《故事新编》中共选取10篇作品作为细读的对象，同时在三个部分的前后和中间穿插四篇(前奏曲、间奏曲Ⅰ、间奏曲Ⅱ和后奏曲)文字，用以阐明鲁迅的人生状态和思想演变的关节点。这样，既保持了文本分析的独立性，同时又将历史语境和思想史课题提示出来，成为推动细读逐步深化的辅助动力。在观察鲁迅文学如何跨过前现代达到现代性的高度并走向后现代的历程，挖掘鲁迅思想通过怎样的艺术结构形式而得以生成的同时，叙述结构的分析和社会历史的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阐释架构。与几乎同龄的藤井省三一系列著作相比，代田智明的《解读鲁迅》并没有更多的新史料之挖掘和理论上的展开，他的特长在于为新世纪的日本读书界提供了一个精致的鲁迅小说文本细读的范本。在继承半个世纪以来日本鲁迅研究业绩的基础上，他还积极参考同代的中国学人如钱理群、汪晖、王晓明等的最新成果，对鲁迅小说施以深度的意义阐发，其中许多研究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和难解之处得到了新的解释。可以说，《解读鲁迅》又一次显示出日本鲁迅研究的厚重传统和发展的多样性，同时也展示了文本解读新的可能性。

我们先看该书对鲁迅的思想人生和所处历史背景的理解，这主要呈现在前奏曲、间奏曲和后奏曲的部分中。前奏曲“屈辱的青春”一节，阐述1917年前青年鲁迅的思想性格。代田智明首先注意到，鲁迅的思想不是作为各种外来观念来接受的，而是与其实际的生活感受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很少发生转向和变化，但这种感受性也束缚着他的心灵。比如，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既有革命和民族主义热情，同时又为母亲和家庭所绊而对过激行动有所保留。家道中落的生活体验使鲁迅的性格变得相当孤僻甚至有些顽固。代田智明由此提出假说：鲁迅“文学的自觉”发生在1908年前后，即经历了婚姻的不幸而开始倡导新文艺运动的时期。这种“文学的自觉”，同时也意味着鲁迅觉悟到自己无以成为勇猛的革命家、启蒙者和斗士。

间奏曲“苦恼与纠葛”一节，分析1920年代前期的鲁迅。代田智明特别关注“兄弟失和”事件的意义，认为主要原因是周作人夫妇厌倦了兄长家长式的作风，而鲁迅本身也仿佛对自己的这种作风深有愧疚。这使得他产生异常恐怖的自我意识和矛盾纠葛：自己曾经激烈批判的中国四千年封建主义蔽障，同时也存在于自身的内部！而连同“五四”退潮期的到来，又使鲁迅遭遇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危机。正是这双重危机促成了他用象征的现代主义手法表现存在主义式思想探索的文学家“鲁迅时代”的到来。间奏曲Ⅱ“踌躇与新生”一节，分析1920年代后期鲁迅的思想人生变化。从结实许广平到经历“女师大风潮”再到逃离北京、南下并经历1927年蒋介石政变，鲁迅终于摆脱了苦闷的时期而完成思想心理的大转变。代田智明认为：鲁迅早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前就实现了思想态度的根本转变，并开始显示出他特有的战斗性，而在国民党高压之下，其谨慎乃至多疑的性格则依然如故没有变化。

后奏曲“超越现代性”一节，则讨论的是鲁迅最后的上海10年。在此，代田智明提出崭新的说法：1930年代的鲁迅是“金属探测器”似的存在。他一方面选择使人们的文化向上发展的东西加以保存，支持于社会有益的青年人才的培养；同时对助长“吃人社会”的人与事极度敏感并施以尖锐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时期的鲁迅开始在过去与未来、年长的知识者与革命青年、批判与激励、挫折与抚慰之间发挥着一个“媒介者”的作用，其“中间物”意识得到了延伸和活用。这个“中间物”已然超越了目的论式的现代“主体”，发挥着使日常感性敏锐起来的功能。在这样的主体状态下瞭望到的世界宇宙，正是历史讽刺小说《故事新编》所展开的新天地。

《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

赵京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08

接下来，《解读鲁迅》严格按照文本分析的规则，细心从叙述者的位置和角度变化入手展开多层次的结构分析。代田智明对鲁迅10篇小说的解读各有精彩，在此，我们只选择解读《孔乙己》的部分，以见一斑。按照现代小说的标准衡量，人们一致认为《孔乙己》是鲁迅前期小说创作中技术上最优秀的一篇，但就内容的理解特别是作为启蒙者的创作主体在小说中的位置和意义而言，却各有不同的看法。代田智明发现，《孔乙己》中的“我”作为叙述主体构成小说的基本情节结构线，而由于“我”的独特位置和不同场合下对孔乙己态度的不同，至少形成了表现主人公悲惨命运和其背后之黑暗世界的四个叙述视角。小说开头描写围绕孔乙己所构成的鲁镇之阶层关系时，叙述者“我”处于“中立”的位置上，但到“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之际，“我”初次表明属于掌柜和“短衣帮”相同的位置，这是第一叙述视角的出现。接下来，当孔乙己要考“我”写字，“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而不再理会时，便出现了明显地污辱孔乙己的第二叙述视角。而后，有一句话独立构成一个段落，即“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但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则是概括性的叙述，让读者感到此乃要和故事本身拉开距离的陈述，可谓第三个叙述视角。当孔乙己最后出现在酒店并央求掌柜不要取笑时，小说描写道“他的眼色，很像肯求掌柜，不要再提。”代田智明认为，这应该是“我”的视角，或者准确说是现在的“我”与当时的“我”一体化之后出现的站到孔乙己一方且略表怜惜的第四个叙述视角。这样多重的叙述视角之交叉，不仅立体地呈现出了孔乙己的形象和命运，而且巧妙地控制着故事的发展并给读者带来多重的想像，由此构筑起小说的丰饶世界。代田智明最后结论道：

这个不透明的、暗示性的、迷一般的叙述者“我”，其形态是符合《狂人日记》以来鲁迅小说之原型的，这个“我”注意精神内部的省察并最终导向悔恨。不过，在潜在的、非明示的之外，我感到作者设置这个“我”还有另一个的意图。巧妙地说，这是给读者设圈套，而叙述者“我”就是为此而埋设的机关。越是具有高度自觉意识而试图启蒙民众的正义感强烈的读者，越会对孔乙己这样的存在感到愤慨和鄙视。这些读者更容易接受第一和第二叙述视角的视线。但是，跟随着叙述者走到最后，这种视线却作为刻薄的东西而抛弃掉了。读者仿佛登上高处梯子却被撤掉了一般，只好自己反省[3] 。

鲁迅通过这种方式无疑是在向启蒙者发出警告：在启蒙的态度中或许就隐含着蔑视民众的心理！或者要从自己也可能没落的恐怖中逃离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代田智明认为：鲁迅乃是一个战略性的启蒙者，为了启蒙者而存在的启蒙者，或者一个悖论式的启蒙者。[4]而《孔乙己》作为鲁迅前期创作中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其经久不衰的思想艺术魅力，既来自这种“悖论式的启蒙者”态度，更源自于小说内部叙述视角的精心营造和战略性的交叉转换。

《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

赵京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08

我认为，作为在1980年代以后日本后现代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代田智明的鲁迅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从叙事结构的方面深入考察鲁迅小说的艺术构造和意义生成的秘密，提示了一个文本细读的范本，大大推进了研究水准的深化，并暗示出新世纪鲁迅研究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方向。第二，《解读鲁迅》不仅注意对鲁迅10篇小说各自独立的文本解读，还试图在总体上描述出文学家鲁迅从前现代来、穿越现代而达到后现代境地的过程，由此给人们呈现出身处激烈动荡的现代中国、于新和旧之间上下求索的鲁迅之特殊生命状态。例如，在该书的最后论及1930年代的《故事新编》和杂文创作时，代田智明就特别注意到鲁迅对以上海为象征的“殖民地现代性”的尖锐批判，认为生存于殖民地环境中使他无法获得全部现代性的主体，但这反而造成了他反思和跨越“现代性”而走向后现代境地的契机。这就涉及到第三个方面，即《解读鲁迅》的结构叙事学分析和文本细读并非封闭的文学内部研究，而是开放的、可以通向更为深远阔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政治分析的方法。在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代田智明实际上和竹内好以来的战后鲁迅研究传统依然有着内在的联络，他自己也曾表明，竹内好曾以“赎罪的文学”来表示传统的幽灵已经侵食到自己的内部这样一种鲁迅的自觉，而自己的鲁迅论基本上蹈袭了竹内好的这个命题[5] 。

而新世纪的代田智明，尤其注意将现代性的世界史、亚洲的抵抗、鲁迅与中国革命的经验，这样一个由竹内好所代表的战后日本知识者构筑起来的思想问题系列，置于当今全球化和新帝国主义时代背景之下加以重新关注，盖出于他这样一种认识高度：“如果在21世纪继续阅读鲁迅还有意义，那就在于这种源自殖民地的体验可以给生存于后殖民状态下的我们以充分的参照。”[6]

本文 选自赵京华《活在日本的鲁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8月）第五章的第三、四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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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鲁迅论集编辑委员会编《鲁迅研究的现在》，汲古书院，1992年。

[2]载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编《野草》第63号，京都：1999年。

[3]代田智明《解读鲁迅》，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73-74页。

[4]参见代田智明《解读鲁迅》，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76页。

[5]参见代田智明《关于鲁迅论与个体之自由的主体性》，载《颷风》第45号，东京，2008年。

[6]代田智明《解读鲁迅》，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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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日本的鲁迅 》，赵京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05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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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思想论坛的重要标尺

如何认识战后日本的鲁迅论

绝望反抗的民族文学

战斗的人道主义者

创造“东洋的故事新编”

东洋思维的复权与中日文学同时代

结语及本书构成

第一章　民族自我反省和思想的抵抗线

竹内好：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开创者

《鲁迅》的预设主题与历史语境

“东洋的抵抗”与“作为方法的亚洲”“民族问题”与思想的抵抗线

第二章　“政治与文学”关系阐释架构中的鲁迅

“政治与文学”关系论争的思想史背景

丸山升：“革命人一元论”鲁迅观

竹内芳郎的“被压迫民族文学”说

丸山升的实证方法与国际主义视野

第三章　战士之“流动的哲学”与诗人的“向下超越”

木山英雄：以《野草》为中心的鲁迅论

周氏兄弟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

“无方法”的方法与对象的历史化

伊藤虎丸：从“预言的文学”到“赎罪的文学”

亚洲的“个”与主体性的建构

鲁迅思想文学的“向下超越”特征

第四章　材源考的文化比较学与“鬼”之民俗学视野

日本消费社会的到来与思想学术的转型

北冈正子：实证方法与文化比较研究

历史还原与青年鲁迅形象之重塑

丸尾常喜：作为文学生成契机的耻辱 与恢复

鲁迅文学结构中的传统土俗世界

“鬼”世界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第五章　后现代语境下鲁迅研究的新视角

藤井省三：社会史视野下的鲁迅与俄罗斯文学

文学阅读史与意识形态分析

代田智明：结构叙事学的分析视角

第六章　《野草》研究的两种路径与一条副线

战后日本《野草》研究的独特成就

文本内部研究的两种路径

文本外部关系研究的副线

战后日本《野草》研究遗留的课题

结语　“东亚鲁迅”的世界意义

中日两国迟到的交流及其可能性展望

“东亚鲁迅”的世界意义

附录　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书目一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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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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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六一

图源 | “谓无名”公众号、网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