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父亲对我的爱称是小红象

　　人物专访：周海婴

　　2006年10月7日上午，78岁的周海婴与他的夫人马希云在鲁迅去世70周年的前夕来到了位于鲁迅公园的鲁迅先生墓地。

　　周海婴：像呢？

　　周海婴夫人：像遮在里头了。

　　周海婴：那像遮在里头了。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中国最富有战争性的作家鲁迅，在他上海大陆新村九号的寓所里病逝。

　　周海婴：因为平时每天早上我醒也有自然醒的，也有带领我的许妈叫醒我。

　　那么叫醒我总是，小孩子睡醒总是，快点穿衣服快点什么。是吧？“要上学了，快点！”但是那天并没有催促我，而且就是说她叫弟弟 ， 她说弟弟你今天别上学了。那我觉得很奇怪，今天也不是放假、礼拜六、礼拜天，那个时候礼拜六还上课呢。礼拜天嘛。我觉得为什么不让我上学，她说你不要问了，你别下去，你穿上衣服不要下去。她越是说我不要下去我就越觉得奇怪什么事情不要我下去？那我就自己赶紧穿好衣服就下去。到了门口已经有人站着了，有些人在屋里头

　　有些人在外面站着。那我只能冲进去，冲进去就看到好多人站在里边。那么小孩子当然第一个眼睛是看自己母亲，跑到母亲那的话就看见床那我父亲躺在那。那我母亲就拽着我。当然没有让我过去，那么她拉着我，我一看到就明白了，我没有爸爸了！

　　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鲁迅生前的一些好友纷纷赶了过来。

　　周海婴：那么那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当然我也不去记他，也不去看他。那么使我感觉很深的就是突然听见楼梯那个非常响的脚步声。因为我父亲去世别人来知道鲁迅去世了，大先生去世当然是轻轻地走，怕惊动死的人，他也是个礼貌。

　　他是一个非常大声的脚步，“嗙嗙嗙”上来，速度很快，一下子冲到我父亲床前面，就扑在床前面。看到他非常壮的一个汉子，东北汉子。当然东北汉子是现在感觉了，以前就那时候觉得。原来是肖军，扑上去以后，戴了一顶呢帽，就滚到床边上大哭：“先生先生”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日本的雕像家，给鲁迅做起了面模。这个面模是石膏的面模，做完以后就拓成一个石膏的这个头像

　　面像。那这个呢，现在还挂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而且他做的时候因为是石膏，所以在这个面模上把我父亲的胡子、眉毛粘下来。当时看到粘下来胡子、眉毛我很心痛。为什么呢？因为他拿下来面模还给我妈妈看一下，我在旁边也看到，所以我当时觉得：怎么把我父亲的这个眉毛和胡子生生地把它拔了下来？

　　鲁迅去世时，他的嘴里并没有带上假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两腮凹陷的面模，与鲁迅先生生前的模样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929年9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的孩子周海婴在上海出世。在这本周海婴所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的书里，文章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

　　周海婴：现在大家都不很理解了：现在最希望大家结婚以后，或者是两个人是吧？有一个他的结晶。这是他们的这个愿望。这是现在的时代的，但是那个时代颠沛流离呀，也不像现在大家要买所房子。那时候就是租房子来住，所以本身组成一个家庭之后他要考虑是不是能不能够抚养自己的孩子。经济上更重要的就是这个社会条件。我父亲和母亲，有时候我父亲感觉到自己生命都没有把握，那抚养一个孩子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作为父母，总是要尽他的责任嘛，生养、教育、成长，

　　他们觉得在当时的环境是没有这个把握，也就是说是觉得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们就不打算有孩子。因此我的出生意外就意外在这个方面，他没有预算到那么早有个孩子。

　　从1925年3月起，鲁迅与许广平通过书信建立了恋爱关系。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鲁迅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于是，他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鲁迅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辗转到上海，鲁迅与许广平开始正式同居。

　　许广平生孩子时已经33岁了，当时难产，医生问鲁迅，保大人还是保孩子，鲁迅的回答是保大人，好在后来母子双双平安。孩子的出生还是给年近五十的鲁迅带来了莫大的欣慰。

　　周海婴：我父亲他把我取名为小红象，因为他和我母亲俩人互相通信过程当中有用那个白象作为他们的互相之间的爱称。那么白象是很，象大家知道，象都是皮肤是黑的，白象是非常名贵的。那么我是一个小红象，生下来孩子皮肤是红的，那么就叫我小红象。所以这是一个爱称。

　　有了爱称后，鲁迅还给孩子起了正名。

　　周海婴：因为我父亲在上海住了十年，他对上海也有感情。那么在上海这个

　　得到我这个孩子，在上海出生，那么就取一个上海的海字。婴呢？刚才前面讲到

　　这个小红象是个婴儿，那么上海的孩子——海婴。是这么样取的。而且他当时还跟我母亲说，如果孩子长大，他不喜欢这个名字的话，可以改。可是呢，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我就没有改，一直用到现在。

　　鲁迅喜欢夜间写作，所以早晨一般起得很晚。小海婴知道父亲在起床后有抽烟的习惯，于是他早晨就会轻手轻脚地来到父亲床前，在小茶几上取出一支烟插入短烟嘴里，然后便大功告成般地离开，怀着极大的满足感上幼儿园去了。等到放学回家后，如果父亲没有提及此事，没有夸上他两句，他就会故意去问父亲，今天发现烟嘴里有什么了吗？

　　在周海婴的记忆中，幼年里还有一件开心的事情，那就是与父亲一起去看电影。

　　周海婴：他有时候去看电影，因为他没有什么消遣，电影都是晚上去

　　也比较安全。坐了个出租车，打个的了——现在叫打的去了，看个电影。凡是他觉得这个片子对孩子没有什么刺激，没有什么使得小孩会今后有什么后果的话，那他有时候带我去。那么看电影当然很高兴，那么还有就是说夏天，这个上海的夏天，那时候连电风扇也没有，别说空调了。那么我是满身都是痱子，那么生了痱子呢我父亲就让我躺在床上，他调那个痱子药水给我涂。那么给我涂的时候，我母亲在旁边扇扇子，那我自然很高兴了。

　　鲁迅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他很讨厌上海30年代留声机的声响，尤其是在闭目构思的时候。但在1935年5月9日，鲁迅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下午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 ，22元。这期间就因为小海婴嫌送来的留声机不够大，不满意，鲁迅一连给他换了三次，于是引来了一些人的看法。

　　周海婴：因为我需要那个唱机是什么形状、大小、高矮，那么他答应了我。那么应该，从小孩心目当中，他应该买来的东西是符合我的要求，但是他委托的人买来的那个唱机，开始是一个廉价品我们现在大街上可以知道的，有一些是便宜的东西，或者是等外品，那我当然不满意。我不满意我父亲觉得合理，那么他就要求替换。现在不是外头买东西都是无条件退货吗？一个礼拜无条件退货，一样的道理，所以并不是娇惯。

　　老来得子，鲁迅自然是对小海婴厚爱有加，面对一些人的非议，鲁迅显得很坦然，为此，他还写下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上学后，背书是小海婴比较头疼的事。

　　周海婴：我父亲背书非常快，所以他在私塾里面念书，别的同学没有背出

　　他就背出来了。我这个人很愚笨，我自己记得在小学背书的时候，尤其古文，别人背出来我还没有背出来。什么《桃花源记》，还有一些唐诗等等，因为觉得对自己距离太远，所以背不出和那个有关系。有些内容我不背也记住了，有些课文、 有些学习的内容。尤其我是后来搞自然科技，科技的东西我不去背也就记住了。

　　你说现在，比如说我是搞无线电业务的嘛，无线电很复杂，线路图，你现在让我闭着眼睛画我都能够画出来，哪怕现在十一二岁的图我现在还能画出来，所以和自己的这个爱好有关系。

　　对于后代的成长，鲁迅采取的是顺其自然。

　　周海婴：他就是让我自由发展，他并没有约束我。因此的话，我在学校里虽然考第一名，但是他并没有给我“加菜”。什么叫“加菜”呢？你回家让我另外再背古文，背书做一些什么作业，凡是你学校做完了。“功课做完了吗？”我妈妈也问我，父亲当然也问一句“做完了吗？”“做完了。”做完成就让我玩。

　　鲁迅习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文章，有时候遇到猫不停地叫唤，他常常会往楼下扔一个装香烟用的空铁盒子。到了第二天，小海婴又会把这个空铁盒子捡回来放回原处，以便父亲再次使用。鲁迅给人写回信一般都是在下午。回信时，他会根据写信的对象来选择信笺。鲁迅非常喜欢美，也喜欢艺术，所以他买了很多信笺，这些信笺是根据收信对象的不同而有所选择的使用。有意思的是，他选信笺写信的时间通常是小海婴放学回家的时候。

　　周海婴：这个时候我看见我父亲写信，拿信笺，我就很积极地帮他挑选。那我是以我孩子的这个审美观来选择信笺，但是这个信笺，它的花卉、它的内容和我父亲愿意回复信的这个对象不一样。这个对象不一样的话那么我父亲就很为难了，你怎么选一个什么，或者是选一个牡丹花信笺写给一个不太认识的朋友，那就不太好了。所以我父亲就说，跟我商量：“是不是再换一张？”那么互相两个人就在最后的平衡，平衡到最后大家妥协了，那么他就拿那个信笺来写。

　　由于上述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以前一直未曾公开过，竟导致了后来一些鲁迅的研究者通过信笺来考证鲁迅与某人的关系时发生了误读的现象。通过这些丰富的信笺，我们或许从中可以感受到鲁迅先生的个人情怀。鲁迅爱孩子，但从不娇惯。真的遇到小海婴淘气时，他会用报纸卷起来打他两下。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曾经说到，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鲁迅平时总是穿着中式长褂，一脸严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鲁迅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崩着那么紧的。

　　周海婴：我父亲的毛衣呢，她（母亲）手工织的。那么这件毛衣的颜色、色彩、它的造型，加上我父亲穿在身上拍照片的这种，很宽松的这种形态。那么在我父亲所有照片里面，母亲觉得这张照片能够表现我父亲的那么一个他的这个神态。所以过去老是有人说鲁迅是喜欢骂人，很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从很多现在批露的鲁迅的照片可以看出来，鲁迅是非常慈爱的一个老师，一个老先生。当然，现在看五十多岁并不老，可是在那个时候五十多岁就相当于现在六七十岁了。所以我问过很多人，有人说鲁迅发脾气，骂人。问了比如说我的小叔叔周建人，他说我没有看到你父亲发过脾气，也没有骂人。

　　生活中的鲁迅是很讲情调的。人们往往记住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样子，其实现实生活中他还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另一面。1933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和夫人杨志华秘密来到上海，得到了鲁迅的帮助。

　　周海婴：瞿秋白当时有肺病，那么他和他的夫人杨之华住在一个地方，生活非常拮据。在那么经济困难的情况底下，我父亲考虑这个瞿秋白有他的自尊心，他是党的领袖，那么就和我母亲商量，他把他要编的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交给瞿秋白，请瞿秋白出版。就等于说赠送给瞿秋白这一本书的版权、稿费。那么瞿秋白写了一篇序，当然这篇序是很好的，大家很赞扬瞿秋白写这本书的序，这个序就是对鲁迅的评价鲁迅也很赞同。那么这么一本书叫《鲁迅杂感选集》，在1933年上海出版，写是写成青光出版社出，可是呢实际上这个并不是在北京印刷出版的，是在上海。因为怕国民党来追查这本书。那么这本书的经济收入全部给了瞿秋白。

　　瞿秋白的到来给小海婴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给了自己许多铁质的小玩具。

　　1934年10月，肖军和萧红由青岛成船到上海。他们在上海举目无亲，就给鲁迅写了信。很快就得到了回信，11月30日他们俩在内山书店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萧红把《生死场》的原稿交给了鲁迅。

　　周海婴：东北的作家到上海来。萧红写了她的《生死场》。萧红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当时经济也困难，字写得很小很密给鲁迅看。她想给鲁迅看看就可以了，有可能会出版，可是鲁迅他在萧红写的手稿底下衬托了拍子。他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标点符号都看，整本书看完，然后还推荐出版。

　　萧红的《生死场》因为反映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被审查之后不准出版。鲁迅自己出钱出版了这部小说，并亲自为之写序，说这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虽然有了孩子，有了舒适的家庭，鲁迅并没有放弃他一贯的战斗。从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反抗国民党政府的

　　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周海婴：我父亲的手稿改动非常少。他差不多是一气呵成，没有什么写完以后删删改改，很多字迹都是看不清楚，很清晰的，而且他从来不重抄一遍这篇文章就完成了。但是现在我也在这说明一下，有几篇是我母亲抄过的。抄过的原因因为鲁迅的这个笔迹已经被国民党检查人员都很熟悉了，只好用我母亲重新抄过的稿子去发表。当然也不是用鲁迅这个名字了。我父亲用了几十个笔名，所以现在大家虽然看到很多文章都是鲁迅鲁迅鲁迅，但实际上当时发表的时候不是鲁迅，用别的名称改来改去，躲避这个国民党当时的检查人员他的检查。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夹缝当中的这么一个生存。

　　鲁迅原名周树人，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起首。

　　在那个想呐喊都不能如愿的年代，出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现实关怀意识，鲁迅的内心往往是难以做到平静的，有时他也会生气，他生气时的举动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

　　周海婴：他生气的原因我不清楚，当然和这个时代有关系，当时环境有关系或者某一件事情使得他是觉得他很或者是很怨恨，或者是很无奈，或者是很气愤，或者很恼怒，或者和我母亲还有点小的摩擦。当然这个我不会知道的。我今天也不可能说出这个原因，但是他的行动，后来我妈妈也告诉我，说你爸爸当时就很生气，躺在阳台上。她说我劝也劝不动他，她说后来你也不知道你爸爸

　　是为什么生气，什么原因躺在这个阳台上。你就觉得很有趣，你就躺在他旁边

　　学着他的样子。他仰面朝天躺着，你也这么躺着。她说你爸爸回来看着你，无奈何，他就说了一声小狗屁，他起来了，我也起来了。

　　夜正长，路也正长，现实的黑暗盛满了鲁迅的内心，也剥夺了他的安适与悠闲、愤怒与绝望的抵抗，使他时时处在争取光明的苦斗之中。而此时，鲁迅的病体也愈加难以支撑他继续往前走了。

　　周海婴：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按现在说是一种有点像兵役制那种。因为他学过海军，学过陆军。这个年轻的时候学海军，很高的桅杆都能爬，而且骑马。在日本还学过柔道，就是日本柔道。所以应该说他身体是有一定的锻炼，后来当然没有什么锻炼了。那么这种身体状态底下加上肺结核的侵蚀，他是衰弱下去，这是没有错的。这个衰弱的原因就是没有好好地按照肺结核来对症治疗。我不说对症下药，因为那个时期，1935、1934年没有有效地治疗结核病的药。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有个日本医生叫须藤，这须藤医生他替我父亲一直看病看到他去世。多少日子呢？接近两年，150次。在看了两年150次的这么治疗的过程当中，在我父亲去世前不到半年，他还没有下诊断说我父亲有肺结核。

　　这时宋庆龄觉得应该请一位有名的医生来诊断一下，于是她就请来了一位美国的医生来给鲁迅进行诊断。

　　周海婴：来了以后邓医生没有带这种先进的医疗设备。那时候大家知道是听诊器，敲诊。他凭他的行医的经验，听诊器敲诊，他已经说鲁迅的肺结核已经比较重了。而且呢，存活的时间不会太长。但是他说，根据他提出来的治疗办法，请中国医生找他，让中国医生找他，他告诉中国医生给鲁迅怎么一个治疗，疗养。他说肯定还可以多活很多年，所以他认为鲁迅的病不是很危险的，虽然肺结核是很重，但是还不至于很快就去世。

　　在这之后，鲁迅就到另外一个医院去拍了一张X光胸片，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年留下来的那张胸片，拍片结果和邓医生所诊断的是一样的，他得的是结核病。

　　周海婴：这个时候这个须藤医生才承认鲁迅有肺结核，那么在诊断了肺结核之后

　　须藤医生也并没有按照肺结核来治疗。那么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来了，30年代既然没有特效药，那么肺结核是不是这个没有治疗的办法？就像现在癌症一样？完全不是这样。那个时候肺结核也有很多办法，你比如说空气，打空气针，就是在结核的病灶的附近打空气，压迫这个肺子位置，使得这个病灶收缩。还有呢就是这个休养啊、调整啊，就是对症来进行治疗。

　　1936年6月5日至6月30日起坐都变得很困难的鲁迅连一贯写的日记都不能坚持写了，有关的书信也不能回复了，于是，鲁迅请人给他刻了一枚带有“生病”二字的图章。

　　周海婴：那个图章不是太大，像一般普通的印章的两倍这么宽度的。这个图章什么用处呢？就是说有些信件要退的话，那么我母亲或者谁当时你写的时候有时候来不及，邮递员在门口等着，这个信什么什么。因为过去有这个规定的，有的挂号信要么你收，要么你退，那么要退的信的话，你要盖了一个章，把这封信退回去。“生病”两个字就表示收信人是生病。那么寄信的人他心里就知道这封信投递不了的原因，因为是收件人生病，那么有时候我也替做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就觉得对小孩来说是很有趣的嘛。

　　1936年8月，病情愈加严重的鲁迅在家人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了医院。

　　周海婴：我父亲抽积水的时候是我母亲也陪着去，所以我在跟了去以后就看见我父亲就坐在，相当于这么一个木头椅子，也不是沙发也不是有很软的。那么他坐在那以后，衣服撩起来，有一个橡皮管子。这个橡皮管子大家就可以知道，相当于现在这个听诊器，现在这个听诊器，现在听诊器这么宽的，这么粗的。这么一个橡皮管从他的这个肋旁就拖到地下一个广口瓶，那个广口瓶里面已经有小半罐那个橘黄色的液体，就是他的胸水。那么这个管子的液体慢慢一滴一滴滴下来，因为它没有压力，就靠自然的这个胸腔的压力把这个胸水排出来。

　　1936年9月，鲁迅的病已经很重了。5号那天，他在一篇名为《死》的文章中说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到就是这样吧，但要赶快做。我们似乎由“赶快”一词中可以看出鲁迅本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闻到了死亡了气味。

　　周海婴：《死》里面有一段遗嘱，他就是说死了就拉倒，埋了就不要做纪念，忘了我自己生活。他后面有一句就是说，孩子长大，若无才能，没有才能，那么就可以找一些小的事情做做。就是说没有才能你找小事情做做，他也不在意。不是说我的孩子就一定将来如何了不起，后面他说不要做空头的文学家、美术家。意思就说美术家、文学家可以做，如果有才能可以做，或者做别的，但是空头的不能做。

　　从鲁迅的遗嘱中，我们读到了他的淡泊与实际。

　　周海婴：我小时候，这个到七岁快的时候，在客厅里头玩，和小朋友把客厅的大门关上了。客厅大门指的是客厅有内外两个屋，然后我就推这门，使劲推，推推推，手一滑，就把那块小的玻璃推碎了。因为客厅的门玻璃还是比较薄的。然后把我的手从这，可以看得出来还有疤，这个很厉害的疤。那么推碎了以后就流血了，流血了以后我父亲听到这个声音嘛，玻璃碎了门啪一下子就下来了，下来看到我的手都是血，那么他就用纱布、药替我包扎。包扎以后我的手上就是缠着一个纱布，所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曾经和我母亲有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我手还包着纱布，那就是我父亲在他去世之前20多天曾经给我包扎。可是包扎完以后他就走了。

　　也许是已经意识到死亡离自己不远了，还有许多事情等着自己赶快做。就在1936年，为了推动中国版画事业的发展，鲁迅帮助编辑出版了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的版画专集，并设计了该书的封面。在鲁迅的影响下，许多热血青年纷纷以版画作为革命的武器，青年画家胡一川把自己创作的《到前线去》的版画作品寄给鲁迅后，即动身去了延安。这张与青年木刻爱好者在一起交流的合影是鲁迅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次留影。此后过了12天，他就离开了人世。

　　1936年10月19日早晨10时，鲁迅的遗体被送到万国殡仪馆，殡仪馆的吊唁大厅、走廊都挂满了挽联，直到大厅外的空地上都拉着绳子，挂满了雪白的挽幛。前来吊唁的有工人、学生、小贩、报童、人力车夫、学者。在三天公开的吊唁中，有近万人前往瞻仰鲁迅的遗容。21日下午3时，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大殓。22日下午开始出殡，出殡前，万国殡仪馆门前早已站着长长的队伍，出殡时，由治丧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和巴金、肖军几位作家扶柩上了灵车。蔡元培主持了在万国公墓举行的葬礼。在哀乐声中，由宋庆龄、沈钧儒将一面白绸上绣着“民族魂”的旗子覆盖在灵柩上，人们在暮色中默哀，告别。

　　由于时间匆忙，鲁迅下葬时，他的墓碑还没有做好。

　　周海婴：我妈妈当时就告诉我，她说海婴你把这几个字写一写，我先写个样子给你。因为你描红的话，我小学一年级这个墓字大概也不会写，学了，没写过。先生也会的，之也会了，鲁迅这两个字也知道了，之墓的墓也不会了。我妈妈就把它写了，写了以后她说你写了最合适，别人写不合适。后来才知道，因为怕当时的时事环境的，谁写字都要受牵连，儿子写字，儿子写的父亲的字在我父亲的碑上当然没有责任，没有追究的这么一个需要。那么我就写了好几遍鲁迅先生之墓。所以第一个的墓碑上面的字是我七岁零两个月写的。

　　人们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是因为他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化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敦促几千年来被禁锢的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

　　抗战期间，鲁迅先生的墓碑曾经遭到了破坏。有意思的是，后来秩序稳定后，又有人无声无息的烧制了一块和原来一样的瓷制画像，重新嵌在了鲁迅的墓碑上。

　　1947年9月，许广平对鲁迅先生的墓地进行了扩建改造，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书写了碑文。

　　1956年10月，在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为鲁迅先生建造新墓。10月14日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在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照壁式大墓碑上，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六个字“鲁迅先生之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

　　70年过去了，今天，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出口处，陈列着各式各样曾经出版过的鲁迅著作。鲁迅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化遗产。早年的鲁迅弃医从文，寄希望通过文字来疗治国人的思想，正如鲁迅在他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所写的那样，“夜正长，路也正长”，鲁迅似乎总是处在无如不忧患的病中。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曾经在演讲中这样说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

　　1936年10月19凌晨5点25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临终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医生说的，他说“我的病如此严重了吗？”。

(责任编辑：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