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北京相声小品大赛郭德纲于谦获得第三名，冠军是谁啊？

看了评论，关于歌颂型相声想多说两句。

相声一开始是没有歌颂型的（除了部分脱胎于评书及鼓书的长篇单口相声和太平歌词，原本就有正面人物），原因很简单：那个积贫积弱、民生艰难的时代，没什么可歌颂的，面对以平民阶层为主体的相声观众，只能靠讽刺世道不公、挖苦境遇更悲惨的人以及喜闻乐见的低俗段子来换取“票房”，养家糊口。这也让相声演员在旧社会“演员鄙视链”中处于最底层，大致是戏剧演员（角儿，上剧场）—评书演员（先生，有书馆）—什样杂耍（玩意儿，撂地儿演出，其中大鼓演员又强于相声演员）。

这个不必讳言，天津人都知道一个词，“臭说相声的”，概之谓也。有意思的是，因为二人转的演出特色，又被相声演员歧视，曾经天津的相声茶馆里还有一个著名的梗——咱说的是相声，不是二人转。

解放前，貌似只有侯宝林自觉地抵制过，说所谓“文明相声”。原因可能是他是学戏出身，“不甘堕落”。同时，他的戏剧功底和强于同行的钻研精神，又足以支撑他创作出“干净”的相声。所以，解放后由他领导相声净化工作，是有原因的。

解放后，政府给这些民间艺人画出了这么一条路——你们不再是人人看不起的艺人，而且可以成为光荣的文艺战士，吃皇粮，甚至还能当官，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说新相声，不仅要反三俗，还要歌颂新社会、赞美工农兵。

那个时代的艺人，绝不会反对“反三俗”，因为这意味着社会地位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稳定的收入，孙子才不“反三俗”。

那个时代，以侯宝林、刘宝瑞、马季为代表的京派相声演员，创作了大量的新相声，还有很多作家加入了相声作者队伍。这使得当时的相声精品层出不穷，特别是出现了歌颂型相声。

插说一句：现在受一些粗制滥造的歌颂型相声影响，很多人都觉得歌颂型相声就是对口的人民日报，政治占位虽高但毫无笑点，甚至不能称之为相声。但是，如果你听得足够多，就知道歌颂型相声不乏精品，特别是由名家演出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歌颂型相声就有大量精品。特别是，当时的创作者给歌颂型相声建了模，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对比型，就是树立一个榜样外加一个反例（或者是新旧社会对比），最后反例受到模范影响学好了（赞美新社会），我比较喜欢的作品有赵佩茹的《离婚》（？）、马季的《找舅舅》等；一种是纯歌颂型，就是夸新生事物，侯宝林的《技术比赛》、马季的《新桃花源记》、郭荣启的《当好营业员》，还有一段常宝霆说乒乓球夺冠的（名字记不住了），我都比较喜欢。

同时，讽刺型相声也没有落伍，有《买猴》（马三立）《开会迷》（推荐苏文茂版本）这种讽刺机关官僚主义作风的，有《离婚前奏曲》（侯宝林）《声名远扬》（苏文茂）《值班医生》（刘宝瑞）这种讽刺公职人员私德不佳的，还有《吃饭我掏钱》《夜行记》这种讽刺社会不良现象的。

此外，还出现了《讲帝号》《戏剧与方言》等知识型相声。

一时间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注：以上均是至今尚广为流传的，挂一漏万）

相声的另一个高峰是八十年代，那个时代的观众真是幸福，精品多到数不胜数。金霏陈曦唱过一段用相声名字串成的歌曲，其中很多都是八十年代的作品，都值得找来一听。听过了，真的会觉得郭德纲那句“我是给相声看坟的”绝不是矫情。

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较多，同时文艺创作的自由度又较高，所以讽刺性相声火力全开，而且直接指向具体现象（近乎指鼻子“骂街”）。推荐几段天津以外地区应该不常播出的相声——高英培的《教训》《不正之风》（万能胶），马志明的《五味大侠》。

其中，姜昆绝对是个中优秀代表。听相声不多的朋友，可能会认为姜昆只会靠歌颂型相声混吃混喝。实际上，姜昆表演过的讽刺型相声的辛辣程度，绝不是郭德纲能达到的。推荐一段目前不让播的相声——《特大新闻》，听完就明白了。

关键是姜昆表演的相声，几乎涉及了各个方面。比如纯歌颂型相声，有《鼻子的故事》；对比式歌颂型相声，有《打针》；讽刺官僚主义的，有《电梯奇遇》；讽刺社会不良现象的，有《哺乳诗》；宣传计划生育的，有《祖爷爷的烦恼》；宣传保护环境的，有《严正警告》；公然植入广告的，有《游北海》；知识型相声，有《诗歌与爱情》……（注：列举的是不常见的，挂一漏万）

但是有一点不好的现象已经开始冒头，那就是由于相声被定义了歌颂作用，越来越多的领导们开始要求相声演员创作歌颂型相声。问题是，歌颂型相声对创作者的水平要求极高，需要仔细打磨，而派下来的任务又一般是按时完成，所以大量粗制滥造的歌颂型相声开始出现。同时，歌颂型相声也需要表演者应该具有较高的水平，可大批八十年代才入行的演员水平又有限，所以相声越来越不可乐，也才有了春晚上黄宏“嚣张”地对侯耀文说“现在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这一经典镜头。（注：侯耀文堪称大师，他歌颂型相声水平极好，推荐《糖醋活鱼》《见义勇为》，讽刺型相声水平更高，推荐《缺德居士》《侯氏发声法》，特别是他是第一个在电视里表演《口吐莲花》的相声演员。）

进入和谐时代，公众传播平台对内容尺度的控制进一步收紧，导致相声可发挥的讽刺空间越来越小。这期间，虽然不断有少数演员，借助天时地利人和，大胆讽刺，推出了一些优秀作品，比如奇志大兵多段作品，杨议的《获奖以后》《肉烂在锅里》等，但始终不成气候。而歌颂型相声因为前述原因，越来越不可乐，最终几乎到了连领导都嫌弃的地位。

那个时候，相声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一方面，电视里的相声演员开始表演对口《人民日报》；另一方面，坚守小剧场的相声演员重拾老前辈的“票房”秘诀，将“三俗”进行到底。

2005年，借助北京电视台和网络兴起，德云社横空出世。之所以强调这两个因素，不是说郭德纲自身的十年努力不重要，而是没有这两个因素，郭德纲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北京电视台对郭德纲的价值在于，给郭德纲的小剧场在北京地区打了广告，使得小剧场演出可以延续，保持并锻炼了队伍。网络对郭德纲的价值不止在于巨大的传播力，而是大批年青人经过几年互联网的“锤炼”后，对“俗”的容忍底线降到了历史新低。也就是说，官方或是长辈眼中的“俗”，在年轻人眼中不过是寻常笑料而已，甚至是标榜自己时代特色的标签。这也就是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网友抵制“反三俗”——他们争取的是，自行判断什么是“俗”的权利。

于是乎，德云社在很多人眼中，就成了一个具有某种zz意义的符号，即便德云社的相声也出现了越来越不可乐的迹象，仍然拥有大量拥趸。

只是在我看来，这纯粹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将德云社视为相声的唯一代表，实际上就是把郭德纲架到火上烤。在我看来，其实曲协还是蛮厚道的，真心想治德云社的话，只要搜集一下德云社早期的演出视频，剪出一些侮辱烈士、调侃英雄、历史虚无主义、歧视女性等能上纲上线的片段并不难……

为了相声，求某些真粉丝、假粉丝们，放过郭德纲吧，溺爱不是爱，低级红高级黑更是害人……

以下是原答案：

应该是贾玲。而且说实话，那可能是唯一一次贾玲表演的相声水平，超过郭德纲的时候。

题主这么问，似乎想证明些什么。但问题是，如果听过贾玲和郭德纲的参赛作品（贾玲和王彤搭档，表演的是《怎么了》；郭德纲和于谦搭档，表演的疑似是《北京你好》），但凡有一点儿公正心，也会觉得贾玲的那段相声比郭德纲好听。

这是没办法的事，郭德纲当年是草根出身，不敢在电视相声里针砭时弊（当然现在也不敢，除了曲协，他谁也不敢得罪），也不可能拿于谦家人抖包袱儿，他说的是歌颂性相声，而且节奏也有点太快（可能是内容多时间短），真的不是熟悉的郭德纲。如果一个第一次听他相声的人不幸听的是这段，那么绝对会认为喜欢郭德纲的人们都是脑can。

郭德纲缺少一个优秀的创作团队，所以他缺乏能够带着铁链跳舞还能逗笑观众的能力，他在春晚上表演的相声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这也是目前相声界共同的问题。

最后想说题外话，相声的本质是构建令人发笑的包袱儿，至于内容是讽刺还是歌颂，并无太大关系。当然讽刺性的内容抖包袱更容易，但不代表着歌颂性相声没有好作品。不必举出侯宝林、马季等大师的作品（比如侯宝林的《技术比赛》和马季的《劳动号子》），就拿奇志、大兵有一段叫《我是110》，内容是歌颂公安民警的，就远比现在大部分德云社的相声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