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泯灭的记忆

那是1962年冬天的一个上午，豫东平原天寒地冻，北风刺骨，接组织通知，县委书记处书记焦裕禄调离尉氏县，前往开封的另一个县兰考任职。在尉氏县委机关院里，司机崔合义往车上搬着焦裕禄全部的“家当”——除了锅碗瓢盆、两床被子、几件衣服，剩余的全是书籍。半年前，崔合义去洛阳矿山机器厂接焦裕禄来尉氏，也只是这些“家当”。

孩子们听说兰考很穷，一个个哭着不愿意上车跟着走，焦裕禄穿着单薄的棉衣，一边帮着搬行李，一边安慰着孩子们：“困难不可怕，革命者要敢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其实，对焦裕禄来说，在尉氏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这里的一切早已融进了自己的血脉，因为，他不仅在尉氏成立了家庭，更有无数质朴憨厚的老百姓与他鱼水情深，尉氏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此时，他不禁想起了初来尉氏的时刻，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回到了那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与尉氏人民同吃共住的岁月中。

一

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新解放区迅速扩大，为扩大巩固解放区，党中央组建了一支渤海地区南下工作队——淮河大队，25岁的焦裕禄就在这支队伍中。

为在沿途做好新解放区的宣传工作，大队党委决定焦裕禄所在的一中队排演一场现代戏，最终，他们决定排演大型戏剧《血泪仇》。焦裕禄知道后立即报了名，一边行进一边背台词，为了排演连饭都顾不得吃，不到二十天的时间，戏就排成了。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贫苦农民王东才，被横行乡里的田保长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劳苦大众的阶级恨、血泪仇。焦裕禄扮演剧中的王东才，形象逼真的演出引得台下观众个个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极大地鼓舞了沿途群众和南下干部的斗志。

大家都夸焦裕禄演得好，他听后却说：“哪里是我演得好？王东才的遭遇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这戏不需要演，我深有体会，再说这是党要我做的事情，我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字字铿锵，发自肺腑，唱着《血泪仇》的焦裕禄按照组织分配，就留在了尉氏县。

1948年2月，焦裕禄被派到彭店区任区委委员、区工作队指导员。一来到这里，他就走村串户发动群众，搞土改、成立农会、建立民兵组织。当时的彭店区，兵匪猖獗，老百姓苦不堪言。听着老乡们的倾诉，望着他们期待的目光，焦裕禄想起自己幼年时的经历，内心非常沉重。

可是，老百姓也许是遭受兵匪祸患太重，对匪徒有恃无恐的嚣张气焰过于胆怯，革命热情和对敌信心都不足，怎么办？焦裕禄非常着急。

转机很快来临了，国民党鄢陵县保安大队出动50多人到附近村庄抢粮食，焦裕禄得到消息，带领20多个民兵，使了个诱敌深入之计，最终将来犯敌人抓了俘虏，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焦裕禄抓住这个机会，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进行诉苦教育，持续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提高群众斗争意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意识得到了极大提高和增强。

二

当年8月的时候，焦裕禄被调到大营区任区委副书记兼区长。还没有去，就有人跟他说，大营九岗十八洼，岗岗洼洼有“响马”，那可是出了名的“土匪窝儿”！聚集着大大小小几十个土匪组织，不到一年时间，都换过几任区长啦！

焦裕禄不以为然，到了大营就一刻不停地忙碌起来，白天访贫问苦，晚上书写材料，彻底摸清哪个土匪有命案，哪个地主有恶迹，然后一一上报区委、县委。

然而，危险已经降临，他却浑然不知。一天，县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带着药箱进了大营区委，进门就吵着要给焦区长看病送药。焦裕禄听到后，感觉有点异常：“我好好的，给我看啥病？送啥药？”当看到递到手中的纸条时，焦裕禄才明白自己此时的处境。

原来，区里9名武装队员，有6人已经被匪特收买，正在预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当初，焦裕禄本着“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反霸政策，给了土匪头目梁同来一次立功机会，让他当上了区武装队队长，没成想他竟然带头策反！

面对如此危险的境地，焦裕禄一脸冷静，他将梁同来喊到自己屋里来，对他说道：“现在有一个重要案件要移交县公安局，我思来想去还是你去最合适，你枪法准，办事也稳妥，其他人我还真不放心！”望着焦裕禄信任的目光，梁同来欣然前往。

当梁同来拿着卷宗，押送着人犯到了公安局时，却一下子被拷了起来，他睁着惊愕的眼睛直呼：“抓错啦！抓错啦！别打缠（豫东方言）。”“没错，抓的就是你！”县公安人员厉声喝道。原来，梁同来是一个“睁眼瞎”，根本不知道信里写的是抓捕他自己的内容。

而在大营区部，梁同来刚走，焦裕禄就迅速集合武装队员，向大家宣布道：“接上级通知，区里使用的枪支现在需要统一打号登记造册，停一会儿咱们再领回去。”队员们不明内情，一一上交了手中的枪支。在随后领取的时候，焦裕禄则让他们一个个单独领取，每次通知一人，来一个捉一个，兵不血刃，各个击破，叛匪们精心策划的计划成了泡影。

很晚了，焦裕禄屋里的灯还亮着，这次事件让他有了更深的思考，要彻底肃清匪患，必须多想办法。在后来的剿匪反霸斗争中，他除了大力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之外，还对主动自首的匪众进行安抚教育，让他们现身说法动员外逃人员弃暗投明，甚至单刀赴会、深入匪穴，还将计就计对罪恶滔天的匪首黄老三来了个三捉三放，每次捉与放都会清查出一批土匪来，直至黄老三变成“光杆司令”，才押他召开了人民公审大会。枪决黄老三的时候，人们奔走街头，到处传唱“杀了黄老三，大营晴了天”。

三

其实，大营区不仅是远近有名的“土匪窝儿”，还是有名的沙窝儿，一年四季黄沙漫天，土地贫瘠，水源短缺，交通闭塞，群众的生活异常艰苦。

焦裕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走村入户，找老农座谈，寻找防风治沙的办法。一次，焦裕禄来到卢家大队走访，有位老人告诉他道：“紫穗槐和红荆条耐旱，栽这些东西肯定中。”还有人建议林粮间作，树木小的时候不影响粮食作物生长，再说有了树木，还可以养个羊牛鸡鸭什么的……

群众们的想法给了焦裕禄很大启发，他根据“以林促农、以农养林”的工作思路，提炼出了“植树防沙、压柳固沙”的科学方法，全区村村寨寨掀起了“砸柳桩、压柳条”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的高潮，大大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大营区积累的这些防风治沙经验，为后来焦裕禄治理兰考的风沙盐碱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转眼到了1949年的春天，焦裕禄来大营区已半年有余，他走遍了这里的村村落落、沟沟壑壑，每次进村入户，先到的农户，都是村里最穷的群众，看看家里有没有柴烧，囤里有没有粮食，床上有没有被子。

那天，在黄集村走访时，看见十几个孩子拿着书本走进一个破旧的院落，他就跟了进去，展现在眼前的是两间低矮的破草房，房间内光线昏暗，孩子们趴在高高低低的桌椅前读着书。与校长攀谈后才得知，这些桌椅都是各家各户凑到一起的，房子是农会主席给腾出来的。

焦裕禄紧蹙着眉头，内心五味杂陈，“不能再这样耽误下去了，我们得好好想一个办法才行！”他对校长说着，又像是在对自己说。于是，连夜召集黄集、五间房李等村的农会主席开会，商量孩子们集中学习的事情。

孩子们集中到一起容易，可在哪里读书呢？大家为此犯了难！这时，有人提议道：“要说地方，还真有一个，就是没人敢……”原来，黄集村东地大岗上有个祖师庙，占地三十多亩，房屋就有十几间。焦裕禄一听喜出望外，要求明天一早就去看看。

到了祖师庙一转，平坦开阔、绿树成荫，果然是个读书的好地方。焦裕禄高兴道：“就这地方了，各村通知几个人，把神像搬走，腾出来当教室。”各村召集来的群众一看要搬走神像，个个惊恐万状，谁也不敢上前一步。

见此情景，焦裕禄大声说：“跟我来！”走进正殿，焦裕禄拔出手枪，对准神像连发两枪，周围群众目瞪口呆，大惊失色。焦裕禄这时对大家说：“今天我们为了子孙后代在这里办学，才改神庙为学校，如果真有神灵要怪罪，就让他怪我焦裕禄吧，与你们无关……”

在焦裕禄的带领下，推到了众神像，垒起了土围墙，学校终于建起来了。

焦裕禄走到哪里，就把热情带到哪里，把变化带哪里。四年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51年6月，组织上安排焦裕禄到陈留团地委任宣传部长，面对一纸调令，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党叫干啥就干啥，绝对服从组织安排。

当焦裕禄第二次踏上尉氏这片土地时，已经是十一年后的1962年夏天，作为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他感觉到肩上责任更重了。

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积极性，鼓足干劲发展好集体经济，焦裕禄深入席苏村蹲点，搞试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为防止庄稼受淹，焦裕禄带领群众开沟挖渠泄洪，并指导群众将过去种烟、栽红薯的传统种植模式改为麦棉套种，实行统一耕种、供种、管理，在全县竖起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面红旗。利用晚上时间，他一边总结试点工作经验，一边却用手握成拳头顶着肝部。很少有人知道，此时的焦裕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

那天，一位20多岁的姑娘走进他的办公室，进门就喊：“焦书记，您找我啊？”“是啊！快坐下喝点茶。”这位姑娘名叫王小妹，是焦裕禄一手培养起来的“巾帼劳模”，曾获得首届河南省劳动模范称号。

待王小妹坐定，焦裕禄和蔼说道：“听家属说，你前几天给我送了几斤枣，很感谢你。”

“我听徐大姐说，您有肝病，就四处打听治肝病的方子，有人说红糖泡大枣可以治肝病，就送您送几斤。”王小妹有点不好意思。

焦裕禄又正色问道：“那枣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拿生产队的？”

“可不是拿生产队的，是俺自己买的。”王小妹脸上露出委屈的神色。

“多少钱一斤？”焦裕禄还是有点不相信。

“五分钱一斤，买了六斤。”王小妹脱口而出。望着王小妹清澈的目光，焦裕禄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随后拿出三毛钱交给王小妹，并提醒道：“现在是困难时期，咱可不能向生产队伸手，白吃白拿群众的劳动果实。”王小妹坚定地点点头，含泪离开了办公室。

王小妹出于关心，六斤红枣钱却又被退了回来，而出于习惯，给县委领导送的“指导票”在焦裕禄那里同样遭到了拒绝。

尉氏县老礼堂位于县城中心，当时有许多周边市县的剧团在这里演出。那天，秘书拿着一张戏票送到办公室，焦裕禄一看问道：“这戏票是咋回事啊？”

“人家剧团来咱这里演出，这是给您送的‘指导戏票’，说请您把把关。”焦裕禄听后挥手说道：“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不花钱的戏我不看，再说了，我也不是编剧和导演，有啥资格把关？”

秘书有点为难道：“要不这样，让徐大姐和孩子们去看。”焦裕禄脸沉了下来，说道：“我们家任何人都不看不花钱的戏，这是我的家规家教，他们都必须遵守！”听后，秘书也不再强求了。

焦裕禄的严格自律，折射在生活的方方在面。有一年初冬，同志们不忍心看着焦裕禄和孩子们穿着夹衣受冻，就由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代写了一份申请，瞒着给他批了一些布票，当布票交到焦裕禄家人手中时，他却坚决不收，并且说：“共产党员要能忍得一时寒，免得百日忧！”

五

贾鲁河是河南省内除黄河外最长、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发源于新密，途径郑州、中牟，达尉氏，再进入扶沟至周口入沙颍河，最后流入淮河，它的前身是历史上著名的“鸿沟”。尉氏县的靳村大队就处在贾鲁河滩区，毗邻鄢陵县马庄村和扶沟县小岗杨村。当年国民党扒开黄河大堤后，这里遭受大洪灾，洪水退后，河滩内泥沙淤积、寸草不生，找不到了地界，周围三个县，没有一个人愿意耕种。慢慢地，靳村农民开始在河滩内压柳条、打柳橛，男女老少齐上阵，硬生生整理出来大约1600亩土地来。

眼看着柳树林长起来了，柳林里也慢慢能种庄稼了，邻县马庄和小岗杨村的群众眼红了，要求收回属于他们的土地，贾鲁河滩成了影响三县人民感情的真正“鸿沟”。每年秋收季节，都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1962年秋季，河滩里的高粱长势喜人，为防止邻村搞破坏，靳村安排了护林人员。一天晚上，恰逢靳村唱大戏，护林员在巡视庄稼时突然发现，邻村几个人正在砍伐防护林中那一排柳树！护林员赶紧回村报告。

得知这个消息，村支书在戏台上用喇叭一吆喝，不一会儿功夫，一群年轻人就跑到了交界的河滩地，最后抓住了马庄的两个伐树人，暴打一顿后放了回去。没有争回土地还白挨了一顿打，马庄人岂肯罢休，攒着劲儿要大拼一场。矛盾升级到一触即发，一场流血冲突眼看就要到来。

尉氏县委对于此事犯了难，焦裕禄主动提出前往，他说道：“以前我在彭店工作过，靳村我熟悉，让我去吧。”由于事关三个县，焦裕禄约上多方干部，又请来省厅领导，决心要解决这一遗留复杂问题。

焦裕禄组织大家每天徒步几十里察看现场，分析根源，结合原始文书，对照现有土地状况，逐家逐户丈量，同时细致去做群众思想工作，最终重新勘定了三地土地界线，签订了协议，立下了三地交界碑，成功化解了这次人民内部的矛盾。从此，三县人民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如今每当群众说起这块焦书记亲手树立的界碑时，还要提起焦书记，这界碑早已成了老百姓心中的功德碑！

六

时令已进入十一月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焦裕禄仍然穿着单薄的衣服，他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下。

那天，他到庄头区刘家村调查走访时，来到了村办公地点——一所两层砖混小楼里，上下层之间隔着一道木楼板，上层放的是花生种子，下面做办公用。当他楼上楼下仔细查看后，发现二楼正对着花生囤的地方，有一个几寸长的裂缝，于是拿起一个竹竿，对着缝隙轻轻一捅，一捧花生就哗啦啦地落了下来。

焦裕禄手里捏着花生意味深长地说：“这都是那些没尾巴的老鼠干的，以后大家要提高警惕啊。”其他人笑了起来，那些偷吃者却脸红到了耳根。

没多久，有人反映庄头区前曹村基层组织涣散，干部吃喝风严重，群众意见很大。这不由得让他想起上次刘家村干部偷吃花生种那件事来。“必须下去摸清真实情况才对。”焦裕禄还是那种惯有的工作作风，很快带着工作组进驻到了前曹村。

一进村子，焦裕禄就带领工作组逐户走访，“村干部经常大吃大喝”“都没有看到俺村的党支部开过会”“有干部经常偷吃集体的花生种”“有的干部光当老好人，从来不敢得罪人”……群众反映的问题焦裕禄都一一记在本子上。经过七八天的走访，工作组终于找到了前曹村基层组织瘫痪的病根，起草了一份《关于前曹大队巩固集体经济工作一二条具体做法》的调查报告。

多天的奔波，让工作组的同志们疲劳极了，大家倒头就睡，清冷的夜色弥漫开来，焦裕禄站在院子里，呼出的每一口气在月光的映照下泛着亮光，一闪一闪的，犹如串串霜花在弥漫。此时，他的内心非常沉重，再不整顿干部作风，群众利益、集体利益的损失将会多大？真的不敢想象啊！他思来想去，觉得非常有必要开一个让干部群众都参加的集体讨论会。

会上，焦裕禄用过去在前曹村广为流传的一段民谣唤起了大家的记忆，那时候的前曹村十户九贫，借债度日，卖儿卖女，如今什么样呢？我们能吃上国家统销粮，领到国家救济款，再也不用出去逃荒要饭了……

焦裕禄一席话引得台下群众一片哽咽声，很多老贫农纷纷上前做了忆苦思甜，几个村干部主动检讨自己，下定决心改变自己，听党话，跟党走，为群众办实事。

随后，焦裕禄提出了几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做法，一是要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二是要团结协作，三是要互相监督，党员发挥表率作用。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县委驻前曹村工作组顺利完成了驻村工作任务。

……

在尉氏两度工作过这么长的一段岁月，焦裕禄早已对这片土地结下深厚情感，如今将要离开，往事一幕幕犹如在昨天，但人民大于天，事业重如山，惟有一片赤诚丹心，将组织交给的任务毅然勇担。孩子们吵着去兰考太苦，他何曾不知道？但哪里有贫穷困苦，哪里的老百姓就最需要党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大卡车一路颠簸着缓缓离去，在寒风呼啸中，路边那一棵棵去年春天才栽上的柳树，伸出干枯的枝条舞动着向后一溜儿退去，仿佛在与故人道别。焦裕禄坐在车上，他凝视着前方，眼中满是不舍，但更多的是对未来工作的期待。他不知道下一个工作地兰考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景象，到底有多少艰难险阻，他只相信一点，听从党的指挥，服从组织安排，是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基本准则。焦裕禄就这样离开了尉氏，他在尉氏的点点滴滴，成为了人民群众永不泯灭的记忆。

58年过去，焦裕禄在尉氏的办公旧址依然矗立，人们在聚精汇神地听讲解员说着焦裕禄在尉氏的初心故事，焦裕禄曾用过的藤椅、桌子静默而泛有光泽，笔者似乎看到听到，它们的主人曾经俯坐在那里，抒写着对党对人民无限热爱的心声。（市纪委监委  魏众、石顺江、蔡相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