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对结构主义的“拒”和“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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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为《布迪厄对结构主义的“拒”和“迎”》，作者洪长晖，选自《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7辑）》。

2002年法国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布迪厄去世时，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评价道：“布迪厄是积极力行的思想家，也是推动思潮的积极分子，此双重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他为饱受苦难的人们所做的努力将成为历史上最深刻的见证。”2002年2月27日的《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版”亦有纪念文章，提到了布迪厄聚焦的两个问题：知识分子何为？社会科学何为？可以说，希拉克的评价告诉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布迪厄，其位置在哪里；而作为社会科学家，布迪厄的所作所为也完全是开创性的。中国北宋理学家张载有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当然是极高的要求，布迪厄差可当之。

通常意义上，布迪厄被称作与雷蒙·阿隆、列维-斯特劳斯比肩而立的“二战”后法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但是他的研究领域和关注视野绝非社会学所能框定，他的理论地图更不是“结构”与“行动者”这样近乎二元的研究范畴所能涵括的。那么，给布迪厄贴上“结构主义者”这样的标签（或者类似地认为布迪厄关注“结构”）是否合适？

布迪厄，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

一 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者

众所周知，结构主义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最著名的三大人文主义思潮分别是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后结构主义，由此可见索绪尔的理论贡献之大。不过，在索绪尔有生之年，他所提出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却并无多少回响，个中缘由颇多，至少有两点值得指出。一是索绪尔生前并没有系统地出版他的理论，只是后来根据学生的笔记由同事代为编写整理为一部名为《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著作。正如赵一凡考证的，这本书其实并非出自索绪尔之手，所以作为结构主义的核心文本，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索绪尔的思想，是要进一步讨论的。二是“一个杰出学者，越是具有思想的独创性和革命性，他可能遭遇的阻力与压迫就越大”，索绪尔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学者。思想的独创性不仅让他在公开表达时有所顾忌，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他人理解和接受其思想的难度。索绪尔将语言视为表达观念的系统，并从“符号”与“意义”的维度揭示了语言的奥秘。换言之，我们如果要真正理解符号的意义，就必须将其置于与它相关联的其他符号的关系（语境或者说结构）之中，这需要同时从“符号面”“意义面”及其深层结构入手才能实现，这就是为何他将“语言”与“话语”区分开来了。

结构主义真正的跨学科影响力，要归功于俄罗斯的两位著名学者——巴赫金与雅各布森。前者的对话理论和超语言学观念是对索绪尔理论的补充与矫正，而后者的贡献体现在对索绪尔学术思想的传播上：雅各布森在20世纪30年代末移居美国，执教哈佛大学，几乎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地将结构主义思想传递给了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因在1962年出版了《野性的思维》一炮而红，成为当时法国最著名的人类学者，结构主义也随之在人类学领域“安营扎寨”。

20世纪60年代，在代表新兴的结构主义思想的罗兰·巴特和代表老一辈学院批评家持有的实证主义思想的雷蒙·彼卡尔（Raymond Picard）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争，罗兰·巴特撰写了《批评与真理》来驳斥彼卡尔的观点，而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著作《野性的思维》中回应了来自萨特的批判。同时，拉康、阿尔都塞、福柯的几本重要著作也出版了，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被进一步推向高潮。

然而，或许正因为索绪尔理论的艰深晦涩，对“结构主义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努力做了归纳，他认为：“至少能够从所有的结构主义里找到两个共同的方面：一方面，是一个要求具有内在固有的可理解性的理想或种种希望，这种理想或希望是建立在这样的公设上的，即一个结构是本身自足的，理解一个结构不需要求助于同它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另一方面，是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它达到这样的程度：人们已经能够在事实上得到某些结构，而且这些结构的使用表明结构具有普遍的，并且显然是有必然性的某几种特性，尽管它们是有多样性的。”所以，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结构主义所说的结构从来不是事物的物理性结构，而是人通过思维观念整理现象材料而形成的认识结构。或者如尹大贻在《结构主义时代》一书的“译者的话”里所说的，“结构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与此同时，结构主义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即强调对于文本的真正理解，必须揭示出文本背后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文化结构。诚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言：“结构主义丝毫不关心研究对象的价值，人们既可以用它研究《战争与和平》，也可以用来解读《战争的呐喊》（这是一本政治宣传小册子），它是一种分析方法，而非评估机制。”

如果说结构主义是一场建构性活动，那么作为概念或标签的“结构主义者”又该如何认识呢？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作为一个概念或者标签，无论出自外力的加持，还是自我的宣称，它都是一个被建构的过程。换言之，一个人是不是结构主义者，和学界对他的派别归属，或者他的自我宣称甚至自我认知都不存在必然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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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布迪厄对结构主义的“拒”和“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