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因解释到多因分析：比较方法的研究转向

摘要：比较方法是被国内忽视的科学研究方法。比较方法对于比较政治学乃至整个宏观社会科学都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对国外比较方法两次浪潮的特征进行比较后发现，目前比较方法的发展出现了从宏观讨论转向具体操作、从本质主义转向程度主义、从单因解释转向多因分析等重要趋势。本文的讨论主要围绕比较方法的多因转向展开。比较方法第一波中的求异法和求同法都力图实现一种单因解释。而在比较方法的第二波阶段，质性比较分析、原因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都试图在多因分析上寻求突破。比较方法的多因转向特征与哲学和物理学等学科上表现出的宏观趋势是一致的。以上主要是从实然的角度对比较方法的多因转向趋势进行分析。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则需要辩证地看待单因和多因的关系，而贝叶斯分析的方法可能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一些启发。

关键词：单因解释；多因分析；比较方法；比较政治学

比较方法是被国内忽视的科学研究方法。比较方法对于比较政治学具有重要的构成意义，这一点在美国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和阿伦·利帕特（Arend Lijphart）那里都有非常明晰的表述。[1]然而，在国内，关于比较方法的讨论却相对不足。在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国别研究相对发达，而真正意义的“比较研究”则相对缺乏。[2]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国内对“比较方法”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试图对比较方法进行宏观的整体讨论，并意在探讨近年来在西方比较方法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研究转向。具体而言，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首先，笔者对比较方法的内涵、特征以及意义进行讨论，并对西方比较方法的学术发展史做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回顾；其次，本文总结了经典比较方法中的单因取向特征，同时将近来在定性比较分析和原因分析等次级领域中表现出的新特征界定为多因解释转向；最后，文章讨论了多因解释转向与科学发展总体趋势的一致性，并尝试用贝叶斯分析的框架来整合单因解释和多因分析。

一、比较方法：被国内忽视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国内的社会科学界提到“科学研究方法”，多数研究者的第一反应就是统计方法。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而根据利帕特的划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四种：实验方法、统计方法、比较方法和个案方法。利帕特认为，科学研究的要旨在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在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建立一种经验关系。实验方法最接近自然科学的意义和理想状态，[3]但是由于存在操作的困难或者伦理上的考虑，这一方法很少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方法是对实验方法的替代和近似，并且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比较方法在科学逻辑上与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类似，只是这一方法主要处理“变量太多、案例太少”的问题。个案方法主要是针对单个案例的深入研究。[4]

这四种方法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表现出不平衡的特征。统计方法近年来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都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趋势，个案方法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运用也越来越精细和深入，而实验方法则在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相比以上三种研究方法而言，比较方法却被长期忽视。在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真正意义的比较研究还相对缺乏。同时，国内学术界对比较方法的研究和讨论也较为少见。简单枚举就几乎可以罗列出国内所有关于比较方法的讨论：张小劲先生和景跃进先生在《比较政治学导论》的第四章中讨论了比较政治学的主要方法和操作技术等问题；[5]杨光斌先生在《比较政治学评论》创刊号中将有一篇关于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长文；[6]李路曲先生近年来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较深入的讨论；[7]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比较方法的译文。[8]整体来看，国内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成果还是比较少的。

如何定义比较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方法是在“变量太多、案例太少”的情况下对少数案例进行比较性控制的方法。[9]换言之，比较方法不是微观的统计比较，而是一种宏观比较。比较方法的适用对象往往是国家或类国家的宏大系统。这类系统的案例数量有限，因此进行统计分析会面临案例数量不足的问题。同时，这类系统内部的变量非常多，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而且这些变量还包括许多非常庞杂的次级变量。宏观比较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处理“变量太多、案例太少”情况的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另外，比较方法的科学逻辑仍然是控制。只是比较的控制逻辑不是统计性控制，而是比较性控制。比较性控制主要通过变量特征的相似或相异来实现。例如，如果某一特征在多个案例中的表现都一样，那我们可以在比较分析中将这一特征视为常量。或者说，这一特征便被控制住了。比较的逻辑有归纳和控制两层含义。国内学术界对比较的理解往往突出其归纳逻辑，[10]而对比较的控制逻辑却缺乏关注。

比较方法对于比较政治学乃至整个宏观社会科学都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首先，目前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11]而比较政治学又是政治学中唯一用方法来命名的二级学科，因此比较方法对于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意义非同寻常。同时，比较方法对整个宏观社会科学也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比较方法的实质是在“变量太多、案例太少”的情形下展开宏大比较，因此，比较方法对于比较法学、发展社会学（或称比较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利帕特曾经总结了比较方法相较于统计方法的三个优点：一、统计研究往往将数据限定在国家政治系统上，忽视了对次国家单位的研究，因此造成了斯坦•罗坎（Stein Rokkan）所称的“整体国家偏误”（the whole-nation bias）的问题。而比较研究却可以深入次国家单位的研究；二、统计研究简单地将某些概念或变量扩展到全球，这便产生了萨托利警告的“概念拉伸”（concept stretching）问题。[12]而比较分析却可以深入案例，并更为细致地分析数据；三、统计研究更容易受到“高尔顿问题”（Galton’s Problem）的影响。“高尔顿问题”认为，案例中的某些特征可能是扩散传播或历史学习的结果，而如果案例不能保证其自主性，那么案例中所证明的因果关系就有可能是虚假关系。从统计分析的数据中很难看出案例的独立性，而比较分析通过对案例细节的关注则可以减少这一问题的负面影响。[13]至此，我们已经在对比较方法的国内研究现状、内涵及意义进行了讨论，接下来笔者将把视野转向国外，来梳理国外比较方法发展的学术史文献。

二、国外比较方法的学术史梳理

一般来说，国外比较方法的第一次研究浪潮出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末的美国。这次浪潮的核心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第一，比较方法总论。较早对比较方法进行整体讨论的是亚瑟•科尔伯格（Arthur L. Kallberg）的“比较的逻辑：对政治系统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评注”一文，[14]之后哈罗徳•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和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也加入了关于比较方法的讨论。[15]除了上述文献外，应该说，这一时期对比较方法进行整体探讨的最重要论文无疑是利帕特在1971年的“比较政治与比较方法”。在这篇文献中，利帕特对比较方法的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对比较方法与实验方法、统计方法和个案方法之间的异同做了全面深入的比较，并且对比较方法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深入剖析。[16]而该时期关于比较方法总论的最重要著作应该是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的《社会科学中的比较方法》一书。[17]

第二，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概念问题。在1970年发表的“比较政治中的概念误构”一文中，萨托利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概念旅行”（concept traveling）和“概念拉伸”等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18]在之后的另一篇名为“概念分析纲要”的论文中，萨托利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念形成、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等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讨论。[19]整体来看，萨托利对于概念的使用持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即主张民主等核心概念必须有本质性的内涵，并坚决反对在概念使用过程中的程度主义（degreeism）。

第三，比较方法的操作性讨论。这一时期讨论这一主题的最重要著作是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图纳（Henry Teune）在1970年出版的《比较社会调查的逻辑》一书。在此书中，普沃斯基和图纳在密尔的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和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具相似性系统”（most similar system）和“最具差异性系统”（most different system）的比较研究设计。[20]求同法和求异法在研究中对被控制变量的条件要求比较苛刻，而最具相似性系统和最具差异性系统方法则通过放宽条件大大增加了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这一时期对比较方法的操作性讨论还包括图纳的“比较研究中的测量”和利帕特的“比较研究中的可比案例策略”等论文。[21]

国外比较方法的第二次研究浪潮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之后。迄今为止，这一浪潮仍在向前推进。这次浪潮的一些新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领域：

第一，质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查尔斯·拉金（Charles C. Ragin）在1987年出版的《比较方法：在质性和定量策略之外》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质性比较分析，[22]并将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运用到比较政治的研究之中。[23]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拉金逐渐将质性比较分析的重点从布尔代数方法转向模糊集合（Fuzzy sets）方法，并在2000年出版了《模糊集合的社会科学》一书。[24]之后，在2008年，拉金还出版了《重新设计社会研究：模糊集合及其超越》一书。[25]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模糊集合法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例如，《社会学方法与研究》（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杂志在2005年第4期组织了专辑来讨论模糊集合方法。在这期专辑中，亚伦·卡茨（Aaron Katz）等人的研究成果显示，在案例数量较少的情况下，模糊集合比回归分析更具有研究优势。[26]

第二，混合方法。这一分析力图在量化分析和质性分析之间构筑桥梁。为这一分析提供方法论支撑的经典著作是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在1994年合著的《设计社会研究：质性研究中的科学推理》一书。在这部书中，三位作者希望把科学推理作为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共同的逻辑，并以此来沟通两种路径的研究。[27]之后，《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杂志在2007年第1期和第2期的两期专辑都讨论到质性分析与量化分析沟通的问题。杰拉多•蒙克（Gerardo Munck）和理查德•施奈德（Richard Snyder）的研究以及杰克•莱维（Jack Levy）的研究都主张在两者之间进行对话和沟通。[28] 对混合方法进行操作化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埃文·利伯曼（Evan Liberman）的嵌套分析（Nested Analysis）。在嵌套分析中，利伯曼以大样本的统计分析（量化分析）为基础，并辅之以单个或多个案例的深入性调查（质性分析）。[29]

第三，概念分析。这一时期对概念问题讨论最深入的学者是戴维·科里尔（David Collier）。科里尔不太赞同萨托利对概念使用的本质主义观点，而认为在特殊情境下程度主义的分级法也是必要的。[30]其他一些学者如加里·格尔茨（Gary Goertz）和约翰·格尔林（John Gerring）也对概念分析的深入有所贡献。格尔茨在2006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的概念：使用者指南》一书是目前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专著。[31]而格尔林的研究则为概念分析贡献了一些新的概念和衡量指标。在《让普通语言运转起来》一文中，格尔林提出了概念形成的“最小最大策略”（Min-max Strategy），而在《怎样成为一个好概念》一文中，格尔林则提出了好概念的八个标准：熟悉（familiarity）、回响（resonance）、简约（parsimony）、一致（coherence）、差异（differentiation）、深度（depth）、理论功效（theoretical utility）和现实功效（field utility）。[32]

第四，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比较历史分析目前有两个最重要的分支发展。一种是中介性机制（intervening mechanism）分析法。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和安德鲁·本耐特（Andrew Bennett）将这种方法称为过程追踪分析（process-tracing），[33]而马洪尼则称之为样本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34]一般来说，统计分析只关注自变量X和因变量Y之间的相关性，对自变量X的变化如何导致因变量Y变化的过程和方式往往缺乏研究。而这种方法则尝试通过对中介性机制的发现，来找到X与Y之间的内在关联。换言之，统计分析在变量X和Y之间存在一个解释的黑箱，而中介性机制法则希望打开这个黑箱。另一种比较历史分析是时序分析法（temporal analysis）。这一方法的使用者注意观察各个事件在历史中的位置、持续时间以及先后顺序，并力图发现这些因素对特定结果的影响。历史社会学中对时间和事件的分析都为这一方法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来源。[35]在时序分析中，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偶发事件（contingent event）、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自我强化（self-reinforcement）、顺序（sequencing）、持续时长（duration）、以及时机（timing）等都成为重要的分析概念。[36]整体来看，马洪尼和迪特里希·鲁彻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在2003年主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是比较历史分析领域成果的集中展现。[37]

第五，原因分析（Causal Analysis）。原因分析的发展与质性比较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等方法的进展交织在一起。质性比较分析的目的就是希望找到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而比较历史分析的一些新成果也力图把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的分析框架囊括其中。[38]目前原因分析的一些新进展主要集中在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的确定、概率性的原因分析、多重并发原因分析等领域。整体来看，目前关于原因分析的成果集中展现在格尔茨和哈维·斯塔（Harvey Starr）在2003年主编的《必要条件：理论、方法与应用》一书中。[39]

总体来看，暗含在国外比较方法两次研究浪潮中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①从宏观讨论转向具体操作。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上。尽管第一次浪潮中也有一些操作性的讨论，但总体看来第一次浪潮更为偏重对一些宏观问题的讨论，如对比较方法以及概念问题的一般性讨论。而第二次浪潮中的研究内容都已经细化到一些较为具体的操作领域，一些新的进展如布尔代数法、模糊集合法、嵌套分析、中介性机制法等等都是围绕具体操作展开的。这种研究的细化和具体化是学科方法逐步成熟的标志；②从本质主义转向程度主义。这一点主要反映在研究价值上，其在概念分析、质性比较分析和混合方法的发展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在第一波浪潮中的萨托利那里，概念分析必须在本质主义的二分法基础上展开，而到第二次浪潮阶段，这种本质主义的立场逐步松动，科里尔委婉和巧妙地接受了萨托利所批判的程度主义立场。质性比较分析和混合方法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总结为质性分析的定量化，这种变化实际上也是本质主义对程度主义立场的让步和妥协。这种程度主义的胜利与世界格局有一定的关系。在冷战期间，许多问题（如民主）的讨论是卡尔·施密特意义的“敌我”之间的讨论，所以本质主义的立场不能妥协，妥协就意味着失败。而在后冷战时期，交流、沟通和求同成为时代的新主题，因此，本质主义的立场松动，代之以一种程度主义的表述。③单因解释向多因分析的转向。[40]而这一点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将在下文重点阐述。

           国外比较方法的两次研究浪潮及其特征

时间

研究内容

代表人物

特征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末

比较方法总论

科尔伯格、拉斯韦尔、利帕特、斯梅尔塞

1、宏观讨论；

2、本质主义；

3、单因解释；

比较研究中的概念

萨托利

比较方法的具体操作

普沃斯基、图纳、利帕特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

质性比较分析

拉金

1、具体操作；

2、程度主义；

3、多因分析

混合方法

KKV、利伯曼

概念分析

科里尔、格尔林、格尔茨

比较历史分析

鲁彻迈耶、马洪尼

原因分析

格尔茨、马洪尼

    三、经典比较方法中的单因取向

最为经典的比较方法是从“密尔五法”中发展出来的。密尔提出五种归纳推理的逻辑方法，即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剩余法和共变法。在这五种方法中，剩余法只考察一个案例，所以不适用于比较分析。求同求异并用法是一种混合方法，在操作起来会显得比较复杂。而共变法则更像一种定量的归纳推理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统计方法），其在小样本分析中也会变得很难操作。[41]。因此，在密尔五法中，被作为经典比较方法的主要是求同法和求异法。求同法则是在总体差异性（overall differences）的基础上寻找关键相似性（crucial similarity）。求同法力图找到多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案例：这些案例在主要特征上完全不同，仅仅在因果变量x和被解释现象y上表现出一致。求异法是建立在总体相似性（overall similarities）的基础上观察关键差异性（crucial difference）。求异法力图找到一些案例：这些案例在其他变量上都保持一致（a, b, c 都一致），但仅仅在因果变量x和被解释现象y上出现差异。[42]

求同法和求异法的逻辑图示[43]

求同法

求异法

国家1

国家2

国家Φ

国家1

国家2

国家Φ

特征

 a

 d

 g

a

a

a

 b

 e

 h

b

b

b

 c

 f

 i

 c

 c

 c

重要解释性因素

 x

 x

 x

 x

 x

 非x

被解释结果

 y

 y

 y

 y

 y

 非y

比较方法第一波浪潮讨论的重心之一就是求同法和求异法在比较政治中的应用。在密尔的两种方法基础之上，普沃斯基和图纳发展出最具相似性系统设计（从求异法而来）和最具差异性系统设计（从求同法而来）。最具相似性系统设计力图在相似的国家中发现它们的重要差异点，并用这些差异来解释所观察到的政治结果。这一方法是比较政治学者较为常用的方法。地区分析所暗含的比较逻辑实质便是如此。我们经常以西欧、北欧、东亚、拉美这样的地区分类来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暗含了以下假设：这些地区的国家间差异相对较小。而最具差异性系统设计的意义主要在于排除那些看似可能但却无关的原因。最具相似性系统设计可以找出所有可能的原因，但是却无法排除任何一项原因。在普沃斯基和图纳所举的例子中，他们假设祖尼人、瑞典人和俄罗斯人的自杀率是一样的（这些案例属于完全不同的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因素在解释自杀率方面便是不相关的。[44]

在普沃斯基和图纳之后，一些学者围绕求异法和求同法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效用展开了讨论。一派学者认为，求异法才是最佳的比较方法，如利帕特和安德鲁·福尔（Andrew Faure）持这一观点。[45]另外一些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较为微弱的回应，如基恩·德菲利斯（Gene DeFelice）就指出，许多在比较政治学中出色的因果关系研究实际上都遵循着求同法的逻辑。[46]在一段时间的争论之后，学术界基本上形成共识，即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求异法确实要比求同法更好用些。求异法是证明的逻辑，而求同法是证伪的逻辑。换言之，求同法的实质是排除法。如果用求同法去确证一组相关关系，往往需要很多案例，其分析特征更接近于统计分析。不过，尽管对求同法的分析地位存在争论，但是仍然有很多比较政治研究都使用这一方法。

对求同法和求异法的优劣比较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力图阐明一点：无论是求同法还是求异法，其基本逻辑都是试图得到单因解释，即通过控制无关变量，找到关键性的实验变量与结果的一致性。求异法和求同法所关心的都是，x的出现与y的出现具有某种因果关系，或者说，x导致了y的出现。求异法在证明时所用的规则是，当x出现时，y出现，而当x不出现时，y也不出现。求同法在证明时所用的规则是，每个x出现的案例中都能发现y的出现。就其结果而言，这两种方法所力图发现的，都是一个重要性解释因素x与被解释的结果y之间的因果关联。

斯坦利·利博森（Stanley Lieberson）对于求同法和求异法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利博森认为，这两种方法在运用时实际上包含了如下假设：一、一种决定论（deterministic）的解释，而非概率论（probabilistic）的解释；二、测量时要求无误差；三、存在唯一的单因（only one cause）；四、不存在相互影响的效果。[47]利博森观点的第一点和第三点无疑验证了本文前面的论点。同时，在那些比较政治的实证研究中，运用求异法和求同法的经典案例也都力图找到某一重要性的解释因素。例如，蒂莫西·维克汉姆－克罗利（Timothy P. Wickham-Crowley）运用了求异法试图将影响游击队活动的因素锁定为农业结构类型。[48]沃尔夫则用求同法试图将影响农民革命的因素确定为资本主义对传统农业生产的侵入。[49]鲁伯特的研究运用求同法的逻辑试图将决定各国不同政体的最关键因素锁定为这些国家内部形成的特定阶级联盟。[50]

总之，求异法和求同法都力图实现一种单因解释。当然，在一些更具包容性的表达中，因为很难确定唯一的单因，所以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单因解释往往调整为确定某一最为重要的关键性因素。这种单因解释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展示观点的力量，并具有一种逻辑上的简洁之美。例如，鲁伯特将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因素确定为国内的阶级联盟。通过这种简化的归纳，这一解释具备了某种视觉和理解上的冲击力。同时，作为一种简化的逻辑，单因解释也会让读者和受众感觉到分析逻辑的清晰。当然，这种单因解释所追求的简洁之美也造成了诸多操作上的困难。在比较分析中，要找到某一关键性单因是非常困难的。以求异法的比较分析为例，在实践中要找到充分相似的案例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普沃斯基和图纳遗憾地指出：“尽管相似国家之间的差异数量有限，但是它们几乎总是可以大到足以使得被解释的现象是由‘多种因素’（overdetermine）决定的”。[51] 如果不能找到足够相似的案例，我们就无法控制那些还存在某些差异的变量，那么我们也就无法排除这些变量可能发挥的影响。因此，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有些研究者为了实现这种单因解释，往往遮蔽一些变量的差异信息，那么这一操作就有可能使得整个研究的结论出现偏离。

四、多因转向：定性比较分析与历史社会学

如上文所述，无论是求同法还是求异法，其实质都是要识别导致现象发生的一个重要性解释原因。因此，当某一现象的发生与多种因素相关时，这时求同法和求异法就会面临许多困难。因此，在比较方法的第二波阶段，许多研究成果都试图在多因分析上寻求突破。

拉金在1987年的《比较方法：在质性和定量策略之外》一书中较早地讨论了原因复杂性（causal complexity）的问题，并提出了多重并发原因（multiple conjunctural causation）的概念。[52]拉金指出：“社会现象之所以复杂并难以解释，不是因为有太多的影响社会现象发生的变量（虽然原因变量的数量无疑也是重要的），而是因为不同的与原因相关的条件（different causally relevant conditions）共同结合起来以某些方式产生一个特定的结果。”[53]拉金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暗含了两层含义：一、同一现象可能由不同的原因组合导致，即同一结果Y可能由A和B的组合或者是C和D的组合导致；二、因果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的。例如，在组合一中，条件A的出现可能导致Y（A*B→Y），但在组合二中，条件A的不出现也可能导致Y（a*E→Y）。[54]

在多重并发原因这一分析假设的基础上，多因分析在质性比较分析、原因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这三个领域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如前所述，质性比较分析主要包含布尔代数法和模糊集合法两部分。布尔代数法实际上是一种编码方法。[55]当案例和变量的数量只有两到三个时，原因分析往往可以通过传统的“头脑风暴式”质性分析来进行。但是，当案例和变量的数量有十多个时，仅仅用大脑的简单逻辑推理会很难进行原因分析，因此需要借助编码。在编码之后，通过类似于“合并同类项”的比较，多因条件下的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就可以被找到。下面用亚历山大·希克斯（Alexander Hicks）等人关于巩固的福利国家的研究来说明布尔代数法的使用。希克斯提出解释福利国家巩固的五个变量：自由政府（LIB），天主教政府（CATH）、父权制国家（PAT）、一元民主（UNI）、工人阶级动员（WORK），并考察了15个发达国家，而其中的8个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成为巩固的福利国家。通过布尔代数法的分析，[56]作者总结出三条福利国家早期巩固的路径：①俾斯麦式路径（a Bismarckian route）：cath*PAT*UNI*WORK；②自由－劳工路径（a liberal-labor route）：LIB*cath*UNI*WORK；③天主教父权路径（a Catholic paternalistic route）：lib*CATH*PAT*UNI*WORK。[57]通过布尔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一元民主和工人阶级动员是福利国家巩固的必要原因。同时，天主教政府这一因素在福利国家巩固中的作用很难进行简单评价。[58]

模糊集合法实际上是布尔代数法的一种延伸。布尔代数只能取0和1这两个值。布尔代数法运用的最佳对象是那些可以明显进行两分的概念，如市场与计划、男性与女性、穷国和富国等等。但是，许多概念是模糊的。即便前面那些两分的概念也往往具有一个程度的问题。而模糊集合法则可以相对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59]模糊集合可以在1和0之间取多个值来表明不同程度的隶属度。[60]每一个对象与相关概念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隶属度，而这种隶属度可以进行定量的赋值。在对这些隶属度进行赋值后，我们就可以运用模糊集合的相关算法或计算软件进行计算。[61]计算出的模糊隶属值（fuzzy-membership scores）可以用来被评估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当原因的模糊隶属值高于结果的模糊隶属值时，那么这里的原因便可以被确定为必要原因。当原因的模糊隶属值低于结果的模糊隶属值时，那么这里的原因便可以被确定为充分原因。[62]简言之，模糊集合也是一种编码的方法。但相比布尔代数法的0和1赋值而言，模糊集合法的赋值更为精确。模糊集合在比较研究中应用的原理与布尔代数法类似，都是希望在编码之后实现一种多因比较。拉金在描述模糊集合的特点时特别提到两点：第一，模糊集合可以被用来描述某一系统中的多样性和模糊性；第二，模糊集合可以用来评估如交叉、包含、必要性、充分性等集合论关系（set-theoretic relationship）。这种集合论关系很难用一般线性模型等常规手段来描述。[63]这两点特征表明，模糊集合在试图描述多因间的复杂关系。

原因分析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多因转向的特征。近年来原因分析的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用“琐细的必要原因”（trivial necessary causes）和“同义的充分原因”（tautological sufficient cause）来排除那些缺乏分析意义的原因。琐细的必要原因是指那些在所有的案例中都存在、但同时对因变量的变化却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原因。例如，人的存在是革命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在分析革命产生时讨论人的存在这一问题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同义的充分原因是指那些相互包含在一起以致于分析者无法区分孰先孰后的原因。例如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例子，分析者很难辨别是工业化先于经济发展还是相反。[64]第二，发展出概率性的必要/充分原因分析。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关于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形成的分析便是典型的近似充分原因解释。[65]利博森认为，之前的原因分析（求同法和求异法）暗含了决定主义（deterministic）的假设，而在现实中，许多解释变量都无法被看作是完全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因此，他建议一种概率论的原因分析。[66]第三，研究者把约翰·麦基（John Mackie）提出的INUS原因运用到比较分析之中。INUS是指一种“组合式但非唯一的充分原因”。[67]原因分析这三方面的进展实际上都反映了多因转向的整体特征。第一点进展针对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的界定，这一界定对原因分析、质性比较分析和历史社会学等其他路径的多因解释都具有重要的支撑意义。第二点所描述的概率性原因实质也是一种多因分析。因为单因解释的本质是决定论，而多因解释的本质是概率论。某一原因的概率性表达无疑意味着其他原因在解释中占有一定的空间。第三点则更直接地表现为一种多因组合的模型。

比较历史分析在多因转向上集中表现为事件分析的发展。[68]事件分析主张在原因和结果之间考察关键事件的作用。安德鲁•艾伯特（Andrew Abbott）将这一趋势描述为“从原因到事件”（from causes to events）。[69]在事件分析中，有三种观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第一，事件本身是多种因素的历史聚合。如拉里•格里芬（Larry Griffin）将事件界定为一种“历史辐辏”（historical colligations）；[70]第二，事件和历史都具有某种偶然性。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认为，一些大的结果可能是由一些相对小的偶然性事件（contingent events）引发的；[71]第三，关键时刻（critical moment）或节点（junctures）具有特殊意义。如皮尔逊认为关键时刻或关节点塑造了社会生活和政治发展的基本轮廓。[72]这三种观点都与多因转向的趋势保持了一致。第一点本身就是多因的观点。第二点所强调的偶然性实际上也反映了多因的倾向。如前所述，多因解释往往预设每一种原因都存在其偶然性。第三点强调关键事件的特殊意义，而目前的一些新进展则尝试去探究关键事件之前的多种条件性原因，例如丹•斯莱特（Dan Slater）和埃丽卡•西蒙斯（Erica Simmons）关于“关键性前因”（critical antecedent）的讨论。[73]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加里•格尔茨（Gary Goertz）和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的双层理论。该理论是质性比较分析、原因分析和历史社会学三种路径的一个综合产物。在这一理论中，两位作者提出了基础层（basic level）和辅助层（secondary level）的双层分析结构。基础层代表理论的内核，主要关注需要研究的核心原因变量和主要结果。辅助层则关注比基础层低一些的处于非中心集合层面上的原因变量。就基础层和辅助层的关系而言，格尔茨和马洪尼梳理出三种模式：一、因果性关系，即辅助层变量主要通过帮助基础层生成近似性的原因变量来对结果变量施加影响；二、本体性关系，即从本质上看，辅助层变量就是组成基础层变量的那些要素；三、替代性关系，即每个辅助层变量都是该特定基础层变量的替代性实现手段。在对基础层的原因结构讨论时，格尔茨和马洪尼还提出了“必要原因同时具备”（conjuncture of necessary causes）和“等效性”（equifinality）两种结构。前者是指一组每个对结果都单独必要且联合起来充分的因果要素，而后者则是一组每个对结果都充分但却不必要的因果要素。两位作者将模糊集合法也引入到双层理论分析中，并结合历史社会学的经典作品——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双层理论是多因分析的一个重要进展。在这一理论中，以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为核心内容的原因分析、基础层和辅助层的双层原因结构以及双层结构间的多种关系模式等将这种多因分析演化为一个较为精致的理论模型。[74]

如上所述，在质性比较分析、原因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的新进展中，多因分析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潮流。换言之，整体来看，比较方法的第二波浪潮表现出明显的多因转向趋势。

五、多因转向与科学总体发展趋势的契合

上文总结了比较方法在第二波浪潮中出现的多因转向特征。这一特征与哲学和物理学等学科上表现出的宏观趋势是一致的。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前，对科学理论的追求往往强调一种基于简单性原则的决定论。简单性原则最形象的表述就是“奥卡姆剃刀”，即如果对于同一现象有两种不同的假说，我们应该采取比较简单的那一种。[75]这种简单性原则在牛顿力学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牛顿的经典原则是，如果某一原因既真又足以解释自然事物的特性，则我们不应当接受比这更多的原因。[76]在这一简单性原则之下，牛顿在其力学体系中构建了一种决定论，即只要给出世界在某一时刻的完整描述，那么在因果规律的帮助下，过去和将来的任何事件都能被准确无误地描述出来。换言之，在牛顿看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状况都是由因果规律完全决定的。牛顿的这些原则对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科学中许多科学化的努力都是以牛顿力学为模板的。[77]比较方法第一波浪潮中的单因解释也可以看作牛顿原则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表现。一般来讲，在发展早期，多数学科都会表现出这种基于简单性原则的决定论特征。

然而，自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1927年提出测不准原理之后，物理学的发展进入了非决定论的量子力学阶段。量子力学认为，在微观世界，由于系统中不存在一个可以用位置和动量的现在数值来描述的状态，那么从任何可观察的初始条件来预测事件未来的定律是不存在的。[78]这一观点意味着传统的决定论因果观念很难成立。量子力学对经典力学结论的动摇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自然科学中，这种影响表现为系统科学的兴起。[79]在社会科学中，这种影响则表现为对传统因果律的批判。这些批判在哲学层面上有较为深入和抽象的表现。这里主要以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和罗姆·哈瑞（Rom Harré）等哲学家的批判为例。

卡尔纳普首先总结了人们习惯的单因解释逻辑：“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要求一个事件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原因——死亡的唯一原因、撞车的唯一原因”。[80]卡尔纳普认为这种单因解释逻辑是有问题的。然后，卡尔纳普用交通事故这一案例来解释事件发生的多因背景：工程师会考察事故是否是由于路滑造成的；交警认为可能是由于司机违反交通规则而导致了事故；心理学家则认为司机的分心或焦虑可能是事故的原因；汽车制造师则可能从汽车自身设计或构造方面找寻原因。总之，卡尔纳普认为：“不能挑选任何一个单个原因作为唯一原因。事实上很明显，根本没有唯一原因这种东西。”[81]卡尔纳普认为，对原因的分析需要通过一种多因结构来完成：“如果在事故和一个先行事件之间发现一种因果关系，那么这先行事件必定是整个事前情景。”[82]

拉兹洛对单因的决定论也有一些精彩的批评。拉兹洛指出：“理论就象窗户框上的玻璃，只要它们本身是清洁的，看上去就是清清楚楚的，可外面的世界却不会变得象所有的玻璃那样一清二楚”。[83]哈瑞更为直接地讨论了密尔方法的单因取向及其不足。哈瑞用植物生长的例子来批评密尔的方法。哈瑞假设说，假如发现在炎热气候中植物生长得比在寒冷气候中更茁壮，那么根据密尔方法，就可以得出结论，植物的生长率是由温度差异导致的。很明显，这一结论没有考虑光的因素，即炎热气候下日光更为充足。密尔方法没有办法解决的是，当出现了光和温度这两个因素后，如何得出有效的结论。对于这个问题，哈瑞给出了一个多因解释：一定的温度是刺激生长所必需的，而光也是必需的（光似乎还是主要原因），同时，还有可能出现第三种因素（它是真正的原因，但人们还没有注意到，光伴随着第三种因素出现）。[84]

需要说明的是，比较方法的多因转向与这些哲学家们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卡尔纳普和哈瑞的分析都可以看成是一种明显的多因解释倾向。卡尔纳普无疑希望用一种多因结构来对其所举例的交通事故进行解释，而哈瑞也试图用多因结构来分析植物生长的案例。只是，哲学家的分析具有更强的思辨色彩，而比较方法的讨论尤为强调一种可操作性。

结语：结合单因与多因的贝叶斯分析

如上所述，本文主要从实然的角度描述了比较方法的多因转向趋势。在这里，本文并没有暗示说，多因分析比单因解释更具优越性。实际上，人类的许多认知都是在两种类别差异之间进行摇摆和平衡。只是，在比较政治领域，目前的这一钟摆恰好从单因摆向了多因而已。从应然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需要辩证地看待单因和多因的关系。单因和多因反映了不同的认知倾向和逻辑。单因更多反映了一种确定性的逻辑，而多因则表达了一种概率性的逻辑。如果放弃单因，人类就没有预期。如果放弃多因，人类则没有敬畏。因此，需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际上，比较政治研究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结合二者的努力。例如，之前提到的斯莱特和西蒙斯的研究便是一种单因解释和多因解释的复合。两位作者引用了麦克亚当关于美国黑人运动（1961-1965）的研究案例，并将其关键性前因的起点界定为1930年-1950年美国棉花经济的萎缩。由于棉花经济萎缩，导致南部农场主在国家的影响力流失（因素一）、大量黑人移民到北方（因素二）、劳工控制弱化（因素三）、农村黑人移民到城市（因素四）。在历史关节点上，因素一和因素二的作用表现为“黑人问题”的国家化、北方精英不再支持维持种族现状、黑人选举权增加等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而因素三和因素四则在本土资源上表现为黑人大学、黑人教堂以及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作用的不断提升，同时在认知解放上表现为黑人群体的集体归属感不断增强。所有这些因素加总起来导致了黑人运动的发生。[85]需要说明的是，斯莱特和西蒙斯并没有仅仅将棉花经济萎缩这一单一因素视为关键性前因，而是将其与因素一、因素二、因素三、因素四等一起（多种因素）视为关键性前因。但同时，斯莱特和西蒙斯也强调了棉花经济萎缩这一单因的特殊地位。因此，斯莱特和西蒙斯的分析实质是一种单因和多因的复合，即起源时的单因触发了多种条件因素的变化，最后由多种条件因素共同导致了结果的发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斯莱特和西蒙斯对单因和多因的复合只是一种简单的复合。因此，如何实现单因和多因分析的有机结合，便成为未来比较方法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笔者认为，贝叶斯分析（Bayesian analysis）的方法可能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一些启发。[86]贝叶斯定理是关于条件概率的定理，其规定了如何根据新的证据改变概率。例如，在赛马中，赌家赋予每匹马的概率取决于他对这匹马过去表现的了解，同时，赌家将根据新的证据（某匹马当天的表现）来改变这些概率。换言之，贝叶斯分析将先验概率和条件概率结合起来考虑。贝叶斯分析对整合单因和多因的启示是，原因分析可以以单因（将单一的关键性因素作为先验概率）为基础，同时充分考察事件发生的先行条件，根据这些条件再调整原因分析。同时，可以参考双层理论将关键性单因和先行条件之间的结构用逻辑图示表达出来。当然，本文在这里的讨论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方案，而在今后的研究中则需要构建更为明晰的分析模型。 

[1] 萨托利指出：“比较政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特性应该主要体现在其方法上。” Giovanni Sartori, “Comparing and Miscomparing,”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3, No.3, 1991, p. 243. 利帕特也指出：“在政治学的几个次级领域中，比较政治学是唯一一个具有方法意义而非实质内容意义的学科。‘比较政治’一词主要表明其如何进行比较，而非具体针对什么内容进行比较。”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5, No.3, 1971, p. 682.

[2] 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0月21日。

[3] 实验方法的一般形式是，设定两个相同的组，对其中一个进行某种激励，然后对两个进行比较，并且把两组变化的结果归因于这一激励。

[4]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5, No.3, 1971, pp. 683-693.

[5] 参见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4-113页。

[6] 杨光斌：《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比较历史分析》，《比较政治学评论》（待出）。

[7] 参见李路曲：《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李路曲：《从对单一国家研究到多国比较研究》，《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李路曲：《个案比较与变量比较方法在制度与政策分析中的应用》，《晋阳学刊》2011年第3期。

[8] 阿伦·利帕特：《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方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李陈华译，2006年第3期，第10-23页；[美]詹姆士·马洪尼：《质性方法论与比较政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高奇琦译，2012年第5期，第145-160页。另外，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编的《比较政治学前沿》第一辑为“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译文特刊（将于2013年2月出版），将推出一系列关于比较方法经典作品的译文。该组译文的核心观点将陆续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

[9] 这里对“比较方法”和“比较政治研究方法”作简要的区分。如前所述，“比较方法”是相对于实验方法、统计方法和个案方法而言的。而“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是指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比较方法”是比较政治研究中最重要的、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却也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实验方法、统计方法和个案方法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运用。

[10] 国内的这种理解受到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的影响。阿尔蒙德便持这种比较的归纳逻辑：“通过考察我们所不熟知的安排和假设，比较分析有助于拓展我们对政治可能性的认识。”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著：《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杨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11] 杨光斌：《蓄势待发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51期，2011年12月30日。

[12] “概念拉伸”是指，当一些基于西方国家经验的概念用在发展中国家之后，会出现概念的变形和误用。这里的拉伸是一种形象的使用。就好像一件小号的衣服（类比概念）穿在一个大人身上一样（类比概念的扩展使用）。

[13] Arend Lijphart, “The Comparable-Cases Strateg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eis, Vol. 8, No.2, 1975, p.163.

[14] Arthur L. Kallberg, “The Logic of Comparison: A Methodological Note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System,” Word politics, Vol.19, 1966, pp. 69-82.

[15] Harold Lasswell, “The Future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 No.1, 1968, pp.3-18; Samuel Beer,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the Study of British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 No.1, 1968, pp. 19-36.

[16]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pp. 682-693.

[17] Neil Smelser, Comparative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6.该著作很早就被译为中文。但是由于其作者斯梅尔塞更主要是一名社会学家，所以国内比较政治学者对这本著作的关注还明显不够。参见尼尔·斯梅尔塞：《社会科学中的比较方法》，王宏周、张平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8] 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4, 1970, pp. 1033-1036.

[19] Giovanni Sartori, “Guidelines for Concept Analysis,” in Giovanni Sartori, ed.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Beverly Hills: Sage, 1984, pp. 15-85.

[20] 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John Wiley, 1970, pp. 31-35.

[21] Henry Teune, “Measurement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1, No. 1, 1968, pp. 123-138; Arend Lijphart, “The Comparable-Cases Strateg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pp.158-177.

[22] 在与克里斯·德拉斯（Kriss Drass）1986年合作的研究成果中，拉金就开创性地提出了以计算机编码为基础的质性比较分析方法。Kriss Drass and Charles Ragin, QCA: A Microcomputer Package for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Data, Centre for Urban Affairs and Policy Research,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86.

[23] Charles C.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24] Charles C. Ragin,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25] Charles C. Ragin,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26] 卡茨运用模糊集合和回归分析对在1750－1900年间西班牙美洲的“大逆转”（Great Reversal）进行分析。在1750－1900年间，殖民地中最边缘的领地变成了最富裕的国家，而最中心的殖民地则变成了最贫穷的国家。为了解释这一大逆转，卡茨等人同时用回归分析和模糊集合法来检验他们提出的五个竞争性假设。最后，模糊集合分析得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强势自由派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概率性必要条件，以及密集的土著人口是社会发展的概率性必要条件。相比而言，回归分析却没有发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Aaron Katz, Matthias vom Hau and James Mahoney, “Explaining the Great Reversal in Spanish America : Fuzzy-Set Analysis Versus Regression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33, No. 4, 2005, pp. 539-573.

[27]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这本书出版之后激起了一系列关于它的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是1995年第2期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一组评论文章。之后，这本书的三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缩写KKV成为这一研究范式的标识。

[28] Gerardo Munck and Richard Snyder, “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07, pp. 5-31; Jack Levy,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Cross-Method Dialogue in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0, No.2, 2007, pp. 196-214.

[29] Evan Liberman, “Nested Analysis as a Mixed-Method Strategy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cence Review, Vol. 99, No. 3, 2005, pp. 435-452.

[30] David Collier and Robert Adcock, “Democracy and Dichotomies: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Choices about Concepts ”, Annual Reviews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1999, pp.561-562.

[31] Gary Goertz,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User’s Guid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32] John Gerring, “What Makes a Concept Good?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oncept Form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olity, Vol. 31, 1999, p. 357.

[33]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p. 206.

[34] James Mahoney,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2, 2007, p. 131.

[35] 这一领域的经典研究如下：Larry Griffin, “Temporality, Event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20, No. 4, 1992, pp. 403-427; Ronald Aminzade,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Time,”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20, No.4, 1992, pp. 456-480; Larry Isaac, Debra Street and Stan Knapp, “Analyzing Historical Contingency with Formal Methods : The Case of the ‘Relief Explosion’ and 1968,”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23, No. 1, 1994, pp. 114-141; William H. Sewell,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5, No. 6, 1996, pp. 841-881.

[36] 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2000, pp. 507-548;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2000, pp. 251-267.

[37]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8] 在《比较历史方法》一文中，马洪尼就把原因分析与比较历史分析放在一起讨论。James Mahoney, “Comparative-Historical Method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0, 2004, pp. 81-101.

[39] Gary Goertz and Harvey Starr, Necessary Conditons: Theory,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s,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40] 本文中使用的“单因解释”并不是说，相关研究只承认仅有一个解释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说相关研究力图发现某一最为重要的解释因素。本文中使用的“多因分析”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多种因素，而是同时强调原因的多样性以及原因间关系的层次性和复杂性。从内涵上讲，这里的“单因解释”和“多因分析”也可以置换为“简单解释”和“复杂解释”。这里之所以不用采用后面的表述，主要是因为“简单”和“复杂”这两个词在日常使用中夹杂了诸多的感情色彩。

[41] 也有学者如基恩·德菲利斯（E.Gene DeFelice）主张用这一方法进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Gene DeFelice, “Causal Inference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19, No. 3, 1986, pp. 426-429.

[42] Theda Skocpol and Margaret Somers, 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2, No. 2, 1980, p. 184.

[43] 该图表参照了以下两个文献：Todd Landman：《最新比较政治的议题与途径》，周志杰译，台湾韦伯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Theda Skocpol and Margaret Somers, 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2, No. 2, 1980, p. 184.

[44] 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1970, p. 35.

[45] 利帕特认为，最好的比较研究是可比案例策略（Comparable-Cases Strategy），而这一方法的实质就是求异法。参见Arend Lijphart, “The Comparable-Cases Strateg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eis, Vol. 8, No.2, 1975, pp.158-174. 安德鲁•福尔（Andrew Faure）认为，求同法已经接近统计方法的逻辑。 Andrew Faure,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6, No. 3, p. 315.

[46] Gene DeFelice, “Causal Inference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19, No. 3, 1986, pp. 420-421.

[47] Stanley Lieberson, “Small N's and Big Conclus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asoning in Comparative Studies Based on a Small Number of Cases,” Social Forces, Vol. 70, No. 2, 1991, pp. 307-320.

[48] 维克汉姆－克罗利试图证明，在小地主占大多数的波利维亚，叛乱活动较少，而在农民基本上得不到土地并备受压迫的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叛乱活动则得到支持。Timothy P. Wickham-Crowley, Guerrillas and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surgents and Regimes since 195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2-117.

[49] 沃尔夫选择了墨西哥、俄罗斯、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等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求同法的案例比较。E.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9, pp. 282-302.

[50] G. Luebbert, Liberalism, F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 Social Class and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Regimes in Inter-war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51] 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1970, p. 34.

[52] Charles C.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20.

[53] Charles C.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p. 26.

[54] 在这里大写字母表示出现，小写字母表示不出现，*表示同时，→表示导致。这些都是布尔代数中的标记方式。

[55] 这里特别说明下布尔代数和传统代数的区别。与普通代数中字母所指代的一般为数（可能是是实数，也可能是实数和虚数组成的复数）不同，布尔代数中字母所指代的是两个对立的状态：存在与不存在。在比较政治分析中，一般用大写字母来表示存在，用小写字母来表示不存在。另外，与普通代数进行的数学运算不同，布尔代数对字母进行的是各种逻辑运算。布尔代数的逻辑运算有逻辑乘（“与”运算），逻辑加（“或“运算）和求反（“非”运算）三种基本运算。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逻辑运算。假设两个不同组合A*B与A*b都可以导致结果Y（A*B＋A*b→ Y），根据布尔代数的运算可得到A →Y。

[56]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对这一问题中的布尔代数编码以及运算过程进行更为细致的描述。

[57]  Alexander Hicks, Joya Misra and Tang Nah, “The Programmatic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tat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No. 3, 1995, pp. 329-349.

[58] 在俾斯麦路径和自由－劳工路径中，天主教政府的因素是不存在的，而在天主教父权路径中，这一因素又是必须存在的。因此，讨论天主教政府这一因素在福利国家巩固中的作用需要放在具体的情境中。

[59] 模糊集合是相对于古典集合而言的。古典集合是指具有某种属性的对象的全体。这种属性所表达的概念应该是清晰的、界限分明的。因此每个对象对于集合的隶属关系也是明确的，非此即彼。用集合语言来表达，对于古典集合A，论域E上的任一元素X，要么属于A，要么不属于A，二者比居其一。古典集合的缺点是，它对于一些模糊的概念如年轻、高大、漂亮等无法进行描述，而模糊集合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模糊集合就是指具有某个模糊概念所描述属性的对象的全体。古典集合用特征函数来表示，模糊集合用隶属函数来表示。

[60] 譬如，我们定义“高个子男人”的模糊集合，并假定身高1.8m以上的男人为高个子，1.6m以下的不是高个子。那么，当x1.8时，x的隶属度为1。同时，身高处于1.6和1.8之间的男人也可以用数值来表示他与“高个子男人”这个集合的隶属度。譬如，当x＝1.65m时，它的隶属度是0.125，当x＝1.70m时，它的隶属度是0.5，当x＝1.75m时，它的隶属度是0.875。

[61] 拉金等人开发的fsQCA 2.0便是最常用的计算软件。

[62] James Mahoney,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p. 131; Charles Ragin and Paul Pennings, “Fuzzy Sets and Soci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33, No. 4, 2005, p. 425.

[63] Charles Ragin and Paul Pennings, “Fuzzy Sets and Soci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33, No. 4,2005, p. 425.

[64] James Mahoney, “Comparative-Historical Method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0, 2004, p. 83.

[65] 埃特曼试图分析中世纪结束前后欧洲国家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国家体制。埃特曼首先比较了奥托·欣茨（Otto Hintze）、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然后用14个国家的案例来验证这些理论，结果发现至少会有4个以上的案例与这些理论矛盾。在此基础上，埃特曼提出了一个三组两分法的变量解释，其强调管理政府与参与政府的区分、1450年前与1450年后地缘政治竞争的区分、强力的代表性社团是否存在等三个向度的因素。运用新的解释，埃特曼发现，在14个案例中，12个得到成立，2个案例（瑞典和丹麦）出现了偏差。因为这两个偏差案例的存在，所以埃特曼无法将将他的解释变量看成是结果的充分原因，而只能看成是近似的充分原因。同时，埃特曼的解释变量比之前学者的变量更接近充分原因。参见马洪尼对埃特曼的分析。James Mahoney, “Strategies of Causal Assessment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James Mahoney,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45.

[66] Stanley Liberson, “Small N's and Big Conclus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asoning in Comparative Studies Based on a Small number of Cases,” Social Forces, Vol. 70, No. 2. 1991, pp. 307-320.

[67] 麦基用电路短路与房屋着火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因。麦基借用了保险公司专家的口吻来描述：“实际上，电路短路是房屋着火的一个条件，同时这一条件还需要与别的条件结合才会构成着火的一个充分条件。而且，要证明这个组合起作用，还需要排除可能造成房屋着火的其他充分原因组合。”John Mackie, “Causes and Conditions,” in Ernest Sosa and Michael Tooley, eds., Caus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34. 后一句说明，电路短路的组合并不是房屋着火的唯一充分原因。

[68] 事件分析可以被看作是时序分析的一个分支。

[69] Andrew Abbott, “From Causes to Events: Notes on Narrative Positivism,”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20, No. 4, 1992, p. 428.

[70] Larry Griffin, “Temporality, Event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20, No. 4, 1992, p. 417.

[71]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2000, pp. 251-267.

[72]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pp. 251-267.

[73] Dan Slater and Erica Simmons, “Informative Regress: Critical Antecedent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3, No.7,2010, pp. 886-917.

[74] Gary Goertz and James Mohoney, “ Two-level Theories and Fuzzy-set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33, No. 4, 2005, pp. 497-538.

[75] 罗姆·哈瑞（Rom Harré）认为，密尔求同法和求异法可以被称为归纳方法，而“奥卡姆剃刀”的提出者威廉·奥卡姆是这种归纳方法的最早提出者。[英]罗姆·哈瑞：《科学哲学导论》，邱仁宗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76] 牛顿诙谐地指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什么多余的原因来夸耀自己。” [美]H.S.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王福山等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3页。

[77] 例如，在《人性论》中，休谟力图模仿牛顿建立一个关于人性的力学体系。另如，经济学的分析模型的发展多数都有牛顿力学的痕迹。再如，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奠定者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便是在以物理学（牛顿力学）和经济学为模板的基础上构建的。华尔兹高度评价了这两个学科的科学性：“科学的发展，无论是物理学还是经济学，都是通过远离对世界的直接经验，然后对其加以高度抽象的描述而获得发展的。”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中文版前言”，载[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78] 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瓦托夫斯基指出，“经典的、严格的决定论似乎要求在任何给定时刻中，世界的状态都是唯一地确定的。然而，状态总是同状态的某种模型紧密联系在一起；显然，只要在量子层次上不存在依据空间－时间定位的同时（真正瞬时的）值来充分确定的状态，那么，在经典粒子模型中的严格的决定论就失效了。”[美]M. W.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页。

[79] 系统科学的新发展更集中地表现为复杂性科学，而后者则主要表现在系统论、控制论、人工智能、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理论等领域。

[80] [美]卡尔纳普：《科学哲学导论》，张华夏、李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

[81] [美]卡尔纳普：《科学哲学导论》，第186页。

[82] [美]卡尔纳普：《科学哲学导论》，第186页。卡尔纳普在另一处也明确表达了这种多因取向：“为了充分地分析这些原因，必须考察一切有关的条件，一切不变的条件和变化的条件。实际情况可能表明，许许多多不同条件对最终结果都有重要的影响。” [美]卡尔纳普：《科学哲学导论》，第185页。

[83] [美]E. 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闵家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拉兹洛还深刻地指出：“尽管科学理论要比现实世界简单，但无论如何它必须反映现实世界的基本结构。因而，科学必须谨防一味地追求简单而丢掉了那种结构；真要是那样的话，就是把小孩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了。” [美]E. 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第11页。

[84] 该处译文略有调整。[英]罗姆·哈瑞：《科学哲学导论》，邱仁宗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

[85] Dan Slater and Erica Simmons, “Informative Regress: Critical Antecedent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3, No.7, 2010, pp. 892-893.

[86] 实际上，在国外已经出现了一些用贝叶斯分析来整合复杂解释和简单解释的尝试。参见Bruce Western, “Bayesian Thinking about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7, No. 2, 2001, pp. 353-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