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学科建设背景下的旅游管理专业认同

引言

学科独立,长久以来都是旅游学术界的追求目标。几代旅游学人（T-generation）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始终未有结果。近几年,“创建旅游管理一级学科”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引起了旅游学界、业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2012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将原本隶属于“工商管理类”下的“旅游管理”专业进行优化调整,升级为“旅游管理类”（代码：1209）,下设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3个基本专业。此次调整,给旅游学科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遗憾的是,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最新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2015年修订）中,“旅游管理”仍处于“工商管理”门类之下,无独立学科地位。这种学科设置给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学校管理、旅游产业发展等带来诸多问题：一方面,学生的学科（专业）认可度低、毕业生行业内就业率偏低、企业人才流失严重等现象普遍存在（龙江智,2005;保继刚、朱峰,2008）;另一方面,由于学科地位限制,旅游院校人才培养常陷入被压缩、兼并与分流的困境（保继刚、赖坤,2016）,同时造成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的结构性失衡,极大地影响了国家战略的实现（余昌国、曾国军,2016）。因此,厘清旅游学科发展和专业教育现状,摆脱旅游学科尴尬境地,寻求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的突破成为旅游学界和教育界现今的一个重要课题。

专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是旅游学科建设和旅游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处于学科专业内部的个体所建构的“身份特征”,并使个体呈现出不可替代的“专业性”和“与我同一”的认可度（Beijaard,Meijer &Verloop,2004;王顶明、刘永存,2007;赵康,2011）。同时,专业认同也是表现学习者认可自身价值和追求职业发展目标的重要衡量指标（白凯、倪如臣、白丹,2012）。因此,对于受教育者来说,专业认同关系到学习生涯和职业选择,甚至可能影响到他们未来对待工作的态度（Kim,McCleary & Kaufman,2010;Richardson,2010;黄芬,2015）。而对于整个学科（专业）发展而言,专业认同感的培育不仅有助于推动学科内部个体的自我认同和专业身份建构,同时也有助于孕育、提升自内而外的学科“辐射力”,对于旅游学科突破和升级的作用不言而喻。

虽然,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管理专业认同,并进行了有益探索（胡志海、黄和林,2006;白凯、倪如臣、白丹,2012;邱宏亮、范钧、吴雪飞,2013;黄远水、宋子千、熊伟等,2015）,但是,此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鉴于此,本研究欲在梳理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对其专业认同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揭示旅游管理专业认同的结构维度和影响因素,希望能够唤起人们对于旅游管理专业认同的关注,并对旅游学科专业优化有所参考。

认同（identity）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陈国强,1990）。通常来说,认同可分为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两类（Gómez & Vázquez,2015）。个人认同是个体对自我独特性的意识,即个体在时空上确立自己是同一个人而不是其他人,是个人特有的自我参照;社会认同则是个体对自己处于一定社会群体、社会类别或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y）的意识（张敏,2006;张莹瑞、佐斌,2006）。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认同”提出了众多的解释,使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分化、难以统一（王歆,2009）。但从现有理论中,至少可窥出以下共识：（1）“认同”是人们对自身同一特性的意识或内在界定,它不是一个人固定不变的态度,而是一种相对的现象;（2）“认同”是一个在主体内部发生、发展,并受到环境制约的过程（张敏,2006）。也就是说,认同是某一个体（或群体）在社会情景中对自身同一性或我群一致性特征的动态认知和持续建构过程。

专业认同是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在“专业”领域（教育学）的延伸和具体化。它是指个体（或群体）对所学（或所从事）专业的接受与认可,并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和主动的行为去学习与探究,表现为在诸多专业中将某一专业视为与自我同一的“我者”和“类属”,而将其他专业视为“他者”（王顶明、刘永存,2007）。也就是说,专业认同是在社会系统中从事某种专业的人所具有的一种社会身份特征（赵康,2011）。在专业认同的概念维度中,包括认知、情感、持续3个子维度,涉及学生对所学专业的理解、个人与专业的情感连接、持续性的专业认同及积极的行为外在表现（王顶明、刘永存,2007）。换言之,专业认同是一个由“认知”“情感”“行动”等要素构成的多维概念。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一些学者将“专业认同”等同于职业认同（career identity）,或者将其视为职业认同的一部分（Beijaard,Meijer &Verloop,2004;秦攀博,2009）,但本文所研究的“专业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自己所在专业（major）或学科领域的一种接受和认可,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职业认同。同时,专业认同概念中也包含了某些职业或职业认同的相关要素,且可能对职业选择和发展产生一定影响（Beijaard,Meijer &Verloop,2004;胡忠华,2007;官春兰、王雁、张丽敏,2011;Goldie,2012）。此外,有学者将“专业认同”外延扩展至学科建设领域,并提出了“学科认同”（discipline identity）的概念（白凯、倪如臣、白丹,2012）。同样,本文在研究内容中也将涉及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相关内容。但是为了保证研究理论的延续性和可溯性,本文将与教育学领域内现有相关主流研究用语保持一致,仍使用“专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一词。

专业认同是一个动态概念,常受到内外部多种要素的影响。学者们研究发现,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个体因素,如人格类型、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就读/报考原因、学业成绩等;二是外部因素,如学校特征、专业特征、社会认可、政策环境等（胡志海、黄和林,2006;Lamote & Engels,2010;官春兰、王雁、张丽敏,2011;Fuller,Goodwyn & Francis-Brophy,2013;杨慧雅、张建伟、金海萍,2017）。在这些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个体的专业认同常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随着旅游学科的深入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管理专业的专业认同。白凯、倪如臣和白丹（2012）在研究中引入“学科认同”的概念,并对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科认同测量量表进行了开发和验证。他们的研究发现,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科认同由专业教学、专业前景、专业意识、职业发展、专业投机、社会偏见、专业归属等7个维度构成。类似地,邱宏亮、范钧和吴雪飞（2013）开发出了一个包括专业教学与专业归属、专业前景、专业意识、职业发展等4个维度的酒店管理专业认同测量量表。可以发现,上述两个研究都涉及“专业认同”中的认知、情感、行动等概念要素,且在具体的构成维度上也互有重叠,但前者包括了后者并未涉及的社会评价（社会偏见）和学生学习特征（专业投机）。那么到底上述两者的研究结论是否合理,且是否能够得到更为广泛的检验?同时,是否还存在其他的结构维度?这些成为本文的重要研究内容。

同时,现有部分研究还对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个人特征对专业认同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检验。邱宏亮、范钧和吴雪飞（2013）研究发现,性别、志愿类型、入学前对专业了解程度等对专业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同样,胡志海和黄和林（2006）以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发现,性别、人格类型与专业认同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同时,他们还指出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度较低,且受到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需要进行教育引导。虽然学者们的研究对于了解学生个人特征与专业认同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是对于作为“外部因素”的专业特征、院校特征等缺乏研究。尤其旅游管理专业属于一个“无历史”（历史较短）、“广基础”（跨学科）的新兴学科,且在历次教育部学科调整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逐渐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学科,专业/学科特征、院校特征等对专业认同的影响程度可想而知。但这方面尚待研究验证。故此,综合检验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个体因素（个人特征）和外部因素（院校/专业特征）对专业认同的影响关系也成为本文的另一个研究内容。

总的来看,虽然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管理专业认同问题,但是此领域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同时,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某区域内的一所或几所高校的抽样调查,缺乏全国样本的总体研究。本研究将在参考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学生为调研对象,构建旅游管理专业认同量表,并通过全国范围的大样本抽样数据对专业认同构成维度及影响专业认同的个体因素（个人特征）和外部因素（院校特征）进行检验。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3个问题：

（1）旅游管理专业认同是由哪些维度（因子）构成的?

（2）不同的个人特征变量在旅游管理专业认同上是否存在差异?

（3）不同的院校特征变量在旅游管理专业认同上是否存在差异?

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旅游教育和旅游学科发展现状特征对问卷进行初步设计。（1）专业认同。首先,参考胡忠华（2007）,白凯、倪如臣和白丹（2012）,Wilson、Liddell和Hirschy等（2016）的相关研究,以及上文“文献回顾”中涉及的其他相关研究,初步设计出本研究的旅游管理专业认同量表。然后,针对我国旅游管理专业学科发展现状,增加了一些能够反映旅游教育特征和学科建设现状的题项,例如“我觉得‘旅游’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我觉得其他专业师生对旅游专业普遍持认可态度”“我觉得社会大众对旅游专业普遍持认可态度”。最终,形成了共包括30个题项的旅游管理专业认同量表。此部分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要求应答者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的等级方法来表明自己的态度。（2）被调查者的基本特征。主要涉及个人特征和院校特征两方面,共10个题项。其中,个人特征包含性别、年级、专业成绩、专业录取方式、家庭所在地等;院校特征包含大学类型、专业办学历史、依托主干学科、院系设置、大学所在地等。此部分题项均为单选题。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全国旅游管理专业的在校大学生。2016年10月9日至12日,以笔者所在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部分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预调查。根据调查效果和被调查者的反馈意见,对问卷的题项语句、布局等作了适当修改和调整,形成正式调查问卷。同时,统计出作答调查问卷所需的时间,平均约为3分钟。2016年10月13日至24日,将典型调查和随机调查相结合,利用“滚雪球”方式在网络上进行正式调查。首先,对开设“旅游管理”专业历史较久且在学界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部分高校（如中山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行有针对性地问卷发放（网络调查）。同时,通过即时聊天软件对全国其他旅游高等院校学生采取随机分发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调查过程中,调研人员随时监测问卷作答情况,并适时调整问卷发布方式和时段。最终,共收集问卷2 705份,剔除无效问卷（如填写时间小于3分钟、所有题目都选择同一个答案的问卷）574份,剩余有效问卷2 131份,有效率78.8%。

表1反映了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其中,个人特征方面,男性占18.2%,女性占81.8%;大一和大三学生的样本较多,分别占30.3%和32.1%;专业成绩一般的最多,占67.0%,其次是较好的,占28.9%;专业录取方式为第一志愿和调剂录取者最多,分别占38.2％和24.7％,最少者为第三志愿,占9.5％;家庭所在地以农村居多,为47.3％。而院校特征方面,所在的大学类型,非“985”和“211”高校者最多,占37.0%,“985”高校最少,为6.2%;旅游管理专业办学历史多数在20年以下,占81.8%,30年以上者最少,占8.8%;旅游管理专业发展依托的主干学科中,管理学最多,占71.4%,外语所占比例最少,为3.8%;旅游学院（系）设置中,有单独的旅游学院或单独的旅游系者最多,分别占48.6%和40.9%;大学所在地为东部者最多,占55.0％。

表1   被调查者的基本特征（N=2 131）

Tab. 1   Characteristics of survey respondents（N=2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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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统计软件SPSS22.0和Amos23.0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专业认同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以便确定其结构维度。为保证研究信度,本文将2 131份有效问卷随机分为两个子样本：子样本S1（n=1 082）和子样本S2（n=1 049）。其中,S1用作探索性因子分析,S2用作验证性因子分析。而后,在此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验证个人特征和院校特征对专业认同的影响关系。

在对旅游管理专业认同量表进行结构维度分析前,首先利用SPSS22.0对样本总体进行信度分析,可以发现专业认同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949,远大于0.7的标准,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数据信度较好。

首先利用子样本S1（n=1 082）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以提取专业认同的构成维度。根据因子分析的前提要求,首先对量表数据进行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专业认同的KMO值为0.960,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18 420.184（df=435）,Sig.值为0.000,表明原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萃取公因子,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对公因子进行旋转,保留所有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结果显示,可以从旅游管理专业认同量表的30个选项中萃取出4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8.987%。此时根据以下标准对题项进行筛选：（1）删除旋转后因子载荷值小于0.4的题项;（2）删除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因子下,载荷值都大于0.4的题项;（3）删除公因子下只有1道题的题项（黄颖华、黄福才,2007）。经过筛选,删除5个题项（“X12：通过专业学习,我逐渐形成了旅游服务意识”“X13：我逐渐形成了从旅游专业看问题的视角”“X14：我会按照旅游专业规范发展和要求自己”“X26：我觉得旅游专业学生毕业后就业前景良好”“X27：家里人对我学旅游专业是理解和支持的”）,留下25个题项。

根据上述方法再次进行分析,经过两轮萃取和筛选,相继删除题项X1（我对专业课程学习全身心投入）和X28（我觉得旅游从业者的社会地位普遍较高）,留下23个题项。最终,数据的KMO值为0.944,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13 652.281（df=253）,Sig.值为0.000,表明适合进一步做因子分析。分析发现可以萃取出4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775%,且各公因子的克朗巴哈系数均大于0.8,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可靠性。根据表2的因子载荷矩阵,并参考各个因子所表达的题项含义,可以将4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情感归属”（F1）、“专业教学”（F2）、“专业学习”（F3）和“社会认可”（F4）。

表2   专业认同的探索性因子分析（n=1 082）

Tab. 2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n=1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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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FA的基础上,对子样本S2（n=1 049）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以确保旅游管理专业认同维度结构的合理性。根据测量模型的聚敛效度和区分效度的分析结果,并参照模型拟合度的调节建议,删除X18（和本专业师生在一起,我有一种归属感）和X21（我觉得“旅游”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两个题项。最终,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χ2（177）=498.355,p=0.000,χ2/df=2.816,GFI=0.957,AGFI=0.944,NFI=0.957,CFI=0.972,RMSEA=0.042,SRMR=0.037）均比较理想。同时,在旅游管理专业认同的测量模型中,21个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表明这些观测变量对相应的潜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见表3）。

表3   专业认同的验证性因子分析（n=1 049）

Tab. 3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n=1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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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析出量（AVE）来进一步检验测量模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一方面,结果显示旅游管理专业认同各维度的CR值均超过0.7的标准阈值,表明测量模型中的潜变量均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同时,各维度的AVE均达到或超过0.5的标准阈值,说明各潜变量的观测变量的平均解释力较强（见表4）。因此,该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聚敛效度。另一方面,表4中各维度AVE的平方根均大于该维度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表明该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4   专业认同的区分效度分析（n=1 049）

Tab. 4   Results of discriminant validity testing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n=1 049）

注：（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