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2024-06-29 19:46|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摘要】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建交4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也进入了新时代。然而，中美关系不会滑入冷战对抗的陷阱，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在表层上呈现为战略性竞争，但在深层结构上呈现为一种制度化协调。决定中美关系未来的关键是能否通过制度化的协调与合作来稳定中美关系，推动建立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共同构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中美复合体。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以及怎样发展中美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直接左右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战略态势的走向。

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此影响，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因素上升，引发了各方高度关注。尤其是针对新兴大国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的“修昔底德陷阱论”“临界点论”“中美脱钩论”“中美新冷战论”等学说间的争论，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关注。有观点认为中美关系的前景是悲观的，中美关系难以走出历史上大国间发生冲突的老路。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制裁中兴及44家中国军工企业、美国要求加拿大引渡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等事件的爆发，中美关系越来越呈现出战略性竞争的倾向。如何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本质和逻辑，如何应对中美关系的摩擦与竞争，是摆在两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要课题。一、4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从历史上看，中美两国人民有着长期的友好交往和全面的合作关系，美国自立国之初就与中国存在商贸往来。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军民并肩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彼此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二战后，受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影响，中美两国在30年内没有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但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在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建交40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尽管历经曲折，但始终保持向前发展的势头。中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开展了广泛交流与合作，已经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美关系发展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值得双方镜鉴。（一）元首互动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分歧管控的“定海神针” 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元首外交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引领角色。2013年6月7—8日，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致力于构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通过“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叙秋”“西湖长谈”等一系列元首外交活动，在战略上达到了增信释疑的效果。 2017年初，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以后，习近平主席多次与其通信通话，积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2017年4月6-7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习近平指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会晤期间，中美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同年11月8—10日，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同意加强两国高层和各级别交往，扩大经贸、科技、文化等各领域交往合作，进一步规划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框架和路线图。然而，自2017年底开始，美国接连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战略文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并在经贸、高科技、台湾、南海、西藏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损害中方利益的举措，尤其是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并不断采取各种升级举动。面对美方损害中方利益的单边主义行径，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奉行相互尊重、平等诚信的对话解决方式。中美关系牵动世界目光，关乎各国利益。中方始终强调通过对话来解决矛盾和分歧，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敞开，但对话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严守信用的基础上。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沟通，同意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为解决中美间存在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作出新的战略规划。双方就经贸问题展开的讨论富有建设性，有效阻止了经贸摩擦进一步扩大升级，推动双方重回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轨道，确立了谋求合作共赢的共同目标，对外释放了积极和正面的预期，再一次证明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战略引领效应。（二）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也是中美关系摩擦竞争的“推进器” 中美经贸关系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继续深化发展，双边贸易、投资保持稳步增长，高层经贸对话机制成果丰硕。美国是中国第六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根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5837亿美元，同比增长12.3%；中国顺差2758.2亿美元，同比增长9.9%。两国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300亿美元；截至2017年12月底，美国累计在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84万家，实际投资超过825亿美元。中美经济关系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链条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美经贸合作深入发展的同时，两国经贸摩擦有所增多。美方认为，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国吃亏了，因而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经贸规则、结构改革等问题上指责中方，频频挑起摩擦，实施“长臂管辖”制裁中国企业，甚至在2018年11月30日新签订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中增加了被西方媒体认为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阻止墨西哥和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自贸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合理合法的权益。一些美方人士甚至炒作“中美经济脱钩论”，意在切断中美两国紧密的经济联系，封锁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军工产业，甚至通过WTO改革等在规则体系上孤立中国，阻挠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美国保护主义、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不断强化，给中美关系和世界经济都带来严峻挑战。事实上，中美贸易不平衡归根到底是由两国经济结构和国际产业分工决定的，美国对华贸易产生的大额逆差，是由包括产业链、经济结构、美国自身低储蓄率、美国政策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责任不在中方，中方也并不追求对美贸易顺差，希望贸易走向平衡，而且顺差和逆差并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同时，美国政府限制民用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经常出现中国想买而美国不想卖的情况，助长了贸易赤字。因此，美方把逆差责任归结为中方是找错了原因，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是开错了药方，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对谁都没有好处。中美经贸关系还是应该回到合作共赢的轨道上来，这是中美关系40年发展的重要经验。（三）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增长点”，更是中美人民互尊互信的“播种机” 社会与人文交流对话是中美关系发展新的增长点，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柱。近年来，中美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执法等领域交往频繁，各项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49对友好省州和222对友好城市。2017年，中美两国人员往来532.7万人次。中国是美国第一大国际学生来源国，2017年，中国有18.21万人赴美留学；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41.91万人在美留学，美国有2.39万人在华学习。在推动中美社会和人文交流的过程中，双方共同发起和创立了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

最初，这一对话机制是由中国政府提出来的。2009年4月，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访美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晤，提出扩大中美人文交流和建立双方高层磋商机制的建议，得到美方积极回应。同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决定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并将其写入联合声明中。中美两国政府的目的是要“把散落在各个不同机制中的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交流整合成一个全新的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从而使“中美关系具有更加深厚的民间对民间、文化对文化的意义”，“为中美关系可持续发展找到一个更深厚的根基”。2017年，中美建立社会与人文对话机制，为人文交流确立了新的行动框架。

中美人文交流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有些人攻击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炒作所谓的“锐实力”(sharp power)概念，批评中国推动的人文交流被政府控制，意在对西方国家进行价值观渗透、干预西方国家文化领域各种自由。“锐实力”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在2017年12月5日发布的《锐实力：崛起的威权影响力》报告中，认为中国的人文交流是对美国的“影响”和“渗透”，甚至把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美国学习、开展汉语教学项目等都当做威胁。后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中国“锐实力”如何在国外平息批评？》的文章，认为中国的“锐实力”是一把“能穿透文化壁垒，改变西方价值观的利刃”。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的报告，罗列了一系列中国针对美国企业、媒体、智库及学生的“游说行为”，并警告美国人应该认识到中国在美的“渗透和影响”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威胁。其实，所有这些指责都是带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将合法交流和非法活动混为一谈，在人文交流上坚持双重标准，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得人心的。中美两国人民只有坚持走润物无声的人文交流之路，才能达到增信释疑、民心相通的目的，这也是发展中美关系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四）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兴领域，更是巩固和稳定中美关系的强大堤坝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在中美双方都重点关注的网络安全合作领域，“合则立”成为双方的共识。自2015年9月中美元首达成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安全保护的五项共识后，双方在打击网络犯罪、开展网络保护、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这些合作减少了误判和分歧、增进了交流，务实坦诚地提升了两国在网络空间的共识。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海湖庄园会晤又将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机制确立为中美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之一，开创了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领域依法、对等、务实、真诚合作的新时代。

执法合作是中美对话的重要领域之一。2017年10月4日，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双方在对话中本着相互尊重、依法对等、坦诚务实的态度，就反恐、禁毒、打击网络犯罪、追逃追赃、遣返非法移民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广泛共识和务实成果。在非法移民遣返领域，双方计划在此轮对话后三个月内建立一个可重复的程序，确保及时核实非法移民身份。在禁毒领域，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在毒品管控和执法领域的合作，包括就打击贩运新精神活性物质、打击非法生产和贩运芬太尼毒品开展合作。在网络安全领域，双方在维护网络安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合作取得积极成效，对增进协作起到积极作用；双方重申将继续落实此前达成的共识和合作文件，保留并用好已建立的热线机制。在追逃领域，双方同意建立联合工作组，共同梳理逃犯情况，确定重点个案，开展追逃行动。中美双方在对话期间还谈到了网络反恐的问题，双方都认为应加强互联网反恐协作，特别要加强网络情报交流。双方还特别提到，凡是发现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针对两国进行恐怖活动的情报，应快速交流，以有效防范各类恐怖行为。把中美在执法及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打造成两国关系的新亮点，使之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正能量。此外，两军交流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6月和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两次会晤，就两军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军事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近年来，两军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双方深化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和中美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等两军互信机制，在高层交往、机制性对话与磋商、中青年军官交流、联演联训等方面取得进展。尤其是中国海军首次应邀参加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2014”军演，双方在2014年签署《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互信机制备忘录，标志着两军互信和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然而，2015年初，随着中国南沙岛礁建设取得进展，美方开始炒作所谓的“南海军事化”，在公开和官方高层交流渠道中批评中国的岛礁建设。2018年5月23日，美国以中国在南沙岛礁部署了对空和对海导弹以及电子干扰设施为由，宣布取消对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平洋2018”联合演习的邀请，以此对中国“持续军事化南海”施压。当然，中美作为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水平均不同的两个大国，相互间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分歧，现在的问题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同时，由于双方交往日益密切、利益高度融合，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完全“脱钩”，彼此隔绝。中美交往40年来的风雨坎坷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和启示，集中到一点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站在中美建交4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经验，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大局和方向。保持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既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二、新时代的中美关系：表层战略性竞争经过40年的发展，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影响世界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力量。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推动中美关系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美竞争是战略性竞争，其核心是角逐全球资源配置的游戏规则。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全球资源配置按照经济规律将中美两国已经深度融合在一起，呈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如何分配庞大的资源和利益，是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中美两国是不同类型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甚至地理位置都处于相反的两端，无论是国内制度上还是在国际规则上，中美都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因此，新时代的中美关系是一对复杂的双边关系，既存在庞大的共同利益，也存在根本的政治差异，由此决定了中美竞争必然是全方位的战略性竞争，几乎所有领域都可成为中美竞争的角斗场。因此，近年来，中美战略性竞争覆盖了几乎所有领域，台湾、贸易、西藏等老问题依旧存在，网络、海洋、太空、技术、知识产权等新问题层出不穷。

事实上，中美战略性竞争从2010年就开始了，奥巴马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中美战略性竞争的重要表现。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中美战略性竞争首先从贸易领域启动。尽管2017年中美在经贸领域进行了频繁的沟通，但从2018年1月开始，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采取为期四年和三年的全球保障措施，并分别征收最高税率达30%和50%的关税”。3月9日，特朗普正式签署关税法令，“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针对美方这一单方面加征关税的行动，中方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实施日期将视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情况，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另行公布。面对来自中方的反制，4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7月6日，美国开始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中美在经贸领域中的摩擦升级在2018年轮番上演，对市场信心形成了极大冲击，造成股市严重下挫，从3月底至8月上旬，上证指数跌了约500点，跌幅约15%，纽约三大股指也出现急剧波动。2018年12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双方达成重要共识，决定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并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持续一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在两国元首的管控下暂时休兵。

长期以来，经贸关系被视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然而，2018年以来，中美在经贸关系上激烈博弈，并与高科技制裁、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战略性竞争的特征。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七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引发中兴陷入经营危机。尽管在中国领导人努力下，美国政府有条件地解除了相关禁令，但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的战略已经明确。8月1日，美国《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网站上公布了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将44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正式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11月19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提出了一份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框架方案，列出了14个考虑进行管制的领域，包括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数据分析、量子计算、机器人、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12月1日，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CFO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她，进一步向外界释放出美国战略打压中国高科技的信息。从贸易争端到科技冷战的升级，进一步印证了美国对中国启动战略性竞争。除了经贸和高科技之外，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西藏问题等传统中美关系争端也上升到战略博弈的高度。在台湾问题上，2018年3月16日，不顾中方多次抗议和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鼓励美国与台湾“官员”互访的“与台湾交往法案”(HR535，U．S．－Taiwan Travel Bill)，该法案有关条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给中美合作造成严重干扰和损害。在南海问题上，自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在南海开展多次“航行自由行动”，甚至还制定了所谓“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日程表”，以展现挑战中国南海主权声索的“连续性”，增大了擦枪走火的危险性。在西藏问题上，2018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西藏旅行对等法”(HR1872，Re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Act of 2018)，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证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该法案罔顾事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以上事实充分表明，美国已经将中国锁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战略竞争已经不可避免。2017年底以来，美国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等战略文件也集中证明，美国已经确立了所谓的“全政府对华战略”，表明中美关系的本质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已经回不到过去合作伙伴的轨道。如何妥善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三、新时代的中美关系：深层制度性沟通

面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全面合作与陷入新冷战的十字路口。事实上，新时代的中美关系既不会回到过去40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不会陷入新冷战的陷阱，在表层上表现为战略性竞争的同时，在深层结构上处于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之中，是一个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中美复合体(Sino－U．S．Complex)。这一复合体的特征是，在中美两国经济和社会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双方基于政治制度差异、价值观差异和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矛盾产生的战略互疑也在上升，导致中美两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面对着“斩不断理还乱”的“选择困境”。尤其是在2018年，中美两国围绕中美贸易争端经历了一场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外交大戏，中美关系台前和幕后的各方力量暗流涌动，中美在竞争中扩大合作，在合作中激烈竞争，中美关系进入摩擦常态化和合作常态化并行不悖的新常态。在中美关系进入新时代后，理解中美关系也需要与时俱进地确立新范式。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理解中美关系的范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前，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理解更多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美国这个资产阶级国家是中国外交的敌人和斗争对象，对美国必须采取毫不妥协的阶级斗争主导的政策。1979年中美建交后，我们开始从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中走出来，确立了以国家战略利益为核心的对美外交范式。在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中国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推动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三大任务”。因此，美国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同美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营造有利于现代化建设良好国际环境最重要的部分。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社会保持了和平发展的强劲势头，一个成熟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国家利益总体上是有利的。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不变，稳定中美关系就不能动摇。诚如邓小平所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符合两国国家战略利益”。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壮大，中美两国的国家实力日益接近，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两个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大国。中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让美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压力，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防范、猜忌甚至遏制中国的声音，美国国内长期主导对华政策的“中国共识”开始分裂，出现了“接触论”和“遏制论”。较为温和的观点主张“中美接触”，提出中美双方要作出“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由于美国需要同中国在国家安全、外交、政治、经济和贸易等方面打交道，因而要避免在各项政策上激怒中国，要同中国对话，对中国采取安抚、妥协的政策，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不断提升双方的战略互信。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采取强势的外交手段或积极的军事扩张政策，强调对崛起的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态度，维护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领导权，中国必须在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反恐、防扩散等全球事务和伊朗问题、朝鲜问题等地区事务上配合美国，主张对华实施强硬的抑制政策，甚至鼓吹中美“脱钩”。更加重要的是，近年来“合作接触论”和“中美脱钩论”均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美国国内的工商界、战略界和人权界三个社会网络呈现出“三分天下”的局面。在众多影响中美关系的社会网络中，高层领导人仅仅是驱动力量之一，他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传统的以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为核心的分析范式将国家战略利益放到第一位，从各自战略利益格局出发，通过调整两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次序、共同利益以及决策偏好等来维护中美关系互利合作的势头。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相互依存的日益深入，中美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中美关系动荡的根源不是来自对方，而是来自内部不同社会网络之间的斗争，中美关系越来越呈现为不同社会网络竞争合作的网络间政治格局(Politics among Networks)。因此，在新形势下，发展中美关系要从跨网络互动的新政治逻辑出发，着眼于构建中美制度化协调的新架构，逐步巩固合作共赢的势头，管控竞争冲突的根源，牢牢把握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大局。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战略协调框架。中美关系是最具世界战略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对方乃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中美需要在大战略、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内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建立顺畅的战略协调架构，这一架构有点类似于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架构，但又不完全一样，中美战略协调架构应更加全面，不局限于战略安全领域，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战略互动机制。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外交与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社会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等管道，中美战略协调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目前的协调管道更多属于功能性沟通，且不同沟通管道之间缺乏互通机制，这种情况使得中美在达成众多合作项目的同时，也诱发了不同领域的社会网络之间围绕中美合作成果分配的竞争，跨网络之间的竞争很容易转化为两国关系之间的摩擦，如果管理不到位，就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协调众多双边互动管道的机制，可以考虑建立中美两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互动的机制，通过设立热线电话、定期会面和专题磋商的机制，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枢，将众多互动平台整合起来，呈现为“一个中心，多条管道”的战略协调架构，这对于稳定中美战略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是全球伙伴框架。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被“重新国际化”了，越来越多的国内议题、双边关系议题、地区和全球议题成为中美首脑峰会的主题，涉及宏观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改革、气候变化、地区热点问题等众多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不仅是双边关系问题，更关乎整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二战后确立的众多国际机制，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联合国组织、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军备控制机制以及各种区域和议题领域的治理机制等，都需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和调整。

在这一转制过程中，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代表着国际社会中“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中国则是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自2009年以来，中美围绕一系列全球发展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如关于创建超越主权的新国际储备货币的争论，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争论，关于从八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转制的争论，关于东亚共同体的争论，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争论等，都涉及转制和建制方案之争。在西方不再占据超强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双方关于改革国际制度的争论将是一个激烈而艰难的博弈过程，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为了避免因为建制和转制方案之争引发中美关系失控，就要求中美在现有国际制度框架内建立起顺畅的对话沟通管道，并着眼于化解全球挑战，创造合作共赢的秩序，推动中美关系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制度框架内建立顺畅的伙伴关系架构，让中美关系在共享的游戏规则内有序竞争，良性互动。三是危机管理框架。毫无疑问，当前中美关系中存在众多的麻烦和问题，诸如网络安全、南海争端、贸易摩擦、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价值观差异问题等。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中美两国领导人要增强耐心，不要急于强行闯关，而应将争端和分歧纳入战略对话和沟通的轨道，通过建设性管控分歧，筑牢中美关系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的堤坝，增强中美关系抗风暴能力。

建立危机管理框架，必须切实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避免战略误解和误判。中美存在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将分歧扩大化、将对方妖魔化，甚至直接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挑战对方的原则底线，踩踏外交政策红线。像中美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各自国家利益遍布全球，利益摩擦在所难免，但只要切实尊重对方最敏感的核心利益，坚持原则底线，画出政策红线，提升中美战略互动的透明度和清晰度，就会避免发生战略误解和误判，也会有助于捍卫中美合作的基础，防止局势发生失控。

建立危机管理框架，还要努力争取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中美关系的目标是共赢，途径是合作。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社会已经高度相互依存，成为中美命运共同体。尽管中美存在很多差异，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除了合作共赢，没有其他路可走。从目标上来说，中美两国领导人要把握各自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着眼于共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途径上来说，中美两国也需要创新外交思维，创新外交方法，以合作共赢的手段来寻求合作，谋求共识。只要中美坚持以合作共赢的思维寻求合作共赢的目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一定能够走得通，走得好，这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之幸，更是世界各国人民之福。

总之，中美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中美关系正在从美方设置议题向中美互设议题转变，从美攻中守向攻守平衡转变，从以经济问题为重心向以安全和经济问题并重转变，从台海和朝鲜半岛向亚太地区和周边扩散，呈现摩擦与合作并行不悖的发展轨道。新时代中美关系的这些特点，使得更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中美关系领域，决定中美关系未来的关键，是能否通过制度化的协调与合作来稳定中美关系，推动建立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国际关系框架，共同构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中美复合体。因此，新时代处理中美关系，应该重视总结两种文化基因，吸取两种制度经验教训，消除对立思维，提倡对比思考，相互借鉴，探索一条不断改革、不断优化、不断升级的适合各自文化基因的发展道路，探索一条相互调试、和平发展的大国相处之道，这是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核心任务。

责任编辑/张玲顾心阳

图文编辑/康巳鋆

作者：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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