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教训和启示

2022-07-04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日元升值的教训及启示等

改革措施和宏观政策的搭配不恰当，是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宏观原因。为应对币值升值压力，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为市场寻找新的需求、技术创新和对外投资等提供支持，但不能过于寄托宽松的货币政策手段，提供虚假的需求刺激。

近年来，美国频频对我国人民币升值施压，设置贸易壁垒，提出对我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内需等一系列要求。这种情况与80年代的日美关系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相对于日本，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转轨国家，中美之间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不如当时的日美关系。但是日本80～年代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广场协议前后日美间的博弈及其之后日本经济“10年迷失”的教训，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汇率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广场协议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而只是80年代日美间一系列政策协调的组成部分，了解其问题的实质及世界性意义，需要对当时世界经济、金融不平衡的大背景有个认识。

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实施减税、放松金融管制以及货币紧缩，导致居民消费大增、财政赤字快速增加和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另一方面，日本执行严格的财政预算管理(财政重建一直持续到1987年)，成功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企业竞争力提高等，导致日本贸易顺差大幅上升，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上升得更快。

与此同时，日本贸易顺差又大量投资美国国债，那几年美国国债发行收入中30％～40％为日本资金。世界经济形成了实物与资金相互支撑的循环圈：日本为美国提供融资，进口日本的商品、服务，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负债为美国对外投资需求提供资金支持。80年代日美之间的政策协调，就是在这个大循环基础上进行的。

起初，美国认同强势美元政策，但认为因日元低估，导致日美贸易失衡，产生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性(虽然日元的使用情况好于1978年日元汇率较高时期)。为此，设立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推动日本金融的自由化、对外开放和日元国际化。

其后日本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日美贸易失衡仍持续扩大，美国开始与日本谈判具体市场的开放，并签订一系列的MOSS协议(即从单一产品的贸易谈判转向市场和行业)。

其后强势美元损害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美国转向弱势美元政策。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实现美元币值有序下跌。为避免汇率调整失控，继续获得日本资金支持，美国要求日、德配合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同时，日本官方还通过各种渠道，引导民间资金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

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大幅升值，给两国产业带来深刻变化，但对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仍不明显，日本经常收支顺差仍不断攀升，进而美国又在经济结构失衡中寻找原因。美国以修改后的超级301条款，以“维护日本消费者”利益的姿态，试图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鼓励美国企业到日本发展，争取日美有相同的竞争条件。签订结构调整协议，要求日本扩大财政支出(美国认为如果增加民间投资，日本的供给能力会越发增长，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经常顺差会越来越大)，为促进土地利用而强化税制，修改《大规模店铺法》，改革流通体系，强化《垄断禁止法》，对排他性的交易惯例以及系列交易加强监督，修正内销和外贸之间的价格差异等。

在这期间，充满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和各种直接的贸易管制，并成为推动各种谈判的重要筹码。虽然日美政策协调以削减贸易失衡为目标，但始终存在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的意图，贯穿着打压日本经济竞争力、开放日本市场的商业利益诉求。即使如此，所有这些政策并没有直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仅仅因日本经济10年低迷而有所缓解，并将不平衡结构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美国企业则因此赢得了宝贵时间，在IT、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确立了全球竞争力。

美国经济长期运行中贸易的赤字，是靠在金融市场上吸引全球资金得以维持。一直到现在，危机后的奥巴马政府，经济上的压力，是减少失业，复苏经济。面对危机后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缩水，经济复苏最缺的是资金。而救危机中不断推高的巨额财政赤字，又严重影响了美元信誉，不利于全球美元资金回流美国。政治上，对奥巴马执政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医保改革，又需要大量后续资金支持，也迫切需要全球资金回流美国以支撑经济尽快复苏，在恢复增长中逐步减轻赤字负担。

从经济、政治上看，确保国际资金持续不断地回流，是当前美国的核心利益。近期美国并不希望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贬值，只是要求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拿中美贸易差额说事。人民币升值不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利益，但其在资金回流的核心利益上，却是只做不说。

当年日本为何引发泡沫经济?

虽然当时的日本国内对日美顺差的原因、顺差能否靠政策来削减，以及是否必须由顺差国来全部承担等理论问题存在争议，在签订结构调整协议期间，日本国内甚至出现“美国干预日本内政”的抗议，曾一度影响了日本的选举进程，但日美间交涉的主题，仍是围绕削减顺差，隐藏着美国企业扩大经营的动机，结局是日本在汇率、利率等重大政策上又过于迁就美国的需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日美之间特殊的政治、军事安全框架和历史渊源外，还有一些原因。

一是美国市场巨大，日本考虑到它可能给国内经济带来增长，不得不和它谈。二是日本持有美元債权的积累，减轻了日本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随着国力的强大，当时日本国民信心“膨胀”，日本精英想推动日本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愿意容忍日元升值，以使得日元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符。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是日本接受削减贸易顺差的目标，但80年代中后期致力于财政重建，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开放受到美国制约又较多，作为交换，接受日元升值。

但日本对日元升值的市场影响、后果研究不充分，广场协议签订前后甚至没有对汇率升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展开充分的论证。 其实汇率升值并不会显著降低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也并不必然导致升值。广场协议前，虽然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汇率却大幅上升。相反，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持续扩大，日元却有所贬值。之后，日元持续升值。

日元升值只是显著减少了日本对美传统出口商品的数量。日本80年代以后出现的高技术、高性能产品对美出口数量，不论以美元计算还是日元计算，都有很大增加。日本实行引导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新需求、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等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而且也发挥了效果，使得日本较顺利地进行了结构调整。从整体上看，汇率大幅升值对日本贸易顺差的

影响有限。

汇率升值意味着外部资金的流入，在国际社会充斥投机资金的时代，外部资金更倾向于流向非贸易部门，给资产价格上涨带来压力。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日元出现过四次20％以上的快速升值，其中1971～1972年和1985～1986年的汇率升值产生了资产泡沫，但其他两次并没有带来资产泡沫。从国际上看，既有汇率升值带来泡沫的案例，典型如我国台湾地区80年代的汇率升值，也有未产生泡沫的，如德国的长期升值。

日本1985年的汇率升值之所以产生资产泡沫，除汇率外，主要是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日本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已在减缓。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日本经济已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过渡。广场协议前，日本又出现企业资金需求下降，社会资金过剩，经济增长失去方向。此时，金融的扩张，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在80年代早期，有7％的日本企业已将银行贷款减少到零，另有18％的企业将银行贷款降到其全部资本的20％以下。到1985年，日本企业自有资本已经比生产设备投资多出1.2兆日元，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动力已经不强。这时，本应彻底放松管制，实施结构改革，促进民间的商业活动。但日本在应对减少贸易顺差的过程中，不愿开放国内市场，反而推动金融自由化，参与货币政策的多边整合，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制造国内需求。由于缺乏有效的、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只是通过股市、楼市制造了虚假繁荣。

其次，汇率升值前后金融自由化措施不协调、不衔接，并且这种自由化主要停留在放松管制上，缺乏必要的微观主体改革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措施配合。日本广场协议前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放开外汇交易管制，逐步推动大额存单利率的自由化。利率不受限制的银行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从1985年底的15％增加到1990年底的65.6％。金融自由化(使间接融资加速转变为直接融资，融资成本上升，资产运用收益下降，但资产扩张导致总利润增加)与财政重建(减少国债规模，使银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投资对象)，压缩了金融机构的收益空间，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放贷竞争，从而使得金融机构转向风险收益更高的领域。1986～1989年，金融机构对制造业的贷款余额持续减少，对不动产的贷款大幅增加，特别是不列入监管视野之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80年代迅速发展。而当时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管制的放松，使得日本的金融機构与企业在此国际市场又可大量低息融资，国内运用。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支持下，日本企业开始从实业转向金融投机，一般企业具备了部分金融特性，企业也从事大量的信托基金等金融性投资。

第三，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日本政府为了避免持有的大量美国资产贬值、支持美元发行，日本在过长的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上，即使在经济已明显复苏后仍是如此。在产生资产泡沫的两次汇率升值中，日本政府都是在日元迅速升值时采取了扩张型金融政策加扩张型财政政策组合。相反，在1978～1979年，同样是日元迅速升值，政府采取了同样的扩张型财政政策，但货币供应是紧缩的，不断提高利率，日本经济就没有出现泡沫。

中国的政策选择

世界经济不平衡有深刻的国际经济、结构和制度的背景，仅是一国的某些政策无法根本扭转。不论是在第一次全球化时期，还是这一轮全球化，都出现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一定范围内的不平衡是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不同的反映，是全球化趋势加快的反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平衡本身，而在于不平衡过于庞大。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中心货币”国家的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过于宽松、金融监管过于松懈。因此，要从根本上调整这种不平衡，应加快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结构，同时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手，约束中心货币国家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而国家间宏观政策的协调。包括汇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仅有助于在一定时期内暂时缓解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程度，但对此不能寄予过大的期望。

当本国劳动生产率持续高于外国时，应主动引导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汇率升值。但当主要是金融因素导致汇率升值要求时，特别是在国内实体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足时，要特别谨慎。汇率升值应与培育经济内在增长动力的经济结构改革等措施相配合。通过升值，要发挥能使资源顺畅流动且经济内部生产效率较快提高的作用。否则，如果汇率升值在破坏原有生产能力的同时，没能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能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资产泡沫的产生。日本70年代、80年代的两次升值，都使得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下降。中国当前的汇率升值压力，有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世界动荡所致，金融性因素明显。有鉴于此，中国可考虑在保持汇率对美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重新回到美国危机前汇率适度波动的区间。

当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时，宽松的政策(包括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特别是宽松的货币金融手段)，容易引发泡沫。而汇率升值后的政策搭配，对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尤其是防止出现泡沫，具有重要意义。改革措施和宏观政策的搭配不恰当，是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宏观原因。为应对币值升值压力，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为市场寻找新的需求、技术创新和对外投资等提供支持，但不能过于寄托宽松的货币政策手段，提供虚假的需求刺激。

作者：夏 斌 陈道富等

摘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提出，标志着党力 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 面。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但是，1958 年提出“大跃进”，有当时历史的发展。分析“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的原因对当前我国经济建设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关键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经验教训 我国在经济建设中走过了许多弯路，“大跃进”、人民 公社化的发起就表现出中国共产党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质 的突破，尽快摆脱国家的困境。然而在建设中我们忽略了很多 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的提出与失败 有他特定的历史原因。

一、“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兴起的历史原因 “大跃进”运动从1957 年底开始发动，1958 年全面展 开。“大跃进”的提出，标志这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历史已经证明，这个 努力是不成功的。

1、经济的快速发展 1957 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 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强了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整风运动中，一些工 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使许多人认为可以出现 比“一五”计划高得多的建设速度。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 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 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 1957 年10 月至11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

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 设的大辩论。同年11 月13 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 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年冬季兴起的农田水利建设、 养猪积肥、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大跃进” 的序幕由此揭开。 1958 年1 月和3 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 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力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 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南宁会议后，在批评反冒进和“保守 思想”过程中，“大跃进”的理论已经形成。1958 年2 月，又发动了反浪费、反保守的运动，批判保守，鼓动跃进。3 月 成都会议继续推动大跃进。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1958 年计 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 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继续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 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文件，要求 生产跃进和继续变革生产关系。

2、共产国际的影响 毛泽东发起“大跃进”，国际共运的影响，也是一个重 要原因。1920 年，列宁提出“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 国电气化”的口号。列宁估计有可能在“为期不下十年或 10—20 年”时间里，使俄国走向共产主义。斯大林在1936 年 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以后，于1938 年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 说在五年内，“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 渡到共产主义。”1957 年11 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64 国共 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在今后15 年内赶上和超过美 国，后来又宣布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在 苏联的影响下，1957 年11 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 全民，讨论40 条纲要，掀起

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号召批 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3、党内民主的缺失 中共八大以后在党内逐渐出现了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 况，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这 些胜利面前党内的一些人出现了骄傲自满情绪，逐渐脱离了群 众。1956 年周恩来、陈云等许多同志从实际提出反急躁冒进 的意见，而经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认为事情的发展完全证明 反急躁冒进的错误和他原来想法的正确。这些情况的发生严重 的干扰党内民主精神，疏远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大跃进、人民 公社化的发动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损失。

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 果，在经济上实现以个大的跃进与普遍地建立人民公社，脱离 了我国现实生产力的水平，也超越了群众觉悟和要求。它是我 们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出现的一次重大失误， 尽管人民公社已成为历史，但其教训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1、实事求是是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则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跃进” 运动与人民公社化的决策和进行都违背这一思想路线，不是根 据客观国情量力而行搞建设，而是根据主观需要制定各项经济 指标，而完成指标所能依靠的仅仅是政治热情和鼓动起来的劳 动者的积极性。 “大跃进”是领导者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 相背离的产物。这就警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自身的 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调查研究和一 切经过试点的原则”，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 本途径。

2、发展党内民主

与完善法制建设 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集体的决议任何个人不能推翻， 特别是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党的领导和个人威望不断提 高的时候，更要谦虚谨慎，注意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 见，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家长制。正 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可以使我们党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 误，发现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因为它有决策及时、执行有 力、监督有效三大优点。 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 法制建设，要制定各项专门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实行依法治 国而不是以人治国。

3、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他自己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也应该遵循，不能仅仅靠热情和积极性，否则只会带来不 好的恶果。同时社会需要注重对人才的培养。缺少一大批懂经 济规律的人才，是造成大跃进’严重失误的原因之一。当前， 我们国家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造就一批懂经济规律而且能按经济 规律办事的人。

4、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矛盾与主要任务 正确分析与认识我国的基本矛盾是促进我国发展的一个 重要原因之一，1957 年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中共八 大对我国基本矛盾的正确分析。正是这一错误认识成为后来我 党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提供了理论依 据。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日益落后的生产力与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我国目前的基本矛盾。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需要是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这是一 个基

本国情而且不能脱离这一实际国情。

5、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产力发展到 一定程度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 本原理。但是，在1958 年，由于过分夸大了变革生产关系的 作用，在高级社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就急忙向人民公社 过渡。如果说“大跃进”运动是在经济上急于求成，而人民公 社化运动则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在改变生产关系上急于 求纯。企图尽快地实现人民公社，并以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向共 产主义过渡。由于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结果破 坏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出现连续三年的大倒退。客观经济规 律的惩罚，逼得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将基本所有制从公社退 到大队，又从大队退到小队。实践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是不能违反的。

甲午战争爆发前，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晚清政府启动了以自强为宗旨、以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改革。这次不彻底的改革没有挽救晚清沉沦的命运，以甲午战争的惨败为标志而宣告失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晚清军事改革教训惨痛，发人深省，对于我们今天的军事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

晚清军改取得一定成效

内忧外患中的晚清政府于1862年开始实施洋务运动，开启了军事改革的大幕，意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打造“利炮坚船”和“利器精兵”，实现“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目的。这场军事改革在开阔军事视野、推行军事教育、培育军事人才、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和借鉴西方军事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历史作用不容完全抹杀。

军事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将近代西方枪炮和舰船技术引入中国，购买和制造了一些近代武器装备，使得中国军队进入火器时代。洋务派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兵工厂。经过积极的引进和仿制，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军火器的技术差距缩短到10年左右。中国的舰船技术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接近西方水准。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主体武装力量已基本实现了武器装备的火器化。以1888年北洋水师的正式成军为主要标志，晚清军事改革在海军建设方面达到了顶峰。

晚清发展近代军事教育，培育多兵种军事人才，并聘请了英法专家担任军事智囊。在开明督抚大臣的努力下，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学堂逐步建立起来。同时，清政府还先后派出数批90余人到西方国家学习军事。北洋海军主力舰只的管带均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其中部分还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同时，清政府还设立了崭新的近代海军军种制度，并对陆军兵种制度进行了局部改革。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兼采英德等国海军制度优长，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军种制度确立的里程碑，代表了甲午战争前晚清军事制度改革的最高成就。

“只变事不变法”流于表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军事传统和保守战略思维的大国里，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情况下，洋务派能取得这些成就实属不易。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改革具有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经不起真枪实弹的实战检验。

晚清军事改革流于表面，止于购买西式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器物”层面。军事改革没有触及军队战斗力提高的本质，盲目崇拜西方军事技术，在战争制胜根源的问题上始终存在模糊认识。军事改革仅仅停留在更新装备和改善教育训练的低层次上，对于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深层次改革没有明确的认识和具体措施。晚清改革者“只变事不变法”，许多区域性改革最终也陷入因人而兴、人去则废的境地。

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收效甚微，军事制度改革方面没有多少建树。清廷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把军事改革局限于技术层面，缺乏对战略层面军事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彻底改革。晚清军事制度十分混乱，旧规与新章互相干扰，装备新式枪炮的军队仍旧维持着过时的勇营编制，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依照旧军制，用陈旧的陆战思维方式指挥和管理新式海军，导致清军的整体战斗力在走下坡路。

军事改革缺乏自主自立精神，始终没有建立独立可控的国防工业。晚清改革30余年，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仍然薄弱，始终未能摆脱对外国的严重依赖。直到甲午战争前，清军还不能装备国产的系列枪炮，导致引进的枪炮、弹药型号繁杂，维修和使用极其不便，严重制约了清军战斗力。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耗费巨资修建的9家舰船修造厂，相互之间不能配套成龙，导致了北洋海军维修保障能力低下，无法对战时受损的舰艇进行及时修复。火炮弹药等基本物资保障严重短缺，舰载火炮种类、型号没有统一标准，杂乱无比。

晚清军事改革始终没有突破军事制度这个“瓶颈”。在旧体制的边缘实施改良修补只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成效，但难以应对真正的战争。

北洋海军“来远”号巡洋舰。1895年2月6日凌晨，包括“小鹰”号鱼雷艇在内的日军舰艇偷袭威海港，日军不仅未损一艇，甚至未伤一人，就击沉了包括“来远”号在内的三艘北洋海军舰艇。(资料图片) 北洋海军“来远”号巡洋舰。1895年2月6日凌晨，包括“小鹰”号鱼雷艇在内的日军舰艇偷袭威海港，日军不仅未损一艇，甚至未伤一人，就击沉了包括“来远”号在内的三艘北洋海军舰艇。

日军改革彻底剑指清廷

甲午战争前，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中日军队实力对比不相上下;但从军事改革的角度观察，中国却落后于日本不止一个时代。日本的军事改革起步于明治维新时期，虽略晚于清朝，但改革目标明确，总体筹划得当，改革措施坚决，取得显著成效，变革的速度和力度远胜于当时的清朝，形成的近代化战斗力直接体现在甲午战争中。

日本的军事改革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日本高举“脱亚入欧”大旗，倡导“文明开化”，强调知识的力量并不亚于武器的威力。日本效仿普鲁士的集权政体，建立“皇权一系”的天皇集权国家，实行“武国”政策，形成了东西复合的军国主义。

日本大力引进西方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发展军事工业，打造近代化兵工厂。日本海军装备发展完全以清朝海军为参照系，着重提升舰队航速和火炮射速。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总体实力实际上已超越吨位相当的北洋舰队。

日军全面模仿西方军队，陆军从编制到战术都模仿德国陆军，海军则师从英军。日本陆海军积极接受西方的军事文化观念，从思想观念、作战理论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完全吸取了西方进攻性、掠夺性、殖民性的军事理论精髓。

日本还大力推进军事制度改革，建立近代军事领导指挥体制。1872年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设立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1878年成立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组成的中央军事机构，实现了军政、军令机关分立。1883年把军队镇台制改为师团制，建立近代化军队组织体制，实现了中央对军权的统一。1893年5月，日军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确立举国一体、高度集权的战时最高司令部体制。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建立起完善的近代军事法律体系。

清军改革失败被动挨打

晚清军事改革没有进行周密筹划，思路不清晰，措施不配套，过程不连贯，结局很凄惨。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晚清政府缺乏对当时安全环境的准确评估、对安全威胁的应有警觉和对作战对手的清晰判断。清朝君臣们对“天朝”之外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气息充耳不闻，对世界性的军事变革趋势视而不见，军事改革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宏观视野和内在动力。晚清军事改革缺乏明确的对手指向，单纯把军备建设作为消极防御的手段，危机意识严重不足，对迫在眉睫的中日战略决战茫然无知。

晚清统治阶层思想观念保守落后。洋务派所奉行的“中体西用”、“用夏变夷”等指导思想，企图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器”进行嫁接，通过修补改良的方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导致了军事改革的畸形发展。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片面认识，成为晚清军事改革的严重障碍，直接导致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落后局面积重难返。

晚清军事改革缺乏明确指导思想和通盘规划。洋务运动一度搞得有声有色，但由于清廷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在政治上层和国家战略层面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枢，军事改革始终没有统一规划和全盘设计。清朝的海军建设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海军开建的10余年间沿海各省各自为政，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直到1885年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已晚于日本设立海军省13年。北洋水师更被视为李鸿章个人武装和政治资本，不得不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和发展。

晚清的军事改革没有充足的资源保障。清政府起初虽有改革意愿，但陋病积习和战略短视导致对军事改革投入逐渐减少，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持久动力，其中以挪用海防经费大兴土木最具典型性。军事改革后劲不足，犹如强弩之末。

军事改革没有建立新式战略理论和学术体系，治标不治本。洋务派虽然也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的作战理论和学术思想，但从根本上仍陶醉于中国古典兵学形成的虚幻谋略优势之中，对于近代海权思想、海战理论等缺乏系统的研究和了解。

战略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军事改革的进程和结局。内敛自持型的陆地文明与扩张拓展型的海洋文明必然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击，其在中国的融合过程困难重重。民族尚武精神的缺失，战略指导上奉行处处设防、各自为守的消极防御思想，对军事改革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加剧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抓住机遇深化军事改革

从历史脉络来说，我们今天仍处在“富国强兵”历史坐标的延长线上。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仍是我们今天军事改革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

必须牢牢抓住军事改革的历史机遇。当今世界主要大国普遍进入军事战略全面调整期、军事变革持续深化期、高新武器快速发展期，抢占军事斗争制高点的博弈日趋激烈。在周边安全环境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抢占先机，克服“和平麻痹症”和消极守成思想，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必须着眼战争形态的加速演变。甲午战争给军事改革设立了一个警示性路标：战争是最好的试金石，最容易暴露出一个国家的军事缺陷和战略软肋，最能验证一次军事改革的成败利钝。未来战争形态正沿着信息化方向加速演进，军事改革必须聚焦战争演变规律，剑指未来战争，把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作为核心指向。

必须准确破解战斗力生成模式和战争制胜机理。不断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筹划，加速推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将战斗力标准贯穿和渗透于军事改革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着力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

必须加强军事力量体系软硬件的配套改革与完善。军事改革必须实施学术理论创新、核心装备技术研发、组织运行模式和法规制度建设等综合配套工程，力争实现军事力量体系各要素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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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1.15特大火灾的教训和启示

一、事故回放

2010年11月15日14时，余姚路胶州路一栋正在进行外立面墙壁施工的高层住宅——28层高的胶州教师公寓——脚手架忽然起火，火势较大。接到报警后，十余辆消防车前往救援，16时，警用直升机飞离顶楼，估计是楼顶的浓烟太大了，索降难度太大被迫放弃。伤者被陆续送往静安中心医院进行救治。2010年11月15日17时30分，消防官兵已从火场疏散营救出居民100余人，8人因火灾死亡。2010年11月16日凌晨，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宣布成立国务院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截至16日发稿，上海静安高层住宅大火已导致53人遇难。

二、近年来重大火灾事故一览：

1、央视新大楼北配楼火灾

2009年2月9日晚20时27分，北京京广桥附近的央视新大楼北配楼发生火灾，火势凶猛。初步调查指违规放烟花引起火灾 。火场救出30多名伤员，一名消防人员牺牲。

2、上海商学院火灾

2008年11月14日上午6点10分左右，位于上海中山西路的上海商学院内发生火灾，四名女生从6层楼高的宿舍跳楼逃生，不幸全部身亡。据调查起火原因是在宿舍使用热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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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圳龙岗火灾

2008年9月21日凌晨零点46分，深圳市舞王俱乐部发生火灾事故，造成44人死亡、88人受伤。初步分析，事故原因为在歌舞厅中演出时燃放焰火引发火灾。

4、乌鲁木齐批发市场火灾

2008年1月2日20时许，乌鲁木齐市钱塘江路德汇国际广场突发大火。经消防部门的紧急抢救，截至4日下午，大火基本被扑灭。3名消防官兵在搜救被困群众过程中不幸牺牲。

5、辽宁万达商业广场火灾

2010年8月28日，辽宁沈阳万达商业广场售楼处发生火灾，9死9伤;火灾系售楼处沙盘电路故障引发……

6、吉林市商业大厦火灾

2010年11月5日9时17分许，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的吉林市商业大厦发生火灾，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迅速组织灭火和疏散被困人员。 据吉林省吉林市政府和当地消防部门介绍，截至11时许，已组织疏散出60多人，致死19人。

7、清华学堂火灾

2010年11月14日，11月13日凌晨1时，由北京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清华学堂修缮工程工地发生火灾，北京市消防局出动消防车辆迅速到场，火情被及时扑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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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过火面积800平方米左右，无人员伤亡，不对主体结构构成影响。11月13日，清华大学百年建筑、学校标志性建筑之

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学堂发生火灾，损失的文化价值难以估量。

为此，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专门发出通报，要求各地坚决遏制火灾事故，特别是群死群伤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多发势头。

水火无情，央视北配楼的元宵大火伤痛未平，如今又有这些损失惨重的大火发生。生命的损失是第一损失，清华学堂这样的文物损失，也是无法弥补的，巨额的经济财产损失也不可估量。

三、教训与启示

1、特大城市存在消防安全漏洞

对此次特大火灾事故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曹景行作如下点评：

曹景行：上海的这场火灾带出的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消防方面严重的漏洞，现在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高楼林立，而这次着火的大楼有28层楼不算高也不算低，但是水枪已经够不着，而警方三架直升飞机也因为浓烟太大无法接近，而放弃救生。实际上在城市规划当中，我们一向忠实的是建高楼，而忽略了一个是救火一个是排水，上海能不能从这次火灾吸取教训，建立真正有效的全市的防火系统，这也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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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不能真正成为国际大都会的一个先决条件。

2、切莫无休止盲目地追求城市发展进程

此次上海火灾动用了警用直升机参与救火，尚显捉襟见肘，其他城市如果面临同样的高楼火灾，是否会有同样先进的设备呢?恐怕很难，然而，这却阻挡不住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在追随上海的脚步——争先恐后地万丈高楼平地起。于是，并不同步的救援设备面临着同步的火灾风险。

高楼林立一方面固然有缓解建筑用地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主观上我们想要自我展示自身发展变化和实力的原因，无论是一些政府官员推动的政绩工程，还是一些大型企业自我标榜的公司大楼，都进一步推动了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然而，一味追求进度，却忽略根基的扎实，于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享受私家车的便捷时，我们被堵在路上的时间却越来越多;于是当我们开始习惯电梯入户、站在窗前俯瞰城市的时候，我们却对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一无所知。

3、高层防火预防为主，消防安全意识、消防安全设施亟待加强

高楼火灾从来都是以防为主的，前面的功夫用得不深，后面的苦头注定吃足。不在预防上下真功夫苦功夫，这是最大问题。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的通报和要求，被一些单位当成了耳边风。11月5日发生火灾的吉林商业大厦，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不怕烧不怕死”的典型：30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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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被红砖砌死，楼内逃生通道被改造成了仓库，发生火灾时应急灯没亮，感应喷头一滴水都没有喷出来!

高楼消防，靠外力是靠不住的，因为主要靠内部的喷淋消防系统。上海教师公寓28层楼，外立面搭着脚手架，大约是要把外表弄好看点;如果把用于“表面”的钱用于改善内部消防设施，何至于此?

4、市民自救能力非常重要

此次上海火灾亲历者周先生表示，火灾发生后，他和妻子从23楼墙外的脚手架下下爬自救。周先生称，他们住在胶州教师公寓的23楼，火灾发生时，他和妻子正在家中睡午觉，后被浓烟熏醒，当时整个房间内都已经弥漫着浓烟。他随后冲到楼道，打破消防栓的玻璃，取出了楼道内的灭火设备，将23楼窗外的火扑灭部分，然后和妻子顺着23楼外的脚手架逐渐往下爬。大概爬到十几楼时，他们遇到了前来救援的消防队员，消防队员先把其妻子救下，周先生随后也安全脱险。

另一位在28层的钱小姐也是湿毛巾捂口鼻，从消防通道逃生。

看似是幸运和一时的急中生智，其实却是平日消防安全意识和知识的积累救了周先生夫妇。高层建筑一般都在每一楼层配备了消防设备，市民一定要做到：清楚知晓消防设备的位臵;清楚知晓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清楚知晓紧急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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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的位臵路径;知道一些紧急逃生的常识，如不能乘坐电梯而应选择从逃生通道下楼梯，湿毛巾掩住口鼻、蹲身行走，避免吸入大量的烟。

这就看出消防部门对市民进行消防安全教育、组织市民消防演练及市民重视消防教育并积极参与的重要性。

5、施工时，火灾隐患加大;施工与居住同时，安全隐患极大

央视北配楼的元宵大火也是楼顶易燃的施工材料被烟花点燃所致，但幸运在大楼并未启用，并且不是居民楼，大火造成了巨额财产损失，但没有造成多大的人员伤亡。

此次事故也发生在大楼施工之时：外墙面结构由铁制脚手架、绿色的塑料过滤网、泡沫、聚胺脂以及木板等组成，均为易燃物，着火点来自1号楼20层外墙面，并推测是工人在焊接时四溅的火花引燃了泡沫等易燃物。

楼体有施工时由于易燃物的增多使火灾的隐患急剧增加，如果再有人员居住，而不加强防范后果将不堪设想，此次不幸便是大楼内全是居民，造成巨大人员伤亡。

6、伤员救治不要忽视心理救治

上海胶州路住宅楼严重火灾发生后，约100名伤者被紧急送到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华东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普陀区人民医院等。各医疗机构纷纷开辟绿色通道启动应急方案，组织医务人员迅速投入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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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同地震、泥石流、洪水等掠夺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灾害一样，不仅造成物质上、肉体上的损伤，对亲历者心灵的创伤也是巨大的。火灾还因景象的恐怖对心理的影响尤为严重，因此火灾后的心理救治非常重要。上海火灾的部分伤者就出现了创伤后应激反应，心理专家为他们进行疏导和药物治疗。

7、用电安全——住宅火灾的最大隐患

上海火灾虽然不是用电不当造成，但其沉重伤亡也给公众敲响了警钟，因为水火无情，一旦发生，救援只是亡羊补牢，火灾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隐患一定要消灭于萌芽。因此在装修温馨家园时，一定要注意规避火灾隐患。

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用电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在装修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电线的安全性能。据了解，2009年12月份国家统计局专门做过统计，每天发生大大小小的火灾有十到九起都是由于用电排线不当造成的火灾。一般来说，家电都有它的使用期限，如果一旦超期服役，它带来的隐患更大，就好比一颗定时炸弹在你的附近，随时可能会爆炸。据专门从事翻新装修的佳园屋的陈钧表示，住宅装修时应特别注意四个方面的用电安全。

一是，要保证电线的质量，并注意其使用期限。一般来说，电力通信线的使用寿命为15年左右，网线的使用寿命为10年，电话线则更短，8年久应该更新一次。如果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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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了劣质电线的话，使用寿命会更短，大概只有3年左右。对此消费者一定要引起足够的注视，不要贪图便宜而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二是，排线布线要符合标准。随着我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用电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很多老房子排线布线已经不能跟上现代生活的标准。电线的标准户内截面积不能低于2.5毫米一个平方，但很多家庭的电线都在1.5毫米左右。这样一来，如果用电量很大时，电线就会发热，如果电线外面的绝缘体是劣质，或者是老化就会引起火灾。

三是，施工时不要用裸线。很多劣质的家装公司在装修施工时，为了省事，用了大量的裸线，直接安在墙体立面，或者直接搭接在屋顶的木头上面，一旦着火，后果不堪设想。

四是，重视拖线板的质量安全。现代人用电越来越多，但是原先装修时，开关插座并没有安装足够多，这样一来就会临时插接很多电拖线板，而很多电拖线板并没有所谓的质量标准或者产品规范，如果用电压力过大，也很容易引起火灾。

因此，电力专家一般提醒消费者，家里两到三年必须检查一次电路，一般10到15年，整个房屋的电线要重新更换。

作者：陈明凡

继中国改革开放后，越南也以1986年召开的越共六大为起点踏上了革新的征途。中国和越南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都成功地抵御了苏东剧变多米诺效应的冲击，并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越南在革新过程中学习和借鉴了中国成功的经验，但越南并没有机械照搬“中国模式”，而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力求走出自己的路，特别是在政治革新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研究越南政治革新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一

越南在政治革新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主要经验是：

1.把理顺执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政治革新的主线

正确处理执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越共提出“党领导，人民做主，国家管理”作为政治系统建设的基本原则，政治革新始终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进行。越共强调指出：决不效仿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决不搞多党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同时要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决不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

越共充分尊重国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革新前，国会的任务只是把党的文件按照国家法律程序规范化。现在党不再干预国会活动，对许多问题，政治局只是提出方向性的建议，具体问题由国会讨论决定，国会对政治局的建议也可以做出修改。在国会与政府的关系上，国会强化了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作用。政府总理签署的文件需经国会讨论表决后才能生效。根据越南《国会组织法》，国会有权否决政府的提案。2010年6月，越南国会投票否决了政府关于建设从河内到胡志明市的高铁规划方案。政府关于国家重大发展规划的提案被国会否决在越南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向人们表明了在决定国家重大问题上，国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越南对政府的机构和职能也进行了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使政府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政府的角色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把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区别开来。

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越共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祖国阵线和人民团体的自主精神。越南虽然只有共产党一个政党存在，但长期以来在她的身边站着一个强大的助手，即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阵线。祖国阵线把各阶级、阶层、民族、宗教的广大民众团聚在党的旗帜下，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越共是祖国阵线的参加者，也是领导者。越共高度重视祖国阵线和各人民团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对其积极的、有创造性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虚心听取他们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2011年越共十一大补充、发展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指出：“党尊重祖国阵线和各人民团体的自主性，积极支持其活动，倾听他们的意见。党和国家为祖国阵线和各人民团体独立开展活动创造条件，使其充分发挥好社会监督和社会反辩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社会反辩”，是指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措施实施前后，祖国阵线通过组织民众对其可行性和成效进行质询和辩论，从而加强了政策的公开性，提高了民众的民主参与，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更加符合社会和人民的要求。国会和政府举行会议时，祖国阵线均可派代表列席。特别是在国会和地方议会代表选举中，祖国阵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候选人需经祖国阵线组织群众对其进行评议，并由祖国阵线监督选举结果。此外，越共还十分重视媒体的作用，把它看作是人民的论坛，不断改进党对传媒工作的领导，并将其作为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2.把反腐败作为政治革新攻坚战的首要任务

腐败已成为困扰越南革新和建设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被越南人民称为“国难”。越南党和政府一直把反腐败看成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在政治革新进入攻坚阶段后，

反腐败更成为攻坚战的首要任务。2006年8月，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成立了以总理阮晋勇为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副主任的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2012年5月，越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又决定成立以总书记阮富仲为主任、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越共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表明了越南党和政府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越南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惩并举的措施，制定了《预防和惩治腐败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公开审判了若干影响全国的大案、要案。2006年审判的交通运输部官员集体贪污案，涉及大小官员200余人，大批涉案官员被捕或被撤职，朝野为之震动。2012年3月公开审判了越南最大的央企之一船舶工业集团的腐败渎职案，该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违规经营，造成累计债务达40亿美元，相当于越南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5%，被判处20年徒刑。总之，腐败不除，国难不已。摆在越南党和政府面前的反腐败任务依然极其艰巨。

3.把加强人民对权力的监督作为政治革新的突破口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已被历史证明是公理。越共把建立健全对权力的监督体系作为政治革新的突破口，以此推动整个政治系统革新和建设的进程，其中加强人民群众对权力的监督是关键。为便于广大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越共从九大开始提前几个月通过媒体向全民公布党代表大会文件草案，并在各大报纸上开辟“人民意见专栏”，然后根据各界反映的意见对政治报告逐条进行补充修改。这种做法拉近了执政党和广大人民之间的距离。为便于群众监督，几次越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总结革新和建设工作的成绩和经验之后，都要逐条列出工作中的缺点，分析产生这些缺点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并着重强调其中主要是主观原因。党代表大会讨论政治报告时，自然也包括对党中央关于工作缺点的检讨是否认同，是否满意。2012年10月越共举行第十一届六中全会，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代表政治局做自我批评，对党内存在严重腐败现象承担领导责任，并请求全会对政治局进行纪律处分。全会对政治局这种坦诚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决定不对政治局进行处分。据报道，这次全会用了1/2的时间听取和讨论了政治局的工作检讨。这种做法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强了执政党的公信力。

越南党中央全会和国会还实行了质询制度。中央全会可以对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政治局、书记处、中检委提出集体质询。越南国会也实行了质询制度。国会在开会前通常会搜集民众的意见，选择意见最多的部委或负责人进行质询，被质询的部委或负责人要逐条答复民众的问题。比如，2012年6月召开的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三次会议，共有19位部长和部委领导人回答了国会代表提出的160个质询问题。每次国会质询场面通过电视向全国进行直播，让接受质询的官员丝毫不敢怠慢。越南不少官员曾被国会代表质问得额头直冒冷汗，当场下不了台。越南国会还实行了信任投票制度。2002年，第十一届国会规定如果20%的国会代表或者某个专门委员会提出议案，即可启动对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等高级官员的不信任投票，一旦2/3以上的国会代表投不信任票即可罢免。2012年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国会第六次常委会会议，又提出今后每年将对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以及国会选举产生的其他官员进行信任投票，其投票结果将向公众公布。连续两次得票不过半者，国会将审议解除其职务或责令其主动辞职。这种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国会对政府和其他权力部门的监督，代议机构的权力上升是人民民主得到扩展的重要标志。

4.把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路径

只有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才会接受人民的监督。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是否完善，是衡量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识。越南在政治革新过程中加大了对党和国家选举制度改革的力度，对党政重要领导职务和代表实行了差额选举。从1992年开始，越南国会代表采取直选方式。国会代表候选人的产生要经过三次协商，反复征求选民意见;候选人确定后，要将简历和家庭财产等在新闻媒体上公布;候选人要与选民直接对话，

接受选民质询，并陈述工作计划;最后再通过差额选举产生，差额比例最高超过50%。国会代表选出来之后，在报纸上二公布代表名单，并公布每个代表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

目前，越共正在进行基层党委的领导干部由基层党代会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2009年3月，越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基层党代会直接选举党委常委会、副书记、书记试点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分别挑选5%～7%有代表性的基层组织，进行基层党代会直接选举党委常委会、副书记、书记的试点。2009年10月越共中央组织部又发布《关于省、县党代会直接选举党委书记试点工作的指示》，要求在15%～20%的县和省进行党委书记直选的试点。尽管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较大障碍，但越共对推行此项改革下了很大决心。2012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速对省级党委直选和差额选举工作的总结。这项工作如能普遍推广，形成制度，将会对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的领导机关的公信力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5.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式政治革新

越共七大指出：“政治是极其复杂的领域。必要的前提条件尚未准备就绪，就匆忙地加速政治革新或改革得不对，将导致失去政治上稳定的局面，而政治上失去稳定，全部的革新工作就要遇到许多困难挫折。这是从我国实际和一些兄弟国家改革的经验中得出的重大教训。”[1]应当说明的是，强调政治稳定并不是说原有的政治体制都不能动。这里所说的稳定，是积极的稳定，不是消极的稳定;是动态的稳定，不是静态的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不是停滞中的稳定。正是以稳定为前提，越共对政治革新一直比较慎重，认为不能“操之过急”，而要“审慎地逐步地摸索进行”。此外，政治革新还是个敏感的课题，它不仅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且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敌对势力借题发挥。如果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掌握不好火候，就容易出乱子：革新过快，会引起社会动荡;革新太慢，其他革新也进行不下去。因此，越共实行渐进的革新方式。这种革新方式的基本做法是：把政治革新的总体目标分解成各个阶段性目标，暂时绕开那些阻力很大而难以改动的领域，从解决最紧迫和已经成熟问题开始。实践证明，这一模式适合越南国情。

6.努力创造政治革新与经济革新良性互动的局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可以是良性互动，也可以是恶性互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的改革就是恶性互动的典型案例。越共汲取了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又借鉴了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努力使政治革新和经济革新形成良性互动局面。越南20多年的革新实践反复证明，任何政治领域的革新，都离不开相关领域的经济革新作为其必要的基础，而经济革新的推进也离不开政治革新的支撑和保障。越南的政治革新促进了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保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越南正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开始经济革新，然后又适应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民主和法制化的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二者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总的来说，越南的政治革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与经济革新相比，政治革新仍相对滞后，尚不能较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越南的政治体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越南《共产主义》杂志前总编辑、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何登认为：“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体制革新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在政治体制革新领域内，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政治体制内，尤其是国家行政机关仍存在机构设置臃肿、关系杂乱不清和中间环节过多、活动的质量和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干部、公务员队伍不论是在业务能力还是在责任感上都不能令人满意。最令人担忧的是，干部、党员中的官僚主义、贪污受贿、蜕化变质等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情况严重，并已在人民群众当中引起强烈不

满。”[2]2011年“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182个国家和地区廉政指数排行榜中，越南居第112位，说明越南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越南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越南曾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近代又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共领导越南人民先后打败日本、法国、美国侵略者之后，没有来得及认真清除封建主义地基，便立即在全国范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封建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不可低估。革新开放后，越南改善了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把越南作为“和平演变”的重点对象，大搞政治颠覆活动，加强思想文化渗透，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使越南成为西方国家附庸。封建主义的影响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相结合，使腐败成为社会痼疾。历史经验表明：反腐败斗争比过去的战争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过去作战，两军对垒，阵线分明;而今腐败这个“大敌”，就藏于我们的队伍之中，且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只有打赢这场高难度的战争，共产党才能真正取信于民，才能证明自己是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私利的政党。

越共在领导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对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估计和重视。在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及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都不多见。事实上，许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策、措施，在推行中都遇到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和习惯势力的消极抵制，致使民主和法制的有些政策、措施只能成为纸上的东西而无法完全变成现实。

尽管越共对理论建设和创新高度重视，但是总体上评价，越共的理论水平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在一个生产力非常落后、久经战争破坏的小农国家里，越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场极其艰难的社会变革，在马列的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也不能完全照搬他国的经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国情，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就需要提高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越共在革新事业的进程中深深感悟到理论水平与实践要求之间的差距，认识到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越共几届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谈到了这一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越南政治革新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是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二

越南政治革新的经验和教训，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属于发展中国家，并且选择了基本相同的社会制度和奋斗目标，新制度的建立和演进又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历史环境，因此在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共同性和重复性。越南和中国一样，是较早地沿着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的国家，其所进行的探索和试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开拓者的足迹。

19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历史课题：如何防止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著名的“民主对话”中，讨论了一个事关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课题：如何才能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几十年来，这两个一脉相承的历史课题一直困扰和考验着社会主义国家。有些国家经不住考验，交了不合格的答卷，没有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也没有能够防止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终于酿成历史的悲剧;也有一些国家正在进行着艰辛的探索，以改革和建设的成就书写着历史的答卷。越南属于后者。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历史课题也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至今没有哪一个国家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完全解决了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成果。

对于上述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民主是解题的关键。毛泽东在回答怎样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社会主义国家建立

后，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从根本制度上说，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4]。但是由于受经济、文化水平的制约和工作中的失误，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还未能很好发挥出来。越共理论家黎友义说得对：“社会主义民主是百万倍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主，是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民主，是实质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如此，但是要体现并实现这种本质，就要有条件，有适合的形式、组织、机制。”[5]而要建立起与根本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民主化进程，才能为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发挥创造条件，才能在民主问题上逐步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统

一、内容与形式的统

一、根本制度与管理体制的统

一、应然与实然的统

一。越南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任重道远，但是越南的政治革新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样，让我们从中看到一种令人鼓舞的趋势：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人民正在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正在不断扩大，国家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机构。只要坚决和持久地把政治体制改革(或政治革新)进行下去，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就会一步一步地走向当年马克思提出的伟大目标：使国家回归社会。到那时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说：我们已经消除了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条件。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也渗透到新政权的体制中，成为民主化巨大的抵制力量。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现象之所以成为社会痼疾，封建主义的影响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像中国、越南这样有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对封建主义传统的阻力必须有足够的估计。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6]越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胡志明曾指出：“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虽被消灭，但它的遗毒(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还存在，革命就没有完全成功。因为这些遗毒暗暗地阻挠、破坏革命的建设事业”。他还说：“反贪污浪费是一种民主运动”，“一定要依靠群众力量才能成功”[7]。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危险是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西方敌对势力企图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改变其政权性质，使之纳入资本主义轨道。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宣布与越南关系正常化时直言不讳地说：“我坚信，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加强美国人与越南人的接触，将推动越南的自由事业，使其能发生过去东欧和苏联那样的变化。我深深地相信，将越南吸收进民主改革的阵营中来，对那些为了越南的自由而战斗并牺牲的人来说将是一种告慰。”[8]但是，越南的革新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所期望的那样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而不改色”、“融入而不融化”的原则立场，这使得那些期待越南“和平演变”的人大失所望。正如越共一位理论家所说：西方某些人士对越南政治革新仍然坚持共产党领导颇有微词，“他们以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多少(包括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作为衡量革新力度的尺度”[9]。当然，我们并不一概拒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可以也应当借鉴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中某些好形式、好做法，如公务员制度、行政管理和法制建设中的一些好经验，但绝不能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殷鉴不远”，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在解决如何防止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如何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这个重大历史课题的进程中，必须把执政党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理顺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整个社会的最高和谐，是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要承担起这

个历史重任。党必须保持先进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要保持高度稳定，必须拥有一个强大政党。他说：“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摆在优先地位。”[10]越南正是这样，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革新时期，都把党建工作放在首位。越共领导政治革新，首先抓党自身的革新，把自己摆进去，身在其中，而不是身在其外。党既是政治革新的领导者，也是政治革新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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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公司审计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孙颖

摘要：历史达百年之久的制造业巨头日本东芝公司曾引领世界电子产品制造业走过一段辉煌时期，然而这个制造业巨头却因公司财务舞弊导致公司信誉瞬间崩塌，引起全球企业界和各国媒体关注。东芝公司审计失败的原因包括根深蒂固的“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高管一言堂，内部审计失效;与高管“合谋”，外部审计失察。企业防范审计失败应重视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建设;重塑内部审计监察机构;完善外部审计制度。

关键词：东芝公司;企业文化;内部审计;审计失败

一、“东芝事件”的背景

东芝公司成立于1875年7月，是日本著名的电子制造业龙头企业。在东芝公司长达1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参与跨国并购活动，2006年曾以54亿美元成功收购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成为东芝发展的里程碑。2014年东芝收购英国NuGen核电公司60%股权，东芝公司得以在海外进一步扩张。但东芝公司2014年的财报两次延期发布，2015年9月6日方最终公布。该公司2014年财报信息显示，公司净亏损额高达38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2亿元。东芝公司在2001年设立外部董事制度，在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赋予了外部董事任命顶层高管等权力，同时设立监察委员会监督公司高管行为，2013年位于公司治理排行榜第九位，从该公司治理形式看，可谓健全和完善。然而十余年之后东芝公司深陷造假丑闻。2015年1月底内部监查委员发现其财务造假，并向监察委员会委员长东芝公司首席财务官进行汇报，请求彻查公司财务，但遭到拒绝。在2008至2014年7年间，包括3名总裁在内的高管层大规模参与了会计造假等违规行为，各业务部门共累计虚报利润高达1 518亿日元，约19亿美金，占到税前利润30%，造成2 248亿日元利润减额。此次会计造假事件是继2011年奥林巴斯以来又一重大财务造假行为，引发了外界对日本企业治理流程的质疑，公司积累的信誉轰然倒塌。东芝公司财务造假事件导致其半数董事高管及总裁撤职。东芝公司此次陷于财务造假漩涡，对东芝公司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性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此次东芝事件东窗事发?为什么相关审计机构没能制止东芝会计造假行为?面对东芝财务造假事件，审计部门应如何提高自身审计质量，防止此类造假行为再次出现?

二、东芝公司财务造假及审计失败的原因

(一)根深蒂固的“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

东芝公司长期财务造假事件被日本媒体曝光后，任职社长田中久雄及其他八位高管人士宣布辞职，引发社会人士及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对东芝公司企业文化的关注和思考。东芝公司一直秉承“忠实”、“效忠”的企业管理原则，“一言堂”、“家文化”的企业管理模式使得企业弥漫着高管至上的文化氛围。日本企业文化多数推崇“忠”为先，高管层决定公司战略发展方向、产品生产种类、阶段性营业额等，高层管理人员下达生产及营业计划后，下级员工只能按照其所收到的“命令”来执行业务，尽最大努力来完成公司业绩。此次东芝事件发生，因电子产品市场不景气，营业利润持续走下坡路，因此员工为完成业绩任务，不得不采取虚增利润等会计造假手段来暂时掩饰其未尽职责。这种“等级”分明企业文化的存在，使得公司对外公开发布的财务信息也不尽真实。奉行“家文化”的东芝公司最终导致其董事会和监事会也互通成为“内部人”，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外部监管约束力的影响，最终导致公司财务造假。

另外，“工匠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东芝公司利润增长逐年走下坡路。东芝公司致力于硬件产品设计、开发及生产，硬件产品类型多种多样。但当今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种类新等特点使得软件开发及生产使用占据上风。即使日本是电子产业强国，但其公民也大发表吧————专业论文发表组织，诚信可靠快速发表。长期有核心期刊论文转让! 发表吧————专业论文发表组织，诚信可靠快速发表。长期有核心期刊论文转让!

规模使用美国研发产品，iPhone产品家族同样蔓延大半个日本。在如此竞争激烈的电子产品行业竞争中，日本继续坚持硬件产品生产，保持原有“工匠文化”，只能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得不面临业绩下滑现象。东芝公司在2015年第二季度损失总计109.6亿日元，相比2014年同期利润同比下降76.96%，业绩水平下降严重。由于日元贬值导致贸易逆差加大，进口产品盈利空间变小，同时东芝公司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电视及其它电子硬件产品出口竞争力及业绩下滑，从而使得公司内部气氛紧张。因此，高管人员不得不下达增加利润率的强制要求。由于日本企业“家文化”员工为完成该项苛刻要求，采用“填塞分销渠道”法来虚增利润。

(二)高管一言堂，内部审计失效

日本政府出台的《公司治理原则》明确表示不允许高层管理者出任公司董事。而东芝公司社长西田在出任东芝全球总裁一职外还兼任董事会成员，故可造成东芝内部高管独大现象发生。除此之外，东芝公司内部监事会也没能真正对公司业务及关联部门起到监管作用，监管效用缺失等均造成东芝内部高管权力独大，引发员工为完成绩效数字不得不进行财务造假。

另外，东芝内部审计部门未能真正发挥其确认公司业务、识别公司运营风险及审查公司业务流程的审计作用，多为高管提供内部咨询等服务，改变了其原有的审查作用。同时，东芝公司存在高管与董事会兼任现象，监事会也往往被“内部化”，很难真正对公司董事、高管及其他业务起到监督检查的作用，监事会的效力基本丧失。当监事会工作失职，公司内部极易出现风险漏洞，引发财务造假等相关违法行为出现。这种职能失职对中小股东及利益相关者造成利益损失，因而，作为审计第一道防火线的内部审计部门失职是造成东芝财务造假的重要原因。

(三)与高管“合谋”，外部审计失察

内部审计是有效发现公司财务问题的第一道防线，外部审计是防止财务造假的最后一道重要防线。因此，东芝公司财务造假事件中，除了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失职，没有履行应有的内部审计义务之外，作为东芝公司外部审计合伙人新日本有限责任监查法人也存在相应失察现象，外部审计师没能发挥其外部监督作用。会计审计公司、合作银行、证券交易监查机构等金融机构共同构成日本企业发展监查体系，总体来看，日本国家其审查机构并不缺位，因此外部审计机构没有审计出东芝财务存在的造假行为，极有可能是因审计机构与东芝公司内部存在“合谋”现象，以致导致外部审计失察，没有切实履行真实审计行为。

另外，审计师发生道德风险及缺乏谨慎性使其过分依赖东芝内部审计机构，未能有效对东芝内部控制系统、重要性水平及审计风险进行恰当性评估，未能严格执行审计必要程序，抽凭等相关工作未能严格进行，审计工作不严谨，最终导致对东芝公司审计失败。

三、“东芝事件”对我国企业发展及完善审计制度的启示

(一)重视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建设

1.完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

企业之间的竞争，除产品种类、技术、生产效率等硬实力竞争之外，作为企业软实力的“企业文化”也不容忽视。在日本企业文化中，多崇尚“忠孝”文化，“从一而终”的员工往往被标记为“忠诚”的员工。高管层的决定往往代表整个公司的决定，可谓“异口同声”、“一呼百应”。在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存在与日本企业相似的现象，公司内传承着高管至上，“一权独揽”的现象。“内部人控制”、“一股独大”等现象更不鲜见。但这种“一言堂”的公司治理模式一般不稳定，监督机制缺失，极易发生财务造假等相关公司危机，出了问题不仅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还会伤害公司建立的信誉及声誉，这种公司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在短时间内是不易重新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公司内部质量结构时，要重视全责分明制度，董事会与高管层应实行分离制度。同时，董事会、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等相关公司内部组织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切实形成制约关系并各司其职，方能使发表吧————专业论文发表组织，诚信可靠快速发表。长期有核心期刊论文转让! 发表吧————专业论文发表组织，诚信可靠快速发表。长期有核心期刊论文转让!

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重视企业人力资本

我国应吸取东芝公司财务造假事件教训，需重视企业管理文化建设，注重“以人为本”公司发展方式，科学合理储备人力资源，了解员工所求、所望、所需，尊重员工、理解员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责任感，同舟共济，加强员工团队协作能力，从深度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及认可度。此外，公司鼓励员工积极创新，提高员工专业水平及技能水平，积极与企业共同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出一份力。

(二)重塑内部审计监察机构

1.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东芝公司内部治理机构存在缺陷，监事会成员往往曾任公司高管及公司内部其他管理人员，因此，监事会在监督检查公司运营流程及运营风险上独立性较差，往往受公司高管决策影响，无法真正表达出真实检查结果。针对上述问题，我国企业应重视外部独立董事人员对公司内部的监督作用，适当增加独立董事人数或比例，真正选拔与公司无牵连关系人员出任公司独立董事，补充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内部审计“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境地，避免出现公司独立董事“稻草人”的形象，从而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有效性，争取从第一步就发现企业业务发展中出现的缺陷，将财务造假“扼杀在摇篮之中”。

2.优化内部审计模式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企业内部监事会与独立董事普遍存在交叉现象，监事会对董事会、高管只留有建议权及监督权，如若要求对高管进行必要惩罚则需通过股东大会同意，因此监事会在一定情况下作用有限，同时监事会往往只涉及对公司财务进行审计，对公司重大发展战略、业务流程、部门绩效、内部控制评估等方面仍存在较大不足。鉴于上述监事会监督权限问题，企业内部应加强监事会监事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并适时赋予监事会直接惩罚相关人员的权力，真正起到内部监督作用，完善内部审计部门监管体系。

(三)完善外部审计制度

1.建立健全审计质量激励机制

我国政府应加大力度对审计机构进行严格把控及分类检验，定期考核，进行审计信用分级。同时制定相应激励措施激励审计机构自觉完成审计任务，在最大程度上克服审计师与公司内部高管存在的相关关系，通过审计收费、审计任期及审计等级等规定来激励审计师审计专业性的发挥并提供高质量审计，发现并避免企业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2.大力开展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应用

审计师在检查公司基本财务报表及其他基本业务信息之外，更重要把控企业整体发展风险的存在，从基本面及整体共同监督企业，这就要求审计师采取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来监督公司发展。审计师不仅要关注具体公司这一微观主体，还要具备“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专业能力，从公司战略及会计信息背后的真实性考察整个公司的运营情况，关注高管层对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关注公司经营风险在财务报表上的量化体现，同时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培养复合型优秀审计人才，得以由浅入深，发现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防止高管舞弊及财务造假类似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朱彩捷.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内部审计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3)：85-86.

[2] 赵德武，马永强.管理层舞弊、审计失败与审计模式重构—论治理系统基础审计[J].会计研究，2006(4)：16-22.

[3] 杨易莹.日本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的启示[J].企业导报，2014(8)：67.

[4] 唐忠良.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合谋治理对策研究[J].审计研究，2012(5)：68-75.

[5] 陈晓阳.审计失败原因探究及规避措施[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5(2)：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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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丁戈戈.东芝惊爆会计丑闻凭空捏造1518亿日元收益[J].IT时代周刊，2015(8)：44-45. 发表吧————专业论文发表组织，诚信可靠快速发表。长期有核心期刊论文转让!

印度较为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印度企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这证明，只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环境

纵观印度企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及其诸多内外影响之因素，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建立高效的公司治理模式，才能推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曾经在《迅速发展市场中的公司治理》的报告中指出，在下列领域内中国公司治理的问题最突出：(1)国家是最大的持股人，这使得政治议程最有优先权;(2)很少有中国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公告或报告，中国公司没有创立优秀公司治理的紧迫感和强烈意图;(3)中国公司不具备恰当的、有鼓励性的经理奖惩机制;(4)与投资者的关系不紧密;(5)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没有独立性，他们的职责更多的是管理企业而不是监督企业。进而指出，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股份持有结构抑制了公司治理，导致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低下。其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印度上市公司在股权回报率方面优于中国同类公司。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改变，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如中国公司2005年的平均股权回报率约为17.4%左右，远低于印度公司26.4%的股权回报率。中、印公司的这种差距，在未来几年内不会改变。其原因是“在公司治理规章条例、实施这些规章条例以及制度机制和公司治理文化方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好。”中国企业可以借鉴印度企业和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先进经验，清除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这个中国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创新管理机制、经营机制、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和内部监督管理机制等，形成一整套有效的规范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并在实践中因应情况不断地完善法规体系，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与国际规范一致的、能够得到国际投资者认可的高效公司治理模式，从而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及其它企业的治理质量，推进中国企业健康地持续地向前发展。

二、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才能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制约印度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是政府效率较低。中国的情况虽然比印度好一些，但问题也不少，企业要办成一件事，也要往返跑多个政府部门，盖多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公章，耗费很长时间、很多人力和财力，有的还要拉关系、送礼、走后门，冒违法的风险。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必然制约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政府部门要认真吸取印度的教训，坚决地按“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这三项基本准则，深化自身改革，确立服务观念，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当前，应集中力量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坚持政企分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企业提供各种方便;二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着力解决企业关心的问题，加大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的支持力度，引导和扶植风险投资为技术产业化吸引初始资金，完善和加快发展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为新技术产业化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依法规范行政行为，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改变“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处于偏低水平”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印度较为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印度企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这证明，只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环境。因此，我国的金融系统要充分利用外国金融业进军中国并开展人民币业务的时机，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经营方法和管理经验，并结合国情和自己的实际，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营理念，创新管理体制，拓展经营品种，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以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扭转金融行业存在的四大滞后，即直接融资滞后于间接融资的发展、债券市场严重滞后于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小银行发展严重滞后于大银行的发展、保险业的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同时，认真解决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市场发展不平衡、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产品种类少层次低、风险定价等市场功能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部分领域存在较严的行政管制、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等基本市场约束问题与激励机制尚未完全发挥作用等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人民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而将抑制出口增长、以投机为目的的热钱大量涌入干扰我国资本市场等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我国的金融体系必须善于将问题转化为机遇，促使政府相关部门适当放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支持和帮助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紧紧抓住天赐良机，大胆地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进行对外投资，充分享有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收益。这样，才能为中国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四、发挥人才优势，大力自主创新，才能走上和谐而富有活力的企业发展之路

近年来，印度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与印度企业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印度的软件等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只有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大胆自主创新，才能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然而，中国的现状不容乐观。从人才方面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中国各种高级人才的总量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前列。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处在粗放式增长阶段，所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应该发挥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从自主创新方面看，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专利技术的实施率仅为10%，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且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30%—40%的水平。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现状。为此，中国企业必须紧紧抓住“人才”这个创新的根本，把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人才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常抓不懈，全力为创新型人才提供宽松的工作环境和良好的协作平台，把他们在建设企业创新文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尤其在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中国已有的人才优势，把企业建成开放式的学习型的创新组织，从而，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上选择适当方式，着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力求在核心技术上突破，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为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是电力、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严重滞后。这一教训说明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只有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对比中、印的基础设施情况，虽然中国优于印度，但中国的基础设施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下一个浪潮———服务业大发展的要求。仅以铁路运输为例，尽管从今年4月18日起，中国铁路运输实现了第三次大提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世界铁路运输的先进行列。但是，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很大，既没有像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实现客、货分线，更未消除“春运”和长假日客票难求的状态。紧张的

铁路运输状态，必然制约物流业的大发展，而物流业的发展受阻，必然连锁反应到制造业、零售业等行业方面受到制约。此外，中国电力供应和公路运输、水上运输、空中运输等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中国必须认真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建设速度，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作者：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 赵中伟 李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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