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客家人和畲族基因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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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是汉族的民系之一，起源于中原，唐宋形成于闽西赣南粤东，伴随着明清的大迁徙，现今广泛分布于中国各省，乃至海外。对于客家人的起源，19世纪客家人罗香林提出了客家人起源于古代中原汉人的五次大迁徙，现今的史学界也基本认同该观点，但补充认为客家人是古代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融合而成。今天，随着医学、基因技术的成熟，人类学对南北人群的形成、古人类的迁徙有了全新的认识，对客家人是古代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而成也给出了证据。

比如：李辉先生在《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提到，客家人Y染色体 SNP 的汉族成份约80.2% , 畲族成分约13 % , 侗族成分约6.8 %，所以客家人的主要成分应是中原汉人；母系遗传方面，客家人的 9 bp缺失的比例19.7 %，与畲族很近。 这个观点一方面认同客家人的主体来自中原，和传统史学相近，另一方面也认同客家人是南迁汉人和南方少数民族融合而成。对于前者，广大读者是认可的。但对于后者，广大读者则观点不一，主要是对客家人群体中到底有多少少数民族成分存在分歧。

李辉先生在论文中提及客家人Y染色体的汉族成分约有80.2%、畲族成分约13%，但貌似没有提及具体如何计算得出该数据，具体参照物是什么。另外，李辉先生在论文中还提出包括客家人在内、南方汉族人的H6(M122)普遍高发的现象。

对南方汉族人的H6(M122)普遍高发的现象，本人认为，原因有：

一：原始时期，H6(M122)为东亚古人类共祖所拥有，南人北上，留在南方的某些古人人群本就拥有高比例的H6(M122)，封建时代，汉人南下同化南方古人人群后叠加了H6(M122)。

二：在5千年—2千年间，黄河、长江中下游某些原始人群向南扩散，这些原始人群拥有高比例的H6(M122)，封建时代被汉人南下同化。

总之，H6(M122)高发，不一定全是南方汉族、汉族客家人自身内部演化的结果，也有可能是来自古代少数民族。比如，在其它调查资料里有提到独龙族的H6(M122)是100%，在《苗瑶族群父系遗传结构初探》中，苗瑶的H6(M122)是45%。

可见，南方某些少数民族是拥有高比例的H6(M122)。 如果南方汉族在形成过程中，大量同化了这些携带高比例H6(M122)的少数民族，必然会产生H6(M122)的叠加，造成H6(M122)高发现象，作为南方汉族的客家人也当如此。那么，到底有多少比例的H6(M122)可能来自南方少数民族呢？

在《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的数据表中，北方汉族、南方汉族的H6(M122)：H8(M134)的比例都接近1:1， 如果以此为参照，客家人的H8(M134)是16.22%，那客家人的H6(M122)理当在20%左右；如果以北方汉族的H5(M9)和H6(M122)的比是1:1.3来计算，客家人的H5(M9)是14.19%，那客家人的H6(M122)也在20%左右；如果以南方汉族的H5(M9)和H6(M122)的比是1:2来计算，客家人的H6(M122)也在30%左右。事实是，表中客家人H6(M122)高达54.05%。 对比之下，估算值和检测值差了20%-30%，这20%-30%的差异是怎么来的呢？ 是来自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入？还是来自客家人的自身演化？在文明时代，人类某基因的扩散和高发，主要是某名人、某群体获得统治权、占据优质生产资料带来的。但客家人作为南迁的汉人，一路逃难和迁徙，最终占据的是资源贫乏的三省交界山区。客家人内部虽然分为不同的宗族，但社会地位、生产力等基本是相似的，并没有产生某一基因系人群单独大扩张的条件。同时，和处于原始社会的少数民族相比，客家人的生产力大为提高，群体和个体的生存能力也大大加强，突破了“基因瓶颈”、“丛林筛选”的陷阱，自然选择、优胜劣汰产生高发H6(M122)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 所以，相比北方汉族、南方汉族，客家人高发且差异达20%-30%的H6(M122)，很可能来自南方少数民族。由于客家人传统生活的地区主要分布的是畲族，这20%-30%的H6(M122)也就最有可能来自畲族。《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数据中畲族H7(M7)比例很高、H6(M122)比例很低，或许有人认为客家人拥有很少的H7(M7)，来自畲族H6(M122)只会比H7(M7)更少，否定上面的数字推论。对于畲族H7(M7)比例很高、H6(M122)却很低，这应该是“基因瓶颈”、“丛林筛选”演化的结果。畲族历史上属于山地游耕民族，刀耕火种，生产力低下，迁徙不定。这种落后的社会形态和低下生产力，在残酷的自然环境选择下，势必会和远古的古人一样，适者生存，出现某支系基因人群大量扩张、某支系基因人群大量衰亡的现象。当然，作为一个民族，还有来自社会的压力，那就是客家人的到来，旧畲族母体被同化，新畲族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对于客家人和畲族的融合、分化，也可以用数字模拟。比如，假设古代有100个畲族人，其中80个是H6(M122)的携带者，20个是H7(M7)的携带者，这个旧畲族H7(M7)比例是20%。后来分裂出20个人，形成新畲族，H6(M122)和H7(M7)各占10个人，H7(M7)的比例就成了50%。再后来，来了200个旧客家人，旧客家人征服和同化了旧畲族群体，形成一个新客家人群体，旧客家人本身就有40个H6(M122)，加上旧畲族的70个，新客家人的H6(M122)比例就成了（40+70）/280=40%，H7(M7)的比例就是3.5%，那就和《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检测结果“客家人H6(M122)高发、H7(M7)低水平；畲族H6(M122)低水平、H7(M7)高发”接近了。所以说，客家人有20%-30%的H6(M122)可能来自畲族，加上李辉先生推断的13%畲族成分，客家人男性的畲族成分应该在30-40%左右。李辉先生可能仅仅以H7(M7)来判断客家人的畲族成分，把畲族的H6(M122)当成了中原汉族成分、或南方汉族成分来看待，从而得出客家人男性只有13%畲族成分的观点吧。在母系遗传方面，客家人的 9 bp缺失的比例19.7 %， 中原汉族基本维持在10%，畲族是15%，最高的是湖南广西的苗瑶族，达30-50%。虽然李辉先生认为客家人母系的线粒体9 bp缺失情况和畲族基本一样，但还是有必要用假设数字进行模拟一下，假设：旧客家人来自中原，有1000人，其9 bp缺失情况和中原汉族一样是10%，就是100人。因为畲族和苗瑶族是近亲民族，旧畲族的9 bp缺失情况按（苗族）30%算，人数也是1000人，30%就是300人。旧客家人和旧畲族人融合，9 bp缺失情况就是20%，和现在客家人的检测结果一致。按该模拟数字看，每10个客家人女性，就有近一半来自的畲族的融入。这20%的9 bp缺失情况肯定不能反应所有畲族女性融入客家的情况，毕竟不是所有畲族女性都有9 bp缺失。但就按该模拟数字看，每10个客家人女性，就有近一半来自的畲族的融入。 在《潮汕人与广府、客家人母系遗传背景差异的分析》调查中，客家人母系mtDNA拥有55.56%南方单倍群，由此证明，以上数字模拟推论是接近事实的。

另外，由于男性和女性都带有同等数量的常染色体，占客家人总数30%左右的原畲族男性成员、50%左右的原畲族女性成员的融入，必然会给客家人带来具有南方特色的常染色体，从而导致客家人在人类学体质上出现南方人种的特征，甚至带来某种基因疾病。比如：地中海贫血。

在《广东省地中海贫血流行及防控现状评价》中，梅州、韶关客家人的地中海贫血比例和珠三角粤语人群要略高，和粤西粤语人群持平。过去有读者认为地中海贫血是迁徙病，当客家人迁移至山区，受自然选择的影响，导致出现高发的地中海贫血。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善。首先，横向对比，福建闽语人群也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汉人，福建也是多山地区，但闽语人群的地中海贫血水平并不高。福建的地中海贫血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闽西的客家人地区。 其次，交叉对比，古代大量畲族融入到客家人中，畲族的地中海贫血水平的高低肯定直接影响了客家人，其因素必须考虑。那么，畲族的地中海贫血是否高发呢？畲族和客家人的地中海贫血在形成过程中有什么差异呢？首先，在时间上，客家人第一次迁徙出现在南北朝的衣冠南渡，第二次出现在安史之乱，第三次出现在宋氏南迁，第四次是元兵南侵。这四次移民叠加，基本上形成了客家人种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客家人形成于两宋时期。客家人由北向南迁徙，肯定不是一下子就迁徙到江西福建广东山区的，途中经过江西的中北部平原，是从古赣客语人群中分化出来的。客家人从江西分化到进入东南山区，时间长不过是5、6百年，短不过是2、3百年，这几百年里，客家人固然有经自然选择、优胜劣汰，从而产生一定比例地中海贫血的可能。但是，相比而言，畲族南迁的更早，迁徙到东南山区的时间更长，相同的自然环境、自然选择下，畲族产生地中海贫血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客家人南迁到东南山区，虽然资源匮乏，但客家人毕竟是汉人，有着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生活习惯，对抵抗疟疾是有帮助的，最突出的就是有使用“蚊帐”的习惯。蚊帐可以有效降低被蚊虫叮咬的机率，减少疟疾的发生。在今天非洲疟疾高发地区，联合国就组织中国等国家，向非洲当地群众捐献、分发蚊帐，起到了很好的预防效果。学者们一般认为在唐宋时期，蚊帐在中国就非常普遍了，而唐宋正是客家先人进入东南山区、形成独立民系的重要时期。除了蚊帐，还有蚊香、香囊等，都有驱除蚊蝇的功效，还有中医中药的辅助。而这些物品和技术，是古代畲族无法拥有、或非常缺乏的。所以说，生活在同样的自然环境下，疟疾对畲族和客家人的伤害是不同的，“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基因瓶颈”、“丛林筛选”对客家人的影响远小于对畲族人的影响。畲族人由此高发地中海贫血的机率大大高于客家人。目前，畲族的地中海贫血没有具体检测数据，但能通过其它数据的对比，可以推测出畲族是畲族是地中海贫血的高发族群。比如：《福建省福州市地中海贫血分子特征及基因突变谱分析》中，根据对当地7946名孕妇的检测，地中海贫血比例是4.43%，这个是包含α、β、α/ β型地中海贫血在内的数据，而福州当地人口基本是汉族。在《闽东地区畲族小儿β-地中海贫血15例临床分析及干预措施探讨》，畲族占当地人口的6.25%，却占了β-地中海贫血住院总数的51.72%，远高于当地汉族。在《浙西南地区畲族β—海洋性贫血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中，畲族族内婚的β-TA 比例7.59 %，和汉族通婚后则降为1.69 %。这2条数据仅仅是畲族β-型地中海贫血， 和福州的数据对比，畲族的β-型地中海贫血居然比福州汉族所有类型的地中海贫血的总和还高。 由此可见，畲族确实是地中海贫血的高发族群。所以，当大量的畲族融入到客家人中，必然会大幅度提高客家人的地中海贫血比例。客家人高发地中海贫血是由“自身演化”和畲族大量融入双重影响的结果。除此之外，在《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中，黄淑娉对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共 900多人作了 30 多项指标的体质形态测量 , 认为三个民系都具有华南人的特征，客家人和粤语广府人、广西壮族的体质相似性就非常大。在赵桐茂的《中国人免疫球同种异型的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的一个假说》中，梅州客家人在血统上最接近广州人，以及和畲族、柳州人接近。 这也许就是在北方人的眼中，客家人和粤语人一样，都长着南方人面孔的原因。

这些研究数据，在不同方面都相互印证了“客家人是古代汉人和南方少数民族高度融合的产物”，其他汉族民系的情况也基本如此，没有什么纯汉血统的民系。汉族应该是一个精神文明信仰的民族，不认同炎黄子孙，就不是一个完全合格的汉人。就如同一个不认同诺亚神话的基督徒，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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