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伟：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冶业史》首页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冶金史研究相对平淡，但也有些研究值得重视。比如我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发掘了古代铸铜遗址--殷墟铸铜遗址，刘屿霞发表了《殷代冶铜术之研究》；抗战时期，周志宏对重庆北碚苏钢工艺的考察，后发表了《中国早期钢铁冶炼技术的创造性成就》。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史正式纳入了国家科学研究的轨道。195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聘请了北京钢铁学院图书馆馆长胡庶华兼职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资料。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多处冶铸遗址被发掘并出土了一大批金属器物，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一批重要成果也先后发表，如李恒德的《中国历史上的钢铁冶金技术》，周则岳的《试论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几个问题》，张子高的《六齐别解》，华觉明的《战国两汉铁器的金相学考察初步报告》，凌业勤的《北京明永乐大铜钟铸造技术的探讨》。著作方面则有杨宽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和《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以及张子高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等。

（二）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快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期，冶金工业部成立《中国冶金史》编写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有色金属研究院的专家，收集整理了一批珍贵资料，开启了国内学者系统研究和编写中国古代冶金史的时代，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冶金》《中国冶金简史》两本著作。在此期间，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在柯俊教授的带领下，与考古工作者密切合作，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诞生，如《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

《中国冶金史》编写组部分成员合影

从此以后，文献资料与文物考古相结合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冶金史的研究进展，发表学术论文呈直线增长，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罗列。一批有代表性的综合性学术著作先后问世，标志着中国冶金史研究逐渐成熟，如田长浒的《中国金属技术史》（1987）、苏荣誉等的《中国上古金属技术》（1995）、华觉明的《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1999）、孙淑云等的《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专论》（2003）、韩汝玢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2007）、何堂坤的《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2009）、陈建立的《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2014）等。

与此同时，一批专题性著作先后出版，体现了百花齐放的特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区域冶金史方面，张增祺的《云南冶金史》（1980）、李京华的《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1994、2003）、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2009）和李晓岑等的《云南古滇国青铜技术研究》（2011）；有色金属史方面，英文著作有梅建军的《新疆史前时期的红铜与青铜技术》（2004）和周文丽的《明清时期重庆大规模炼锌技术》（2016），国内学者中包括刘诗中的《中国青铜时代采冶铸工艺》（1997）、潜伟的《新疆哈密地区史前时期青铜器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2006）、陈建立等编的《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2011）；钢铁史方面，姜茂发等的《中华铁冶志》（2005）、白云翔的《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2005）、陈建立等的《汉晋中原及北方地区钢铁技术研究》（2007）、黄全胜的《广西贵港地区古代冶铁遗址调查及炉渣研究》（2011）；方法研究方面，如崔剑锋等的《铅同位素考古——以中国和越南的青铜器为例》（2008）、金正耀的《中国铅同位素考古》（2008）；传统工艺方面，如谭德睿等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金属工艺》（2005）；经济史方面，黄启臣的《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1989）、王菱菱的《宋代矿冶业研究》（2005）；钱币史方面，周卫荣的《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2004）、《中国古代银锭科学研究》（2016）等。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编撰出版了五辑《中国冶金史论文集》，主要收集整理了研究所师生的冶金史论文；冶金史学者的论文集，如《磨戟—苏荣誉自选集》（2012）、《磨砺集—韩汝玢冶金史论文选》（2014）、《攻金集—孙淑云冶金技术史论文选》（2015）、《华觉明自选集》（2017），也相继出版。

与古代冶金史相比，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少部分专题研究，如全汉昇的《汉冶萍公司史略》。近年来，国内一批青年学者对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进行了尝试，如方一兵对汉冶萍公司钢铁技术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专著《汉冶萍公司与中国近代钢铁技术移植》（2011）、《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1868-1933》（2013）。傅建球对湖南锑业等的专题研究，能够从社会史角度进行研究，补充了部分近代史料。此外，一批冶金企业史志的出版，如《鞍钢志》（1994、2011）、《百年重钢史话》（2011）、《汉冶萍公司志》（2017），冶金学科史著作《中南大学冶金工程学科发展史》（2012）、《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学科发展史》（2014），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了基础资料。

令人可喜的是，徐匡迪任总主编的《中国冶金通史》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于2015年和2016年先后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但定位主要是科普性质，且篇幅较小，并不能全面反映国内近年来文明史、社会史、制度史、环境史等角度进行中国冶金史研究的新进展。

（三） 国外学者关注中国冶金史

日本学者较早关注了中国冶金史。20世纪20年代，近重真澄的《东洋古铜器之化学研究》和《东洋炼金术》中有对中国古代铜器合金成分的分析结果。30年代以后，日本人对中国大批青铜器进行了研究，如道野鹤松的《东洋古代金属之化学研究》《由化学所见古代支那之金属及其金属文化》，小松茂和山内淑人的《东洋铜镜的化学研究》《古镜的化学研究》，梅原末治的《四五之尊彝之化学成分》《支那铜利器之成分之考古学的考察》。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以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古代冶金史也特别受到关注，如李约瑟的《中国古代钢铁技术》（1958）。华道安（Donald Wagner）的《中国传统制铁业及其现代命运》（1997）和《中国科学技术史·钢铁冶金》（2008）可谓国外对中国钢铁冶金史研究的集大成者，而《中国科学技术史·有色金属》由于资料不断更新而迟迟未能正式出版。此外，巴纳（Noel Barnard）、贝格利（Robert Bagley）等对中国青铜工艺史的研究颇有见地，但主要限于艺术史专题研究领域；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对中国宋代铁产量问题的研究，开启了从经济史角度研究中国冶金史的先河，可惜后继无人。近年来，伊懋可(Hark Elvin)、马立博（Robert Marks）等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倒是启发了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中国冶金史的新思路。

二、中国冶金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目前中国冶金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古代冶金技术史方面，多年来走的是文献考证与考古调查结合的道路，现代科技手段运用于冶金遗物分析成为重要手段，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立足于爱国主义诠释中国古代灿烂发达的冶金技术的发展，多属于技术史的内史研究，对于近现代冶金史则言简阙如，“厚古薄今”是常态，缺少更为广阔的经济史、社会史和制度史的研究，也较少全球视野下进行开展多学科交叉的冶金史研究。中国冶金史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至少有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系统梳理和研究。

（一）中国冶金术起源及其对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影响

冶金技术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冶金技术的源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对中国西北地区、中原地区和中亚以及西亚地区早期铜器和冶铜业的系统分析，认为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铜业的发达是与中亚地区保持文化互动为前提的；中国西北地区对来自中亚及以远地区的冶金术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加以改造和利用，并不断形成自身的特色；中原地区冶金术的真正崛起并形成独立的华夏风格，是在二里头文化晚期才最终实现”。最近中国学者以实物说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发生在欧亚草原，中国文明的发展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优秀文化不断交流的历史，考古学证据也显示中国境内亦有若干青铜文明的核心区，而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有一个由东向西的影响。尽管目前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关于中国冶金技术的起源、传播过程及传播机制的认识仍然不清，对先秦时期中原与边疆地区冶金手工业的异同、冶金术与区域文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仍不深入，因此，进一步发展冶金考古研究方法，对先秦时期冶金遗址进行调查，对已有和新发现考古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分析，理清中原与边疆地区冶金手工业的发展面貌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中国早期冶金技术与文明发展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二）中国古代钢铁技术体系形成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经过金属学和年代学的综合研究，可以推测中国最早使用人工冶铁制品的年代可提前至公元前14世纪，新疆最早使用铁器的时间早于公元前10世纪，块炼铁技术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传播到豫陕晋交界地带的中原地区后，就迅速发展成生铁技术体系；生铁技术向中国西北、西南和东北方向传播，特别是向越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传播问题已有深入研究。这些研究结果构建了更加精细的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发展历程，表明生铁冶炼及生铁制钢技术体系是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另一大创造，尽管从铁器入手的对中国生铁冶炼和生铁制钢技术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但对中国冶铁技术起源的时间和机制、大规模使用生铁的意义、炒钢技术的发明动因及其判断标准、灌钢技术体系的形成与机制、坩埚炼铁技术的形成时间和源流等问题仍需深入研究。关于中国古代钢铁技术体系形成的问题，也应该放在更广阔的考古学背景中加以讨论，从矿石原料、鼓风技术、耐火材料、炉形结构、操作流程等多方面选择考古学证据。另外，关于生铁及生铁制钢技术对社会进步的作用的研究也值得重视。在充分调研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将冶铁制钢遗址的调查工作、冶炼遗物分析以及考古资料整理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并将铁器和冶铁技术交流的问题放在整个物质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对东西方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与传播问题进行整体分析，才能有所突破。

中国古代冶铁技术

（三）中国近现代冶金工业技术体系形成的因素及其特点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冶金工业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但仍不能阻止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脚步。在反对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中国冶金工业在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中发展，经历了由手工业小生产到机器工业大生产、由传统冶金技术到西方先进冶金技术的转变过程，为民族解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建立起了近代中国冶金教育机构和社会团体，为新中国冶金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冶金工业作为国家优先发展领域，得到了当时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最初的现代冶金工业雏形得以建立，虽然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波折，但在中国政府和冶金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冶金工程师和工人的坚持奋斗下，包括钢铁工业和有色冶金工业的完整现代冶金工业技术体系随之建立，并经过系列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目前已经具备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冶金工业，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这样一个伟大的历程，应该放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历史中加以研究。如何从手工业生产到机器工业生产的过程，当前对汉冶萍公司等的研究资料被大量发表出来，还迫切需要认真整理、考证以及挖掘它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冶金史内容更是零散而缺失，没有成为系统。在高炉喷煤、氧气转炉炼钢、连续铸钢、炉外精炼等冶金新技术的引领下如何进行钢铁工业技术的改造升级；转炉炼铜、电解炼铝等为代表的有色冶金新技术如何改造现代有色冶金工业的；特别是在金川镍矿、包头稀土铁矿、攀枝花钒钛磁铁矿三大世界级冶炼难题方面，中国学者和工程师们是如何不畏艰险攻克难关的，这些都需要认真梳理和开展研究。

汉冶萍公司

（四）全球视角的中国冶金技术演变过程

所有伟大文明的一个共同特质就是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品质，文化交流是文明成长的基本条件，中华文明更是如此，其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成为五千年连续不断发展至今的重要前提。回顾整个中国冶金史，就是一个不断消化吸收外来技术的创新历史。新石器时代末期，在中原及北方边疆地区，受到外来因素影响，东亚细亚产生了冶铜技术，进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起源；经历商周时期的快速发展，冶铜术与铸造技术结合，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冶铸技术体系，并形成了独特的冶金手工业，成为先秦时期华夏文明的共同基石；西周春秋之际，同样是吸收外来的块炼铁技术，发明了中国独特的生铁冶炼技术，至秦汉时期基本建立了中国生铁与生铁制钢的技术体系，形成了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进而促进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庞大的中央帝国的建立；随后，冶金技术从来没有停止与其他技术的交流和融会，金银铅锌等冶金技术的发展莫不如此，在政治、生态环境等的压力下，冶金技术特别是钢铁技术发生了流变，至明清时期完成了又一次转变，实现了煤铁的结合，但与西方大规模钢铁工业技术体系完全不同的另一条传统工艺路线。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全球范围内进入世界史意义上的近代史，第一次全球经济一体化。虽然当时的明朝政府既不主动也不自觉，但中国还是被动地卷入到了这一浪潮中，东南沿海地带很深入地参与了这一全球一体化进程，形成了从东南沿海—马尼拉—墨西哥大帆船贸易通道，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导致明朝实现了货币白银化。中国是最早发明镍白铜的国家，并且从明末就开始了产业化炼锌，镍白铜和锌在明清时期大量出口西方，推动了世界镍、锌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更是在东西方之间承担起了文化技术交流的桥梁，西方矿冶专著也传入到了中国。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中国近现代冶金工业从无到有，总体态势是引进、消化、吸收外来的先进技术，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形成了现代了钢铁工业体系和有色金属冶金工业体系，直至今天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的冶金大国。这些过程，或明或暗，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和整理，需要补充大量资料，需要站在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长时段大历史的中国冶金技术与冶金工业发展的历程，理解技术创新与技术交流的关系，更加坚定信念，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

三、中国冶金史的外史研究思考

中国冶金技术及其产业发展历程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以技术为中心的中国冶金发展史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不断丰富的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出现，大量新的史料和实物证据需要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以期理清冶金技术发展各阶段的关键问题，进一步完善中国冶金技术发展史。除了继续从事技术史的内史研究之外，还可以从外史的角度在以下一些方面进行思考。

（一）冶金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冶金术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金形成的现代工业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二）冶金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再到大规模机器工业生产，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会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系统研究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进而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具有长久魅力的学术话题。

（三）冶金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技术发展历程，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重视的国家政策；但在清末，由于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导致了中国冶金业在近代的衰弱与萎缩；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冶金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保障。理清各历史时期的冶金政策并加以分析，对今天冶金工业发展乃至国家的科技、经济决策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四）冶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冶金技术作为人类一种改造自然的能力，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曙光，为人类社会走向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古代冶金生产需要大量的矿石、木炭等原料和燃料，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以消耗大量天然木材作为代价而致生态环境恶化；近代以来，随着煤炭炼焦、焦炭炼铁的技术路线逐渐确定，突破了木材短缺的生态危机，迎来了工业革命；但是随着工业文明逐渐发展，煤铁体系的工业结构也受到了严重挑战，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当今工业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历史上的冶金技术革新，都伴随着生态激励的因素。如何充分认识中国历史上冶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既是对中国冶金史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对认识当今生态文明背景下发展问题的重要回应。

现代冶金工厂的污染

(五）冶金与思想文化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古代社会不论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探明冶金技术思想史的脉络，可以更好理解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更丰富的资料。

（六）冶金与全球化的关系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例如甘青地区早期文化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对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有着重要作用；明代银矿大兴与全球贸易和白银货币化有着重要的关系，近代冶金技术的引进与传播对传统中国冶金技术体系的冲击如此之大，不得不警醒思考冶金术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中国古代同中亚各国、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冶金史研究势在必行。

四、中国冶金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编撰《中国冶金史》

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钢铁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有色金属研究院等机构抽调人员组成《中国冶金史》编写组，经过多年努力编写了《中国冶金简史》《中国古代冶金》等著作；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作为冶金史编写组的延续，与兄弟单位合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古代冶金遗物进行分析检测，不断推进中国冶金史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并未有全面系统展现中国五千年冶金发展历程的《中国冶金史》问世。

《中国冶金简史》书影

另外，随着历史档案逐渐解密，近现代史料逐渐丰富，对其进行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各研究机构都加强了对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先后组织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新中国科学技术史”等重大研究计划，但仍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综合研究这一环节。中国近现代冶金史，走过了非常不平凡的历史阶段，从传统手工技艺走向现代工业，每一步发展都凝聚了中国冶金工作者的劳动和智慧。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任务，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随着中国学术的繁荣，各学科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历史研究部门也走向了综合史研究的道路，断代史、科技史、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工业史、军事史都需要冶金史研究的最新资料，期待一部全面系统权威的中国冶金史作为参考资料。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冶金工业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各冶金企业和产业相关机构，为寻找文化之根和思想源泉，都期待中国冶金史研究成果早日问世，多次向有关研究部门提出这种需求。各级政府部门也是翘首盼望，教育、科技、文化、文物、旅游、环境、工业、经济等部门，也需要蕴含丰富元素的中国冶金史提供决策咨询和翔实资料支撑。

因此，编撰出版一部科学严谨、博览古今、融会贯通的《中国冶金史》，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成为国民历史教育、科学技术创新、思想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文学艺术创作、旅游资源开发、企业文化建设、产业发展决策等的知识源泉。

（二）中国冶金史研究的未来进路

今后的中国冶金史研究还需要依托文献调研和考古资料整理，全面系统地总结国内外关于中国冶金史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吸纳近十年来冶金考古领域的新发现，阐释中国冶金技术及其产业从先秦时期至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探讨冶金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巨大贡献。需要围绕冶金技术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迁，阐明技术发展史的同时，揭示各项技术形成的产业，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的相互关系，特别关注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和需求导向的技术发明和演变过程，评述其历史作用，总结其经验教训，做到史论结合，形成一系列详实而权威的中国冶金史研究成果。除了要考虑到冶金史不可避免地与文物考古关系密切这一特点之外，还要与传统的冶金考古研究有所区别，要重视对冶金史重点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研究；要注重揭示冶金技术与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内在机制，以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的认识；要重视近现代冶金技术传播与工业兴衰的环境和政策分析，以理解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如果说以前的冶金史研究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那么今后更多要考虑“怎么做”和“为什么”的问题。冶金技术如何影响中国古代文明乃至现代文明？为什么在中国古代能够发展出这么多冶金技术发明？为什么中国近现代冶金经历沧桑后能够再次崛起？其背后的深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背景是什么？围绕中国冶金发展过程及其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这一中心主题展开，并延伸出冶金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冶金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冶金与思想文化的关系、冶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这样几组重要关系。完成这些问题的研究，还需要特别注重全球史视野、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方法以及近现代研究等方面。

今后，中国冶金史研究可按历史维度、专题维度这两个维度来进行。冶金技术史和工业史是研究的主线，历史维度和专题维度是问题的两个维度，再加上必要的基础工作，就构成了未来中国冶金史研究的框架。按历史维度，中国冶金史大体上可分为先秦时期、秦汉至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近代、现代几个大的历史阶段。专题维度是从前述的几个关系入手。此外，还应着力于基础工作层面，对重点冶金人物、重要典籍、重要文物和古迹遗址进行整理，并运用年表式编史学方法对冶金重大事件进行编纂，以方便后来者查阅学习。

五、结语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冶金的国家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史也是冶金技术的发展史。近代中国冶金的工业化进程和冶金人才的培养、冶金教育的兴起，为新中国冶金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冶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冶金大国向冶金强国迈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强国战略的重大历史时期，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共筑“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理想。中国冶金史研究是我国冶金工业的家谱和承传记录，承载着冶金人的理想，将展现冶金人的自信、冶金历史文化的自信，这是一项“记录历史，承传文明”的文化性事业，也是一项“功在当代，利于千秋”的公益性事业。中国冶金史研究试图理清中国冶金起源、发展和繁荣的基本脉络，评价其对中西文明发展的实质贡献，以古鉴今，以史明镜，助力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升国家工业文化形象，鼓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的士气，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冶金史研究在学术上有很大的突破，并逐渐形成了一批国内中青年学者为主的中坚力量，但仍有许多亟待研究的问题。目前冶金史研究进路正处于从技术本体转向技术与社会乃至整个文明史的过渡时期，亟需从新的角度诠释。立足于反映中国冶金技术对社会进步带来的巨大贡献，分析冶金技术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是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综合体现。撰写多卷本《中国冶金史》，既是对前人工作的继承和致敬，也是在生态文明背景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汲取工匠精神、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必然选择。

席泽宗参与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卢嘉锡总主编）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本文转载自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微信公众号“科史文苑”（原载《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第三辑），有删改可以立即购书。也欢迎广大学者投稿，聊聊你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