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氏学术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本文作者：广东海事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 蒲选才）

（作者简历：蒲选才，1954年出生于海南儋州，毕业于解放军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政治指挥专业和汕头教育学院中文专业，1972年至1993年在部队服役，历任战士、班长、排长、代指导员、干事、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1993年转业地方工作曾担任汕头港公安局长。现任广东海事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三级警监，广东省作家协会公安分会会员。）

（编者按）2018年1月26日中华蒲氏文化研究中心发布《蒲氏根源考 || 广东海事公安局蒲选才撰文“我们从哪里来（之一）——从翔实史料的考证探寻蒲姓的根源由来”》一文，从历史资料的疏理入手，并侧重于权威历史著作的细读详解，对蒲姓的根源由来做些研究考证。今天，中华蒲氏文化研究中心推出广东海事公安局蒲选才蒲氏文化研究系列文章《我们从哪里来？（之二）——从蒲姓历史上发展的四座高峰探寻其根源由来》，本文通过对浩如烟海的史籍进行阅读、对比和研判，尽量做到出之有处、言之有据、述之有理；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由史料及人物与由人物及史料的从蒲姓历史上发展的四座高峰探寻其根源由来做些初步探索，敬请全国热爱蒲氏文化研究的宗亲们多多关注留言指导为盼。

（渠县蒲氏宗祠——全国保存最完好的蒲氏祠堂）

想要对蒲姓的根源由来提出真正有说服力的见解，必须通过对浩如烟海的史籍进行阅读、对比和研判，尽量做到出之有处、言之有据、述之有理。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由史料及人物和由人物及史料的研究过程。基于此，本文做些初步探索。

疏理权威史籍的明确记载可知，蒲姓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总共有四座发展高峰（以下称“四座高峰”），即：东晋（前秦）时期的蒲（苻）洪家族；北宋时期以蒲宗孟、蒲卣为代表的家族；南宋时期的蒲寿宬和蒲寿庚家族；清朝的蒲松龄家族。也就是说，虽然史籍上所载在东晋以前也有个别蒲氏名人出现，但都是零星记及，大多语焉不详。直到东晋至清朝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不仅见诸于史籍，而且取得的功业和社会的影响巨大，堪称名门望族的“四座高峰”才是蒲氏发展历史真正的巅峰阶段。尤为重要的是，这“四座高峰”在蒲氏的渊源来路方面有不少明显的交织关联。因此，探寻蒲姓的根源由来此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第一座高峰：蒲洪家族

《二十四史·晋书·苻洪》（以下引文同此的不再注明）从卷112至卷115详细记载了蒲洪以及其家族的情况：“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始其家池中蒲生，长五丈，五节如竹形，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苻洪原姓名为蒲洪，“时有说称尊号者，洪亦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其父蒲怀归为氐族酋长。蒲洪是前秦政权的奠基者，其子蒲健公元352年于长安称皇帝，国号秦，史书称前秦。其后依次皇位是蒲生、蒲坚、蒲丕、蒲登和蒲崇，传六主44年，公元394年为后秦所灭。

（蒲洪建立：前秦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北方非汉族政权）

蒲洪所建的前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非汉族政权，鼎盛时的疆域东起朝鲜、西抵葱岭、南并川蜀、北逾阴山，是中国数千年可考的历史过程中仅有的一次由蒲氏为一国之郡主。蒲洪及其先人原为氐族，蒲洪当年为教训其孙蒲坚读书曾训斥曰：“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古代有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之说。氐族在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分布在今青海、甘肃、陕西、四川等地，而大部分集中在陇南地区，五胡十六国时是“五胡”（匈奴、羯、鲜卑、氐、羌）之一，并依靠武功尽灭前燕、仇池、前凉、代等国，统一黄河流域，建立前秦政权。蒲雄之妻、蒲生和蒲坚之后、蒲坚之妾，都为五胡十六国时入宫的汉族女子，初显氐汉融合。南北朝以后，“于是陕甘境内之氐羌民族皆在鲜卑势力范围之下，被同化于汉族。”蒲洪一族发源于略阳临渭，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大诗人李白均为秦安人），征战活动则大多在陕西中部和北部（晋时称雍州），即蒲城、黄陵以及山西的永济（蒲坂）等一带地域。如《晋书》载其后世“苻叡为安东将军、雍州刺史，镇蒲坂”，“坚乃以广平公苻熙为使持节、都督雍州杂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雍州刺史，镇蒲坂。”

根据以上史实，可以得出如下合乎逻辑的推论：

其一，历史传说所谓舜帝子孙被封于蒲坂，“子孙”指的应是蒲洪一族。以舜帝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传承中的地位，传闻中的“子孙”应非等闲之辈，而蒲洪一族作为中古史蒲氏族群的佼佼者，在可考据的历史时间段是为甚接近舜帝年代的蒲姓族群，其族群又恰好是在蒲坂一带活动并发展，毫无疑问蒲洪一族最有理由作为舜帝的正统传承而被长期流传于史籍传说。

其二，蒲姓的郡望之所以在河东郡、堂号之所以是河东堂，应是由于蒲洪一族在古时河东郡一带地域创造的显赫功业和崇高名望所致。“郡望”一词，“郡”是行政区域，“望”是名门望族，郡望，即表示某一地域或范围的名门望族，也就是为众族人所仰望的显贵家族。而蒲洪一族所建立的功名，不论是晋以前还是晋以降其它蒲氏族群都无一出其右，难以比肩，“郡望”非其族莫属。

其三，在蒲氏源流中有“蒲生池中，因以为氏”和“先世居蒲菖海湖上，因取姓焉”的说法。前者说的是蒲洪一族，有史料可证，而后者则是讹传（很可能是由前者演化成误而来）。一般认为，自汉至唐称新疆东南部的罗布泊为蒲菖（昌）海，因古时此地为中国第一大咸水湖，故谓“湖上”。据查史籍，先秦古籍《山海经》称罗布泊为“幼泽”，也称盐泽、涸海，是因它的特点而得名；称蒲菖海（还有牢兰海、孔雀海等）是因为它的位置而得名——新疆鄯善县唐时置柳中、蒲昌两县，此地就在罗布泊周边，故“蒲菖海”名因之而得。2000年有研究者经科考后认为，蒲菖海其实不是罗布泊，而是横亘于甘肃敦煌至新疆鄯善县车师前部之间的大沙漠，与所谓的“湖”无关。不论蒲菖海指的是罗布泊还是沙漠，从新疆罗布泊和鄯善一带至甘肃秦安、山西蒲坂等中原地域足有二千多公里之遥，中间还相隔一片浩瀚无边的沙漠（在古代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蒲氏是何族群的先人从何而来并为何选择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后来又因何跋涉遥远艰险的路途进入中原并去向何处？这些都无法找到半点合理的解释。总之，所谓“先世居蒲菖海湖上，因取姓焉”的说法应为误传。

（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公园）

其四，认为蒲洪一族得姓是因“蒲生池中，因以为氏”和认同上古贤人蒲衣子为蒲氏得姓始祖，前者讲的是一个族群得到姓氏的神奇经过，而后者讲的是一个姓氏产生的历史原点。这两者之间于蒲氏得姓的历史轨迹上有一定的相关相联，在距离蒲洪的诞生地秦安七百多公里、蒲洪后世封地蒲州二百多公里的蒲县北（蒲县东与洪洞大槐树接壤），还留有蒲衣子庙和讲经坛遗址，相传当年蒲衣子隐居于此。更有意思的是相隔二千多年关于蒲氏得姓的两个事件都指向同一事物：草本植物菖蒲。连周边的地名都尽带蒲字：蒲邑、蒲国、蒲坂、蒲州、蒲子、蒲阳、蒲城、蒲川等。难怪在清代的《蒲县志》中，对此地悠久的历史赞叹说：“帝师高隐而蒲可名国；公子分封而蒲始有城。蒲衣由来尚矣。”应该说，此并非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反映出历史的某种真实。看来，菖蒲应被看作是蒲氏的神圣之物了。实际上，古时先民崇拜该草类，认为水边多生蒲草是为吉祥之地，甚至把菖蒲当作神草。《诗经》有“彼泽之坡，有蒲与荷”的记载，《周礼》有“男执蒲璧”之说（意谓“蒲为席，所以安人。”）《吕氏春秋》亦云“菖百草之先生也”，李白则诗吟“我来采菖蒲，服之可延年”。一个姓氏汉字竟然如此有底蕴，蒲姓人真是值的自豪和骄傲。

其五，虽然现在的苻姓其郡望是天水、武都等地，堂号为天水堂，但其得姓始祖亦为苻（蒲）洪，这显然是当年蒲洪改姓苻洪（苻字正确姓氏读音作pu）之后，千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姓氏相互融合的历史现象，并不影响认为蒲洪是蒲姓重要渊源这个论断的客观性。

第二座高峰：蒲宗孟及蒲卣等家族

《二十四史·宋史·列传》对他俩都有所传载（蒲宗孟记列传第八十七、蒲卣记列传第一百一十二）。“蒲宗孟字传正，阆州新井人。”生卒年为1022—1088年。1053年第进士，神宗时朝中任著作郎，后升任为翰林学士兼待读。为官刚正不阿，敢于谏言，颇有政绩亦颇具争议。蒲宗孟与苏轼、周敦颐等当时名人交往密切，还是王安石变法的忠实拥护、执行者，可见其在北宋时非同一般的文化造诣和政治影响。据有关史料载，蒲宗孟有一弟弟蒲宗闵，字一统，1057年第进士，其两个儿子蒲汝霖、蒲汝智都是进士出身。

（清刻本续修《蒲氏宗谱》清风阁珍藏版）

《宋史·列传》载“蒲卣字君锡，阆州人-----中进士”，“累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二。”所记不到五百字，相对简略，但仍可看出乃是当时比较显赫的官员，否则上不了宋史（他与宗孟是二十四史宋史所载仅有的两个蒲姓历史人物）。又据其它资料（真实性不详），蒲卣之父为北宋时的蒲虞衣，有五个儿子：蒲显道、蒲之道、蒲竝、蒲冲、蒲卣，都为进士出身，有“五子登科”美誉。

蒲国宝（生卒年不详），据有关史籍如《四川通志》、《璧山县志》所载，他为重庆璧山县蒲坎坝（今满元乡）人，为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的恩科状元，是宋代继重庆冯时行之后又一名状元。因故，明朝时为冯、蒲二人建有状元坊，并刻有“尝怀抗疏冯时行；太息通经蒲国宝”亭联。此坊历史上曾多次被毁，2011年重建，是为现璧山状元桥。史册称蒲国宝“饱饫六艺，淹贯经史”，著文甚丰，但大多遗失，现存最著名的文章是写于1197年的《金堂南山泉铭》。

（北宋资政殿大学士蒲宗孟手迹）

北宋的蒲宗孟、蒲卣和南宋的蒲国宝在川蜀地区创造了一个时代辉煌的功业，毫无疑问是蒲姓氏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对于这三位先人祖上根源（民族属性）似乎没有太多争议，但他们（宗孟、国宝）与其它地域的蒲氏的渊源联系却有不少议题可论。

有研究者据泉州《蒲氏族谱》认为，蒲寿庚为阆州蒲宗孟之后，出身西蜀望族。还有资料说：“泉州蒲氏的祖先原是四川人，先是从海路到广州经商，以后迁徙到泉州定居。”近来更有四川宗亲甚至列出了从蒲宗孟一直至蒲仕宾（又一说蒲开宗，即寿庚之父）的世系图。此说值得研究。据《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记载，蒲开宗一族于南宋嘉定年间（约为1208-1217）年入（居）粤；其它史料称，1217年前后“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故说先粤后泉是可信的，至于从何处入粤，则应考证。从年代上说，蒲宗孟生于1022年，蒲寿庚生于1205年，这两者前后共六代人，相间183年，平均约30年为一代，基本能说通（许慎《说文解字》称“三十年为一世”）。广州珠江村蒲氏宗祠联有“鳌占川西”，海南儋州下浦村、夏兰村的蒲氏宗祠联分别有“宋代名联科甲，簪缨昆弟”、“到宋代家风学士，千秋俎豆永馨香”等文化遗存，含义指向明确：以宋代（尤以川蜀等地）己族蒲氏先人取得的辉煌业绩为荣耀，是文化根脉上追宗认祖的体现。四川仪龙县《蒲氏族谱》中由蒲景灏于道光庚寅（1830年）所撰写的序有“寿宬况会进之清，薄俸以惠下。”的记述。虽寥寥数语，但这是十分难得一见的体现川蜀地区的蒲氏与泉州、广东、海南等地蒲氏相关联的族谱资料；“薄俸以惠下”也正是寿宬的为官风格。如果此说成立，那么福建与广东和海南以及广西蒲姓的渊源来路就与四川、重庆的蒲姓连接起来了；加之四川是当年前秦的治地，该地的蒲姓是距离河东郡望最近（阆中至秦安、蒲州分别约为500和700多公里）的一支最大的蒲氏族群，东晋以降蒲姓的来路就有可能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那将是蒲氏族源研究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北宋尚书左丞蒲宗孟手迹《夏中帖》）

当然，此说也尚存一些难解之疑。比如，蒲宗孟及其子孙的墓茔（有的是衣冠冢）均在阆州故里，蒲国宝则葬于璧山县满元乡蒲坎坝。而据《南海甘蕉蒲氏家谱》所载，蒲寿庚之兄蒲寿宬为入粤初五世祖，照上说推算蒲开宗（仕宾）应为四世祖、蒲国宝应为三世祖，而前谱明确记载入粤初一世祖至初九世祖包括其妣配均葬在羊城（广州），且地点详细确定。这到底是旧谱误记还是压根就没那回事？还有待于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此不过是依据有关史料而提出的一条探索的思路，得出可信的结论尚需时日。

第三座高峰：蒲寿宬和蒲寿庚家族

根据《光绪嘉应州志》等史籍所载，蒲寿宬（生卒年不详；从其弟蒲寿庚生于1205年推算，他似应生于1200至1204年之间）。南宋“咸淳七年知梅州，一毫无取于民，居处饮食俭约。”为官政绩声誉具佳，时人有诗赞曰：“曾氏井泉千古洌，蒲侯心地一般清。”著有《心泉学诗稿》（原稿已佚）但其诗作仍有部分存世，清人在《四库提要》中称“其诗冲澹闲远，在宋、元之际，犹属雅音”，为南宋颇有影响的诗人。

（蒲寿庚官拜福建行省中书左丞（正二品））

蒲寿庚（1205—1290年），有史书称他“南宋晚年，任提举市舶三十载，富而有势，宋元鼎革之际，举足重轻，关系至大。”蒲寿庚在宋元时期，既是盛极一时、富甲天下的海商，同时还官至福建行省中书左丞（正二品），有若干史书为他立传。当然，他因叛宋助元，多为历史所垢病。蒲寿庚之子“蒲师文当至元间为福建道市舶提举。”又一说“为福建行省参知政事（从二品）。”蒲寿庚之孙“有蒲居仁者。官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正三品）”

蒲寿宬、蒲寿庚家族在宋元时期，不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建立了不凡的功业，蒲寿庚尤其是那个时期中国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的领军人物，亦开历史上蒲氏经商而功成名就之先河。前些年，南海考古在广东阳江海域的海底发现一艘南宋古宝船（“南海一号”），曾经轰动一时，有闻该宝船是蒲寿庚家族与南洋一带国家贸易的商船。2007年“南海一号”考古出水时，笔者是现场安保的组织指挥，有幸目睹了蒲氏先人八百余年前那沉甸甸的辉煌，这可算是历史与现实有趣的巧合了。总之，蒲姓发展历史上的第三座高峰当属其族无疑。根据《南海甘蕉蒲氏家谱》所记，蒲寿宬为入粤蒲氏的初五世祖，即广东、海南等地蒲氏世系的先祖，是这些地方蒲氏源流研究绕不开的重要历史人物。

有的宗亲研究者认为，入粤初五世祖的蒲寿宬不是史册上称为蒲寿庚之兄的蒲寿宬，而是另外一个人。从笔者所接触的史料来看，这个判断显然缺乏根据，多少有点硬套与臆度。

（蒲寿庚府第遗址）

首先，《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蒲氏远祖世系谱》明白无误记载“官名寿宬，字镜泉，号心泉。”，“即我甘蕉房秋涛公之曾祖也。”在世系谱图与寿宬名并排之侧有两个空白的方框，应是寿庚无疑。之所以留空白，在甘蕉谱的凡例里讲得很清楚，“从历代名家谱例也”，“如谋反-----一概削名不录，以两方空如此代之。”所谓“谋反”，当然与寿庚叛宋降元的事有关。

其次，蒲寿宬之名的后一个字，在史籍上尽管有几种写法，如写作晟、窚等，但无一例外都同时与“心泉”、“知梅州”、“心泉诗集”等字句相联系，证明所指是同一个人，概无他指。从年代上说，蒲寿宬咸淳七年（1271年）“知梅州”，时年为六十多岁，亦可信。

再次，览阅众多史籍，凡是提到蒲寿宬几乎都与蒲寿庚之名同时出现。试举几例：《元史·世祖传》载“伯颜遣周青招泉州蒲寿庚、蒲寿宬兄弟”；史学大师陈垣代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载“宋末又有蒲寿宬-----为泉州市舶使蒲寿庚之兄。”；著名史学家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也讲蒲寿宬与蒲寿庚是兄弟。说明进入史籍的蒲寿宬仅此一人而已。

（蒲寿庚家族宅第）

综上，可以肯定地说，南海甘蕉谱所说的入粤初五世祖蒲寿宬，与史上讲的蒲寿庚兄弟的蒲寿宬为同一人，不应有任何怀疑。此蒲寿宬先祖在历史上不论是为官声望还是诗文造诣，均堪称一代人杰、后世楷模。有何理由在没有丁点史料实证的情况下弃之不认？反而去认一个名不见史籍、不知为何处人氏的所谓“蒲寿宬”？同时，若否认甘蕉谱初五世祖不是与“字心泉”、“知梅州”的蒲寿宬为同一人，等于推翻《南海甘蕉蒲氏家谱》中《蒲氏远祖世系谱》的重要内容。如此，不仅于史实无据，而且于情于理也说不通，断不可取也！

其实，真正成为大难题的是蒲寿宬和蒲寿庚家族的民族属性问题，这直接牵涉到闽、粤、琼、桂等地蒲姓的民族归属。可谓“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但既然是要探根溯源，又必须面对而不能回避。

蒲寿宬和蒲寿庚家族的民族属性，目前见之于史籍的有西域、阿拉伯（回族）、色目（蒙古）这样几种说法，持论者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学者，尤以清朝以降的论者为众。下文就此逐一作些考证。

（宋元之际蒲寿庚管理的市舶司旧址）

关于西域说。“西域”一词始见于汉代，所指地域历代多有变化，其最早指周朝诸地。西汉时的西域有三十六个小国，后又分为五十余小国，再后来演变为汉代开始至唐宋对中国西部以远诸国的泛称，青海、西藏、新疆等地都属于西域范围。至清代的“西域”地界为：东起敦煌以西、西至巴而喀什湖及葱岭、南至拉萨界、北至俄罗斯及哈萨克界，青海及西藏很多地域尽在其中。汉时西域诸国中居住多种民族，如在氐羌行国就是住的氐、羌族，故有史述“氐羌二族僻居青海内地，距中国悬远。”可见，说西域并非是指外国，更不是什么阿拉伯。蒲洪一族的先人居青海、甘肃等地，其后裔入中原称为从西域来，再正常不过，蒲寿宬和蒲寿庚家族就与这种情况相类似。笔者在前一篇文章中讲到有海南蒲氏个体的DNA检测，其血缘显示大部分为南方汉族、少部分为北方汉族，还有更少部分的畲、京、拉祜等族血统。南方汉族属南亚人种、北方汉族属远东人种，畲族源自古代的南蛮、京族源自百越（粤）的一支、拉祜族源自氐羌族系。海南蒲氏个体的血统情形，正好与这支蒲氏族人从西域入中原、到岭南、至琼州千百年来的迁徙辗转过程中各民族血统大融合的历史相吻合，是史实与科学的相互印证。因此，“西域说”不仅不能说明蒲寿宬一族为外族，反而证明其根脉的确源自中原汉族。

关于阿拉伯（回族）说。作如下详考：著有《蒲寿庚考》（原为《蒲寿庚之事迹》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和《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宋元史虽时见寿庚名。而散碎已甚。于其人之经历、血统。一无所记。东西学者。亦迄未详悉其事也。”又言“记寿庚之血统者。第一古材料为南宋遗民郑所南之《心史》。所南福建人。与寿庚同时。一生抗元。”并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心史》的评论“文词皆蹇涩难通。纪事亦多与史不合。”还无奈地说：“《心史》之来历如此。其真伪学者疑焉。”明清时期就有学者认为《心史》“此必明末好异之徒。作此以欺世。”由此可见，所谓郑所南的《心史》原是一本从写作者到内容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瑕疵众多的“史书”，桑原氏依据该书所谓“蒲受耕。祖南蕃人。”（桑原氏认为“阿拉伯人可称南蕃人。亦可称西域人。”）的不实前提，进而得出蒲寿庚“彼盖阿拉伯人。而亦回教徒也。”的结论是草率和不可信的。

（宋元时代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图）

桑原氏“阿拉伯说”的另一个依据是“德人希尔德创一说。谓中国记录之蒲姓外国人。其蒲字为阿拉伯普通人名（Abu）之音译。”还例举如：蒲希密、蒲思那、蒲押陁黎等等。其实，所谓“创一说”实际是这位德人考察唐宋时期来华经商的阿拉伯人名中文音译因何而得，未涉及任何中国本土蒲姓问题，桑原氏自己也说“蒲姓外国人”，也就是外国人名翻译为中文读音带一个“蒲”字而已，并不真的是什么“蒲姓”，这与中国蒲姓有何关系？又与蒲寿庚有何关系？

桑原氏“阿拉伯说”的第三个依据是引《桯史》之说。《桯史》的作者是岳珂（岳飞之孙），“父霖。南宋光宗绍熙三年（西一一九二）。霖知广州。珂随侍。”岳珂生于1183年，10岁时随其父岳霖在广州居住（不满一年即离去）。岳珂在《桯史》中记述有阿拉伯商人（亦称海獠）居广州(番禺)，蒲姓（姓名中带“蒲”字）者居多数，而且经济非常富有，但并未涉及包括蒲寿庚在内的中国蒲姓。而把岳珂此书的有关记述附会到蒲寿庚身上，认为其为阿拉伯回族的是桑原氏自己，什么“恐《桯史》之蒲姓。即寿庚之祖先。”“若余推想不差。则蒲姓多分为寿庚之祖父。”等语气，其猜想与臆测之实暴露无遗。

桑原氏“阿拉伯说”的第四个依据是认为“岳珂谓蒲姓为占城人。”所谓“占城人”，即《宋史·占城传》所载：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罗遏为交州（即交趾）所逼，率其族百余口来附。”唐宋时期，确有波斯、阿拉伯等西亚及东南亚穆斯林因经商、避乱或纳降而涉足海南，且有蒲姓后裔繁衍至今，三亚市的羊栏镇不仅有蒲姓族群，甚至还保留伊斯兰古墓群。但是，这些都与蒲寿庚家族的民族血统没有关联。蒲罗遏一族是公元986年入海南，而海南中原汉族蒲姓的先人（始祖）是15世纪上半叶才由南海甘蕉迁徙到琼，时间相差400多年，两者相去甚远。况且，南海甘蕉蒲姓的先祖一直是在大陆内地繁衍生息，其少数后裔于明末才入琼，与蒲罗遏于北宋初年从交趾入海南（之后又去向不明，后人不知所终）其族群繁衍的线路经历也根本不同。尤为重要的是，岳珂在《桯史》中并没有说所谓占城人的蒲姓是蒲寿庚家族，足见所谓蒲寿庚家族为占城穆斯林后人的说法乃不实之论。

桑原氏还大量引用《桯史》等史籍资料，描述蒲姓阿拉伯人住家厅堂中刻阿拉伯文字，以及持斋、无偶像（不祭祖）、葬不用棺、右手掬食、“不食猪、狗、驴、马等肉。”的生活习性。而这些风俗习惯，不论是现在还是世代口耳相传的过去，广东和海南等地的汉族蒲氏都未曾存在，怎么可能与蒲寿庚家族联系在一起？答案恐只有一个：张冠李戴，即先入为主的治史方法导致将（主要是宋代）有“蒲”字姓名的阿拉伯人误认作蒲寿庚的祖先。

关于色目（蒙古）说。元代有“民族四等级制”之分，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是指蒙古高原的居民，汉人、南人则分别指金、南宋的遗民，色目人是指除蒙古、汉人、南人以外的所有人，一般泛指中国西域人。也就是说，蒙古人和色目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群体。在元代，“福建为色目人之渊薮。泉州更其巢穴。”除蒙古人外，色目人最见重用，蒲寿庚因助元而权倾一时，后来“元代擅威势之蒲姓。遭忌益甚。”而列其入色目人，以排斥取缔，之后却索性误将其当作色目（类蒙古）人。因此，说蒲寿庚为西域（色目）人，只要不与什么阿拉伯人相联系，尚且可通，但说成是蒙古人则为对历史的误读。

另外，在考证蒲寿庚身世血统时，还要注意到历史上蒲寿庚叛宋降元对其家族世系的重大而长久的影响。蒲寿庚叛宋的行为，几乎给其家族（及众多蒲氏）以没顶之灾，“蒲姓遂渐次衰微。世所不复知有此族矣。”顾炎武亦言：“明太祖有天下。诏宋末蒲寿庚、黄万石子孙不得仕宦。”遭此境遇与迫于重压，蒲寿庚以及其他蒲姓后人不得不隐姓埋名企得自保，还不能排除有故意假托外族以求避祸的情况存在。历史上蒲寿庚家族身世血统之所以如此复杂，应与之密切相关。

通过以上分析，蒲寿宬和蒲寿庚家族的血统根源应该是十分明了的。但是令人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日本人桑原骘藏这样史实不清、漏洞百出、结论草率的《蒲寿庚考》和《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却在近百年来一直为不少中国学者在其历史著作中被屡屡引用，造成蒲寿庚兄弟家族身世血统说法的混乱与讹传误导。毫无疑问，现在是澄清事实、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第四座高峰：蒲松龄家族

（蒲松龄石像）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蒲家庄人。创作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作存世。是清代伟大的小说家、文学家，是蒲姓有史以来在文化上的一座巍峨高峰。蒲松龄的高祖是邑廪生（秀才中的一等）、曾祖是邑庠生（秀才），其子各有一名廪生和庠生，其“孙蕙顺治辛丑进士，授宝应知县。”可以说是满门书香、雄踞一方。

蒲松龄的身世血统在史籍上有几种说法，有的说出自汉族；有的说出自女真族；有的说出自蒙古族，如《蒙古族简史》称“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著名蒲松龄研究专家路大荒在其《蒲松龄年谱》（原名《蒲柳泉先生年谱》，1936年发表。1980年出版的《蒲松龄年谱》书名为沈雁冰所题）中说：“我访问过许多姓蒲的人，都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但“传说”必竟是传说，路大荒在其书中一直没有对蒲松龄的血统渊源作何结论，而是不置可否。1688年淄川蒲氏修谱，蒲松龄为《蒲氏族谱》写的序中说：“按照明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冀者，盖十室有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意思是当时蒲家庄住的蒲姓，有十来户是从外地（如河北等）迁入，唯独我们这族是世代就住般阳（即唐时的淄州，元代改般阳路）。蒲松龄作此序时49岁，是心智知识都很成熟的年龄，加之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和高尚的人品，所作的序没有理由怀疑，蒲松龄家族应出自中原汉族。

《蒲松龄连环画》80-89年，绘画版连环画 64开

蒲松龄在为蒲氏族谱作的序文中有一段很值得认真解读的话：“祖墓在邑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二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然历年久远，不可稽也。相传倾覆之余，只遗藐孤。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由此可知，蒲松龄的先祖是蒲鲁浑和蒲居仁。“谕葬”意思为圣上发旨的葬仪，表明此墓是皇帝御赐恩，象征碑主人的身分地位崇高尊贵，符合鲁浑、居仁作为元代般阳路总管的地位。蒲鲁浑在史籍上有简略载述，如《金史·列传》称“蒲察通本名蒲鲁浑”，还有称作蒲卢浑、乌延蒲鲁浑的，都为南宋时的人，但是不是与蒲松龄的先祖为同一人，则不得而知。据《淄川县志》载蒲居仁于至元六年（1340年）任淄川路总管，而有资料认为蒲鲁浑是至正六年（1346年）任淄川路总管。

前述曾提到蒲寿庚之孙蒲居仁，1324年至1327年间在福建等地为官（统盐铁酒醋等专卖事业，兼管市舶）。根据史籍并从时间年代上分析，蒲松龄之先祖的蒲居仁与蒲寿庚之孙的蒲居仁应为同一人，蒲居仁先后在福建和山东做官，之间仅相隔几年，他与蒲鲁浑是同时代的人，推算起来也与南海甘蕉蒲氏初七世祖守发（寿宬之孙）在同一个年代。如此看来，山东淄川蒲松龄一族是福建泉州蒲寿庚之后裔；如果四川阆州的蒲宗孟为蒲开宗（仕宾）的先祖能被证实，那就进而表明川、粤、琼、桂、闽、鲁大部分蒲姓的出处相同、血脉相连。如是，将是蒲氏根源研究的重大进展。

（蒲松龄 撰 自勉联）

蒲松龄前段序文还有几处不应被忽略：“不可稽也”,是指鲁浑、居仁先祖的元总管任职不可考查还是其身份不可考查？从整段文字表达来看，似应为前者。“相传倾覆之余，只遗藐孤”，“倾覆”何指？据史实，蒲松龄的祖父和父亲在仕途和文化上不算成功甚至于有点落魄，但也不至于说是“倾覆”，难道是指的寿庚于宋元间的行为而被明太祖追杀的事吗？“只遗藐孤”应是指蒲松龄曾“易姓改名，养于外家杨氏，至洪武中，始复姓蒲。”的经历。又曰“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明洪武正是明太祖对蒲寿庚一族大肆报复的年代，怎样理解曾经倾覆与兴自洪武之说呢？诸多疑难问题不可妄作论断，而有待深入研究。

前述讲到山东淄川蒲氏宗祠有联句“银鱼佩赐名臣度”，不禁想到：北宋神宗曾赏赐蒲宗孟官服上佩戴金鱼袋，宋时学士佩金鱼袋就是从蒲宗孟开始的，十分荣耀。蒲宗孟晚年在山东郓州（今郓城县）做过知府，郓城距淄川约280公里，他与淄川的蒲氏不知是否有交织？如联句是“金鱼佩赐”（佩银鱼袋比佩金鱼袋等级低），就有可能是指蒲宗孟，北宋的蒲姓“名臣”非宗孟莫属；或许“银鱼佩赐”是指蒲居仁、蒲鲁浑，也顺理成章，毕竟他俩是淄川蒲氏的先祖。这当然都不过是一种联想推测而已，证实需要史料。但当作思路的参考倒也无妨。

乾隆四年校刊《金史 · 卷八十 · 列传三十三》字样

以上对蒲姓发展历史的“四座高峰”逐一做了考证分析，时间跨度数千年，地域覆盖从西至东、从中原至岭南以及琼州几乎是整个中国。在这样漫漫的历史长河和广阔的地域空间，蒲姓自中国的西部肇始后进入中原，又从中原向四面八方、九州大地迁徙，其一路走来有何历史背景、踪迹遗留可以追寻吗？弄明白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蒲姓的根源由来。

先就舜帝和蒲衣子再多说几句。过去，一般认为舜帝仅是传说中的人物，历史上是否存在不好下结论。但自1996年实施的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后有专家认为，在历史上确有舜帝其人。《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冀州之人要。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蒲洪曾任冀州刺史）又言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竹书纪年》认为“生舜于姚墟”，《孟子》云“舜生诸冯，盖即此。”考古专家认为，姚墟、河滨、雷泽、历山均在山东荷泽境内，“寿丘，地名，黄帝生处”，诸冯，即山东诸城。至今，山东潍河、山西运城、浙江上虞、湖南永州等地都有舜帝庙或舜帝陵。

以上史料虽然说法略有不同，但对舜帝一生的描述具体可信，如其生冀州，则出生地与为帝治都、子孙封地均为同一处，即蒲坂。蒲衣子在史籍中所载不多，但凡载之则有几点非常一致：帝之师、歧嶷逊让、蒲氏得姓始祖，这些与舜帝一起的神化传说，作为蒲氏渊源特有的文化符号，频频出现在蒲姓各地旧的宗祠文字遗存之中，并流传了几千年。再就是庄子的《应帝王》文中提到蒲衣子，有蒲衣子曰“有虞不及泰氏”之语，这当是从蒲衣子之口说出的衣子与舜帝最直接相联系的例证了。庄子此文还讲到郑人，而据有关史册所记，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国已有蒲氏存在了。

舜帝和蒲衣子距今约有四千多年，通过对史籍的疏理，有所依据把这两位上古帝皇和贤人与蒲姓的渊源联系起来，已实属不易，应无必要对这种联系与认同再苛求什么了。事实上，对蒲姓为舜帝之后而蒲衣子为得姓始祖的认同，除了有相当翔实的史料证明外，同时还是精神偶像、人文视野、文化传承和心理习惯上的需要。

（本文作者：广东海事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 蒲选才）

一个有崇高追求、文化品味和精神寄托的氏族，不仅要追寻血统的根，还要追寻人文的根；不仅要有血统认同，还要有人文认同，否则将是狭隘和无知的。因此，完全不必纠结于还有谁不赞成这一“认同”，个别或者少数人一时的意见，并不影响更不能左右多数人理性的选择，何况这种选择是有根有据的。当然，也无须强求，“信仰”自由；作为氏族文化讨论，还应提倡百家争鸣。到底“认同”好仰或“不认同”好？相信时间会给出结论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蒲洪一族的盛衰对蒲氏繁衍生息、迁徙居移的影响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据权威史籍所载，中国民族发源于葱岭（帕米尔高原），而后由西向东迁移。秦之前，“氐羌二族居青海内地”，其后“氐人循秦岭山脉东下”，“蔓延于现在甘肃西境”。三国时，氐族居地与魏、蜀二国接境，有史书称“氐人本在巴中的，张鲁时代，因敬信鬼道，才迁入汉中。魏武帝克汉中，迁氐人于北方。于是扶风、始平、京兆诸郡，莫不有氐。”（扶风、始平、京兆分别为今宝鸡、咸阳、西安）公元382年蒲坚命吕光伐西域，并进破龟兹（今新疆库车），蒲坚帝国还尽取现四川全境以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北部，决定前秦命运的淝水之战就发生在今安徽寿县。由此可知，蒲洪一族盛世之时蒲姓从中国西部一直到中原腹地及长江流域的广泛分布态势。

（《信言集——思想政治工作的思和想》蒲选才 著）

公元383年蒲坚在淝水之战中溃败，前秦政权分裂为后秦和后燕为主的几个政权，385年蒲坚被羌族姚苌所杀，太子蒲宏、侄蒲朗投降东晋（有史书称是南方有蒲姓之开端），394年蒲登之子蒲崇在平川（四川巴中东）被西秦军所杀，前秦亡国。至后凉亡时，“陕甘境内氐族皆夷为平民”。前秦亡后兵争之祸、南北朝军阀之乱，使得长江一带“就成了东晋和宋、齐、梁、陈五朝汉族逃难的地方。”从蒲洪一族的衰也可看出蒲姓在历史上的迁徙走向。

除了蒲洪一族的情况之外，还应看到，唐中期至唐末五代十国社会动荡不安，导致北方蒲氏族人往川、鄂、湘、赣、闽、徽、浙、苏等地迁徙。及至北宋和南宋后期由于统治的衰败，兵盗为患，民众避祸，加之在外族的强势下（南宋中叶以后成吉思汗占领了中国北部），蒲姓继续向南移居（广东、海南、广西的蒲氏先人就是此时期移入广州的）。明朝初期，山西蒲氏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鲁、豫、冀、陕、鄂等地，前述蒲松龄为淄川蒲氏族谱所作的序有“按照明初移民之说”一语，或可证明淄川蒲姓是明初才从外地移去的。明末清初，张献忠屠川、清兵在山东等地蹂躏，一些蒲姓族人又颠沛流离至贵州、云南等地区。

（《志道集》广东海事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 蒲选才 著）

类似以上的史料很多，动辄汗牛，限于篇幅，不胜赘述。仅略举一二已足以说明蒲姓从产生到发展、从西部而东移、从一隅至全域，都有其历史踪迹可寻，“四座高峰”如此，其他蒲氏族群亦如此。

总而言之，蒲氏的产生、繁衍、发展乃至迁徙居移，是十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为了族群的生存与发展，蒲姓数千年非同凡响一路走来所经历的艰辛苦难、天灾人祸、刀光剑影，远非今人所能想象！面对如此既庄肃厚重而又纷纭复杂的姓氏历史，蒲氏今人的研究必须心怀敬畏与感恩；必须做足历史功课；必须动员宗亲力量；必须排除一切杂念。浅薄无知、愤青轻佻、倨傲狂慢、惹是生非等素质态度，有百害而无一益。

蒲氏文化研究千万不能陷入不切正题而囿于偏议、不讲修养而争强好胜、不顾大局而涣散人心的境地。而应以良好的文化功底和宽阔的胸襟眼光去研究、考证、诠释自己氏族的历史，争取还真相于今人后世、无愧于先祖前人，说到底是要对蒲氏根脉认同和文化传承有大义担当和滚烫情怀。诚如孟子所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