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国的盛筵

（编者按：原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2016.1.1 总第2403期）

作者：柴焕波（中孟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

孟加拉国位于南亚次大陆的东北部，是我国的友好邻邦。在中国古籍中，孟加拉被称作朋加剌、榜葛剌等。这里出土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有肩石斧在东南亚、长江流域、日本都有分布；源自西亚和印度河流域的琉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通过孟加拉国北部的贸易小镇和滇缅古道，传入中国的云南、四川和南方地区，早期的佛教造像也由此道传入中国。中国伟大的僧人法显（335～422年）、玄奘（600～664年）都曾访问过孟加拉。明代以后，孟加拉成为中外交往史籍上出现最频繁的名字，明朝政府还在孟加拉国的吉大港设立官厂，作为郑和船队的基地。孟加拉国成立以来，历届政府都奉行对华友好政策。由于地处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孟加拉国还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支点型”国家。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佛教遗址发现于2010年。孟加拉国考古学家在Raghurampur和Nateshwar分别发掘了300多平方米，在Nateshwar发掘区揭露出密集的古砖。这项发掘是由Nooh-UI-Alam Lenin博士领导的孟加拉国地方文化组织AgrasharVikrampur基金会主持的，具体的业务工作由SufiMostafizurRahman博士领导的OitihyaOnneswan考古研究中心承担。

在中孟关系史上，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是一个光辉的名字，这里是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982～1054)的出生地。1038年,阿底峡应藏王的邀请来到西藏，从事传教、著述、译经活动，奠定了藏传佛教后弘期显密双修以及严格的修习次第，阿底峡在西藏创立的噶丹派影响深远，是现行达赖、班禅系统格鲁派黄教的源头。由于这个特殊的因缘，主持这个项目的AgrasharVikrampur基金会通过孟加拉国外交部，向中国驻孟大使馆提出了中孟联合发掘的意向，希望得到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对此，中国各级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驻孟大使馆的精心安排下，2014年4月17～22日，湖南省文物局组织代表团访问了孟加拉国，实地考察了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2014年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孟加拉国OitihyaOnneswan考古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的Nateshwar发掘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历时七十余天，发掘面积1746平方米，取得了重大成果。2015年6～7月，联合考古队开展了对发掘品的考古整理。从2015年11月开始，联合考古队组织了规模更大的冬季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并迎来了遗址发现以来最辉煌的收获：一个规模庞大的“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重见天日，这是孟加拉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朝野为之震动。目前，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在此期间，孟加拉国总理外交事务顾问Rizvi先生、文化部长Noor先生、建设部长Quader先生、国家考古局局长Hossain、孟加拉国议会文化委员会主席Rimi女士，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珠康·土登克珠活佛、中国驻孟大使马明强先生先后视察了考古工地。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以及到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也在不同场合盛赞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的考古发掘，五个国家副总理级别的高官也实地考察了遗址。包括中国新华社在内的二十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次联合发掘，孟加拉国所有报纸都以显著的篇幅予以报道。

Natesherwar发掘现场

主持这个项目的中方队长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所长，中方发掘领队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柴焕波研究员，成员有莫林恒、李意愿、袁伟、贾英杰以及技术工人朱元妹、汪华英、付林英、谭何易、胡重等。孟方队长为阿哥拉萨维克兰普基金会Nooh-UI-Alam Lenin主席，孟方发掘领队为贾汉吉尔诺戈尔大学SufiMostafizurRahmna教授，主要队员为OitihyaOnneswan古研究中心的Mamum、Himel、Shohrab等研究人员。

地层关系和时代分期

中孟联合发掘的纳提什瓦（Nateshwar）发掘区，位于孟加拉国蒙希甘杰县峒吉巴日（Tongibari）乡Nateswar行政村所在地，发掘区因此而命名。遗址范围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50米，面积约3万平方米。中心区微地貌为平原中的一个馒头形土丘，地势较为开阔，高出周围地面2～3米左右。为当地的公共用地，栽种少量香蕉树，围绕台子的四周长有高大的树木，一些现代民居、水塘、菜地散布于边缘，再向外围则为村外的低地农田，一条人工运河从遗址西侧由北向南流过。

Nateshwar发掘区文化层一般厚度在3～4米，堆积层次丰富，通过反复推敲，终于破译出地层成因的两个关健：“堆土建寺”（第④层）和“挖沟取砖”（第②、③层）。一切纷乱的头绪迎刃而解。在发掘过程中，我们选取了不同地层的26个碳十四样本，送交美国贝塔（Beta）实验室，得到了遗址的系列年代数据。据此，将这个遗址确定为两个不同时期：第一期佛教寺院约在公元780～950年，修建于德瓦王朝（公元750～800年）时期，沿续至旃陀罗王朝（公元900～1050年）的前期。第二期佛教寺院约在公元950～1223年。这段时期为旃陀罗王朝后期、跋摩王朝（公元1080～1150年）和犀那（Sena)王朝(公元1100～1223年）时期。据相关资料，这三个王朝都曾建都于毗诃罗普尔。第二期寺院可能兴建于旃陀罗王朝第四任君主Srichandra (公元929～979年)时期，1223年，穆斯林侵入毗诃罗普尔地区，第二期的佛教寺院也随之终结。

Natesherwar遗址区地层剖面

由此，我们可以对遗址兴废过程作如下历时性描述：

第一次建筑过程大约发生在公元780年左右。最初，在水网之地开始修建寺院，最早期的排水设施、道路几乎直接叠压在原始的淤泥堆积之上，这一时期的地面仅高于现在四周的地面1米左右，考虑到孟加拉国泥沙不断淤积的情况，当年的地形高差可能要更大一些。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佛堂、佛塔和僧侣的住房建筑，主体建筑分布在发掘区的东部和北部。这一期遗址毁灭后，有小股人群在此废墟上活动的迹象。

第二次大规模的兴建过程发生在公元950年左右，在第一次建筑废墟上，就地填充了各种泥土和红砖碎块，作为垫基层，其上是厚度达3米以上呈坡状堆积的较纯净灰黄色泥沙层，清楚地显示此时居民有意搬入附近河沙，最终完全覆盖早期的废墟并大幅度将地面抬升。新建筑在此土台上开挖基槽，再用红砖砌筑墙体的基部。这一时期的活动地面，由于后期人类活动的干扰已难以分辨，在边缘的局部还有存在的迹象。而现在所发掘的遗迹，基本上均为建筑地面以下的地基部分，之上的建筑部分已多不可考，但从其深度和体量，仍可想见当年建筑的辉煌。这个时期的主要遗迹，即为由四个方形围墙组成的“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此外，还有大型多角形佛塔一座、多角围墙等附属建筑。根据历史背景分析，建筑应毁于1223年的穆斯林侵入。这期寺院废弃后，也曾有小股人群在废墟上生活过，以H1为其标志。此外，遗址至少经历过两次穆斯林或印度教居民非常严重的取砖行为，对遗址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存在了数百年的佛教寺院，最后变成为今天高出周围地面数米的丘状土台。

主要遗迹

考古发掘揭露出的遗迹种类丰富，包括寺庙、“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佛塔、道路、排水设施、灰坑、柱洞以及某些功能暂不清楚的砖墙。现将重要的遗迹介绍如下:

寺庙1

寺庙1似为佛塔和寺庙的联合体，南北长9.4米、东西宽9.1米、残高2.6米，方向近正南北。东南西三面外壁，由几排弧状砖叠涩而成，外凸或内收，还有装饰砖砌成的精致花卉图案，从外形上酷似佛塔，但内部却是一个方形的室内空间，内围东西长5.8米、南北宽5.6米，北面还有门的迹象。从发掘情况看，寺庙有过两次修筑活动，后期寺庙对前期的建筑有所改造，后一次建筑的四角，可能各安放圜底大瓮（现已发现2处），一半掩埋在地面以下，瓮内放置数十件陶器，建筑年代属于第一期，具体的结构、性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8至10世纪寺庙遗迹

“十字形”中心圣地（CentrpurShrine）建筑

这座建筑有四组大型方形遗迹组成，平面上呈“十字形”分布，长宽在60米以上。这种方形建筑暂称“塔院”（stupa court）。每个“塔院”由长17米多、宽4米的东、西、南、北四边围墙封闭，平面呈“回”字形，砖墙残高近3米，上宽下窄，剖面略呈倒梯形，与其作为地下基脚的功能有关。墙体四周的侧壁不平齐，砖缝厚薄不一，相对较为粗糙，大部分砖块形制和大小不一，没有统一规格，且大部分均为残损砖块，应是再次利用了早期建筑的砖块砌成。围墙内的四角，等距地分布着四个长宽均在3米以上、残高近3米的方形柱状物，结构由上、中、下三个部分呈叠涩状砌筑而成，具体功能尚不清楚，暂称为“塔基”，但很有可能是佛殿的柱基，年代为遗址的第二期。结合8～12世纪的宗教背景，金刚乘是东印度佛教的主流，这种“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正是这一时期广泛流行的规制。目前，围绕这个中心的行经砖辅道遗迹已经被发现，四组“塔院”之间的中心部位及相关的附属部分尚在发掘中。

10至13世纪十字形圣地建筑鸟瞰

多边形佛塔

多边形佛塔南北残长11米、东西宽10.7米、残高2米。外壁由几排弧状砖叠涩而成，内部中心部位发现了存放舍利等遗物的塔心室，它的北部还与一间附属的房间相连，应与冥想祈祷活动有关，这类佛塔在孟加拉国以前发掘中较罕见。从发掘情况看，佛塔经历过一次扩建活动，将原来的佛塔向四周扩大了1.9米，建筑的年代属于第二期。

10至13世纪多边形佛塔

道路3

发掘揭露出多条砖砌道路，其中道路3保存完整，是一条近南北方向的砖砌路，方向为10°。已发掘出30多米，宽度2.2米，上下厚度约0.25米。路面有两层铺砖，上层铺砖较为整齐、平整，从局部出露的下层铺砖看，较上层粗糙和稀疏。道路中心部位略高，两侧略低，横剖面略呈凸弧状；路面砖块之间形成的砖缝与道路的方向一致，从设计角度考虑，可能与寺庙1同时修建，当寺庙1扩建时，该道路仍在使用，并与寺庙周围分布的地面同时存在，共同构成寺庙1的生活地面。道路3的年代为第一期。

8至10世纪道路遗迹

出土遗物

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以细砂。炊器和其他日用陶器之间，没有明显的陶质区分。陶器分为红陶和黑陶两大系，由于火候不同，颜色深浅略有区别。早期陶器颜色略显斑驳，可辨器型包括瓮、罐形釜（带器盖）、钵、折腹罐、鼓腹罐、壶、灯等；其中，钵、罐形釜的品种较单一，罐、壶、灯的种类较为丰富；钵多饰以凹弦纹，灯多为素面，罐壶釜颈肩部多为素面，下腹部饰以纹饰；主要纹饰为方格纹，此外有少量交叉纹、条状纹、叶脉纹、太阳纹等。早期陶器还可以进行更细致的分段研究。晚期陶器全为单纯的红色，未见黑色，器形以盆形釜、壶为主，从陶系到器型，都与早期陶器有明显的区别。通过陶器研究，一方面可以看到古代寺庙生活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这些出自不同时代的陶器组合，初步建立起这段时期的陶器类型学序列，填补了孟加拉国这一阶段陶器研究的空白。其他出土物，包括金佛像1件，石雕造像、陶塑像的少量残片，以及铁器、玻璃器等。在发掘过程中，利用浮选法广泛采集地层中的动植物标本，可以获得当时自然环境和生计方面的信息。

Natesherwar发掘区出土陶器

Natesherwar发掘区出土陶器

Vikrampuray遗址出土陶塑

当地出土佛造像（公元十一世纪）

当地出土的度母像（公元十世纪）

8～12世纪的宗教背景:金刚乘及其对于西藏的传播

金刚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公元 6～7世纪，印度教开始取得优势，金刚乘便是大乘佛教与印度教结合的产物。金刚乘比大乘佛教的优势在于，后者需要相当长时间甚至轮回几世才能达到，而前者是一条迅速的捷径。随着金刚乘的传播，大乘的中观派、唯识派开始融合，形成中观瑜伽行派，为寺院知识阶层继承着，并作为金刚乘的世界观而继续存在。大约在7世纪中叶，金刚乘的基本经典《大日经》、《金刚顶经》形成，它所涉及的宇宙论、本体论，都是以大乘精髓作为理论支撑的。金刚乘是印度佛教最后一个辉煌时期，从8世纪一直持续到13世纪，传入西藏以后，又有近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已成为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并创立文字，佛教在西藏开始了最初传播。公元8世纪末叶，藏王赤松德赞亲政后，派大臣去印度礼拜大菩提道场和那烂陀。从印度迎请寂护、莲花生入藏，创建了西藏第一座寺庙桑耶寺，并建立正式的僧团，奠定了纯正佛教的基础。寂护是中观瑜伽行派的创建者，后经莲花戒、师子贤诸大师，用般若思想贯通中观瑜伽两派理论。他们的思想传入西藏后，对显教的各派有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开创西藏前弘期的寂护、莲花戒和阿底峡一样，他们都来自孟加拉地区，都是萨霍尔(zahor)地方的人。莲花生出生于古称“乌仗那”（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在萨霍尔国的阿苏罗岩洞由比丘阿难陀剃度出家。这说明，当时的孟加拉地区已成为印度佛教的中心。

公元895年，吉德尼玛衮的后代在阿里建立古格王朝，日巴衮据芒域建立拉达克王朝。公元978年，鲁麦·喜饶楚臣等人在桑耶寺、噶迥寺授徒传法，佛教在西藏再度传播，史称后弘期佛教。此时，金刚乘在东印度进入晚期，金刚乘在印度次大陆消逝之前，曾经历过两次复兴，即“时轮乘”和“俱起乘”。11世纪初，穆斯林侵入北印度，佛教、印度教为了应付共同的敌人，结合成时轮派。“时轮”即“时间终极的存在”，现实的存在像时间的车轮一样，倏忽即逝，只有相信宇宙的本初存在，或本初佛，才能从迷妄中解脱。时轮乘强调人与宇宙的统一性和同源性，宇宙已经包含在整个身体中了，时间的概念完全与生命息的各种形态及不断的变化有关。噶举派僧人将“时轮乘”的起源，归功于神通成就者笛洛巴和那若巴，前者称：所有那些不懂此教法的人，都会徘徊在永久的生死轮回之中。“俱起乘”则是一种超越了智力的、不可能以暗示之外的其他方式提及的真法之直观。据称，世人由于无法理解它，最终都从事一种形式化的、僵化的、表面化的和无益的宗教修习。

金刚乘的这些思想被直接引入西藏，成了后宏期藏传佛教的重要基础。在后宏期之初，西藏各派创始人大多都有东印度超戒寺的学习经历，如萨迦派的卓弥译师，噶举派的玛尔巴译师，噶当派的阿底峡，希解派创始人当巴桑结。当时，东印度和西藏两地的僧侣往来频繁，无论从经文还是仪轨，都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阿底峡的历史贡献

大多数藏文史料记载，阿底峡（982～1054）诞生于古印度东部邦伽罗国萨诃罗(萨霍尔)王室。那措·崔臣杰瓦（1011～1064）在对阿底峡的颂词中这样描写他的出生地:“东方萨霍尔(zahor) 殊胜地, 坐落一座大城镇，名叫毗扎玛普热(vikramapar, 威德城)，城中便是大王殿，宫殿辉煌宽又广，人称金色胜幢宫。”

1982 年2 月，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了纪念阿底峡尊者诞生一千周年国际讨论会，来自12个国家的130多位佛教界人士出席。会后在阿底峡出生地，达卡郊区的金刚瑜伽村，举行了阿底峡大师纪念柱奠基典礼。金刚瑜伽村即坐落在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之上。

作为西藏佛教后宏期的开山祖师，西藏史家为阿底峡尊者保留了一席重要的位置。《布顿佛教史》《青史》《汉藏史集》《后藏志》《土观宗派源流》《红史》《新红史》等大量西藏文献中，都有关于阿底峡的记述，藏王意希沃迎请阿底峡入藏的故事，已成为西藏家喻户晓的传奇。

《菩提道灯论》是阿底峡在托林寺写成的，他对大乘理想大加赞颂，提出了著名的“三士道次第”，以此融会了显密两宗。“三士道”“次第”这些概念并不是他的发明，但用于当时的西藏，确实起到了“对症下药”的作用。可以说，这篇短短千余字的《灯论》，塑造了藏传佛教的整体品格。

后来，阿底峡渐次来到前藏，他所传授的教法，史称后宏期“上路宏法”。当人们都注目于密宗金刚乘时，阿底峡致力于众生的救度，一再提示“大悲心”的重要，他反对佛教的腐败、过分的性行为、仪轨性的杀戮，意在纠正密教的堕落。他托付给仲敦巴的并不是密教，而是大乘经论，在他传道和圆寂之前，反复提示后继者，对于僧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律”字，不然，犹如盲人射箭。因此，噶当派和后起的格鲁派，都带着浓重的显教色彩。但是，除了噶当派，其他各派的密宗色彩都很浓厚，即使在噶当派的本尊中，也将观音、度母、不动明王等，与释迦牟尼一起供奉。随着时间的推移，藏传佛教再次向密教方向倾斜，到了十四世纪末，终于导致了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阿底峡尊者于1054年在藏圆寂后，安葬于拉萨附近的聂塘寺。1963年，孟加拉佛教复兴会会长维苏塔难陀长老在一次会议上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拟将阿底峡尊者部分灵骨奉迎回国供奉，周总理欣然应允，在两国共同努力下，阿底峡尊者的灵骨于1978年6月被迎请至孟加拉国达卡法王寺供奉。

目前，在Vikrampura遗址上，由中国援建的阿底峡纪念堂即将竣工，它将与正在发掘的考古遗址连成一体，成为孟加拉国一处独特的人文胜景。

建筑的象征

Nateshwar发现的“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它的精神本质，即为金刚乘中的曼陀罗,这是金刚乘对于世界结构的想像，具体化为寺院建筑的形式。

所谓曼陀罗，又称坛城，是象征化的小宇宙，是摆脱了任何干扰的、封闭的地盘，这是整个亚洲的一种古老的宇宙模式。从曼陀罗形式出发，“十字形”建筑又与四阶梯（修行的步骤）、“五部佛”（佛的空间分布）的概念相配置。本尊毗卢遮那佛居于中心，相当于空；阿閦佛位于东方，相当于风；宝生佛位于南方，相当于火；阿弥陀佛位于西方，相当于水；不空成就佛位于北方，相当于地。“五部佛”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曼陀罗。修行者通过观想，将召到的神祇分置于各自的空间中，金刚乘认为，人和宇宙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性，观想、修习的要旨，在于使两个宇宙重叠。

波罗(Pala)王朝（公元750～1161年）统治时期，佛教偏于孟加拉一隅，经历了近500年的发展，这一时期，金刚乘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成为印度佛教最后一个辉煌时期。以怛特罗为基础的宗教修习是当时最流行的宗风。在波罗、斯那王朝时期，一批按其教法和仪轨而修建的金刚乘中心诞生了。除了大乘中心那烂陀寺（Naranda）本身也是金刚乘中心之一外，由护法王达摩波罗（Dharmapala,770～810年）创建了三座著名的金刚乘寺庙，超戒寺（Vikramacila）、奥丹塔普里寺（Odantapuri）和苏摩普里寺（Somapuri）。超戒寺和苏摩普里寺都具有这种十字形建筑结构。这种十字形建筑结构还见于孟加拉国Comilla县Rupban Mura寺院。这次Nateshwar发掘区出土的“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结构正好与上述寺庙吻合，是金刚乘曼陀罗的典型模式。

波罗王朝被认为是孟加拉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孟加拉民族的荣耀和对外影响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风格也传播到周边的许多地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博达佛塔、西藏桑耶寺以及敦煌465窟的窟顶与窟室四披的壁画都具有这样的风格；此外，宿白先生曾正确地指出，建于10世纪末的阿里古格的托林寺朗巴朗则拉康，也是曼陀罗图式的例证。在东南亚，柬埔寨的吴哥窟、爪哇的婆罗浮屠佛塔（Borobudhur），也是这种“十字形”风格。

据碳十四测定，Nateshwar这座“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的年代为10～13世纪，正处在金刚乘最后的鼎盛时期。1223年，穆斯林侵入毗诃罗普尔地区，穆斯林每到一地，捣毁佛寺，取其砖块修建伊斯兰教堂，使得这座圣地建筑遭受了灭顶之灾。发掘所呈现的主体遗址，只是建筑的地基部分，地面以上部分基本上被全部毁灭，但在遗迹周围，已经找到局部原始地面、行经砖辅道、排水沟、围墙等附属设施，为整体复原提供了依据。

在西藏，从11世纪至15世纪，这种建筑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最后定型为格鲁派黄教的寺院格局：佛殿和内部礼拜道是僧俗的礼拜之地；大经堂是僧人讲经、诵经之地；大经堂、佛殿四周分布着护法殿、密宗殿、弥勒殿、罗汉殿、祖师灵塔殿等各种殿室；在壁画、造像的题材方面，也根据功能的不同，有着相应的变化。总的来说，这与教义上的显密兼备、对大众的教化与僧侣的修习并重的特点是相统一的。

造像的流衍

金刚乘是常人通过修炼可以实行的宗教生活，修行者在曼陀罗坛城中，体验着向极乐世界的升华的乐趣。僧侣从繁琐教义的宣传者变成了人和菩萨间的媒介人，具有术士和神巫的性质。

金刚乘造像是随着两大女神的出现而开始的，一是高贵的观音菩萨，一是平民化的多罗菩萨。观音是与“化身”概念连在一起的。救度母，又称多罗菩萨（tara）,源自印度教爱欲之神洛乞史茗（laksmi）,在早期大乘经文中找不到她。早期事部密宗中，观音、金刚手、不动明王、救度母，是最标志性的神祇，此处还包括真言、陀罗尼等。到行部和瑜伽续部，毗卢遮那佛为代表的五佛是最主要的神祇。无上瑜伽部分为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生起次第是观想本尊形象，在曼陀罗前，对本尊的面貌进行成年累月的观想，由于条件反射，本尊会出现在梦境中，如同真实一般，最终会将自己的身、口、意也修成如同本尊一样，自己也就变成了神祇。圆满次第是通过控制脉息，在男女交合中“乐空双运”，入定悟空，达到“菩提”（觉）的境地，此境界即是“成佛”。金刚乘认为，思想、心理与生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前者受后者的制约，这是身体修炼最基本的理由。其中，修法女伴与印度教性力派有密切的关系。佛教曾经极力排斥性行为，完全将它从僧侣生活中排除出去，金刚乘则非常注重身体，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从事救度，让性欲迁移到一个比通常生理满足更高的次第。

瑜伽和无上瑜伽部的主要神祇有密集、大威德、呼金刚、胜乐、时轮等，为了行使降魔的职能，它们都具有一种好斗和狰狞的外貌，三只眼睛象征着看穿世界的智慧，五颗头颅的头冠，意指“五智”，主尊正面拥抱着明妃，呈现男女交合的双身像，是无上瑜伽修习观想的重要工具。

在西藏寺庙中，笔者接触过数以百计的金铜双身像，年代一般都较晚，所见过的图像资料中，最早的双身像，见于敦煌465吐蕃窟的壁画，年代能否早到吐蕃时期，还是在后宏期西藏密宗盛行时期，至今未有定论。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所藏上乐金刚金铜塑像，年代约在11世纪，据称其产地在波罗王朝时期的比哈尔，与敦煌465窟壁画显然属同一个粉本。除此之外，在相关南亚的佛教资料中，笔者再没有看到过这类造像。大盛于西藏的双身像，为何在印度鲜见其踪影？笔者曾主观地认为，双身像是西藏式的创造。这两年在孟加拉国，有机会参观了不少博物馆，看到了孟加拉国出土的各类佛教造像，波罗时代的造像继承了印度悠久的传统，衣着饰物朴素，神态自然安祥。笔者也特别留意双身像资料，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看到了Paharpur和附近Jagaddala出土的密宗双身像，年代都在8世纪以后，这显然是西藏双身造像的真正源头，它是与教义同时传入西藏的。也许，由于无上瑜伽是金刚乘的最后形态，在东印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因此数量上比较稀少。这样看来，宗教造像大多有其渊源，西藏工匠的创造，毕竟是有限的，且只能在《造像量度经》一类的规范之内。在孟加拉国的一些博物馆中，还看到了波罗时代的贝叶经插图，鲜红的色彩、柔软的线条、婀娜的身姿，体现东印度柔美的绘画风格，为西藏后宏期壁画和唐卡中所常见。

孟加拉国的见闻，不仅让笔者获得东印度佛教遗迹的新知，也丰富了对于藏传佛教的旧识。我国藏学研究涉及到东印度佛教资料时，大多引自西方学者的成果，从未有机会亲临佛教故地，触摸这个伟大文明的核心。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佛教遗址和孟加拉国其他八至十二世纪的佛教遗址，是西藏早期寺院的蓝本，无论从教义，还是建筑、造像，都渊源于此。这次联合发掘的项目，也是中国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首度考古协作，如果以此为契机，建立长期的学术交流平台，必将会拓宽我们的视野，把我们的研究提升到新的境界。

景观和展望

在莫卧尔王朝以前，现今蒙希甘杰所在的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地区，可能是恒河和贾木纳河(在印度称布拉马普特拉河，在中国称雅鲁藏布江)的交汇之地。据藏文史料和学者的考证，这一地域也是孟加拉Chandra（公元900～1050年）、Varmana（公元1080～1150年）和SenaSena（公元1100～1230年）王朝的都城所在。Vikrampura佛教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这座都城的存在。在Nateshwar发掘区，两个时代的遗迹互相叠压，通过地层学和一系列测年数据，已勾勒出遗址变迁的历史过程。在孟加拉国，公元800～900年间的历史记载很少，因此，这个遗址中所获取的信息，对于建立孟加拉国的历史编年，具有重要的意义。

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是孟加拉国历史上一个神秘的名字，长期以来，这里经常出土佛教石雕、砖雕、陶器、木船、铜币、铭刻文字等珍贵文物，成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的收藏品。当地村民在开挖池塘和房屋地基时，也经常发现古代的砖墙和遗物。在达卡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石雕像中，几乎有一半出自这里。毗诃罗普尔遗址目前包括东、西两个发掘区，分别为拉库罗普尔（Raghurampur）和纳提什瓦（Nateshwar），两者相距约1公里。

Raghurampur发掘区进行过小面积的发掘，从发掘的遗迹显示，其为周匝绕置小居室（僧房）的僧院（vihara），建筑规模尚不清楚，这是东印度常见的僧院格局，在博格拉（Bogra）镇的Mahasthan、库米拉（Comilla）县Mainamati多有发现。七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大昭寺，也是一处小室绕置的内院式的方形僧舍。在中国汉族地区，这种寺庙样式见于1979～1981年发掘的洛阳北魏永宁寺遗址、2009～2010年发掘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寺院遗址。Nateshwar发掘区的早期遗存，存在佛堂和僧侣的住房建筑，晚期遗迹主要为“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及相关的原始地面、行经砖辅道、排水沟、围墙等附属设施，这是东印度金刚乘建筑的典型范例。年代为10～13世纪。据碳十四年代数据，这两处发掘区属于同一时期。这个规模庞大、具有不同功能的大型佛教遗址，正好与文献中的都城相匹配。一个堙没已久的中世纪神秘古城，已经从文献和传说，走向公众的视野中。毫无疑问，作为南亚次大陆最后一个佛教中心的珍贵遗产，这个遗址将永载世界考古学的史册。

综合上述理由，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的这些特性，使得它能代表一种建筑群的杰出范例，或为一种已消逝（或模糊）的历史传统提供一种特殊的见证。而且，它还与地方史的重建、佛教文明传播、中孟交流这些重大主题联系在一起，充分具备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

Nateshwar发掘区遗迹体量极为壮观，具备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好条件，根据遗址的特点和保存状况，对这处遗址，将不采取将遗址回填、在地面上仿建的方式，而是更多的展示遗址的真实本体，以增加真实的观赏价值。作为附属的遗址博物馆，陈列内容除了介绍遗址本体外，还可包括：中国历史文化、中孟交往史、阿底峡和藏传佛教文化等，使它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孟友谊的一个窗口。它们与中国援建的阿底峡纪念堂结合在一起，将构成一道风格独特的人文胜景，当地民众的休闲场所和外国游客的观光目的地，它将是中孟友谊的又一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