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图书馆·广州史记·(广东咨议局)禁赌声里彰民意,革命潮中成重地

　　深藏在烈士陵园内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东咨议局旧址)，曾经是一个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舞台。

　　1909年10月，广东咨议局正式成立。图为开幕纪念照。

　　广东咨议局组织的禁赌大游行。

　　历史片段 　　广东咨议局大事记

　　1、1909年2月，两广总督张人骏着手成立广东咨议局筹备处，聘请邓华熙、张振勋、丘逢甲等22人为“议绅”。同时，由留日学生广东番禺人金蒲崇和金蒲芬等人捐资，在广州大东门外择地兴建了广东咨议局大楼。

　　2、1909年9月，广东咨议局成立，选举议员94名。

　　3、1910年－1911年间，广东咨议局副议长丘逢甲和古应芬、邹鲁等议员发起禁赌运动，以禁赌整治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

　　4、1911年11月8日，广东咨议局主持召开了满汉、八旗以及绅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广东独立问题。9日，广东各界代表聚集咨议局，庄严宣布广东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都督府。广东和平光复。

　　5、1917年8月25日，随孙中山先生南下的议员以国会非常会议名义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开会，制定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

　　6、1918年10月，非常国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会议，以第一任大总统任期届满为由，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设总裁制。孙中山被迫辞大元帅职，离粤赴沪。

　　7、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开会，出席议员222人。会上由议员丁象谦动议，废除总裁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授予北伐全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

　　8、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

　　9、1925年10月至1927年1月间，广东咨议局旧址被用做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毛泽东在这里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主办《政治周报》，国共两党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周恩来、刘少奇、何香凝、谭延闿等曾在此工作或活动过。

　　10、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

　　百年沧桑

　　百年前，广东咨议局作为清廷一部门而采用西方建筑形态的做法实为新鲜。据说，广东咨议局之所以仿照古罗马议会建筑，也是从表面上体现政府在推进向西方国家议会制的学习。

　　这座建筑却也建得很气派，3500平方米的规模，主楼是一座两层高的仿古罗马式的白色议会大楼，顶着一个半球形的大屋顶，门前有8条敦实的罗马柱环列。东西两侧的附楼以高低落差烘托主楼的宏伟，只可惜后来被毁，只有孤零零的主楼把震撼的气势传到今天。

　　这座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中国近代历史沉浮的建筑，只因地形之困，安隐于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一隅。

　　短暂两年后退出历史舞台 　　清末，《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遏止革命运动的发展，清政府于1905年开始推行“新政”，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实施仿行宪政。次年，一个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国会的咨议局开始在各省筹设。

　　1908年6月，清政府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对咨议局成立的宗旨、议员选举等各方面做出了严格的规定。1909年初，摄政王载沣又诏示重申“预备立宪”宗旨，命令各省在年内成立咨议局，并开革了几位阻碍立宪的官吏。

　　1909年2月，两广总督张人骏着手成立广东咨议局筹备处，他聘请邓华熙、张振勋、丘逢甲等22人为“议绅”，又向留日学生金蒲崇、金蒲芬等人筹得资金，选址大东门外兴建广东咨议局大楼。

　　广东咨议局成立第一年，议员们在为地方兴利除弊、弹劾官吏、审核政府参政收支等方面，积极参政，提议案，论改革。但当一个切实政府财政收入和部分议员个人利益的禁赌议案被抬上桌面时，清政府设置咨议局的虚伪性便暴露出来。仅仅活动两年，广东咨议局便陷入瘫痪状态。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政府的覆亡，咨议局的活动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选举　身份、教育、财产定资格

　　《钦定咨议局章程》中规定，各省咨议局议员人数取“进取学额，以该省学额总数百分之五”。按此规定，广东咨议局可选举94名议员。

　　而选举和被选举资格，是以社会身份、教育程度和财产数量衡量。例如，规定要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有举贡员生以上之出身；曾在本国或国外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的有文凭；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如果是外省男子，则要在本省寄居满十年以上，有1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而那些“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曾处监禁以上之刑者、营业不正者、失财产上之信用被人控实尚未清结者、吸食鸦片者、有心疾者、身家不清不白、不识文艺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09年7月至8月，广东咨议局在初选、复选后，94名符合清政府条件的广东咨议局议员得以明确。其中，贡员有29人，举人22人，生员18人，进士2人，其余23人则都是科举出身。其中，曾经担任过清朝各级官吏的有57人，占总数的60.64％。当时，广东总人数为2800多万，而符合条件的选民只有141558人，不及全省总人数的0.49％。

　　而选举情形并不因为立宪人士的热衷而产生轰动，大众对之的陌生导致投票情形极为冷淡。像广州府，符合资格的有55538人，而真正投票的仅399人。在89个投票所中，最多的一处仅收到16票，更有60处仅收到一票。即便如此，选举还存在贿赂选票的暗箱操作，一票价值40至200两。

　　议案　总共147件只办两件

　　清政府成立咨议局的初衷，是为巩固统治，因此对咨议局的职权范围有所钳制。表面上，规定咨议局可以议决本省“应兴应革”、“预决算”、“税法及公债”、“义务之增加”、“权利之存废”、“单行章程细则之增删修改”、“公断和解自治会之争议”、“收受陈请建议”等11件事项，但却把各项议事主持、采纳和裁夺权归在督抚，因此咨议局实际上有名无实，只是在清政府地方行政长官严密监控下的点缀门面的机关。

　　据史料记载，1909年至1911年，广东咨议局共召开常年会和临时会议各两次。这两年间，咨议局共提出议案147件，其中弹劾案37件，工商议案18件，教育议案9件，社会治安和狱治议案15件，其它68件。这些议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每一议案都是经过咨议局议员内部多次讨论甚至激烈争吵后，并通过一半以上票数通过才形成的。但议案执行与否的权力掌握在督抚手中，最终通过并实行的只有“监所改良”、“统一本省财政两条议案”，其余“未闻举办”。

　　城中史记

　　围绕“禁赌”的博弈

　　赌博在广东有上千年的历史，广东甚至有“赌国”的恶名。广东官许的赌博自1884年张之洞督粤时开禁，此后，广东当局可从中获得600余万元的赌饷收入，成了清末广东的重要财源之一。然而，赌博毒害社会风气，加剧了清末社会治安的混乱，广东官员多次奏折要求禁赌。在广东咨议局筹备时，清庭顺势把该问题的解决推给了咨议局商议。

　　1909年11月8日，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筹禁广东各项赌馆议案》。议员陈炯明在会议上历数赌博的危害，呼吁禁绝官许的合法赌博。广东咨议局在禁赌问题上曾一致表示赞成，可是粤督拒不接受咨议局的议案。咨议局遂采取强硬立场，作出《广东禁赌请电奏定期实行案》，以停议、辞职相威胁，迫使粤督奏请朝廷颁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的期限。但官府的态度不希望一律禁赌，便以筹足抵饷作为借口，提出筹得足就禁，筹不足就不禁。

　　1910年5月，咨议局再次提出禁赌议案。咨议局议员以“民意代表”自居，在禁赌案问题上和广东地方当局展开激烈争斗。10月，咨议局将禁赌议案提请两广总督代奏朝廷，并呈请北京资政院核议。广州报界公会和在京广东同乡京官亦不遗余力，一时间禁赌声浪高唱朝野。就在此时，议员之一的大赌商苏秉枢开的“安荣公司”推出新的赌种——铺票，并贿赂拉拢咨议局议员否决禁赌案。有人更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却被严词拒绝。1910年11月9日，在咨议局第十三次会议上，议员们有的主张禁赌，有的为“安荣公司”辩护，争论异常激烈。后来议定投票公决。这天出席的议员有64人，陈炯明、丘逢甲等20人投“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在辩论时溜出会场。11月28日，民间组织“禁赌总会”也在广州文澜书院召开第一次公众大会，强烈声讨“否”议员。

　　1911年初，广西巡抚张鸣岐出任两广总督。他是激烈的禁赌派，上任后厉行禁赌。此时，陈炯明也开办《可报》，把禁赌“可否”的官司从咨议局打到了报纸，通过舆论倡议禁赌。1月8日，北京宪政编查馆电准“庇赌”的“否”议员刘冕卿等35人辞职。1月31日清廷谕准度支部所奏，从3月30日起，扫荡全省赌博，各县严密查办，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和其他一切杂赌，务必尽行禁绝，不留遗种。广州市民当日敲锣舞狮，举行禁赌纪念大巡行，持续两个多月的广东禁赌风潮归于平息。

　　但禁赌案竟在最后关头触礁。武昌起义打响后，广东在9月19日宣布独立，张鸣岐在广东的禁赌行动也随之搁浅。再议赌案时，由于不少议员与赌饷有关，局势变为“否”票压倒“可”票，禁赌案被否。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群众的公愤。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以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咨议局由此陷入瘫痪。而当晚，在苏秉枢设宴款待全体议员的庆祝晚宴上，“可”票议员无一到场。就在“否”票议员们觥筹交错之时，忽然停电了，咨议局内一片漆黑，直到散席时才来电。第二天的报纸尖刻地形容这是“活现一黑暗世界”。

　　历史钩沉 　　孙中山九到广东咨议局 　　广东是孙中山的革命根据地，在1912年至1921年的9年间，孙中山曾先后9次到咨议局旧址，或出席会议，或发表演说，或宣誓就职。

　　孙中山第一次到咨议局旧址的时间是1912年。他辞让大总统职务后，为宣传三民主义而到广州。在4月27日的广东省临时议会欢迎会，孙中山“讲粤督问题，并促请省议会选胡汉民为正式都督，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广东政局，也调和了当时广东省都督和省议会之间的紧张的关系。

　　1917年7月，为了反对北方军阀“假共和，真专制”的行径，孙中山回到广州进行捍卫民主的护法运动。之后，孙中山先生两度护法，两度离开广州，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倡导和推动广州非常国会。在这期间，孙中山又先后八次到咨议局旧址。

　　9月10日，孙中山第四次到咨议局旧址，于国会非常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并发布《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布告》，宣布就职。

　　5月，非常国会召开会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1920年，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夺回广东革命根据地，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同年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主持政局，临时恢复军政府。为了建立正式政府，领导全国革命，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第八次到咨议局旧址，新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发表就职宣言。上午8时，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赴总统府授当选总统证书，9时30分在国会礼堂由议长林森主持举行首印典礼。孙中山宣誓就职：“……竭诚尽志，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发表了对内外宣言，提出地方自治、和平统一、开放门户和发展实业四大政治主张。

　　10月13日，孙中山第九次到咨议局旧址，出席国会非常会议，报告财务状况及准备出巡广西北伐的原因。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孙中山所提出的北伐出师案。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到咨议局旧址。

　　随着北伐的失败、陈炯明的叛变、国会议员多转向北京政权等诸多变故，使得孙中山对国会开始厌恶起来。1925年10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从越秀南的惠州会馆迁到咨议局旧址，孙中山却不可能再次回到这个他曾经期望也是失望过的地方了。

　　近代变迁 　　近代中国革命的重地

　　咨议局作为清末新设置的政府机构，是当时立宪派人士议事和公开活动场所。1911年武昌起义后，咨议局开始转变成为中国革命的重地。

　　见证广东独立 　　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各界代表于11月9日在咨议局集会，宣布广东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都督府，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此后，咨议局先后改为省议会和非常国会。

　　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先生在咨议局大楼的中厅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此后，孙中山先生曾九次来到广东咨议局旧址。1923年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仍有不少的国会议员提出再开国会，但孙中山已感到“国会自经历政变后，其始终坚持正义者固不乏人，然欲借国会升官发财者，亦所在多有。换言之，国会实已成为一废疾，不足起国人之信仰”。议会制度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召开国民党二大

　　1925年10月至1927年1月，咨议局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毛泽东主办的《政治周报》在此创刊。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等均在此举行。

　　人物访谈 　　“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采访人物：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助理欧阳丹妮、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苏爱荣

　　记者：广东咨议局对历史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欧阳丹妮：广东咨议局旧址作为学习和实践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场所，开启了近代议会民主的先声，见证了中国近代民主政治艰难产生和踉跄前行的曲折历程，对于启迪民风、培养民主意识、促进广东地方建设等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议员们利用咨议局这个舆论机构，纠举地方官吏的贪污腐败，同督抚争夺监督权，对关系广东民生大局的重大事情提出议案并极力争取粤督实施。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行政权起了制衡作用。民国成立后，咨议局大楼曾先后作为省议会和非常国会的办公地，中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在这里得以进一步发展。

　　记者：当时咨议局的议员与清政府是什么样的关系？

　　苏爱荣：咨议局所有当选的议员都是官绅，他们和清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反对革命，具有效忠清政府的一面。然而，广东是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较早和较大的地方，这些官绅也受到一些影响，加之有些人本身兼营工商业，所以尽管他们要求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又希望清政府能够在经济上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改革，又有矛盾的一面。议员的政治地位决定他们的政治立场。

　　记者：我们该如何客观评价广东咨议局的性质？

　　苏爱荣：从咨议局的选举、执行可看出，成立咨议局是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策。另外，由于议员自身的阶级立场，他们不愿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所以只是清政府用来装饰“民主门面”的咨询机关。但在某些方面的实际运作中，广东咨议局试图冲破清政府专制统治，对关系民生大局的重大事情提出议案并积极争取实施，这又体现了其“代议机关”的性质，具有开近代民主先声的积极意义。

　　记者手记 　　为什么停在记忆的边缘

　　在广州起义革命烈士陵园里，一家三口驻足在一座雄伟的白色建筑前。

　　身穿中学校服的女儿问父母：“这里是广东咨议局旧址，我们的历史课本怎么没讲过？”

　　“广东咨议局是什么地方？”父亲问门口检票的工作人员。

　　“这是清政府推行新政时设立的咨议机构，后来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地方。”

　　“孙中山就任中国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地方？！怎么教科书和电影里都没提起过？”女儿惊奇自己发现了这个“秘密”。

　　此时，我正在广东咨议局旧址采访。见到的这一幕后，我也努力从自己所有接触过的历史资料中寻找关于广东咨议局的记忆。但我这个学历史学的也从未完整地了解过它，甚至从来没有探询过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国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地方在哪里。

　　对于广州的近现代革命遗址，很多广州人都知道黄埔军校、黄花岗72烈士墓、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起义革命烈士陵园……但却极少有人听说，广东咨议局旧址，也不知道这里与孙中山先生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在广东咨议局做讲解员的苏爱荣告诉记者，广东咨议局之所以鲜为人知，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上保留的历史资料太少了，以至难以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她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自愿来广东咨议局旧址参观的市民和游客并不是太多，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关于它的历史和它的历史价值。她总觉得广东咨议局旧址不该像今天这样冷清。

　　撰文／摄影：本报记者　马羽飞　实习生　程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