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与立论：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1993年，以非虚构作品为主打的严肃向文艺刊物《纽约客》（The New Yorker）刊登了一副漫画。画面中，一条上网的狗在向另一条狗传授在网上当键盘侠的经验：

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On the Internet, nobody knows you’re a DOG）

那时候，政治正确还没有成为美国文化的唯一主流，“扭腰客”上还是存在着众多简练冷峻的深度报道与幽默诙谐的单格漫画。

30年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这副前瞻性极强的漫画所描述的事情已经成为现实：

自媒体兴起的意义，就是给了几乎任何人低成本的言论机会——低到只要拥有一台联网的智能手机，就有机会当一回意见领袖。

一时间，网络上到处生战火，人人都是贾行家。正所谓：

天发杀机,移星易宿;

地发杀机,龙蛇起陆;

人发杀机,天地反覆。

——但这不构成“是人是鬼都来秀”、“专门粗来乱嗦话”的理由。

（一）一场削足适履的教学事故

12月14日，上海某高校一位宋老师在课堂中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为例，说明新闻传媒该如何做采访做传播。其言论中涉及的非议之处主要包括3点：

南京大屠杀真实遇难人数的核实。即认为“30万人是没有数据支持的”，并由此推导出“可能存在夸大”，“从几千到几万不等”；

统计的严谨性不够。认为“当时为何不根据身份证及姓名去详细统计”属于“学术不严谨”；

报道中应遵循的所谓人文内核。也就是“不应该永远去恨，而应该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

网络上一帮喊打喊杀的吃瓜群众认为这位宋老师是在公然叫板国人底线，这一点还需要谨慎甄别，因为没有哪个丧心病狂的异端会这么愚蠢嚣张，还可以无病无灾地生活、工作这么久——他（她）早就应该在之前就被教育、被举报了才对，断然等不到铁拳的迟迟落下。

相反，在这个视频中，我看到的是一个“读书读傻了”的可怜虫例子，或者说，她仅仅接触到新闻传播学的皮毛，就敢生搬硬套地拿过来立言立论。

早些年我在闲得无聊时，也零星接触过一点传播学的基本知识。从这位宋老师的5分钟完整视频来看，她是以公祭日为案例，阐述这门《新闻采访》课程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技艺，讲述她眼中“理想的新闻人”该如何做报道。这门手艺，任何一个入门级爱好者都不陌生。

例如她所讲述的对统计数字的精准要求、对数据、人物出处的严谨性、对报道的人文基调与隐含的价值观判断……这都是传播学导论的基本要求，与我国新华体追求的“三段论”叙事手法并列，属于学院派传统。

宋某犯下的这几个错误，哪怕从传播学角度来说，也是过于机械化，鹦鹉学舌那种。

（二）关于真实遇难人数

宋某对遇难者人数的质疑，其实是一个关键的严肃问题：在历史学家与法律专家眼中，人数统计涉及到遇难者身份、统计的地理范围、统计时长三个标准。不同标准下的统计人数可能出现较大差异。例如，日军把杀害的平民列入军人、从而排除出遇难者名单中的小伎俩；对不同行政辖区遇难情况的统计口径问题（当时的南京共有8个城区、6个郊区、8个郊县，日方人员对是否把郊区、郊县列入统计口径的疑问）；大屠杀的持续时间（不同时间区段对应着不同的屠杀轮次）。

而且，从1937年南京沦陷到1945年日本战败，南京一直处于日军占领之下，且日军战败后极力销毁相关证据与材料，因此，对遇难者的统计是存在巨大困难的。

然而，不管是哪个统计标准，所有的现存证据都指明：

具体遇难者人数仍需进一步确认，但在死难者数量级上不存在任何疑问，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铁证。

例如，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谷寿夫的判决书（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其残酷之情形，非笔所忍形容。

所以，哪怕是这位宋老师出于职业毛病，对于报道中确凿数据的缺失表示不满，她也应该严谨地采用“数以十万计”的描述，而不能脑补怪一样，去采信“数千人至七万人”之类的单方面孤证。这是普通人都能理解的逻辑，以媒体人自居的宋某难道还理解不了吗？

（三）关于遇难者身份

从其实从上文叙述即可得知，死难者人数尚且难以确认，要进一步穷究遇难者身份是何其之难？这位宋老师抱残守缺地套用传播学导论中的要求，强调新闻人应该具有对确凿数字与细节的敏感性，感觉非常荒谬。这一点，其实在《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某篇课文中就有辛辣的讽刺：

一位记者在采访非洲某国元首就职的稿件中，因为第一句话是“几百级台阶通向环绕总统的高墙”而被主编要求核实台阶的级数与围墙的高度。一周以后，主编收到一封电报：

在通往15英尺高的总统府高墙的1084级台阶上，我被捕了。

这篇课文的观点恰恰是：

（新闻人）常常为了向读者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而走向极端。

回到这位宋老师的案例来，国民政府直到1947年才颁发第一代身份证（此前的居民信息根据地方保甲资料汇集，而在日军占据期，原有资料已成建制毁损），怎么做到她宣称的：

核实死难者的个人身份，这是对生命的基本尊重，也很容易做到……

这就是为人所不齿的“活在当下”的书呆子臆想。亏得她还没有说出“调用摄像头做人脸识别，为死难者打印照片”的言语。

她不可能理解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国民政府不具备先进的组织制度与严密的基层动员能力。如果真有这么牛叉的执行力，亿万中国人团结起来，日军的覆灭指日可待，还需要持久战吗？

普及一个冷知识，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最关键的差距并不在于技术与武器的代差，而是在组织度与纪律性上的差异。

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龙虾兵使用的是前装燧发式滑膛步枪，射程在200-300米，射速3-4发/分钟、其轻武器的威力还不能碾压清军的弓箭与火枪。但在战场上，双方对射时出现僵持，等到英军整顿队形发动刺刀冲锋后，清军立马崩溃，就没有撑过一个回合的。

在这场不对等战争中，交战双方伤亡比为：

600:1。

而英军的白刃战技术基于严密的纪律性与从孩提时代就练就的高组织强度。

1815年英军威灵顿公爵迎战拿破仑麾下内伊元帅率领的法国骑兵团，威灵顿严令“火炮在法军接近到100米内、步兵在20米内之前不许开火”，而在最终接触战中，英军一轮齐射+刺刀冲锋，当场打崩“欧洲第一陆军”。

战后，打出名声的英军获得国王特许，戴着高达35厘米的熊皮军帽以彰显勇武（因为要比法军掷弹兵30厘米的军帽还要高）。当然，每年夏天，站岗或参加阅兵的皇家卫队总要热晕过去几个，成为各路媒体的重要谈资。

回到南京的这场国殇，没有全部列出死难者名单，并不意味着没有着手做这项工作。南京的纪念馆，就有一面遇难者名单墙，上面罗列出的是有案可稽的死难者名字，只不过有更多遇难同胞的资料不可考而已，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存在。

（三）关于新闻报道的人文内核

新闻报道是不是应该具备人本主义倾向与价值观？这个问题争议已久。但就连贩卖“私货”的媒体人员也知道，“私货”只能夹带，不能硬推。

从这位宋老师的视频中可以看出，她本人其实也没有提出什么真正的独特观点，无非是人云亦云的“反战迷思”。问题是，反省战争的基本前提，是战争的合法性与作战双方烈度的一致性。

一方面，“春秋无义战”才可能导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反思。而日军的侵略战争是一场亡国灭种之战，放下武器的中国人能安居乐业吗？是个正常人也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战争合法性是不存在任何质疑空间的。

另一方面，“一战”中发生的索姆河战役，双方伤亡军人超过130万，战争演变为双方都进退两难的“绞肉机”，这样均势的战争烈度才引发“西线无战事”的社会反思。而在抗日战争中，我国以悬殊的代价取得保家卫国的最终胜利，有必要和日军共情，一起反思战争的必要性？

因此，“战争反思论”根本没有任何可取之处，生搬硬套的传播学手法就学出这么点东西？这位宋老师的母校，值得反思啊。

（四）真正值得讨论的却没人在意

相反，真正反常识、非主流的险恶言论，反而是更需要莫测的诡辩与精巧的话术作幌子。常见的手法是，要么往祖宗八辈子以上靠挂（反正你无凭无据），要么往最时髦的科技词汇上赶（反正是晦涩难辨），绕晕了才能忽悠。所以才会出现“基于黄帝内经的元宇宙量子修仙秘笈”之类的奇葩。

因此，学院在通报中以“发表错误言论，造成重大教学事故”论处是比较客观的。

而通报中所造成的严重不良社会影响如何评估，是否够得上2天内就火速开除的极刑，是否存在矫枉过正与人治痕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与行政程序……这些都是值得再议的。

但没人静下心来讨论这些重要的内容。

（五）立言与立论

互联网时代中，人人都可以发表言论，但这不意味着人人都能立言立论。

《左传》中说到：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这里的立言，是指创立严谨自洽的学说，或者创作具备时代考验的文史哲作品，而不是谁嗓门大、谁调子高、谁自带流量就说了算的。

同样地，立论也就是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对事物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从而证明自己的意见主张。它的意义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1925年7月，鲁迅先生写了一篇叫做《立论》的短文，大意是，有户人家摆满月酒，来宾都在说恭维话，宾主尽欢。偏生有个不开眼的说了句大实话：

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然后他收获了一顿大家的合力痛打。

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哈哈大笑之余觉得，这是鲁迅对当时社会上虚与委蛇的“处世之道”的绝妙讽刺，是对好好先生们群体施暴的大力批判。

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倒是觉得，但凡是个真正干事的人，在说出这等人尽皆知的事实后，必然跟着一些解释或手段。例如：

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所以希望他活得快乐/得到良好的培育/早点注意饮食卫生注意打疫苗……

否则，说出这种“正确的废话”的人，要么是哗众取宠，要么是夸夸其谈。我只希望打他的人散开一点空间，让我也来：

过足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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