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眼中的《百年孤独》：与黄锦炎对话（转载）（百年孤独）书评

我得说我最喜欢的《百年孤独》一定要有黄锦炎的名字，那是我分辨译本是“马贡多”还是“马孔多”的标准之一。我喜欢他的译本的文字感觉，不过才知道原来他从来就是和人合译的。在下一个真正的正版出来之前（据说很无望啊），我要去弄一本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百年孤独》来。台版翻译太不习惯啦！还贵……

以下转自《深圳晚报》（真是惊讶呀）：

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 与《百年孤独》译者之一黄锦炎对话

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黄锦炎、沈国正、陈泉三人合译的《百年孤独》，这是人们能看到的《百年孤独》最早版本之一。近日，记者颇费周折找到了当年的译者之一、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黄锦炎，透视《百年孤独》走过的岁月。

记者：还记得第一次遇到《百年孤独》是什么时候吗？当时怎么会关注到这样一本书？

黄锦炎：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拉美文学爆炸的年代，但当时国内对拉美文学的研究是非常滞后的。我们几个译者都是搞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的，在图书馆里能看到的都是五十年代以前的作品。《百年孤独》出版于1967年，那时国内“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根本无法看到这种作品。我第一次看到《百年孤独》原作是在“文革”后的1978、1979年。有位同事去古巴进修带来这本小说，因为长期没有接触新的外国文学作品，同事们一面传阅，一面讨论小说的内容，感觉特别新鲜。

记者：能形容一下您初读《百年孤独》的感受吗？

黄锦炎：我初读《百年孤独》是把它当成了一本国外流行小说。当时感觉到这本小说很特别，不像其他小说那样有大段的描写、对话、人物心理分析等等，这本小说就像在讲故事娓娓道来，从布恩迪亚家族背井离乡建造马孔多到最后一个家族成员被蚂蚁吃掉，前后有七代人，历史跨度很大，人物关系复杂，读起来很有挑战性，所以我一拿到书就觉得放不下来，读完了就想把小说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

记者：在您的眼里，《百年孤独》是怎样一本书？

黄锦炎：《百年孤独》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被认为是20世纪西班牙语文学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因为这部不朽的作品而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坛。对于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是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评价的。从个人的感觉而言，我觉得《百年孤独》是一部用文学语汇写就的民族发展史。

记者：当时的翻译过程有何曲折吗？

黄锦炎：作出翻译这部作品的决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作品内容吸引人，艺术表现手法很新奇，我和沈国正都是搞文学翻译教学的，所以一拍即合，决定把作品译成中文。但那时候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还是有很多限制，作品内容经过审查后，各出版社为了避免“撞车”有一个统筹的计划。我开始找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被告知这本书的计划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我听说已经有人去联系过翻译事宜，后来比较了一下两个试译稿，上海译文出版社决定让我们继续翻译下去。出版之前，沈国正和我选了《百年孤独》六章登载在《世界文学》杂志上，这是国内最早介绍的《百年孤独》译文。

记者：当时为何会三人合作呢？后来，我曾经看过某出版社您独自翻译的版本。

黄锦炎：合作翻译在当时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界很时兴，因为绝大多数译者是西班牙语教师，课余时间搞翻译时间不是很充裕。几个人合译可以分担，也可以译得快一些，出版得早一些。从那以后，我就没有重译过，有好几个人跟我说他们看到过我单独译的版本。我说，如果真的看到过，那肯定是盗版，反正我没有收到过翻译费。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没有一个年轻人不知道《百年孤独》，每个作家的梦想都是写出一部中国版《百年孤独》；现如今，这部经典的年轻读者还能像当初一样吗？

黄锦炎：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介绍拉美文学爆炸的资料也多起来了，《百年孤独》的名字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开了。经历过书荒年代的年轻人，那时求知若渴，正巧在那时出版，所以一下子拥有那么多读者，这是不奇怪的。现在的年轻人能静下心来看文学名著的比较少了，加上这部小说的再版遇到版权方面的问题，想看也不一定找得到书。当然，爱好文学的铁杆读者还是有的。

记者：自1991年伯尔尼国际版权公约在中国生效后，就没有出版社再出过《百年孤独》了吗？

黄锦炎：现在书店里的确买不到《百年孤独》的中文版，作为译者我当然感到非常遗憾，但是伯尔尼国际版权公约是保护作者知识产权的，应该遵守。我们十多年没有再版《百年孤独》中文版，说明我们严格遵守了版权公约。这几年来出版社和我们都在和各方面联系沟通，我想通过大家努力，总会争取到再版权，让今天的年轻一代能欣赏到这部不朽的著作。

记者：如果开列清单的话，或多或少受到《百年孤独》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有一长串：莫言、余华、韩少功等，翻译这部作品时，您预料到了它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吗？

黄锦炎：《百年孤独》译本出版的时候，这些作家都很年轻。他们都曾经是知青，“上山下乡”的艰苦经历磨练了他们，也丰富了他们的阅历，使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想通过文学语言来诠释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然而，长期统治着文艺界的社会现实主义写作方法不能满足他们渴望创新的要求，于是他们就在外国文学中寻求启示。《百年孤独》出版后在上海文艺报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因为我们对作品的理解主要是从语言、文化、艺术的角度吃透原作，然后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原作，把它奉献给读者。而这些年轻的作家阅读这部作品却是为了寻找创新突破的“门道”。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他们看到作品的第一句话“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就觉得大受启发：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的。我个人认为，《百年孤独》对于当时刚摆脱长期禁锢的中国文学，意味着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