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译论的女性主义重释

女性主义是指妇女为争取性别平等、抵制父权统治而发起的社会政治运动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从倡导男女平等的政治运动到与翻译理论的结合,女性主义共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尽管女性主义思想在Mary Wollstonecraft于1792年所著的《为女权辩护》中已初露光芒,但直到19世纪中叶,追求妇女平等权利的女性主义意识才真正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作为女性主义第一阶段的女权运动强调妇女的政治身份和合法地位,主张妇女应享有平等的选举权、投票权、受教育权和工作权。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则更多地关注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异和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使命。伴随其影响的日益扩大,女性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历了第三次发展高潮,不仅将关注重点转移到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内部差异,还将其研究视角扩展到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历史等各个领域。在文学领域,女性主义作家们通过创造“新词、新的拼写方式和语法结构以及别出心裁的象征和隐喻”[1]15,旨在去除语言的性别化特征,用一种“包容性”的语言①替代长久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父权语言。女性主义的实验写作不仅在源语理解上需要详尽的注解,还必须借助翻译才能将其影响渗入到另一种文化。因此,女性主义自然而然与翻译结合以来,并对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②。 ①女性主义作家所倡导的“包容性”的语言拒绝用阳性词语指代女性,如:“brethren”一词做“同胞”义时应被替换为“sisters and brothers”(兄弟姐妹)。“包容性”的语言还推崇使用中性词或复数词,以避免阳性词语的双性指代。 ②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翻译研究也正在经历“文化转向”,采取跨学科的方法,不仅探讨翻译标准和策略,更关注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和译者的角色。

Luisevon Flotow(2004)总结了女性主义思想和实验性写作对翻译的三个重要影响。首先,在文本选择上,女性主义译者倾向于将被父权淹没的“失落”的女性作品翻译、推介到译入语文化,恢复女性文本在文学舞台上应有的地位。其次,女性主义译者显示出敏锐的政治觉悟,如激进派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倡导翻译应“劫持”原文,即采取干预性翻译策略削弱父权制的意识形态,重塑女性主义的“真相”[1]24。与前两点密切相关的第三个影响是译者主体性的加强。女性主义译者不再是原文作者的忠实奴仆,而在意义重构中扮演不可或缺的积极角色,完全可以借助前言和脚注等超文本手段对其作品和翻译策略进行解释和评论。为了应对翻译实验性文本中遇到的技术挑战,女性主义译者从幕后走向前台,肩负起和原文作者相似的使命。她们将翻译视为一种创造性写作,勇于在翻译中体现译者的主体特征并为译文承担一切责任。

另一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Sherry Simon(1996)同样肯定了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指导意义。在Simon看来,翻译的目的是加强女性的话语权,消除对女性的歧视。译者可以与先锋派的女性主义作家合作③,对原文进行女性主义重写。Simon还重新定义了翻译标准中的“忠实”,认为女性主义译者不应停留在形式上的对等,而应忠实于作者与译者共同参与的“写作项目”[2]2。 ③译者与作家的合作在加拿大女性主义译者的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Godard Barbara、Louis von Flotow、Suzanne Jill Levine和Suzanne de Lotbinière-Harwood都曾身体力行地在翻译中尝试激进的女性主义写作策略,如身体写作和通过语言多义性实现的文字游戏。译者与作者的合影和共同传记也经常以附录等形式出现,以突显双方在创作上的合作。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不论是女性主义作家还是女性主义译者,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即摆脱男性话语,“使女性在语言和社会中拥有自己的形象和一席之地”[1]28。虽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使女性在写作和翻译中不再隐形,但我们也应看到,女性主义译者提倡的干预性策略旨在对文本进行女性化操纵,即使原文没有提到女性也应在译文中突显。这种做法未免过于偏激,因为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不是将父权统治替换为女权统治,而女性主义对翻译的解释力也绝不仅限于女性主义作品的翻译。本文试图证明女性主义理论不仅能够诠释不可译论存在的原因,还可以解构原文与译文、“忠”与“美”、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二元对立,突出译者作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沟通桥梁的重要作用,将翻译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再现,从而为理解长期困扰翻译界的不可译论提供崭新的视角。

长期以来,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困扰翻译理论家和译者的翻译学悖论。根据传统的理解,导致不可译性的原因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结构差异和各种语言持有群体特有的思维过程”[3]。在笔者看来,不可译论存在的潜在原因,即原文与译文、“忠”与“美”、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可以从女性主义视角获得新的解读。

就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而言,传统译论①认为:译文必须依赖原文生存。原文是先验的存在,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译文必须将原文作为其存在的源头和目的。译文的命运与夏娃十分相似,只不过是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下的一块肋骨。因此译文一旦离开原文,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难理解,在这种译论的影响下,一旦原文中包含某些独特的语言和文化现象无法在译文中完整保留,译者就只能束手无策,加入不可译论的阵营。 ①传统译学中不可译论的观点主要源自语言哲学中的“一元论”,即语言与思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语言系统的差异决定了思维的独特性,从而导致语际间固有的不可译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97)、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1949)和提出萨皮尔-沃尔夫假说的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萨皮尔及其学生沃尔夫。

就翻译标准而言,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应与原文实现“对等”,如Jackbson认为翻译涉及“两种不同语言中对等信息的转换”,因此源自不同语系的语言符号间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4]。Catford也将语言层面的不可译性归咎于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对等符号的确失[5]。无论是西方的对等理论还是在中国译界具有深远影响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原文“忠实性”的追求总是高于译文的通顺和精美。当原文与译文在语言和文化层面产生不可调和的差异时,译者通常会牺牲译文的流畅性和修辞效果,以便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义,否则将被视为越俎代庖、肆意妄为。由此可见,判断译文优劣的依据与衡量女性的标准具有颇多相似之处。父权社会的道德准则早已在女性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女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男性,“如果她试图摆脱男性的枷锁,就意味着要接受魔鬼的惩罚”[6]155。同样,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也是决定译文优劣的首要因素。不可译性通常是由源语与译入语的语言表征与内在含义的矛盾或文化缺省引起的,而对“忠实”和“对等”的顶礼膜拜却使任何调和该矛盾的尝试都变得徒劳无功,其结果势必是不可译论的产生。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可译论背后的关键因素之一。译者之于原文作者,就像女性之于男性一样,都属于“他者”和“第二性”。正如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Venuti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所指出的,传统译论要求译者在译文中隐身,使读者在阅读译文时就像透过玻璃一样欣赏原文,丝毫感受不到译者的存在,甚至是译者本身也渐渐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同化,即使是在发表译作获奖感言时也不忘将自己比作身挑重担、追随主人足迹的“夏尔巴人”②和肩挑绳索、挽船前行的纤夫[2]36。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译者与父权意识影响下的女性一样,纵使多么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也只能是他人的附庸,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由于传统译论对译者作用的忽视和译者本身对其创造权利的放弃,才使得很多可以变通处理的翻译现象变为不可译的翻译难题。②夏尔巴人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南侧的印度锡金和尼泊尔境内,是藏族的后裔,以山区贸易和运输闻名。无数夏尔巴人在引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献出了生命,后者的功绩名垂史册,而前者的名字却鲜为人知。

在笔者看来,女性主义不仅可以通过分析译文和译者与女性类似的“他者”身份,重新诠释导致不可译论的潜在原因,更可以解构不可译论背后所隐含的二元对立,为解决“不可译”的难题指明方向。

首先,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并不是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而是二者的相互依存。正如法国女性主义先驱波伏娃所指出的:“男性希望通过从肉体上占有他人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但他同时还必须通过驯服他人的自由意志来确认自己对自由的掌控。”[4]141换言之,男性非常清楚自身的不完美性,因此作为“主体”,他们将所有不希望拥有的特点都强加到作为“他者”的女性身上。波伏娃和克里斯多娃都曾谈及男性对其主体分裂和身份混乱的恐惧。男性在生命的初始阶段曾经被幽禁在母体并受后者力量所控制的想法令他们惧怕,因此急切地希望与女性划清界限,并将一切他们不愿接受的特性都归咎到“他者”的范畴,以确保男性的纯粹和绝对统治[7]。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像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一样,男性也只有依靠女性才能实现其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存在。

女性主义的意义不仅限于使女性从备受压迫和奴役的命运中觉醒、争取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也为我们更深入全面地理解翻译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男性一样,原文也不是绝对完美的存在之源。作家写作的过程不过是“在一团朦胧繁杂、不可言说的材料中抽取被压抑的文本,并将其翻译成符合惯常形式的有机活动”[1]12。因此,写作是一种将作家头脑中的思想转化为语言符号的翻译过程,而翻译则是需要译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写作过程。写作与翻译并不是后者依附前者,而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创造性活动。即使对原文而言,也没有固定意义或原始意义,原文和译文都只是由不同的能指链组成的语言符号。从这个角度上讲,译文只不过是对之前译本的再度翻译而已,原文和译文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流变的意义”[2]12。译文的角色和原文在源语文化中的角色别无二致,而原文则需要译文才能在另一文化中拓展生存空间,从而获得“重生”。

其次,翻译标准中关于“忠”与“美”的二元对立也可以通过女性主义得到新的启示。根据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要想真正走出男性统治,必须认识到自身作为女性的独特优势,并勇于放弃可能为她们带来社会地位和法律保护的传统角色定位,进入主权斗争的孤独状态。虽然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暂时失去社会的认可和男性的保护,但女性在追求自我支配权与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并最终实现与男性平等的性别身份。

同样,译者也应摒弃将“忠实”与“对等”作为衡量翻译优劣的绝对准则。毫无疑问,在译入语中寻找原文在语言层面的对应成分并简单替换,对译者来说既省时又省力,但由于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固有差异,这种翻译策略必然会遭遇某些不可译的困境,如诗歌和双关语由于语言形式与修辞效果在两种语言中很难调和,于是在大多数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眼中是不可译的。实际上,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与译文的语言及风格之“美”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共生共融的关系。“忠实”脱离了“美”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忠”,而单纯追求华丽的语言和修辞效果却脱离原文内容则违背了翻译的初衷,更谈不上“美”。因此,要想打破不可译的神话,译者必须像女性追求性别解放一样,在“忠实”与“美”中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当译者面临不可译的困境时,与其望洋兴叹、束手就擒或机械照搬、令读者不知所云,不如适当牺牲字面意义上的“忠”,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以译文读者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再现出来。

第三,女性主义理论还有助于我们解构原文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女性主义者呼吁女性摆脱对男性的崇拜和依附,充分挖掘自身潜力、确立女性的独特身份,与男性在和谐共处中共同推动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同理所示,译者应该超越与原文作者的二元对立关系,积极利用自身优势、探索与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三元互动关系。译者不再是原文作者的仆人和传话筒,而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译者必须根据对源语和源语文化的透彻分析,充分理解原文作者希望通过其作品传达的意义;另一方面,译者也有责任基于其对译入语和译语文化的熟知,预测译文读者的期待和对译文的反映,以确保译文的流畅性和交际效果。为了减少不可译性的限度,译者可以充分调动想象力和创造力,采取各种变通策略补偿原文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语义缺失,以期最大限度地调和原文作者的意图和译文读者的期待。

造成不可译性的原因通常是源语中的字面意义与语言形式或语义效果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无法在译入语中进行调和。如果译者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文化使者的平等身份,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积极参与翻译的创作过程,未尝不能通过各种变通补偿手段变“山穷水尽”为“柳岸花明”。本文试图通过下面三个例子简述在双关语英汉互译中可以采用的三种变通策略:谐音补偿、形象替换和意义取舍,为传统不可译的悖论提供另一种思路。

谐音补偿是指借用译入语中的谐音字以补偿译文在音、形、意层面的缺失的一种翻译策略,如下例所示:

原文: 狗撵鸭子—呱呱叫。

译文: Chased by a dog,the ducks quack—crack.

这个译例的原文是中文所特有的语言形式——歇后语,也是文字游戏的一种。组成歇后语的前半部分通常是描述性的内容,而后半部分则是全句的意义核心和修辞效果的触机。本句中的“狗撵鸭子”只是一个事实陈述,并没有任何隐含意义;而后半句中的“呱呱叫”则一语双关,既可以表示鸭子的叫声,又是赞赏某件事干得很漂亮的口头语。然而,由于汉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固有差异,很难在英文中找到一个词能同时对应“呱呱叫”的两层含义。如果译者采用直译的策略,将“呱呱叫”译为“the duck quacks”,则没有译出原文的强调重点,译文读者也不可能领会原文作者真正的交际意图,误以为作者是要介绍鸭子的习性;而如果译者忠实于原文作者的意图,选择翻译该句的隐含意义,将后半句译为“You’ve done a great job”,则与前半句在逻辑关系上脱节,令读者摸不着头脑。当然,有些译者会选择以注释的方式解释在翻译中缺失的隐含意义或逻辑联系,但注释永远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之举,其效果势必大打折扣。

根据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启示,译者应对原文作者的意图和译文读者的期待进行积极推理,尽可能找到二者的契合点,最大化地提高译文的效度。为了解决该句中的不可译困境,译者巧妙利用了英文中的一对谐音词“quack”和“crack”,以分别对应“呱呱叫”的两层含义。译文破折号后的“crack”不仅与“呱呱叫”的字面意义“quack”①发音相似,从而补偿了与前文逻辑关系的缺失,同时又突出了全句的意义中心,因为“crack”在英文中也有“顶呱呱”的意思。这种处理意味着译者在更大的自由度下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译者可以充分发挥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通过对译入语的灵活调用,使原文作者意欲传达的隐含意义与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实现最佳平衡。在此例中,译者参与的是和原文作者一样重要的创作性活动,将原文的语义特征和幽默机智在译入语的土壤中成功移植,变不可译为可译。①译者为了更好地创造谐音效果,将主语换为复数形式的“ducks”,这也是译者在权衡主次后采取的变通策略。

形象替换是译者变不可译为可译的另一变通策略。当原文的形象和风格不可能在译文中同时保留时,译者可以牺牲字面的“忠实”,将原有形象替换为在译文形式和译语文化中更容易产生语境效果的形象,使译文读者的期待与原文作者的意图最大限度地趋同。请看下例:

—What flower does everybody have?

—Tulips.

原文是一句英文谜语,谜底中的“tulips”也具有无法在译语中复制的双关效果。“tulips”的原义是“郁金香”,直接回答了谜题的前半句:“人人都有的花是郁金香”。但读者在将答案与自己的逻辑常识相联系时又不免产生疑问:为什么人人都拥有郁金香而不是别的花呢?读者必须进一步地思考、挖掘,才能体会谜底的另一层含义,因为英语中的“tulips”还与短语“two lips”(双唇)谐音相关,这就解答了谜题的后半句,即“每个人都拥有双唇”。只有读者理解了谜语的第二层含义,才能真正品位到这句谜语的精妙之处和设计者的智慧灵光。

此类以双关语做谜底的谜语由于语言形式与含义的独特对应关系,几乎无法在译入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因此令多数译者望而却步,将其归为不可译的翻译难题。然而如果采用形象替换的变通手段,将原文中的“tulips”译为“泪花”,则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变不可译为可译。“泪”显然是每个人都有的,符合谜题后半句的逻辑关系,而“花”又对应前半句的问题。因此,将原文谜底中“郁金香”的形象替换为“泪花”能够产生与原文类似的双关效果。虽然译文在内容上并非完全忠实于原文,但两者在英汉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中却产生了类似的效果,为读者带来恍然大悟的会心一笑。

有的时候,即使采取了上述几种变通的努力,仍旧很难将双关语的明暗两重意思在译文中同时表现,这就需要译者根据上下文的具体语境作出舍次求主的选择。这里的“舍次”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双关语的次要意思,而是要尽量通过谐音等其他手段弥补缺失,保留原文的意趣。

在《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第九章里,当爱丽斯问到海底学校教授的课程时,素甲鱼答道:

“Reeling and writhing,of course,to begin with,and then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arithmetic—ambition,distraction,uglification,and derision.”

“reeling”和“writhing” 在石心莹[8]、张晓路[9]的译本中分别是“摇摆”“扭动”和“蹒跚学步”“蠕动”。表面上看,这两种译法与原文十分贴切,似乎并无不妥,但只要仔细揣摩,就会发现“reeling”和“writhing”还分别与“reading(读)”和“writing(写)”谐音双关,而且根据上下文,隐含的意思更符合学校课程的特点,应在译文中予以保留。然而如果仅以“读”“写”二字取代“reeling”和“writhing”的原意,又无法反映海洋生物的习性。著名翻译家赵元任在译文中以“练浮”和“泻滞”来解决这一矛盾,颇具独创性。但“浮”和“读”毕竟还有一定的差异,况且两个字的词组不那么容易引起联想,赵老的一片苦心未必能被读者所参透。相比之下,笔者更欣赏管绍淳[10]的译法,以“毒”和“泻”来替换,简单明了、妙笔生花。同样,“ambition”“distraction”“uglification”和“derision”也分别影射“addition(加法)”“subtraction(减法)”“multiplication(乘法)”和“division(除法)”。管译本注意到了双关的意境,将其译作“假发”“剪发”“丑法”和“厨法”。虽然这种译法富于趣味性,但海底学校毕竟不同于美容美发或烹饪学校,很难想象一群海龟们为什么要学剪发和厨艺。相对之下,赵元任先生的译法更胜一筹,将“ambition”“distraction”“uglification”和“derision”分别被译作“夹术”“钳术”“沉术”和“丑术”,既体现了数学技法,又生动地点明了海洋生活必备的技能,堪称妙译。

上述所举例说明的三种翻译策略,都属于翻译再创造的范畴,需要译者付出额外的汗水和智慧。译者在挣脱原文枷锁、打破不可译的神话时,也可能遭遇来自直译派的攻击。但在笔者看来,衡量翻译好坏的标准不应只限于“忠”与“不忠”,而应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分析了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和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并尽一切可能拉近两者间的距离,创造性地变“不可译”为“可译”。

在女性地位普遍提高和倡导两性和谐共处的今天,旨在对原文进行“女性驾驭”以颠覆父权话语、提高女性在目的文本中“可见性”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似乎也受到一定影响。本文试图证明,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不仅限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提倡的干预性翻译策略,还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不可译论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女性主义不仅可以解释不可译论存在的原因,即传统译论对原文与译文、“忠”与“美”、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还可以通过解构不可译论背后的二元关系重新诠释翻译标准和译者角色,为重新理解“不可译论”带来新的启示。译者应摆脱传统女性被动、忠实和透明的附属命运,充分肯定翻译的创造性本质,与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形成积极主动的三元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在翻译的过程中重新获得其失落的主体性,实现意义和价值的创造、传递、阐释和升华。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英汉双关语互译的具体实例提出了谐音补偿、形象替换和意义取舍三种变通翻译策略,进一步阐释了可译与不可译的相对性。“翻译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是一个连续进行的过程。”[1]47可译与否同理解的层次和深度直接相关,没有任何文本是绝对不可译的,只能是在某个时点或理解表达上的暂时不可译,需要译者的创造性变通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可译的信息。在女性主义的启示下,译者就像女性一样,是复杂和多元的统一体,而翻译的过程则是女性寻找自我、实现身份认同进而追求和谐共生的历程。随着文化交融的日益增进,过去不可译的文本也可能找到翻译中的突破点,成功地在另一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