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与以色列的应对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让以色列欢欣鼓舞。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过分偏袒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地位、戈兰高地归属、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未来地位等问题上，多次发表有利于以色列的言论，并力主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博得了以色列人的欢心。此外，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关系密切，在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中一直给予后者各种支持和帮助。可以说，特朗普执政以来，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奥巴马时期以色列和美国日益僵冷的关系。

然而，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特朗普的中东政策仍然延续了奥巴马时期“不介入”的特征。在叙利亚问题上，以色列希望美国能够加大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力度，向反政府军事团体提供重型武器和防空系统，以抗击叙利亚政府军。2018年叙利亚再次发生化学武器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请求特朗普向叙利亚政府军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但遭到拒绝。

2020年1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所谓推动解决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问题的“世纪协议”，受到以色列方面的欢迎，但巴勒斯坦方面已明确表示拒绝协议的全部内容。图为当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特朗普(左)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联合记者会。（图片来源：新华社）

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也不愿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是倾向于突出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的作用。除了要求冻结伊朗发展核技术的能力，以色列还要求美国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推翻伊朗现政权。特朗普政府尽管退出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重启对伊制裁，但是并没有谋求变更伊朗现政权。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的目的在于与伊朗签订新的协议，约束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以及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和战略武器的能力。因此，特朗普主要通过经济制裁打压伊朗，核心在推动与伊朗的直接对话，这与以色列直接打击伊朗、谋求伊朗政权变更的诉求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特朗普计划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撤军”，也让以色列忧心忡忡。2018年12月和2019年10月，特朗普两次做出从叙利亚北部撤离美国军事力量的决定，引发了以色列的担忧。以色列认为，如果美军从叙利亚北部撤离，将会促使伊朗在叙利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增大。2020年1月，美国和伊朗爆发危机，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也成了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在此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西里三世（Willian H Seely III）写给伊拉克官员的信件遭泄露。西里三世在信中表示，在伊拉克的美军将进行“重新部署”，并最终撤离伊拉克。美军撤离伊拉克的消息，引发以色列舆论的不安和担忧。以色列安全人士普遍认为，美军撤离伊拉克将使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迅速上升，进而打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这一通往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的战略通道，将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以色列当前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

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采取收缩战略，使得以色列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剧。长期以来，以色列将美国视为中东安全的“稳定器”，希望美国在中东地区承担主要的安全责任。随着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度下降，以色列将面临更多的安全威胁。

第一，以色列北部安全环境日益脆弱。一方面，在黎巴嫩境内，黎巴嫩什叶派真主党武装的影响力在2011年之后不断提高，让以色列忧心忡忡。真主党在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背景下崛起，其打着“抵抗以色列”的口号，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逐渐成为黎巴嫩南部的实际控制者。真主党与伊朗关系密切，长期受到伊朗的支持和帮助。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尽管黎巴嫩政府保持“中立”，但是真主党直接出兵进入叙利亚境内，帮助叙利亚政府打击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经过多年战争，真主党势力进一步发展壮大，不仅组织人数增多，还获得了来自伊朗的军工技术和武器装备。以色列担心，日益强大的真主党会伺机向以色列发动攻击，挑战现有的以色列—叙利亚和以色列—黎巴嫩停火线。

另一方面，伊朗及其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在叙利亚设立基地，这也引起了以色列的警惕。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伊朗动员并组织了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数万名什叶派民兵，进驻叙利亚与叙利亚政府军一起作战。随着叙利亚战况在2018年后逐渐平息，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戈兰高地争端也逐渐成为关注焦点。一些在叙利亚的什叶派军事团体，多次高呼要“收复戈兰高地”，甚至要“收复耶路撒冷”“收复巴勒斯坦”。尤其是2018年以来，一些什叶派军事团体多次向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军事目标发动攻击，使得以色列对于北部的安全形势愈发担忧。

第二， 以色列南部加沙地区的安全威胁日益加剧。巴勒斯坦两大政治军事派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对立关系长期持续。2006年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最终导致法塔赫占据下的约旦河西岸与哈马斯占据下的加沙地区相互隔绝。美国、埃及、卡塔尔和约旦等国多次尝试协调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矛盾，都无果而终。巴勒斯坦派别纷争增加了巴以冲突升级风险。以色列和哈马斯曾在2008年、2012年、2014年和2018年多次爆发大规模冲突，双方积怨甚深，矛盾长期持续。尽管哈马斯于2017年通过了新纲领，不再高呼“消灭以色列”，转而谋求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巴勒斯坦国家”，但是以色列仍然视哈马斯为重要的安全威胁。2017年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在东耶路撒冷地位、戈兰高地归属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地位等问题上作出过于偏袒以色列的表态和行动，巴勒斯坦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加深；而哈马斯和法塔赫都试图通过巴以问题来提升自己在巴勒斯坦内部的话语权，导致巴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

与此同时，加沙地区另一个重要的军事团体——巴勒斯坦“圣战组织”（吉哈德）也在近些年快速崛起。“吉哈德”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加沙地区，相较于哈马斯，其在加沙地区的影响力一直较弱。但随着2018年秉持强硬立场的新领导层上任后，“吉哈德”力图谋求更大的影响力，并对以色列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最终导致2019年以色列和“吉哈德”之间的军事冲突。此外，随着巴勒斯坦“吉哈德”在加沙地区的发展壮大，其与哈马斯之间也出现了竞争关系，双方利用与以色列的冲突，增强自己在加沙地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第三，地区国家对巴勒斯坦民众的影响力增加，使得以色列感受到了安全风险。近年来，土耳其和卡塔尔在巴以问题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对以色列的批评也日益增多。秉持伊斯兰政治理念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支持“人权、自由和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IHH）和“合作与协调机构”（TIKA）等土耳其非官方组织，通过购买房产、租赁土地、捐助资金和建立各类社会团体的方式，扩大土耳其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影响力。卡塔尔一方面通过位于多哈的“半岛电视台”不断抨击以色列，另一方面也多次通过资金援助的方式，帮助哈马斯维系在加沙地区的统治。由于土耳其、卡塔尔均与以色列关系僵冷，因此以色列担心二者在巴勒斯坦社会的影响力增大，很可能会增强巴勒斯坦民众对以色列的敌意，进而威胁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第四，以色列将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归咎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所造成的地缘政治失衡，而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则加剧了以色列对于“伊朗威胁”的担忧。以色列认为，伊朗是中东地区威胁和动荡的主要制造者。在以色列看来，伊朗及其支持的什叶派军事团体，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等地的“扩张”，加剧了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进而增大了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以色列国内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力量，一直呼吁通过强力手段，对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进行震慑和遏制。与此同时，以色列担心美国单纯通过经济制裁手段来向伊朗施加压力，尽管可以给伊朗造成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但也可能会引发伊朗的报复活动，波及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伊朗不仅有能力通过战略导弹直接打击以色列，还能够动员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各类亲伊朗的军事组织向以色列发动攻击。2020年1月，特朗普政府通过“定点清除”暗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塞姆·苏莱曼尼少将，引发了以色列对于伊朗及其支持的什叶派军事团体可能发动针对以色列袭击的担忧。

以色列的应对措施

面对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与日益复杂的地区局势，以色列不断调整策略，并通过多种手段予以应对。

一是始终保持庞大的国防开支，以维系其地区军事优势地位。2019年，以色列国防开支达到184亿美元，并保持增长势头。同时，以色列积极构筑多层次的防空体系，以保卫国家安全。在2006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中，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4000多枚火箭弹和导弹，造成以色列44名公民死亡，25万人被迫转移。为了能够抵御火箭弹和短程导弹的威胁，以色列在2009年开始打造“铁穹”防空系统，2011年正式列装部队，与以色列国防军“箭-3”（Arrow-3）、“巴拉克-8”（Barak-8）、“大卫投石索”（David Sling）防空系统一起，组成了以色列远、中、近多层防空体系。自2012年以来与哈马斯的多次冲突中，以色列国防军成功拦截了绝大多数射向以色列的火箭弹，保证了以色列民众的安全。

二是维系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努力获得美国更多的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几乎每年都前往美国，参加“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年会，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游说，劝说美国增加对以色列的支持。2016年末，奥巴马政府决定，在未来10年内向以色列提供3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2018年10月，特朗普决定向以色列提供先进的F-35战斗机，以保持以色列相较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优势。2019年以色列多次与美国沟通，希望购买和引进更多F-35战斗机、V-22海军直升机和KC-46A空中加油机在内的先进装备。

三是注重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近年来，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2015年9月，俄罗斯直接出兵叙利亚，以色列逐渐意识到俄罗斯在中东事务上的重要作用。在外交上，以色列将俄罗斯视为叙利亚问题的主要游说对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针对伊朗扩大在叙利亚的影响力表示担忧，要求俄罗斯帮助约束伊朗在叙利亚南部地区，尤其是靠近戈兰高地周边区域的军事活动。在军事上，以色列加强了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军事协作。从2015年至今，以色列空军多次进入叙利亚领空开展针对叙利亚政府军、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空袭行动，几乎没有发生与俄罗斯驻叙利亚空军部队“擦枪走火”的事件，显示出以色列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

四是努力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就一直希望利用其他中东国家的内部矛盾，分化和瓦解阿拉伯世界针对以色列的敌对和封锁。一方面，以色列与埃及的政治关系有所缓和。受到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2011年之后埃及一度与以色列关系紧张。2013年埃及民众甚至冲击了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埃及国内还发出了“废除与以色列和平条约”的声音。随着塞西于2013年执掌埃及政权，埃及对以色列外交政策从“敌视仇恨”向“务实合作”转变。以色列和埃及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打击西奈半岛恐怖主义、防范哈马斯和穆斯林兄弟会等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诉求。2019年1月，以色列和埃及与地区国家一道举办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以色列和埃及还加强了在情报和军事上的合作，以共同打击西奈半岛的伊斯兰极端分子。

另一方面，以色列加强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与沙特的互动。同以色列一样，沙特、阿联酋和巴林等海湾国家也忌惮伊朗在中东地区坐大。2015年沙特萨勒曼国王登基之后，沙特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对立关系逐渐公开化。与此同时，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持续升温。2018年10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阿曼；同月，在阿联酋举办的世界柔道锦标赛中，以色列选手获得金牌，并被阿联酋组委会允许在颁奖仪式上唱奏以色列国歌。关于以色列和沙特秘密开展联合军事演习、以色列向沙特提供军事情报和军工技术的消息也不断被披露，沙特和以色列即将建立“外交关系”或者签署“同盟条约”，也成为中东地区的热议话题。

五是密切注视周边局势，以强力手段震慑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敌对力量。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以色列逐渐感受到了来自于北部的安全压力。一些活跃在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试图策动对以色列的袭击活动；而受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军事团体，也威胁向以色列发动袭击。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军队根据周边安全态势，提出了“战争中的战争”（War BetweenWars）的新理论，认为以色列未来将很可能会同时在南部与北部应对两场战争，即在南部与加沙地区的哈马斯和“吉哈德”开战，在北部与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境内的什叶派军事团体作战。为此，以色列通过一系列军事打击行动，震慑那些试图向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军事团体。自2018年以来，以色列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和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军事基地投掷了多达2000枚炸弹，以显示其捍卫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决心。

结 语

无论是在奥巴马时期还是在特朗普时期，美国的中东政策都呈现出“收缩”的特征，在一些重大的中东事件上介入力度有限。在2011年中东动荡爆发之后，中东地区不确定因素增加，以色列周边安全风险逐渐增大。在此背景下，以色列一方面通过军事手段来显示实力，震慑敌对力量；另一方面加强与美国、俄罗斯和地区国家的联系，营造有利于自身安全的外交环境。但在未来，以色列仍将面临内部政治纷争、巴以问题升级和美国与伊朗地区博弈加剧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特别是以色列国内政坛纷争持续，难以在安全政策上形成统一的意见。2018年末，以色列因内阁分歧难以调和，宣告解散议会，并于2019年4月举行大选。但在2019年4月和9月两次大选后，以色列两大政党利库德集团和“蓝白联盟”均未能成功组阁，不得不在2020年3月再次举行大选。从2018年末到2019年11月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以色列国防部长一直由总理内塔尼亚胡兼任。尽管2019年11月“新右翼”党党魁纳夫塔利·贝内特出任国防部长，但是贝内特本人军旅经验有所欠缺。此外，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国内司法机构的贪腐调查，以色列领导层可能会在未来发生较大变更，其国家安全决策机制也存在诸多变数。内部纷争持续会进一步为以色列应对国家安全挑战带来不确定性。

（实习编辑：时楚凝、王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