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绒监狱》：从异己到同谋

“事实就是这样：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说的言论。无形的条条框框，永久流产的不被接受的思想，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的作品在审美意义上贫瘠乏味。艺术大厦就从这些国家设置的栅栏里拔地而起我们巧妙地在艺术宅邸里改组家具。我们学习在规训中生活，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一部分，不久我们将变得渴望它，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创作。”

这是《天鹅绒监狱》扉页上所引的一段话，是本书作者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在书中所言。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在匈牙利是个标志性的人物，其文学经历横跨了东欧整个冷战时期的历史。本书是一部讨论艺术创作自由的书籍，从书的副题即可得知其所论述的主旨：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他在书中纵论了在极权体制下，艺术是如何被扼杀至死的。他深入讨论了东欧艺术与出版审查制度，剖析了这种制度的运行模式。

当然，尽管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对于现实也有强烈的参照作用。但如果米克洛什止步于此，那么他的这本书也就不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不客气地说，他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并未能将那样的问题阐释得很清楚，而且如此一个混合着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也绝非一本小册子所能解决。因为在二十世纪的整个世界，审查似乎成为一个热门词，它无处不在，甚至在世界许多国家，只要是出版的文字，每个字都会经过审查。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此书的贡献在于，他观察到了东欧国家文艺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他将这一现象取了一个相当传神的名字，即是此书的书名：天鹅绒监狱。

苏联及东欧的文艺环境，自打此种生态存在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被记录并流传下来，其沉闷乏味而又草木皆兵的肃杀气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从以赛亚·柏林所写的《苏联的心灵》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如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内心的苦闷；从索尔仁尼琴的描写中，我们可以领略到笼罩于知识分子头上古拉格群岛的凛冽寒风；从曼德斯塔姆夫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对恐惧的颤栗中走向死亡……在那样的体制之下，艺术受到了严格的审查，艺术家的思想被钳制，艺术成为政治的奴仆。

米克洛什则看到了另外的一面。他在本书中指出，“审查的美学有两种理想模式——一种可称为斯大林主义，另一种可称为后斯大林主义。”在整个苏东时期，艺术创作及知识分子生活，以斯大林去世作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一是斯大林时期的高压政策之下，再是后斯大林时期的相对温和状态。前阶段是以严格的政治审查为主，艺术家被视为政权的异己者，是人民的敌人。而在后一阶段，则是以自我审查为主，艺术家们已经被收编，变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谋。前者是寒风凛冽的古拉格，后者就是天鹅绒般温暖的监狱。

作为一种崇尚极权的体制，思想自由是其最大的敌人。人们能够自由地思考，必然会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极大的威胁。自由的思想是经由媒体与书籍传播的，因此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审查成为必然。什么样的思想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什么样的说法是异端邪说，都必须借由审查制度加以甄别出来，将危险的思想扼杀于萌芽之中，以消除其对现实的危害。

这样的审查是极其严厉的，初期的审查是在战争的名义之下，以着军事管制的手段进行的，即是枪杆子严管着笔杆子。此过程充满着血腥，其目的是将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去，不仅是思想上的清除，甚至是身体上的毁灭。斯大林体制之下，这样的牺牲者不少，契卡的枪下倒下了一批批的冤魂，而古拉格群岛也收容了不少这样的人。更多的人则在瑟瑟寒风之下噤声。前者如曼德斯塔姆，后者如索尔仁尼琴，大多数人如阿赫玛托娃。

这其实是在向所有的思想者与写作者示警：要么屈服，要么归顺。在着力培养自己代言人的同时，也在招降纳叛，为缴械投降者提供着尊崇的地位与舒适的生活。当然，这是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事。在这一时期，枪杆子不像前一时期，可以在战争的名义下公开亮出，而是隐藏于后。文字的审查当然还得进行，只不过大多由这些归顺者来执行。这些归顺者现在大多身居高位，雄霸着思想界文艺界及学术界的领导职位，他们制定思想的律令，并在其管制的领域实行严格的审查。

这种审查甚至严过了前一时期，因为这些归顺者以前就是写作者，他们比持枪的人更懂得文章的言下之意；同时，由于他们缺少政治决策者的自信，同时也匮乏政治决策者的信息，因此对其所审查的作品，采取一种宁可错杀亦不可放过的态度，审查也就更为严苛。同时，将所有的写作者纳入其体制之内，由国家供养起来，无论写作与否均奉以厚禄，或赋予虚名，让其沉醉其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以前所敌视制度的同路人。

在如此温软舒适的牢狱中呆久了，也就习惯于他们的思维方式，习惯于他们独特语言，举止谈吐之间，与官僚毫无二致。他们习惯于这样的体制，对于外面世界已经失去了感知的能力，更加没有了思考的能力，只是更加唯唯诺诺，生怕失去眼前舒适的地位。哈拉兹蒂语带讥诮地说：“国家的荫护可谓‘从摇篮到坟墓’。艺术家从学习阶段直至退休，甚至最后的官方葬礼都蒙泽于这场文化解放。”想想现实的情况，哈氏的论断倒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在将监狱天鹅绒化的过程中，异己变成了同谋，他们有了共同的利益，利益的交集点则是国家。由是，双方的行为都骤然变得高大起来。“由于艺术工作者们已把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园，国家因此变得有能力驯化艺术家。”国家在审查之中，逐渐退居幕后，重点在管人，具体的审查事务，则由这些被审查者自我审查。斯大林时期的恐怖早已吓坏了他们，而现在天鹅绒般舒适的生活，又让他们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因此，他们的自审标准更高。高压线高高在上，他们却匍匐前行。

艺术家们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会积极地向着组织靠拢，自觉地检查自己的行为，检查自己思想的纯洁性，不让其与标准意识形态有丝毫的罅隙。久而久之，自然也就成为国家思想的同路人。“其最佳状态不是源于国家美学的需求，而是艺术家们努力让国家相信他们的作品是可接受的、合宜的。”这样，异端的思想和与主流不相符的艺术形式，逐渐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

同时，积极的靠拢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也可以在这条审查链条中占据优势，可以利用审查的地位，先行灭掉自己的竞争者，让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因此，在前苏联及东欧地区，国家可以很轻松地宣布，他们没有审查制度。控制住人就控制住一切。而想要监狱装上天鹅绒，则需要让自我审查变成潜意识的行为。“审查制度的存在，最终基于审查者和被审查者之间持久的共同利益。”只有如哈拉兹蒂般经历了这样的审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从受审查者到审查者，从被动接受审查到头脑中自我审查，从异己者变成同谋者，这确实是东欧后斯大林时期文艺管控的一个最大特征，也是其最大成就。可惜的是，在这样的温软舒适的监狱里，是不可能有任何创造的。东欧二战之后整个文艺界与思想界的沉闷与死气沉沉，与这个天鹅绒监狱政策是有着极大关系的。

在本书的前言里有这么一句话：“哈拉兹蒂的噩梦很简单：如果国家社会主义不断扩张，每一种异议都被邀请入伙，哪里还能有怀疑的声音？”确实，这是一种最令人绝望的情形，只不过所有异议并非都是受邀入伙的。这毕竟是监狱，虽然是天鹅绒做成的，强制仍然存在，只是显得隐性一些而已。当然还有许多人是受诱惑，是受天鹅绒的诱惑。在没有选择的情形之下，即便是监狱，也铺着天鹅绒，人们愿意窒息在那种舒适与温软之中。

在柔软的天鹅绒般的监狱里，怎么会有异议？有的都是共同的声音，那个共同声音就被名之于人民的声音。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唱着赞歌，人民本身也在赞歌的吟唱之中迷失了心灵，也失去了对于自由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