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玺：宋代“狱空”的时空分布、惯例因革与司法实践（下）

作者：陈玺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2年第2期

二、宋代狱空故事的形成、厘革与运行

宋代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一系列适用于狱空领域的通例性规则，谓之“狱空故事”。据《文献通考》记载：“故事：法司断绝，必宣付史馆。狱空降诏奖谕，或加秩赐章服。”可见，宋代结绝、狱空“故事”主要包括宣付史馆、降诏奖谕、加秩赐服三项。此外，实践中存在与结绝、狱空有关的其他惯例性规则，如臣僚表贺、撰述跋文、起建道场等。结绝、狱空领域“故事”的形成、厘革与运行，成为证成宋代惯例性规则嬗变与运行的重要例证。

（一）结绝公事

关于宋代狱空的讨论，必然涉及“结绝”之制，二者前后相继，相伴而生。需要指出的是，结绝和狱空的对象主要是暂时羁押于监所的刑案疑犯，而非执行徒刑的罪犯。因此，如欲查明狱空法律程序，有必要先对结绝进行剖析。

“断绝”又称“决断”、“结绝”等，意指宋代法司在特定时间清理存量案件的专项司法活动。陈次升《上哲宗乞立限疏决疏》曾对宋代断绝之法的设立初衷有如下表述：

臣恭惟祖宗以来，至仁之政，敷锡庶民，好生之德，哀矜庶狱。方夏之暑雨，冬之祁寒，禁刑虑有淹延，累囚困苦，故立断绝之法。熙宁间，又令刑法官吏并赴中书省，勒宿立限断案，中书得案，即降指挥，顷刻无留，人实被赐。

显然，限期结绝积案是处置刑狱淹滞的重要举措，而案件处置完毕，即可在特定时段出现狱空。元丰年间是宋代断绝之法变革的重要历史阶段，元丰五年七月壬午，废除大理寺官赴中书省谳案旧例，诏“自今每岁一次，本寺以见在案尽数断绝，上中书取旨”。大理寺每年一次定期处置现存积案，遂成定制。

南宋曾多次对结绝时间和断绝次数进行调整，绍兴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据都省言，“未经宰相呈押者(如谓刑部、大理寺申断绝之类。）并类聚，每月单具事目，呈宰相请笔”。南宋一度每年分上、下半年两次断绝狱案，庆元四年十月三日，大理司直富琯言：“‘大理寺狱案，乞今后从本寺于逐季仲月定日断绝。’从之。”由此，每年仍旧四次断决。特殊情况下，如在限期内无法断绝狱案，可奏请暂定断绝，延期处置。孝宗隆兴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理寺申奏，因受假日影响，断绝期限减半，“‘见在刑寺公案已入住断条限，即难以再行排日断绝。今欲将应见在寺并已断上朝省未得指挥狱案住断。候赦，依条限定断施行。’从之”。

此外，宋代已经形成规范的断绝奏报仪式，《宋会要辑稿·礼八》曾记朝贺礼仪中刑部尚书奏报刑狱断绝仪轨：

一、朝贺：……次引刑部尚书俛伏，跪，奏称：“刑部尚书臣某言：天下断绝，请付史馆。”俛伏，兴，躬。侍中前承旨，退，西向曰“制可”，侍中复位。舍人曰“拜”，刑部尚书再拜，赞祗候，还本班。（无即不奏。太史令同。）

宋代断绝和狱空之间关系异常密切，开封府、大理寺(元丰置狱后）等机关依照时限断绝，是奏报狱空之前提要件。元丰五年三月庚子，知开封府王安礼言：“‘司录司狱空外，有左右军巡院狱案皆已断绝，止有见禁罪人丁怀等公案已奏及在纠察司。望责近限审录及约法断遣，所贵三院皆狱空。’从之。”元丰六年十月乙酉，朝奉郎、试大理卿杨汲试刑部侍郎。“初，汲言大理寺断绝狱空，诏付史馆，因有是命。”政和五年三月狱空奖谕诏敕，则充分说明结绝与狱空之间的关系，“已降处分，开封府限三日结绝公事。今两狱奏空，其官吏究心公事，依应批旨，即日奏上，颇见宣力，可依昨狱空例推恩”。

需要注意的是，政和年间出现了为求得狱空而催促有司结绝狱案的不良动向。政和六年十二月六日，太师、鲁国公蔡京言：“伏睹开封尹王革奏，奉诏，开封府见禁公事稀少，仰催促结绝，冬祀前奏狱空。十月二十九日，据左右狱等处公事并已断绝，即日狱空。诏许称贺。”政和七年四月三日，开封府尹王革又奏：“奉诏，开封府见禁公事稀少，可催促奏狱空。”此类本末倒置的人为干预行径，势必对宋代司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为在限内完成结绝、狱空任务，法司采取草率断绝、转移系囚等舞弊行为自当难以避免。

（二）奏报表贺

结绝、狱空以后，开封府或临安府、大理寺及路、州、府、军等应向朝廷奏报相关信息，经刑部、御史台验实无误，朝廷颁降奖谕诏敕。宋代臣僚表贺断绝、狱空传统由来已久，据《宋会要辑稿》，天禧五年二月甲寅，知审刑院宋绶言：“‘得详议官尚霖等状，诸州刑奏并断毕，无留牍。诏奖绶等。仍赐缗钱，宣付史馆，群臣上表称贺。’其后。奏断绝赐缗钱，付史馆如例，而不常表贺。”可见，晚至天禧年间，群臣表贺断绝、狱空事例即已存在，其后表贺惯例或曾出现暂时搁置。

至徽宗政和年间，又有大量表贺事例复行于世。如政和六年三月十日，“以开封尹奏上元之夕狱空，及路不拾遗，太师蔡京等拜表称贺”。按照流程，应由开封府尹奏报狱空事项，据赵鼎臣《代开封尹奏获到阑遗物札子》：

臣契勘乃者上元之夕，天府狱空，及兵民以阑遗之物献于楼下。陛下幸听群臣班贺，且命有司书之于史矣。距今才一月日，而本府左右狱相继再空，并自闰正月十八日后来，军民李青等凡若干人，节次以所获阑遗金银、驴马、缗钱等物输之于官，不敢有隐，推原踪迹，事状甚明。

札子详细记述开封府先后两次狱空、军民傅质等拾金不昧，以及妇人郑氏照管迷童郭宜哥等事。同时，反复颂扬徽宗至仁盛德，社会风俗淳厚。朝廷颁诏奖谕后，群僚可上表称贺。太师蔡京等贺表今虽已不存，但王安中《贺上元开封狱空及路不拾遗表》则可印证此次臣僚表贺的基本情况。

“狱空有奉表称贺之礼，有降诏奖谕之文。”君主有权诏免狱空表贺，人臣受奖则须致以谢忱。宋代有司长官狱空谢表，可通过傅察《代少尹谢狱空奖谕表》知其一二：

佐天府之浩穰，初乏微劳。奉圣书之温纯，遽叨睿渥。（中谢）伏念臣性资巽软，学术迂疏，误辱简知，荐更器使。区区自效，惭窃位以素餐。断断无能，但因人而成事。方唐虞推好生之治，而赵张著良吏之称。务教化而省禁防，人自重于犯法，行宽大而禁苛，暴物不陷于无辜。岂特囹圄之空虚，固已奸邪之销释在于蕞尔，蔑有称焉。敢谓至仁，亦蒙善奖。恩重丘山之赐，褒逾黼黻之荣。蔀屋生辉，汗颜有腼。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匿瑕忘过，录善使能，视民如伤，欲遂措于刑罚。班赏无吝，俾咸劝于事功。苟少效于涓埃，必曲形于纶綍。臣敢不仰遵圣训，俯激愚衷，勉以一心，庶尽公家之利。藏之什袭，永为私室之珍。

上表称贺的核心在于，通过答谢狱空奖谕颂扬君主圣德。然而，群臣狱空表贺内容多为浮词谄语，专事献媚贡谀，荧惑主听。徽宗朝，慕容彦逢曾不厌其烦，作《刑部断绝狱案札子》数首，四库馆臣称其“以刑部狱空及天下奏案断绝具札称贺，至三四上，殊可嗤鄙”。狱空贺表以阿谀奉承为能事，于理政治事毫无裨益。南渡以后，狱空表贺旧例逐渐废弃，则奏表、贺表、谢表应均在此类。

长期以来，各地竞相奏报断绝狱空、路不拾遗或各色祥瑞，空文取悦，于事无益。原本作为宋代常规司法政务的狱空表贺，在北宋后期逐步沦为官场痼疾，并在一定程度催生炮制、妄奏“狱空”现象。

与北宋相比，表贺陋习在南渡以后有所收敛，绍兴年间确立诏免上狱空表贺惯例，禁止临安府、大理寺等长官进表称贺。如绍兴六年六月四日，大理寺狱空，本寺官欲上表称贺。“诏免上表，令学士院降诏奖谕。”绍兴二十六年四月甲午，高宗重申，“前大理寺狱空，不许上表称贺，甚为得体”。

此后，宋廷基本遵循“绍兴故事”，诏免表贺断绝、狱空。如乾道九年闰正月二十二日，皇太子、领临安尹惇言本府狱空，“诏免上表称贺，推级等本府量行犒设”。淳熙五年闰六月丁酉，大理卿吴交如等札子，“本寺公事勘会尽绝，并无收禁罪人，见今狱空，欲依故事上表称贺”。孝宗诏免上表，令降诏奖谕。吴交如所言“故事”，当指绍兴六年以前旧例，此时显然已遭废除，断绝、狱空等事，已经无须上表称贺。吴交如此番奏请，亦未获得孝宗应允。

南宋表贺狱空特例甚为罕见，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太子、领临安尹惇言本府直司三院狱空，上表称贺。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推级等本府量行犒设”，而此次表贺特例当与太子亲领府尹相关。因法司长官不再进奉狱空贺表，群僚自然亦无须竞以表奏为能事。对违规表贺狱空者，应予严厉处罚。光宗时，大理少卿张违反不许表贺惯例，“为《狱空颂》以献谀佞”。绍熙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张被贬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

（三）降诏奖谕

降诏奖谕是褒扬狱空臣僚的核心措施，其内容涉及身份、荣誉和物质三个方面。与身份有关的奖励措施主要包括官职转迁、磨勘减年、颁赐章服等；与荣誉有关的奖谕措施主要包括宣付史馆、颁诏褒美等；与物质有关的奖谕措施主要包括赏赐钱、银、绢等。上述三类奖励措施或合并使用，或有所侧重，共同构成宋代狱空激奖规则的基本内容。

1.身份奖谕

身份奖谕主要指对断绝、狱空官员给予官职迁转、磨勘减年、赏赐章服等奖励措施，是与官吏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系统性、实质性激励措施。宋初诸司奏报狱空事例即大量涌现，当时已经设定擢拔官员的相应措施。元丰七年正月戊午，“知开封府王存言，司录司、左右军巡院狱空，乞付史馆。诏王存迁一官，余官令第劳上司勋”。

相对而言，《宋会要辑稿》所保留狱空奖谕史料，以徽宗朝最为详尽，为认识狱空官员职务、履历变化详情提供了莫大便利。崇宁四年闰二月六日，开封府狱空，朝廷依据职务和业绩，对府尹、推官、诸曹官、判官、司录、检法等逐一设定奖励标准，其中转迁官职、磨勘减年、赏赐章服等措施可谓一应俱全：

开封府狱空，王宁特转两官。两经狱空，推官晏几道、何述、李注，推官转管勾使院贾炎并转一官，仍赐章服；法曹曾谔转一官，减二年磨勘；仓曹杨允、户曹刘湜、兵曹陆偕、士曹张元膺，各减三年磨勘；军巡判官贺项、张华、孙況、张必，检法使臣李宗谨、程谅，各转一官，减二年磨勘。一经狱空，推官曹调赐金紫，工曹王良弼转一官；司录李士高减二年磨勘，候叙用了日收使；检法司（当作使——引者注）臣刘禹臣特与转一官，减二年磨勘。

大观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据大理寺状，“具到断绝官职位、姓名，数内王衣、周泽、商守拙、林渊并目七月二十六日中书差，依崇宁四年例减半推恩。内周泽、商守拙各与减二年磨勘，王衣、林渊比类施行。大理寺卿马防、少卿任良弼各转一官”。大理寺所言“依崇宁四年例减半推恩”，当即参照上条执行。

政和五年三月，开封府于三日限内结绝公事，两狱奏空，“开封府尹盛章、少尹陈彦修、李孝端、左司录事李传正、右司录事王行可并转一官。余有官人减三年磨勘，无官人等第支赐”。以上诸事，均可作为查明宋代狱空身份奖谕举措的例证。

然而，由于朝廷滥行恩赏，伪造狱空现象愈演愈烈。南渡之初，高宗应宰相范宗尹所请，命有司讨论崇宁、大观以来狱空等滥赏名目18项。建炎四年(1130）六月十一日诏：“崇宁以后冒滥功赏转官减年，今后更不许收使，其已收使人并行改止(当作正——引者注），其已给付身并令拘收毁抹。”《容斋随笔》又补充：“行下吏部，若该载未尽名色，并合取朝廷指挥，临时参酌。追夺事件，遂为画一规式，有至夺十五官者。”

然而，由于改革严重触动当时官僚阶层整体利益，遂遭遇官场强烈反弹。当时伪齐刘豫方盗据河南，朝论恐动摇人心，遂令停罢讨论，绍兴元年七月癸亥，“范宗尹罢”，此次检括滥赏运动终告夭折。相对而言，南宋关于狱空官员迁转擢拔、磨勘减年的记载大幅减少，然狱空官司官吏依照惯例获得犒赏当仍属常态。但嘉定十一年正月，“会弥年天狱空，降诏奖谕，(大理寺）卿少以下各转一官”。

章服赏赐是狱空身份奖谕的重要组成部分。赐章服是指因特定事迹功劳，对官品不及者升格服色，赐佩金、银鱼袋的奖励措施。据《石林燕语》：“服色，凡言赐者，谓于官品未合服而特赐也。”研究者已经指出，“服饰赏赐属于物质激励的一种方式，统治者企图通过服饰赏赐，利用物质刺激手段，激励臣民勤于职守、积极进取、振奋军威、保家卫国、促进生产、恪守封建伦理纲常等，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专制统治的最终目的”。

《宋史·舆服志》对赐服对象有如下记载：“又有出于特赐者，旌直臣则赐之，劝循吏则赐之，广孝治则赐之，优老臣则赐之，此皆非常制焉。”显然，狱空获赐者，应归入循吏善政者之列。现存资料关于狱空赐服者，主要集中于对开封府推、判官的奖励。元丰初年，刘挚权发遣开封府推官，“以开封狱空，赐金紫服”。元丰五年夏四月壬子朔，开封府三院狱空，“推、判官许懋、胡宗愈、刘仲熊并赐章服”。开封府推官、判官俱为从六品，受奖者超资赐予三、五品章服，特示优崇。

2.荣誉奖谕

降诏褒奖和宣付史馆是对断绝、狱空事迹的荣誉表彰。宋代君主颁降的奖谕诏敕，是证明官僚断绝、狱空治迹最为显赫的官方文件。早在北宋初期，即有奖谕狱空事例存世，咸平三年十二月丙寅，“开封府奏狱空，诏嘉之”。部分宋代奖谕断绝、狱空的诏敕完整保留至今，为考察宋代司法运行状况提供了便利。如王安石撰《赐天章阁待制知审刑院齐恢奖谕诏》：

敕齐恢：省所奏，据大理寺日奏司状：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并已断绝，无见在事。具悉卿以才被选，典领祥刑。蔽罪谳疑，遂无留狱。圄空之隆，朕庶几焉。阅奏叹嘉，不忘乃绩。

嘉定十六年六月六日，太府卿、兼权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袁韶言本府狱空。诏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本则狱空诏敕反映了南宋后期奖谕文书的基本面貌：

朕为（当作惟——引者注）京师首善之地，布德流化，当自近始。德化不洽，刑狱滋烦，何以示四方万里哉！尔以通儒尹畿甸，明恕勤敏，百废具兴，严威不施，隐然弹压之望。刑清狱简，用奏圄空，斯可为承流者劝矣。批览来章，不忘嘉叹。

除奖谕诏敕以外，宣付史馆则是狱空荣誉性奖谕的又一方式。诸司狱空奏报经验实无误后交付史馆著录，传诸后世，大量宋代断绝、狱空事例，正是依赖宣付史馆惯例的推行得以存续至今。熙宁初年，“以断绝乃常事，不足书，罢宣付史馆，仍不降诏奖谕”。由此，宣付史馆和降诏奖谕或曾一度罢废。

然而，上述禁令应未长期实施，元丰年间即已恢复断绝、狱空事迹宣付史馆旧例。仅元丰五年即至少发生两次奖谕狱空、宣付史馆事例：元丰五年四月戊午，“大理卿崔台符言本寺狱空。诏送史馆，台符减磨勘二年，少卿韩晋卿、杨汲一年”。元丰五年九月十三日，“大理卿杨汲等言狱空，诏付史馆”。绍圣二年(1095）正月二十六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王震言：“司录司、左右军巡院状，并无见勘公事及门留知在人，请官诏送史馆，赐银绢章服，减磨勘年有(差——引者补）。”

值得注意的是，徽宗时，狱空事迹宣付史馆已被奉为“祖宗故事”。《历代名臣奏议》记陈瓘进故事曰：

昔审刑院断绝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广，而断刑若此，有以知刑讼之至简，有司无稽迟也。”乃下诏奖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臣窃见元丰中，开封府狱空，神考大喜，擢知开封府王安礼为尚书右丞，下至胥吏，悉获赉赏。自是而后，内外有司，皆以狱空为悦，盖仁祖以讼简赏法官，而神考以狱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

与宣付史馆“故事”相适应，徽宗朝将狱空事迹宣付史馆事例不在少数。崇宁五年十月三日，开封尹时彦奏：“‘开封府一岁内四次狱空，乞宣付史馆。’从之。”大观四年五月四日，文武百僚、尚书左仆射何执中等言：“‘复(伏）见开封府左治狱空，并断绝，上表。乞宣付史馆。’从之。”

南宋将常规狱空事迹宣付史馆的事例相对稀见，或因其已成为司法常态，故无须视为特例专门著录。嘉定九年五月十二日，“大理卿钱仲彪言：‘本寺狱空实及一年，即与时暂狱空不同，欲遵典故，乞令上表称贺，宣付史馆。所有犒设吏人，即照旧例于本寺赃罚钱内减半支给。’诏依，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此次狱空因时间较长，方以特例形式宣付史馆，宁宗在降诏奖谕的同时，仍免上表称贺。

3.物质奖谕

物质奖谕是与身份奖谕、荣誉奖谕并行的狱空激励措施，主要方式为官府向断绝、狱空官吏颁赐银、钱、绢等。元丰五年王安礼“三院狱空”案，为研究狱空奖金的标准与分配提供了重要证据：

元丰五年四月一日，知开封府王安礼言三院狱空，诏送史馆，安礼迁一官，推判官许懋、胡宗愈、刘挚、刘仲熊并赐章服。军巡判官毕之才以下十四人为三等，第一等迁官，第二等减磨勘二年，第三等一年，吏史转资。仍赐绢千匹，银一百五十两、钱五百千。

该条史料全面反映了宋廷对开封府三院狱空采取的身份奖谕、荣誉奖谕和物质奖谕三类奖励方式。其中，物质奖谕方式包括绢、银、钱三项。此次狱空在当时颇具新闻效应，以致“辽使过见，叹息称为异事”。

然而，臣僚对王安礼三院狱空事迹存在强烈争议，直接引发朝廷修改狱空赏格。李心传《旧闻证误》曾言，“国初以来，开封府未尝三狱同空。元丰五年，王安礼知府，乃谋作‘天府狱空’，以图进用。时有御史劾其诈妄，朝廷按视，狱皆空。御史以罪斥，安礼拜右丞。绍圣、崇宁以后，躁进之徒用此术，奏狱空者多矣，朝廷遂立迁一官为赏格”。如因狱空迁转过频，则可暂时搁置迁转惯例，单独用物质奖励。元丰七年，权知开封府王存等再奏狱空，初命依据故事迁官，“而门下省以谓前此存等以狱空迁官，或赐章服，才半岁，今推赏不可”。二月十一日，止赐“王存奖谕敕书、银绢百匹两，推判官胡宗愈等银绢三十匹两”。

大观二年五月十七日、九月十四日，开封府连奏两次狱空，府尹宋乔年奏请不再奖励，“诏府尹令学士院降诏，余官降敕书奖谕，人吏依例支赐”。显然，过于频繁的狱空奏报，使各类奖励措施的激励价值大为折损。或因京城诸司连奏狱空，朝廷恩赏宽滥之故，政和三年九月十二日，“诏大理寺、开封府自今不得奏狱空，其推恩支赐并罢”。

长期奉行的狱空物质奖励逐渐演变为宋廷沉重的经济负担，其经费来源和支付方式在南宋发生两方面变化。

其一，赃罚钱成为狱空奖金的主要来源。此类事例相对集中于孝宗一朝，隆兴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理卿李洪言大理狱空，“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推级等于赃罚钱内等第支给食钱”。乾道四年八月十六日，大理卿韩元吉言大理狱空，“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推级等于赃罚钱内等第支给食钱”。乾道五年六月四日，大理卿沈度言大理狱空，“降诏奖谕，推级等于赃罚钱内等第支给食钱”。乾道八年九月十一日，大理少卿马希言大理狱空，“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推级等于赃罚钱内等第支给食钱”。宁宗开禧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大理卿、无(当作兼——引者注）删修敕令官曾卨等言本寺数月之间二度狱空，奏请“所有依例合支犒赏，本寺自于见追赃、罚籍没钱内那融支遣，取自朝庭(当作廷——引者注）指挥施行”。

其二，狱空奖金支付日益拮据。由于经费匮乏，南宋中期出现为避免支付狱空奖金隐匿申报的反常现象。光宗朝被视为南宋由治世转为衰世的转捩点，其困乏气象于狱空酬赏一隅亦可证明。绍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理寺丞周晔言：“旧例奏狱空，犒赏胥吏，凡所经由，等第支给，至数千缗。寺库既不能辨(当作办——引者注），狱虽无系囚，但申省部，不敢陈奏，遂至赊作狱空，常欠利债。”据此，周晔建议“凡遇狱空，悉以闻奏，无用犒吏，降诏奖谕亦乞特免”，从之。

彻底取消狱空奖金的建议固然可以纾缓财政压力，却势必打击法司断绝滞狱的履职热情，因而难于推行。无奈之下，宁宗嘉定年间采取减半支付的权宜之策支付狱空奖金。嘉定二年七月八日，大理寺狱空，“‘犒吏一节，欲于本寺赃罚钱内减半支给。’从之”。嘉定九年五月十二日，大理卿钱仲彪言狱空一年，奏请“‘所有犒设吏人，即照旧例于本寺赃罚钱内减半支给。’诏依”。

辽、金亦有狱空物质奖励措施，其基本类型当与宋相近。重熙六年秋七月辛丑朔，“以北、南枢密院狱空，赏赉有差”。清宁二年(1056）三月乙巳，“南京狱空，进留守以下官”。宋、金在奖金分配机制上存在一定差异，宋朝多将奖金作为个人收入，金国多将奖金充作宴乐费用。大定七年(1167）五月丙午，大兴府狱空，“诏赐钱三百贯为宴乐之用，以劳之”。《金史·蒲察郑留传》载“朔州多盗，郑留禁绝游食，多蓄兵器，因行春抚谕之，盗乃衰息，狱空。赐锡宴钱以褒之”。

4.起建道场

据《宋会要辑稿·刑法四》，“凡诸州狱空，旧制皆除诏敕奖谕。若州司、司理院狱空及三日以上者，随处起建道场，所用斋供之物并给官钱，节镇五贯，诸州三贯，不得辄扰民吏”。本则史料主要反映三项信息：其一，以诏敕方式奖谕狱空，是长期存续之旧例、故事；其二，诸州狱空达三日以上者，应起建道场举行祭祀仪式；其三，斋供费用由官府拨付，节镇、诸州分别为五贯、三贯。

至《庆元条法事类》，狱空道场拨付费用已大幅增加，《给赐格》规定：“诸州狱空，给道场钱：节镇，一十贯；余州，五贯。”部分为诸司狱空道场撰写的功德疏、青词保留至今，其内容主要为颂扬所司囹圄荡涤，政通人和；并试图凭借狱空道场彰善惩恶，宣明教化。道场疏即佛教徒做道场、拜忏时所焚化的祝告文。如洪适《广州狱空道场疏》：

遐萌丕变，浸消嚣讼之风。幽圉屡空，悉自法云之护。适当开岁，爰启梵筵。伏念某典郡于斯，隃冬已再。访游禽于绝涧，每戒深文。鞠茂草于园扉，洊臻善効。尚虞桁折之下，或有槛牢之冤。仰赖慈悲，为之洗涤。伏愿刑章益措，无重罪之系囚，慧力无边，跻斯民于寿域。

类似表述又见于多篇文献，如陈师道《代司理院狱空道场疏》：“幽圄空虚，实作太平之象。法筵崇饰，聿修典礼之常……更凭梵力，普及苍生。”洪适另一首《广州狱空道场疏》曰：“仰真乘之芘护，肃宝相以熏崇……爰启梵筵，广搜贝藏。拔沉冤于既往，严净福以无边。伏愿慧剑解割于恶缠，法炬开明于善地。慈悲所化，永无犊佩之群。远迩可封，不必鼠墉之听。”沈遘《三司狱空道场功德疏》强调：“申命有司，率循故事。命竺干之众，启梵呗之场。秘密并宣，允臻于胜，果福祥所报，愿谢于洪慈。稽首真如，同归正觉。”不仅言明狱空道场运用佛法教化民众之初衷，也说明起建道场已经成为长期遵行的“狱空故事”之一。

除借助释教力量以外，道教对于宋代司法的影响亦不容小觑。“宋代道教斋醮，在道教斋醮史上具有显著特点，道教斋醮法会已成为国家祀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斋醮仪式须撰写青词，用以荐告神明。青词又名青辞、清词、绿章，是道教在举行斋醮活动时敬献给神灵的奏章祝告之类，是进行人神沟通的文字化书面表达形式。据唐李肇《翰林志》：“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

洪适所撰两则《广州狱空青词》反映了道教对宋代社会的长期影响。洪适首先描述了广州难于治理的现状，“羊城之剧镇，处鲸海之上游。蛮疍杂居，常起斗争之事。鱼盐逐利，易兴掠夺之谋。多有重辜，号为难治”。其后，重点描述设醮祈祝主要目的：“爰择良辰，肃陈净醮。按多仪于琳札，诵密语于琅函。度既往之沉冤，迎将来之景贶。”某次海飓之后撰写的狱空青词，则有“恐其画地为牢，犹有哭林之鬼，辄伸禳谢，敢贡恳祈”的记录。石川重雄认为，“当时的官僚通过这样的国家祭祀，来力图推进仁政”。作为宋代长期运行的狱空故事之一，官方资助起建道场，赞呗醮禳，成为表彰各地狱空先进事迹，构建“无狱”社会风气的路径之一。

然而，宋代地方狱空的实际情况未必尽与长吏奏报相合，其中，狱空所获赏赐亦未必可以抵鬻狱勒索所得。对此，吴势卿在《治推吏不照例禳祓》中以辖内饶、信二州为例，有所揭示：

本路狱事之多，莫如饶、信，居常系狱者，动辄百十人，未见有狱空之时。此不可专归罪于民俗之顽犷，皆缘官司不以狱事为意，每遇重辟名件，一切受成吏手，一味根连株逮，以致岁月奄延，狱户充斥。气候不齐之时，春秋之交，多是疾疫相染，无辜瘐死。

吴氏到任后，榜禁恶俗，简径断决，饶州两狱岁首狱空，遂欲照例建立道场禳祓，感召和气，却遭到胥吏抵制，“推吏等人，非其所乐闻，只愿狱户充斥，可以骗乞，反怒当职不合疏决，使狴犴一清，更不照例禳祓”。最后，两狱头汪仁、刘友刺配本州牢城，长枷榜众。可见，不同群体之间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狱空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由此，围绕狱空后续环节的起建道场产生异议，则在情理之中。

（五）府、州、军

与宋代地方行政层级相对应，府、州、军等亦是奏报狱空的重要机构。淳化二年(991），吴元载知成都府事，“从晨至暮，案牍盈箱，公躬览悉周，全亡倦色，讵容势援，是枉皆原，因得囹圄时空，居人安堵”。冯拯知河南府时，曾出现连年狱空、鸠巢其户的景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中祥符六年二月甲戌，“诏奖知河南府冯拯等，狱空故也”。大中祥符七年四月癸亥，“河南府狱空，有鸠巢其户，生二雏”。

与此时“鸠巢其户”类似的瑞兆事例，曾发生于唐开元年间。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峤奏：“‘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今有鹊巢其树。’于是百官以几致刑措，上表称贺。”显然，此次狱空强烈表达了宋人对于“几致刑措”盛世景象的希冀与想象。据《宋史·杨绘传》，杨绘知兴元府，“在郡狱无系囚”。《天章阁待制杨公墓志铭》则说杨绘“奏课第一，徙知兴元府。未期年，狱空者二百八十余日”。其事迹可以视作宋代知府留心狱事之典型。

与京城相类，诸州、军奏报狱空事例亦不胜枚举。景德二年正月戊午，右正言、直史馆张知白言“江南诸州，惟袁州有盗二人未获，余郡皆狱空”，几近天下无狱。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兖州狱空，司理参军郭保让扫除其间，得芝四本”。此事记入《宋史·五行志》，与大量芝草瑞异并列。由于狱中生芝者仅此一例，郭保让亦赖此留名。

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己卯，“知天雄军寇准言狱空，诏奖之”。天禧四年七月戊辰，“判杭州王钦若酒榷增羡，狱空，诏奖之”。石辂知虔州，“治不烦而威甚行，三狱为空”。宣和五年(1123）十一月二十六日，河阳元绍直言：“‘本州两狱并无见禁公事，各是狱空。’奉诏特许支破系省钱，赐宴犒设官吏。”

南宋州、军奏报狱空事迹大量涌现，尤以孝宗朝为甚。如隆兴元年五月，“知盱眙军周琮言本军狱空”。隆兴二年五月，“知荆门军胡俦言本军狱空”。乾道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知扬州莫濛言本州狱空”。同年六月四日，“知庐州郭振言本州狱空”。乾道八年正月，“知荆门军胡俦言本军狱空”，次年二月六日，胡俦再奏本军狱空。而知赣州洪迈则在乾道八年二月、十一月及乾道九年二月七日，先后三次奏报本州狱空。

事实上，大量存在或反复申奏的狱空事迹，难免造成狱空现象十分常见的错觉。具体至地方州府，真实存在的狱空实属罕见。据文天祥《吉州右院狱空记》记载，吉州右司理院曾于理宗开庆元年(1259）五月、九月及次年五月三次奏报狱空，而这三次狱空，均被认为与吉州司理严陵洪松龙存在联系，“君书三考，候代者未至，岁月有奇，狱空之事，其二在考内，其一在候代时”。同时，据当地长老传说，“自南渡百余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狱尝空”。

由此，可以对南宋吉州狱空的时间轴线作如下梳理：乾道六年(庚寅）、嘉定十七年(甲申）、开庆元年和开庆二年。在133年间，仅有6次狱空而已。一方面，宋代“实际狱空”似乎难于形成；另一方面，又见诸司频繁“妄奏狱空”，对此两种始终并存司法现象之评判，应保持必要的审慎与警觉。

众多宋代官员履职州军，在传记、行状、墓志、神道碑等资料中，保留了大量与狱空有关的记载，为探明宋代州军司法实况提供了重要佐证。真宗时，张禹珪知澶州，“颇勤政治，以瑞麦生、狱空，连诏嘉奖”。李仲芳知汉阳军三年，“汉阳之狱空者二岁”。大中祥符七年，薛颜知杭州，“民讼益稀少，数以狱空闻上”。

宋代州官理政一方，宽严急缓各不相同。如晁宗恪、赵抃任职虔州之际，分别采取“勤政”与“自治”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路径，各自辖内却均出现狱空景象。据《光禄少卿晁(宗恪）公墓志铭》，晁宗恪“为虔州，州近盐，多盗与讼，公至，修弛废，督奸强，威信盛行，盗不敢发，而狱无系囚”。赵抃知虔州，“虔素难治，抃御之严而不苛，召戒诸县令，使人自为治。令皆喜，争尽力，狱以屡空”。

与晁宗恪治虔相似，赣州纠曹赵必健也通过加速处置积案，“平反剖决狱，数月狱空，州人谓旷百年未见”。王必成为南剑理掾，“俗狠刑繁，君至剖谳无滞，再考狱空，州人以为异事”。与上述能吏有所不同，神宗朝杨景略治苏和许将治郓则以教化风俗、规劝导引为主。据《龙图阁待制知扬州杨公墓志铭》，杨景略“至苏未数月，狱无系者。议者以为自孙冕在镇日尝狱空，逮今八十年复见杨公矣”。《宋史·许将传》则载元丰中，许将“又改郓州，上元张灯，吏籍为盗者系狱，将曰：‘是绝其自新之路也。’悉纵遣之，自是民无一人犯法，三圄皆空。父老叹曰：‘自王沂公后五十六年，始再见狱空耳。’”

巧合的是，上述两则史料采取了类似的书写方式，遂使苏、郓二州前任长官狱空政绩得以昭示。据《吴郡志》，“孙冕，太中大夫、行书礼部郎中、直史馆”。《舆地纪胜》则记载，“孙冕，新淦人，擢雍熙第，后守苏州”。由此，《杨景略墓志》所言孙冕狱空事，当在仁宗天圣年间。

又据《宋史·王曾传》，景祐二年(1035），王曾“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载景祐四年四月甲子，“王曾罢为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戊午，“郓州言资政殿大学士、左仆射王曾卒”。由此，王曾狱空事迹当在此间。

部分州县长吏若体恤民瘼、嘉惠地方，深受百姓爱戴，乃有乡祠之荣。杨景略“去之日，吴人遮道泣涕。及卒，扬人思之不已，举州为之设浮屠斋，又建祠堂于龙兴佛舍，拜泣其下。虽古所谓遗爱，不过是也”。程师孟临治五镇，“断正滞讼，辨活疑罪，盖不可胜计。所至之地，囹圄空虚，道不拾遗。既去，民为立祠，刊石颂德”。许汾知邓州，“在镇四年，一路狱空者八十县，邻路饥流，诏公赈济，活二万六千九百有奇。去之日，百姓遮道拜泣，比之召父杜母，而立祠于堂”。刘唐工知嘉州，“郡狱屡空，阅三岁，才决一死刑。邦人德之，为立生祠”。何逢原知嘉州，“犴狱屡空，罢行估，不一毫市于民。去之日，阖境交送，携扶填拥，至不得行。有然香于臂以祝者，且曰：‘自有汉，嘉无此贤使君。’祠于佛舍，至今奉之”。

南宋名臣王十朋历知饶、湖、夔、泉四州，“事至立断，其甚不得已乃推鞫，亦不淹系，故狱屡空……泉人闻公丧，会哭于开元僧舍，又立祠堂以事之。近世为政得人心，未有如公比者”。可见，任内狱空是地方官赢得尊重与追念关键因素之一，也是宋代官吏实施基层社会治理政绩的重要表现。

（六）诸县

县官职级卑微，往往难于跻身史册。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文献中，关于诸县狱空的单独记录难觅其踪，幸赖部分方志存留若干信息，为了解宋代县司狱空提供了线索。县官有狱空等卓行义举者，亦可成为宰治地方之典范。如宝祐《仙溪志》记载，陈次升神宗时知密州安丘县，“时州从事摄政，告以系囚颇众，当斥大狱屋。公曰：‘子不教我期于无刑，乃教我广狱耶？’未几，从事到县而狱空，于是叹服”。宝祐重修《琴川志》载冷世修，“调秀州崇德县簿，太守张瑜异之，移摄理掾，狱屡空，知泰州兴化县”。

更为重要的是，因部分墓志著录个别县官治狱的若干片段，基层狱空实况乃不至湮灭，并勾勒出宋代基层官僚理政一方、勤于狱事的社会图景。如知南京宋城县签书蔡修，“其治宋城，诱复逃民以万数，而狱犴屡空”。《吴国夫人陈氏墓志铭》载陈氏之父陈向为开封令，“有能名，未满岁，奏圄空者三。神宗以为材，将用之，擢尚书度支员外郎”。

萧景修墓志载萧景修历任临贺尉、平南令、知符离县等，“为吏不苟简，必令中法律，得民情。以算捕盗，或踰年，盗不发，狱屡空”。《吴子正墓志铭》载，徽宗时，吴思知池州建德县，“君始至，大兴学校，劝农桑，教民力，本岁余邑大治，迄去，狱无系囚，民到于今颂之”。李晟知阴平县，“公到，无敢以非理犯者，囹圄屡空，宪司上其事，郡守蒙奖诏，而公被赏”。

南渡以后，有关县内狱空的记录仍时常见诸宋人墓志，且在著录标准和行文习惯方面，与北宋志传保持高度一致。据《林伯和墓志铭》，乾道六年，林鼐知福州侯官县，“刑狱使武吏，素不相得，擒县胥移问，怒拍案，声出厅屋。伯和徐答，报不能屈，滋怒。一日突入县虑囚，值其狱空而去”。《朝奉郎权发遣大宁监李君(炎震）墓志铭》载李炎震“移宰资阳，裁听徤决，狱无系囚，邑人称之”。《通判恭州江君墓志铭》载江介任进贤县令、知永兴县时，“于听讼折狱，察见底蕴，而风喻开诱，卒多归于仁恕。所治两邑，狱空皆岁余”。《提刑徽猷检正王公墓志铭》说王回任永康县尉，“行以勤恕，圄空四五”。

诸县狱空又是观测宋代地方社会民风里俗的重要标识，以陆九渊《宜章县学记》为例，经朝廷和地方资助，宜章县学延揽生员，开坛设教，“异时斗争夺攘，惰力侈费之习，廊然为变。忠敬辑睦，尊君亲上之风，蔼然为兴。牒诉希阔，岸狱屡空……兹土之乐，中州殆不如也”。南宋名臣刘克庄知建阳县任满时，曾撰祝文曰：“某来无异绩，去无遗爱。然三年之内，圄空讼少，吾民不识水旱，神之赐也。秩满当去，稽首祠下。”此为本人亲述，当非溢美之词。

总之，狱空绝非独立存在，经济、文化、治安、司法、风教、信仰等社会因素，均对狱空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而狱空又往往折射出地方社会众生百态。

宋代诸司狱空事迹对辽、金政权产生直接影响，任内所辖狱空，同样被作为良吏治迹载入史册。据《辽史·耶律玦传》，耶律玦咸雍初兼北院副部署。“及秦国王为西京留守，请玦为佐，从之。岁中狱空者三。”重熙十六年(1047），耶律仆里笃“知兴中府，以狱空闻”。姚景行为上京留守，“不数月，以狱空闻”。另据《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金章宗时，胡景崧为大兴推官，“莅职不三月，以狱空闻，诏锡宴以宠之”。《大金故岢岚刺史侯公墓志铭》记，泰和年间，岚州刺史侯大中所辖“狴犴为空，省降钱一十万以旌其治”。凡此种种，可证宋与辽、金在狱讼典制层面之融通与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