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刊 · 海丝新观

1780年代前：

中国（广州）外销银器的发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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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销银器”产生于何时并未有文献材料提供直接的证据，福布斯在其《中国外销银器1785-1885》一书中列举了两件1680年代的中国银器，称之为最早的中国外销银器3：一件是现存于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银壶，被断代为1679年；另一件是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银茶壶，年代约1680年。

两件茶壶无论造型、纹饰均是典型的中国风格，且与同时期福建厦门一带的“南明”炉（图一）在纹饰和工艺风格上也非常接近。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银器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风格，其原始销售对象很可能是中国本土客户，仅仅是在那个时期被外国商人购得，或许并不是为外国客户设计定向销售的外销银器，而更可能是茶叶贸易的副产品。

❖图一 清康熙外销瓷茶壶

到1715年，英国人在厦门口岸发生“安东尼”号事件之后，逐渐将贸易中心转至广州，加上广州十三行及公行制度的建立，中外海上贸易渐趋制度化。1720年12月25日公行发布十三条行规，其中第七条规定“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之类，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之。”银器就属于可以自由经营的手工业品。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在广州设立商馆，之后荷兰在1727年获准建商馆，丹麦（1731）、瑞典（1732）也相继开设商馆。

外国商馆的不断设立和贸易的不断扩大，大量外国商人来到广州十三行，在商馆间的道路两侧逐渐出现便于洋商生活和购物的商店，其中有一些是销售中国工艺品的商店，出售象牙、漆器、木雕、绘画作品等，其中也包括银器店，这些店铺主要集中在靖远街（旧中国街）和同文街（新中国街）。

而根据中国学者陈志高的研究，“在国外一些著名博物馆如俄罗斯埃米尔塔日博物馆藏有两套共33件的花丝梳妆用具，据称是俄罗斯凯瑟琳大帝订购的闺房用品，且是其1745年结婚的嫁妆之一，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有18世纪中期的广作花丝银茶叶盒。此外，同期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皇宫、法国路易十五的凡尔赛宫、英国乔治三世的白金汉宫也藏有来自中国的花丝银器，一些私人藏家手中亦有类似收藏品，这些花丝银器多为西方造型。”4在新近由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编著出版的《扇子上的东方与西方：18-19世纪的中西成扇》一书中收录了一把“银鎏金累丝烧珐琅山水花卉纹折扇”（图二），该扇采用银鎏金累丝制作，添加烧珐琅装饰，华丽夺目，断代为1790年至1800年间。广州博物馆亦收藏有一件相同工艺的外销银扇（图三），以及一件银累丝烧珐琅西番莲纹盖盒（图四），制作工艺与上述一致，当为年代相近时期的外销银器。

❖图二 清银鎏金累丝烧珐琅山水花卉纹折扇

❖图三 清银鎏金累丝珐琅人物山水花卉纹折扇

❖图四 清银累丝烧珐琅西番莲纹盖盒

此外，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载：“闽、粤银多从蕃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在闽海南，产银，其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诸番，银多转输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之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偿其价。”5这表明在清代早期，广州即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方白银流入中国的集散地，而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流入到了广州的手工业生产当中，这为广州外销银器得以发轫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

现有研究和遗存实物表明，至迟在18世纪中期，广州已按西方的造型风格和用途制造并出口银器，且均未见款识。这些外销银器多采用累丝工艺制作，将金银料拉成极细的金银丝，再经编织、旋钮，组成特定的花纹，这是一门极其精细复杂、耗工耗时的技艺。所以虽然花丝银器用料较少，但制作成本并不低廉，其早期为贵族定制所用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广作花丝外销银器并非只在19世纪前生产销售，只不过在这之后就不是外销银器的产品主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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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1840年代：

仿西方日用银器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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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广州，中美贸易开始，不久美国便后来居上，中国开始大量制造日用的、具有西方造型和纹饰风格的银器售卖给美国。

这一时期，销售外销银器的店铺数量激增，并出现了最早的中国外销银器款识“宝盈”。马洛斯（Alan James Marlows）所著《中国外销银器》（《ChineseExport Silver》）收录了一对带托盘花丝英盖瓶（图五），“底部有中文‘宝盈’刻款，应是广州名为‘宝盈’（POWING）的银楼所制。该物断代为18世纪末，而广州‘宝盈’是迄今为止可识别的最早的中国外销银器商标之一。”6此外，福布斯亦提及：“POWING（宝盈）的名字出现于Ephraim Bumstead 公司1804年4月4日的分类账目中，书中也列出了打有中文‘宝盈’款识且具有西方18世纪90年代风格的部分器物。”7这进一步印证了广州宝盈外销银器店在18世纪末的存在。宝盈的店址设在同文街。“宝盈”汉字款识大致在19世纪20年代左右消失。

❖图五 18世纪晚期“宝盈”款银花丝对瓶

除了“宝盈”外，可查的还有TU HOPP、CUM SHING（锦成）、HOU CHEONG（候昌）、 LIN CHONG（林昌）、SUN SHING，这几家银器店均在同文街，且开业于1820年之前，其制作的银器仍有一定量的遗存，以西洋风格的普通实用器为主，主要是刀、叉、汤匙等扁平餐具，福布斯在书中即列举了一些戳印“SS”款识的外销银刀叉实物。

1820年之后，更为驰名的几家外销银器销售商出现了，他们分别是CUT SHING（吉星）、WONG SHING（黄盛）、YAT SHING（猜测为“日盛”）等8。约在19世纪30-40年代，HOACHING（浩星）、KHE CHEONG（其昌）等大店出现，并大量出售西洋风格的普通实用器。福布斯在书中收录了WONG SHING仿乔治亚晚期风格而生产的一套茶具，包括茶壶、奶壶、糖罐，并列举了1831年美国罗伯特·贝内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从广州购买银器的一个实例：“他从吉星（CUTSHING）购买了包括茶壶、餐勺在内的6件银器，共花费了36.05美元。其中，31.15美元是银器用料的价格，4.68美元是加工费用，另外23美分是付给买办的。工费约占总价的15%。”9

“吉星”（CUT SHING）销售外销银器的证据，除了大量的实物遗存外，威廉·亨特在其《旧中国杂记》一书中还有专门提及：“我们高价租用了一条花艇，它外观漂亮，······我们租用它来给不参加赛事的会员、来宾和裁判员乘坐；同时载着由我们瑞行的厨师瑞伯做的一顿午饭，在宽敞船舱里的餐桌上，摆开了同文街吉星（CUT SHING）的酒杯。”10由广州十三行官员送给广州划船俱乐部奖杯有CU/k仿英国银标，是1837年首届广州划船俱乐部比赛的奖品，其年代应该在1837年。

另外，成书于清道光年间的《粤海关志》“金银器”条中列举了该时期外销银器的税率：“缧丝金器每件、银器每斤各税八分，洋累丝银器每比税四分。各色金银器：金推钟、小金亭钟表每个，掛推钟金亭掛金表金亭每座各税一两六钱，小银自鸣钟每个税一两金标银标钟每个各税八钱。”11亦可看做清代广州外销银器在此时已获得长足的发展，并且发展出一定规模而非个别携带的礼品性质之佐证。

这一阶段，广州工匠在大量生产仿西方日用银器的同时，也将西方在银器上打款的传统引入了进来，约在1790年代广州外销银器开始普遍采用仿英国银标的格式，并一直流行到19世纪50年代。仿英银标主要为四段（图六），即代表成色的Lion Passant （侧面狮）、代表伦敦城市的Leopard Head （豹头）、Maker mark（制造商）和乔治三世头像的Duty mark（纳税标识），普遍没有日期标识。示例如下：

❖图六 英国银标示例

在西式实用器大量出现的同时，具有纪念品特征的银器，诸如折扇、名片盒、卷烟纸夹等银花丝礼品也交杂其中。这种风格和用途的银器从19世纪初一直延续了大半个世纪，是广州外销银器的经典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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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

中西交融风格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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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的外销银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随着中国通商口岸不断增加，广州外销银器业开始向其他口岸城市扩张，中国外销银器进入了繁荣期。约在1850年代游历过广州的美国人奥斯曼德·蒂芙尼（Osmond.Tiffany）这样记载：

店铺的银匠能制造任何物品，由小小的一支盐羹到整套餐具，都能制造出优美的效果。他们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按照西方商人的要求制作一定形状的器物。这里的银器十分精细出色，而且价格很低廉，其价值可以和欧洲同样的物品比美。有精致华丽花纹的盒子，或是名片盒、银壶等等，都是银匠们的得意之作。这里的行商会替西方商人订购银器，而且价格比任何地方都要便宜，很多欧洲人士通过西方来华贸易的买办，经行商向这些银匠订购银器。12

就目前遗存下来的外销银器实物而言，也确以鸦片战争后的数量最多。许多能被确认为就是在广州生产的，主要依据外销银器底款的特征。约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也就是1856年十三行遭大火废弃以后，广州及香港外销银器上的款识渐渐弃用仿英国银标，取而代之的是单戳纯拉丁字母、单戳汉字或拉丁字母加汉字制造商双戳的格式。

在早期，汉字制造商戳以单字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字或三字的汉字标识也渐渐出现，形成单字、双字、三字并存的情况。直到19世纪70年代第三个元素加入，即两位阿拉伯数字的成色标识的加入，外销银器款识至此基本演变为三戳格式，即拉丁字母销售商标识、汉字制造商标识和阿拉伯数字成色标识，这被许多学者称为“广东式的外销银器款识” 13。

除了福布斯在其《中国外销银器1785-1885》一书中列举了大量鸦片战争后中国外销银器的实例之外。近几年出版的一批清代外销艺术品展览图录中也收录了许多戳印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加汉字制造商或三戳式底款的外销银器实物，如广东省博物馆编著的《异趣同辉——清代外销艺术精品集》收录了十余件此类产品，包括“清银锤胎徽章留白人物故事图执壶（WH 90款）、清银錾刻盾形徽章花卉纹高足杯（KHC款）、清银錾刻双龙人物诗文图海棠形大碗（鸿和 WAHHINGLON 90款）、清银透雕喜上眉梢提篮（秋记款）、清银锤胎梅竹鱼藻人物纹链饰（WANG HING 90款）、清银锤胎四君子图茶具一套（WOSHING SHANG HAI 90款）、清银浮雕人物故事图龙柄‘史溢泉、开利店’铭啤酒杯（铭文记载该杯是1889年12月26日赠送给Capt Clark克拉克船长的圣诞礼物）、清银锤胎BMA徽章人物竹节纹名片盒（恒□款）、清银锤胎徽章渔人喜上眉梢名片盒（WH 恒来 90款）、清银锤胎徽章西厢记鱼藻纹名片盒（WH 清记 90款）、清银锤胎RT徽章五老松竹纹名片盒（WH款）”14。

由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合编的《海帆流彩万里风——18、19世纪中国外销艺术品》一书中亦收录了许多戳印广式底款的外销银器实例，包括“清银錾松竹梅凤凰图高足碗（90款）、清透雕花卉纹碗（绍记 85 CHONGWOO HONGKONG）、清银透雕双龙戏珠人物四季花卉纹提篮、清银锤胎竹叶纹香水瓶（财）、清银锤胎錾刻人物山水纹广口杯（恒来）、清银锤胎梅兰竹菊花卉纹奖杯（HC 佳记 HC，1912年）、清银锤胎錾刻戏曲人物竹纹对瓶（宝生 WH 90款）、清银透雕花卉纹带玻璃内芯碗（有中英文底款，不明）、清银锤胎花鸟纹茶叶罐（SF OG 另一款识不明）、清银锤胎竹叶纹茶壶、糖罐、奶壶三件套（款识不明）”15。通过这些实例，我们可以大致了解鸦片战争后广州外销银器的发展特点：

首先，在器形上，鸦片战争后，纯西方风格的外销银器基本消失不见，而以具有西方造型并结合中国装饰风格的银器为主流，器物的装饰性特征显著，即便是实用器皿的装饰纹样和造型也渐趋华丽和繁缛。传统的茶壶、咖啡壶等常见样式器形继续生产，饮用器如直立杯、大口杯、马克杯、罐和酒杯增多，直立杯和大口杯多喇叭形圈足，还新出现了一类镂空式的银器如镂空花篮和镂空碗（带玻璃内芯），广州博物馆即藏有一件“清银透雕双龙戏珠人物四季花卉纹提篮”（图七，底部戳“徐焯记KW”款）。除实用器外，奖杯等纪念性摆件逐渐增多，这与鸦片战争后因中西贸易地位的转变，中国商人用于礼品馈赠的外销银器增多有关；在制作工艺上多采用满工捶揲浮雕和透雕；在纹饰上，以龙纹、葡萄纹、松竹梅纹、戏曲人物纹、花鸟人物纹等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为主，饰有龙纹手柄和中国戏剧人物及庭院场景纹饰的马克杯即可当作中西融合的典型例证。而茶壶一般成套生产、出售，装饰以竹节柄饰人物山水等中式纹样最具特色。广州博物馆藏有一套“清银錾喜上眉梢山水人物诗文图竹节茶具”（图八），底部有“PRESENTED TO WILLIAM HENDEISON 1907”款识。

❖图七 清银透雕双龙戏珠人物四季花卉纹提篮

❖图八 清银錾喜上眉梢山水人物诗文图竹节茶具

其次，从这一阶段外销银器的款识可以看出同一家销售商往往对应多家银器生产商供货，而银器生产商也并非仅为一家销售商提供。“WH”（宏兴）是目前已知拥有供货商最多的一家外销银器销售商，多达110家生产商为其生产外销银器，表明该时期广州外销银器的生产和销售是分离的，这与后来上海银楼业产销合一的生产模式有所不同。且广州外销银器制造和销售商借助外国人大量涌入和“西器东传”成为潮流之机，迅速向其他通商口岸城市扩张，香港、上海、汉口等都有见其身影。

再者，这一时期的外销银器底款多见数字底款，表示银器纯度，数字标识以90为最多，85其次，其他都不普遍。但外销银器的实际纯度差异很大，根据测试既有不到80%的，也有高达97%以上的。这一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外销银用料来源的复杂性，以及商家在缺乏监管情形下造成产品质量的良莠不齐。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外销银器的款识从无到慢慢完善，大致也与商家为在复杂的行业发展环境中树立自身信誉以提升竞争力有关。

银器纯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银器本身的成本，但从制作工艺上讲，银的特性偏软，用以制作实用器特别是繁缛纹饰的器皿并非越纯越好。这一时期大量的外销银器是采用捶揲、錾刻法制作而成的，纹饰凸于器物表面，需一定的硬度方能达到此种效果，纯度太高在使用的过程中反而容易变形。民国《进步》期刊上发布的一则“金银器之制法”短文或可提供参考，其文如下：

金银之纯者，其质皆软，以制器皿，如刀叉筷匙之属，用之易敝，不能经久。顾有一法，能使软者变为坚硬。法以铜九十九分、鐟一分，合成一种铜鐟之杂金，掺入金或银中，制成器皿，最为耐用。就此种银器论之，约计一千分中含银九百二十五分、铜七十四分零百分之二十五、鐟百分之七十五云。16

此外，从学者统计出的广州70余家外销银器销售商标识来看，“1840年代之前出现的销售商为16家，约占总数的1/5，其余均出现在1840年代之后，且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广州外销银器的销售和制造商最多，达到鼎盛。”17另据广州市1924年、1925年市政调查材料统计，“广州1924年前后有金铺57间，金银器店496间，从业人员过万人。”18说明广州外销银器业在鸦片战争后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与中国外销银器业在鸦片战争之后繁荣发展的特点表现一致。

当然，上述中国外销银器在广州发展风格的演变并非是绝对的，通过对清代广州中国外销银器发展历程的简单梳理，可知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外销银器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外销银器以广州一家独大；1840年代之后，上海、香港的外销银器业发展迅猛，其他如汉口、天津、九江等通商口岸城市和成都等内陆城市的外销银器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生产风格均以繁缛、华丽、中西融合为主要特征。

余论

中国外销银器具有中西交融的鲜明艺术风格，精湛的金银细作工艺、丰富多变的造型和浩繁华丽的纹饰，是近代中国外销艺术品中的独特品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见证。

银器之外，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对全球贸易的参与，基于此，广州获得了充足的原料和广阔的销售市场，从而促成了广州外销银器业的发展壮大。

其次，我们知道，银是贵金属，天然具有货币属性。而中国自明万历间赋税改革后，银与国家经济命脉紧密相连，因而明清两朝政府对白银的控制十分严厉。早期西方人利用中国铸银与国外银元成色差，以及金银比率的不同，套购牟利，但因量小，故未对经济造成明显影响。而在中国外销银器业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规模已然十分庞大，甚至影响到中国以银为本位的货币金融，故南京国民政府专门颁布法令，对银制品用银以及银器银饰出口严格限定，课以重税。国家政策对外销银器业的直接干预较为明显。

最后，相较于其他中国外销艺术品而言，中国外销银器所体现的“西风东渐”的特征明显。无论是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工匠吸收西方银器造型和模仿西方在银器上打款的文化传统，抑或是晚清民国年间大量本土人士慕洋风而使用外销银器，均是如此。

注释：

1.[美]H.A.Crosby Forbes：《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Milton，Massachusetts:Museum of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1975年,第5页。

2.陈志高:《中国银楼与银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7页。

3.[美]H.A.Crosby Forbes：《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Milton，Massachusetts:Museum of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1975年,第21页。

4.陈志高:《中国银楼与银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17-18页。

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上海：中华书局，1974年，第405页。

6.[英]Alan James Marlows：《Chinese Export Silver》，John Spark Limited，1990。

7.[美]H.A.Crosby Forbes：《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Milton，Massachusetts:Museum of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1975年,第40页。

8.雷传远：《清代走向世界的广货——十三行外销银器略说》，《学术研究》2004年10期。

9.[美]H.A.Crosby Forbes：《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Milton，Massachusetts:Museum of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1975年,第26页。

10.[美]威廉·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11.（清）梁廷枏著，袁钟仁点校：《粤海关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12.Tiffany.Osmond.Jr 《The Canton Chinese，or The American’s Sojoumin the Celestial Empire》，Boston and Cambridge。

13.陈志高《中国银楼与银器》、刘玉平《世界银器概览》等著作均认为“拉丁字母+汉字制造商+数字”款是广式银楼的经典款识。

14.广东省博物馆编：《异趣同辉——清代外销艺术精品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64-181页。

15.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合编：《海帆流彩万里风——18、19世纪中国外销艺术品》，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128-141页。

16.民国《进步》月刊。

17.根据陈志高著《中国银楼与银器·外销银器概述》中的附表“广州外销银楼”统计得出。

18.广州市市政厅总务科编辑股编：《广州市市政报告汇刊民国十三、十四年》，广州市市政府印刷所，1926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