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服饰借代词看古代人物的社会身份，黄袍、红袖、青衣，什么意思

口头便语当中，乌纱帽难保、要暖还是粗衣布、拜倒在石榴裙下、穿小鞋等，

歇后语中，卖布不带尺一瞎扯等,均可看到这些服饰词的身影。

在对这些服饰词进行整理的时候会发现，

古代以服饰词借代人物的现象较为常见，即以某一服饰特征来借代人物的社会身份。

由于古代的衣冠制度与当时的礼法系统是互为表里的，

由这些众多的服饰词借代现象，可以警见中国古代社会严明的等级秩序。

一、以服饰词指代社会身份的方式

对这类特殊的服饰词代称进行梳理，可以将它们指代社会身份的方式划分为以服色界定、以服饰材料界定和以特殊的服饰特征界定三种类别。

(一)以颜色词界定人物的身份及社会等级

色彩具有鲜明的视觉效果,不仅是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依据，

而且在封建时代还一度用于标识不同的社会等级和身份地位。

统治阶级根据古代的阴阳五行观念以及色彩来源的难易程度对各个阶层能使用的服色进行了划分，

并且还规定“上得兼下,下不得偕上”,通过对服色使用的绝对优势,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地位，

隋唐时期形成的影响深远的品官服色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

唐代的品官服色制度尽管在不同的时期有着细微的变化，

但是基本还是呈现出紫、绯(朱)、绿、青、黄白的由高到低的等级序列。

不同历史时期，色彩被赋予的文化内涵也各不相同。

如周代规定了“青、赤、黄、白、黑”为正色，其余为间色。

紫色作为间色曾一度是身份卑贱者所使用的服色。

但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由于紫色在当时提取的难度较大,

紫色颜料非常难得,诸侯贵族们为了显示自己强大和富有，不再穿正统的朱色衣饰，而是身穿紫衣出席祭祀,

孔子才有“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的愤慨之言。

尽管如此,紫色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作为富贵人家、甚至是朝廷规定的高阶官员穿着的服色，在服色等级序列当中一直处于高位。

由此可见，服色所代表的社会等级含义很多时候都是上层社会所赋予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这类以服色标志人物身份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词汇的使用发展过程中被如实地记录了下来

黄袍:古代统治阶级为了宣扬皇权，巩固统治将某一色系归入到自己专属的使用范围，隋唐以后明黄的颜色渐渐固定为只有天子才能使用。

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故而人们用“黄袍”借代皇帝。

青衣:本意指深绿色或深蓝色的衣服，由于该色耐脏且不显眼，自汉代以来是地位低下者常着的服色，故以之借代婢女。

东汉蔡邕的《青衣赋》就描写了一位出身卑微,命运贱微的侍婢。

牛僧孺的《玄怪录·崔书生》当中也写道:“忽见一女郎自西乘马东行，青衣老少数人随后。此处，都是以青衣指代婢女。在京剧当中，青衣也可用作旦角的代称，并沿用至今。

白衣:即以未经染制的素色细麻布做成的衣服，经过染制的布匹往往价格更高，普通庶民一般穿着未经染制的白色织物制成的衣服。

加之不少朝代(如唐代)就曾规定白色为平民之服色,因此往往将庶民与未入仕者称为白衣。

柳永的《鹤冲天·黄金榜上》著名的一句:“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便是用了白衣的借代义。

苍头:苍即青色，战国时期普通士兵以青布裹头，因此称士卒为苍头。

《战国策·魏策一》:“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

汉魏以后，青布裹头多用于仆役，又以苍头借代男性役仆如《老残游记》第九回:“话言未了,苍头送上茶来。”

青诊:古代读书人常以青色作为衣矜(衣领),故以青来借代读书人。

《诗经·郑风·子>》留有“青青子矜，悠悠我心”的经典诗句，

《毛诗》注解说“青诊”为“学子之所服”。

红裙:古代年轻女子喜着颜色鲜艳的红色的下裙,久而久之,红裙便成了年轻女子的代称，

白居易的《江楼宴别》就有“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

由于古代红色染料主要从石榴花中提取的，

而且染出来的布匹亦似石榴花般红艳动人，故又将红裙称为“石榴裙”,亦可作为代称。

至今依然使用“拜倒在石榴裙下”这一说法。

红袖:本意指红色的袖子，与红裙一样,是年轻女子喜着的较为艳丽的衣衫，

这种鲜艳热烈的颜色与女性联系往往带上了几分绮色，后用以借代艳妆女子。

如韩惺的《边上看猎赠元我》诗云:“红袖拥门持烛炬，解劳今夜宴华堂。”

黄冠:道士所戴束发之冠，用金属或木类制成其色尚黄，故曰黄冠，因此也作为道士的别称。

唐求《题青山范贤观》诗:“数里缘山不厌难，为寻真诀问黄冠。”

以服色来象征社会身份其本质是将抽象概念的封建等级秩序具象化,

并且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人们对于等级统治的认同，从而强化了君主专制政权。

古代“以衣冠取人”的身份衡量标准在这里就可以简化为“以服色取人”,

就是从一个人的衣着服色便可基本判断其所处的社会等级。

此时,服色已经不仅仅具备色彩的自然属性，

还被冠以区分社会等级的社会属性及政治属性，成为了一个社会等级标识符号，

因此引申出了借代社会身份的含义。

此外，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长期穿着某一服色的衣物,

使得其形象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固定下来亦可成为一种区别身份的象征，

从而引申出借代的含义。

(二)以衣服材质区分人物身份

衣服的材质往往可以体现穿着者的社会经济状况，

再者，封建统治阶级不仅对服色进行了等级划分，还对衣服材质进行了限制规定。

如西汉时期重农抑商，就曾明文规定商人不许穿丝质衣服和乘车骑马。

因此，从衣服材质不同亦可划分阶层等级。

布衣:古代的“布”指的是麻、葛之类的非丝质织物,布衣则指以麻料、葛料制成的衣物。

由于麻布和葛布价格低廉,是下层老百姓最常见的衣物布料,故以“布衣”借代百姓。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自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纨垮:垮同“裤”,纨垮即为用丝绸制成的裤子古代福、绮都为内穿，

儒家反对奢侈，认为不应该用丝织品来裁制内衣，《礼记》当中就有“衣不帛福绮的记载。

六朝时期的世家子弟用白色丝绸来做裤子,被称为“纨绔子弟”。

后来，“纨绮”就用来贬称养尊处优、游手好闲之徒。

《红楼梦》第三回中，借《西江月》二词,批宝玉: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

(三)以特殊服饰特征区分人物

不同的社会身份往往有不同的服饰特征，因而亦可以从一些特殊独有的装饰判断其社会身份。

巾帼:巾帼原是古时的一种配饰，宽大似冠，内衬金属丝套或用削薄的竹木片扎成各种新颖式样，外裱黑色增帛或彩色长巾,使用时直接戴在头顶再绾以簪钗。

这种头巾式的头饰叫巾帼。

先秦时期，男女都能戴巾帼,到了汉代，成为妇女专有的装束，因而引申为女性的代称。

至今还在使用“巾帼不让须眉”“巾帼英雄”的说法

裙钗:裙为古代女性穿着的下裳，钗为发饰品二者均为古代女性所用,

故以之作为女性的代称，

《红楼梦》第一回开篇便写道:“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

缙绅:束大带而插笏板。古代官员上朝通常要腰系绅带，手持笏板,礼毕则将笏板插在腰间,称之为播绅，后“捂”字假借为“”,常写作“绅”,用以代称有官职在身的官宦。

襁褓:本意为背负婴孩所用的宽带和小被，后以之代称婴幼儿。

宋代黄庭坚《寄耿令几父过新堂邑作》诗:“白头晏起饭,襁褓语呕哑。”

袍泽:袍指古代外衣，泽指古代内衣。

出自《诗经·秦风·无衣》:“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日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后以“袍泽“借代军中的战友。

兜鳌:古代行军打仗为了起保护和抵御的作用，战士均头戴的头盔。

秦汉以前称宵，后叫兜整久而久之,便以“兜罄”代指士兵。

宋代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年少万兜器，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簪缨:等常作为固定冠的饰物，是文官的象征之一;缨为盔帽的装饰物,是武官的特色。

“簪缨”以高官的冠饰来借代达官显贵，也常以“簪缨世家”来借代世代为官的显赫家族。

《红楼梦》第一回僧人应允带石头体验红尘:“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

女冠:也称为“女黄冠”。古礼中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及辩，男性和女性的成人礼各不相同是为男女有别。

女性按照世俗礼仪本无冠，但女道士却依照道教规仪也戴冠，故将女道士称为“女冠”。

唐代王建《唐昌观玉蕊花》诗:“女冠夜觅香来处，唯见增前碎月明。”

这种借代方式是抓住人物某一与社会身份相关联的局部服饰现象，并以之与其他的身份区分开，以达到标明社会身份的目的，故成为一种重要的借代方式。

二、词意演变的方式

服饰借代词现象实际上是以借代的方式实现了词义的引申扩大，

从词的原义引申出与原义有联系的新词义，新词义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固定下来。

这种词义引申方式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即认知语言学当中所说的隐喻与转喻。

如“青衣”,源概念为青色的物,在古代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婢女由于劳作需要,

而时常穿着耐脏的青色衣物，使得婢女身穿青色衣物的形象在人们印象中不断重叠重复，最终形成了概念的映射。

从青色衣物到婢女这一转喻当中包含着“青色衣物是地位低下的女劳作者所穿”这一映射域。

这是由于社会生活习惯形成的二者之间的联系，反映出来的是特定时期的社会风尚与文化心理。

又如“黄袍”，“明黄色袍服”与“皇帝”二者之间转喻则是通过“明黄色的袍服只有皇帝能穿着”这映射域来完成的。

而这一映射域显然是统治者人为地出于维护统治的政治目的，以政治手段完成的。

通过对比发现，这种以政治手段人为完成的源概念与目标概念的联系现象占了大多数。

比如簪缨(簪和缨为达官显宦所使用)经绅(把笏板插在腰间大带的行为只有官员会做)布衣(平民百姓只能穿麻葛衣物)白衣(素色衣物为庶民穿着)。

这也体现了古代社会统治阶层对人们心理认知的人为干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转喻映射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实现源概念到目标概念之间映射域，即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背景。

映射域需要一个适当的解释语境来决定转喻映射的合适性和合理性!如在先秦时期，“巾帼”是男女皆有的装束，

在这样的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巾帼”到“女性”的转喻映射就不成立。

又如在当代语境下，“白衣”是各个社会阶层人员均可穿着的衣物，不能与“平民百姓这一概念产生必然固定的联系，割裂的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于是这种转喻映射也是不成立的。

这些专门的指代用语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当时代文化背景发生了改变，使用语境发生了变化，必然会伴随着这类借代义的消亡。

由此可见，这种服饰借代现象也是有着时代性的，必须放在特定的、合适的语境范围内才适用。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在语境发生了改变的情况下,转喻映射的目标概念却依然适用。

如“纨绔”,在当代语境下,用丝织品作为内穿的裤子已经不能和游手好闲、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产生必然联系了,

普通人也可以穿上丝织品做成的裤子而且并不包含游手好闲一类明显的贬义联系。

但是,在当代社会，人们依然用“纨”来指代游手好闲的公子哥。

这种现象实际是在语言运用过程中，词语的原本义位让位于新产生的义位，原本义位逐渐消失,发生了义位的替换现象,新的义位则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一直保存了下来。

三、以服饰词借代人物的原因

汉语中服饰借代词如此多见，

首先，是因为服饰在社会生活当中已经超越了原本蔽体御寒的物理属性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受各种文化观念以及政治活动的影响，带上了深刻的社会属性。

服饰是人外在形象的最鲜明的表现形式，能够使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接收并领悟其传递的信息要标示人物身份、区分人物等级，

达到“贵贱之别望而知之”的效果服饰无疑是最便捷的选择。

统治阶级往往通过使用特殊章纹、更换形制、区分服色、借助佩件等方式来达到“明尊卑、别贵贱”的目的。

“由于这些服饰构成的整体着装风格在世世代代人心中积淀，也会形成一种不易改变的、对某种角色服饰形成固定的认知惯性,甚至惰性。”

正是因为服饰具备了这些约定俗成的，为社会制度和社会成员所认可的社会文化含义,才能够从穿着判断人的大致社会身份等级。

华梅将服饰的标志模式概括为“标明性别差异”“标明社会地位”“标明社会职业”“标明政治集团”“标明信仰派系”几方面。

也正因为服饰有这样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才使得这种以服饰词借代人物的现象成为可能。

其次，人们往往以熟悉、具体的概念来理解抽象的概念，服饰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人们熟悉且印象深刻,易于用作语言借代。

再次,中国人含蓄迂回的思维特点也影响了其语言表达，这类借代词往往显得富有韵味而意味深长，

有的甚至有诙谐调侃的表达效果，这也使得这类以服饰词借代人物身份的现象变得常见。

四、服饰借代词与社会文化

这些暗喻社会身份的词语借代现象，实际上是社会文化在服饰领域的表现。

由这种特殊的借代现象，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等级森严而且界限分明,对服色、材料、纹样、佩饰、形制等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限定，权力高度集中。

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以服饰标识身份可以有效地明确社会分工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是社会统治的需要和必然产物，这种区别和分化又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由以颜色词区分身份的语料也可以看出古代的文化心理趋向，如对正色的尊崇。

从中还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俗,如从“裙钗”借代妇女，可以看出古代女性的穿着习惯等。

这些特殊的语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文化观念的不断更新，这些服饰词与所指社会人物之间的必然联系不断弱化甚至渐渐失去了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借代意已经慢慢退出了人们的语言使用舞台，成为了历史的独特记忆。

尽管如此,在当代社会的新语境下，依然可以产生新的转喻映射,服饰依然可以标明社会身份，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以服饰标明职业身份。

如看到白大褂联想到医生、护士,看到军装联想到军人,看到厨师服联想到厨师，

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校服,有的团体甚至将自己的标志印在衣服上,服色和形制仍然代表着不同的社会身份。

但是与古代森严明确的身份等级标识现象不同,这里的服饰仅仅表示不同的社会分工和团体归属,那种强调社会等级的意味已经弱化甚至是消失。

由此也可看出社会在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华梅.服饰社会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