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耕图”题材寓意辨析

作者：孙 彦

考古所见中国古代农业图像之肇始，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采桑图，降至东汉，农耕图大量出现于墓葬壁画中，成为主要的装饰题材，并一直延续到中唐时期。汉代画像题材十分广泛，反映了汉代的生产、生活、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学界一般将其分为三类：描述现实生活、历史故事与神话以及天国世界的情景。其中表现现实生活内容的图像数量最多，关于此类图像的研究，目前的成果比较多，但大多是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加以探讨，而其题材寓意的研究则比较薄弱，基本停留在“现实生活的反映”的层面上。考虑到农耕图题材寓意的重要性及其与墓葬壁画起源之密切关联，有必要再次加以辨析。

一、关于汉代“农耕图”题材的寓意

研究农耕图像的寓意首先应该研究“人”，即必须研究墓主人或赞助人，这里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墓主人或赞助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二是其宗教信仰情况。

据考古资料，汉代壁画墓的主人一般是中等贵族，包括地主、官僚、商人，史籍所云为“豪强之家”、“权势之家”、“阀阅之家”。按照史学界通行的说法，地主阶级之出现始于战国时期，后经嬴秦和西汉二百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出现了累世贵盛的世家地主。汉朝实行是 “察举”、“征辟”的荐举选官制度，由各地定期向朝廷推荐人才，经过考核任为官吏。西汉建国后，还产生了大批军功地主。除了受田外，他们凭藉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优势，大肆购置田地。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西汉一代豪强大族积二百年的经营，在地方盘根错节，已成气候。在西汉末年战乱中围绕南阳刘氏周围乘机而起的，多有豪强大族的背景，不是州郡著姓，便是地方长吏。

豪强地主巨大的政治势力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这个经济基础就是庄园。

战国、嬴秦以来推行军功受田制度，原是为了削除“封建”、培植社会统治基础。受田如同受爵，是着眼于政治的一种经济回报。在西汉一百年多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豪强地主逐渐形成贵族地主，其中有些人世代为官，广占田地，以自给自足的田庄为主要经营形式，役使依附性很强的部曲，国家自耕农经济严重萎缩。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豪强地主除拥有田园、苑囿外，西汉时还出现有少量的坞壁、营堑，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豪强地主庄园。庄园内聚族而居，宗族首脑、长者称为“家长”，是庄园内统治的核心。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面积巨大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具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在河南、山东、江苏、四川等地发现的画像砖石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景。崔寔《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反映得很详尽[1]：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四民月令》所反映的正是东汉晚期一个拥有相当数量田产的世族地主庄园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家庭事务的计划安排。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种种特权，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如弘农郡华阴县的杨姓家族，汝南郡汝阳县的袁姓家族和同郡平舆县的许姓家族，都是连续数代有人在朝廷中位至“三公”，执掌枢要，被称为“四世三公”或“一门数卿”。东汉后期的世家大族还有颍川陈氏、平原华氏、东海王氏、高平欷氏、河东裴氏、河东卫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北地傅氏等。

考古所见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的庄园图，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最完整的东汉地主庄园图画资料。它真实地再现了东汉地主阶级庄园生活的情景，对我们了解东汉地主庄园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墓的主人是东汉王朝中央政府派遣到北方民族杂居地区的重要官员，生前担任的最高官职是护乌桓校尉，持节，秩比二千石。庄园图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汉地主庄园的特点[2]。

研究墓主人或赞助人的宗教信仰情况，也是考察“农耕图”题材寓意的基本材料。豪强地主的宗教信仰是怎样的呢？

在远古时期，已有学仙之事出现。史载轩辕黄帝“且战且学仙”，“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后修道成功，于鼎湖白日乘龙升天。到了战国时期，神仙信仰已经相当广泛，出现了许多记载神仙传说的著作，书中载有不少关于仙人、仙境、仙药等传说。如《庄子》、《列子》、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等，汉代的《淮南子》、《史记》中亦有类似描述。战国时期的方士将神仙学说及方术与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相杂糅，渐成方仙道，主要流行于燕齐的上层社会。战国中后期到汉武帝时期，在方士鼓动下，出现了多次入海求长生不死药事件。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派方士到海上三神山寻求神仙及不死药，最著名的方士有宋毋忌、正伯侨、邹衍、徐福、卢生、李少君等人。

汉武帝后，方仙道逐渐与黄老学说结合并向黄老道演变。原始道教的著作在西汉成帝时已被献于朝廷。东汉时期，原始道教信奉者与皇帝有更多和更密切的联系。从西汉到东汉的两百多年间，原始道经《太平清领书》曾三次献给皇帝，但未得重视。东汉时期，神仙方术逐渐形成两个派别，一派以内修炼丹为主，后来发展为 “丹鼎派”。另一派以符箓咒语为主，后来发展为 “符箓派”。丹鼎派的炼制外丹，是需要有相当的财力、物力才能做到的，因此它在统治者、上层社会中比较流行。相反，“符箓派”画几张符箓，造一碗咒水，结合“治病”，在下层社会劳动人民中有较大的影响。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和 “太平道”，都是利用符箓咒水辟邪驱鬼，为人治病，从而在下层社会劳动人民中组织起最早的道教团体的。李泽厚曾强调说：“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3]其说甚是。然而，当时其宗教活动内容还比较简单，主要是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的“阴阳五行”、“巫觋杂语”、“符水咒说”、鬼神崇拜等，在宗教理论方面虽说有象《太平清领书》这样的经典，以及奉读《老子》五千言等，但总起来说，也还是比较简略、粗糙，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道教教理，相应地也还带有较多的民间宗教色彩[4]。李零也说：“另外一条线索，即以数术方技为代表，上承原始思维，下启阴阳家和道家，以及道教文化的线索”，而这些数术方技“既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也是中国古代迷信的渊薮。”[5]

考古出土的河南偃师灵帝时期的《肥致碑》记载了肥致本人如何修道成仙，又怎样长生不死的内容，他还曾经往“见西王母昆仑之虚，受仙道”[6]。原始道教在朝廷内外拥有数量庞大的信徒 ,甚至朝廷要员中也有暗通张角者。当汉帝不能按原始道教的要求“应天改元”后 ,在强烈的救世使命驱使下,道教徒发动了黄巾起义。这就是东汉原始道教从试图影响帝政到谋求取而代之的历程[7]。其势力之大，可以想见。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汉代画像砖石这种装饰墓葬艺术，一般是中下层官吏和地方豪强的墓葬所使用，而在西汉的帝王陵寝中则没有发现。东汉时期以中兴之祖光武帝出身的南阳豪族为首，高级官僚中很多都是豪族出身，地方上的下级官吏，也多出身于当地的豪族，而且，西汉时期所见到的压制豪族的政策，到东汉时期不见了，因此，有人提出东汉豪族政权说[8]。这说明儒家思想虽然当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大多数人的信仰却是神仙思想和原始道教。

由以上论述，结合考古发现可知：中下层官吏和地方豪强是壁画墓的主人或赞助人，其经济基础是庄园，壁画“农耕图”表现的是庄园生产、生活的图景；其思想信仰和精神追求是得道升仙，壁画“升仙图”表现的是天国景象。所以，汉代壁画墓所表现的正是豪强地主的政治经济生活及其思想信仰和精神追求。然而这种表现并不仅仅是现实的影像，而是和墓主人或赞助人对将来的未知世界的憧憬有关：第一种是对生前富贵生活或仕宦经历的记录，如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通过大量的榜题记录了墓主人的生前仕宦经历；第二种是希望死者在冥界高官富贵；第三种是希望死者生前的修道行为产生理想的结果，那就是死后进入天堂。

二、关于壁画墓的起源

前文对壁画内涵和寓意的理解还不能完全阐释壁画题材的象征意义，也不能解释壁画墓起源及东汉时期壁画墓大量出现的原因。那么，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壁画墓的起源问题，学者多有论述。蒲慕州说：壁画墓出现的原因“可能有社会、宗教，以及墓室建筑本身的关系。”他认为：“墓室壁画装饰的出现也正与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内容之转变有相互对应的关系，显示出人们对来世生活的关心逐渐地具体化。……（这种关心）应该就是整个墓葬形制由木椁墓转变到砖室墓的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因素。”又说：“随葬品、壁画、镇墓文、地券、碑铭，乃至于风水堪舆之术，都是汉人这种悲观的死后世界观在不同方面的显现。”[9]蒲慕州从“人”的角度出发思考壁画墓出现的原因之方法以及把壁画等同于随葬品的观点，笔者部分赞同，但是其阐释尚显笼统。郑岩在研究墓葬壁画的起源时，与蒲慕州一样，把墓葬壁画与先秦时期的棺饰联系起来[10]。而黄晓芬则把壁画墓的出现归结为横穴式墓室代替了竖穴土坑木椁墓[11]。黄佩贤的观点则与黄晓芬相似[12]。后几位学者只考虑到了问题的某些方面，尚不完备，所以其观点有失偏颇之嫌。

如前所述，壁画墓的主人或赞助人是中下层官吏和豪强地主，其经济基础是庄园，其思想信仰和精神追求是得道升仙。饶有趣味的是：地主阶级的产生是在战国初期，神仙信仰的出现也在战国初期，最早的农业生产图像采桑图也发现于战国时期，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造成的。因此，可以说：战国秦汉时期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大地产制（其表现形式即后来的庄园），信仰基础是神仙思想。这一变化的线索可以作如下梳理：

战国时期，为了富国强兵，各国相继实行耕战政策，农业成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所以，战国时期的器物上出现了“耕战图”和“采桑图”，这应该是地主阶级思想观念的反映。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后，欲用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实现思想观念上的统一。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虽然极大地压制了思想文化上的多样性，但也没有形成法家或儒家绝对独尊的地位。汉代意识形态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从西汉早期新的墓葬形制横穴室墓出现，到迅速走向发展和成熟；从商周时期“神人疏远”被动惧神，转变为汉代的“神人接近”主动悦神；由“礼不下庶人”转变为“礼下庶人”；祭礼的重点也由庙祭转向墓祭，即王充所说的“古礼庙祭今俗墓祀”。祭礼用器由少数人享用的、以神为主题的青铜器，改变为大多数人使用的、以人为主题的、清新活泼的日常生活工艺用品。例如，大量的精美漆器被广泛使用。汉人从先秦时期对社会道德理想的精神追求，转变为寻求个人的养生健体长寿，以便在生理上实现对有限生命的超越。所以，以服食、行气、房中为主要内容的“长生术”备受欢迎。墓葬壁画的作用也如明器一样，具有随葬物品的基本功能，是一种真实的死后世界，是其灵魂的皈依之所，也可以说是一种物质的精神。东汉“以孝治天下”、重农不抑商的政策，实现了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经济结构的转变。与此相适应，“作为新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东汉庄园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一部分士人从原有的大一统思想和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 ,而且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群体性格、个体人格、思维方式和兴趣取向。”[13]这是一种新思潮和新观念，它为厚葬的兴起和东汉时期壁画墓大量出现作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汉代画像负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是汉代社会的图像史。俞伟超认为：“汉画像石中隐藏的精神世界，这可能是最难寻找的，但这恰恰是汉画像的灵魂。”[14]因此，只有把汉代画像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中，研究壁画墓的主人或赞助人本身的问题，才能够跨越艺术作品的表象，探索汉代画像的深刻寓意。

三、结语

综上所述，结论如下：第一，战国耕战政策的普遍实施，地主阶级的兴起，地主土地产业的增加，农业的发展，雄厚而独立的经济实力和地位是新兴地主阶级思想解放的前提条件，亦是农业生产图像出现的主要原因。第二，到西汉初期，大一统帝国刚刚建立，一方面，由于长期战乱，经济尚未复苏；另一方面，加强政治和思想控制的“大一统”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地主阶级独立存在的价值、思想多元化以及个性追求，“大一统”的丰功伟绩削弱了地方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士人的思想自由。所以，具有农业生产题材的西汉早期壁画墓迄今尚未发现[15]。到西汉中晚期，只发现少量的壁画墓，其主人基本都是地方官吏或豪强地主，说明壁画墓的丧葬习俗还未得到广泛使用。第三，到东汉时期，土地兼并加剧，庄园经济迅速发展，豪强地主崛起，打破了汉儒一统天下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追求个性解放、追求新的人生观思潮之出现，加之神仙道教的广泛传播，致使群体性格、个体人格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在现实上表现为：追求生理快感和身体享受，其人生主题就是养生长寿、得道升仙，因此，他们“将整个生活的意向都导向满足身之需要”[16]。第四，从西汉中后期到整个东汉时期，古代中国已经进入贵族制社会，中下层贵族主导着中下层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方面，东汉壁画墓的勃兴是贵族地主势力坐大、神仙道教广泛传播的表现，壁画主要题材的“农耕图”、“升仙图”是庄园经济发展、贵族地主精神生活的体现。如果放宽观察的视野，农耕题材的图像一直延续到唐代高等级的墓葬壁画中，在某种意义上，农耕图与中古时期贵族制社会相始终、同兴衰，是中古贵族精神世界的产物。

注释：

[1] (汉)崔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年版。

[2] 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4] 楼宇烈：《原始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

[5]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6] 河南省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9期。

[7] 姜生：《东汉原始道教与政治考》，《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3期。

[8]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1936年第4期。

[9] 蒲慕州：《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中华书局2008年，第200、219页。

[10] 郑岩：《关于墓葬壁画起源问题的思考——以河南永城柿园汉墓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

[11]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

[12] 黄佩贤：《西汉前期墓室壁画的启示——兼论墓室壁画的起源问题》，参见《汉长安城考古与文化：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 徐华：《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南都学坛》2002年第3期。

[14] 俞伟超：《序言》，参见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页。

[15]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汉代壁画墓只有两例：即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和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汉墓。在这两座墓葬中，前者以朱墨两色绘有云气纹，无主题性的装饰图案；后者的题材内容只有仙禽神兽，并无世俗生活和人物活动的图像。因此，它们均不是本文所指的壁画墓，而且等级较高，属于王侯级，这与后来壁画墓主人的等级明显不同，可能是早期壁画墓使用规制或习俗尚未确定的产物，所以只能作为特例看待。参见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3期；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阎道衡:《永城芒砀山柿园发现梁国国王壁画墓》，《中原文物》1990年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6] 孙隆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参见刘志琴：《文化危机与展望（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第467-4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