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出版若干基本史实辨析

一、主题出版概念辨析

关于“主题出版”这个词什么时候由谁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笔者在《主题出版及其在当代中国出版中的地位》一文中已经进行了力所能及范围内的考证。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王一方在《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第4期）发表的《卷帘天自高——关于二十年来科学文化主题出版的回顾与思考》中提出来的，但这里的意思和我们目前所说的“主题出版”完全不搭界，这里虽然把“主题”和“出版”组合在一起，其实作者本意是将“主题”与前面的“科学文化”搭配起来用的，毋宁说对副标题应该从“科学文化主题”的“出版”回顾与思考更符合原意。因为，王一方在正文中说他是把“科学文化”作为一类或者一个“出版主题”来论述的[2]。因此，这里的“主题”和“出版”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体概念。之后，王一方又引入营销理论中的主题营销概念，对主题出版进行了进一步界定，认为“图书市场从产品分类来讲有粗分、细分和异分。粗分讲的是三大出版：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细分讲的是主题出版；异分指的是一些新兴的、原来没有的板块”[3]。在本文中，王一方同时使用了三个带有“主题”的概念：主题出版、主题市场、主题营销。在这里他并没有对这几个概念进行界定，但从上下文看，他所说的主题出版是某一板块下的某一类别图书，其范围低于“板块”高于“系列”，其实是围绕着某一细分市场的出版领域，例如他说，“生活板块”图书下有三个主题：美食、旅游、保健。从这里可以看出，王一方虽然提出了“主题出版”这一概念，但和我们现在理解的“主题出版”概念不是一码事。这一时期的“主题出版”都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比如周斌在2003年度发表了三篇关键词中带有“主题出版”的文章都是这个含义，在《出版战略中的几个“主题”策略》一文中他提出“这里的‘主题出版’是指专业细分层面之下，文库丛书出版层面之上的出版行为”[4]。这期间《中国图书商报》还举办了“主题出版与主题营销书业沙龙”，仍然是讨论某种类别图书的细分市场。可见，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版界是把主题出版作为一个“类”概念，这里的“类”指某一类别的出版物，这个类别小于板块，大于丛书、系列。因此，他们所研究的不是我们目前所谈的“主题出版”。

那么，是谁最早提出我们叙事话语意义上的“主题出版”呢？就笔者所能看到的资料，2006年发表在《出版参考》上的李星星的短篇评论《世界杯之后奥运出版会怎样》是第一篇将“建立在主题节日、主题事件上的出版”与“主题出版”联系在一起的文章，该文认为主题出版“是一个非常大的选题”，“也是一个广义的选题”。这篇评论虽然不是专门对主题出版进行研究的文章，但它的确将主题节日、主题事件与主题出版联系在一起，而且作者预言，告别了世界杯，对于出版社来说，最大的体育类主题出版是北京奥运会，这个主题值得关注，并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出版策划。[5]这里已经和我们目前所理解的“主题出版”的内涵极其接近了。就笔者所能查到的资料来看，2008年3月20日发布的《新闻出版总署关于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有关工作的通知》（新出办〔2008〕330号），在正文中使用了“主题出版”的提法。因此，作为原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部门负责人的吴尚之和王志成在当年年底合写的《2008年全国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管理工作》（即2008年年终总结）中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倡导文化创新，推动四大主题出版，推动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发展繁荣”，他们这里所说的“四大主题出版工作”，包括十七大文件和学习辅导读物，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阐释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理论读物和普及读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奥运会重点出版物等方面的出版工作[6]。可以清楚地看到，吴尚之、王志成提出的主题出版与目前每年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所发的关于做好每年度主题出版的通知含义完全一致，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后来的《通知》是这一工作的延续。虽然吴尚之、王志成准确地概括了主题出版所包含的内容，但这篇文章作为工作总结，并没有从学理上对主题出版进行论述，也没有给主题出版下定义。此后不久，《出版广角》发表了一组关于“上海世博会主题出版”的专题文章，其中陈昕和刘筱燕的文章都是探讨如何把世博会主题与出版结合起来做好世博会主题出版，刘筱燕的文章对主题出版的运作过程、群聚与经济效益、销售特点与周期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该组文章并没有对主题出版的涵义进行界定和概括。

就笔者能够检索到的资料来看，第一次给主题出版下定义的应该是笔者发表在《中国出版》2011年5月的《紧紧围绕大局?做好主题出版》一文。该文在第一部分概括了主题出版的定义和特点，提出“主题出版是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主题出版具有题材的重大性、鲜明的导向性、任务的明确性、性质的公益性和周期的时效性等特点。[7]后来的文章对主题出版的界定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的，但很多文章却张冠李戴，把这个定义说成是所谓的2003年原新闻出版总署主题出版工程的定义。该文发表后不久，《中国编辑》2012年第5期发表了余声的《做好主题出版，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文章，该文对上述定义做了局部调整：“主题出版是指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8]2017年，时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司长的周慧琳在《出版参考》第1期发表了《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主题出版工作》，该文提出：“主题出版是以特定‘主题’为出版对象、出版内容和出版重点的出版宣传活动。具体来说，就是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9]该文不仅对主题出版的定义进行了规范性表述，而且对主题出版的现实意义、新任务新要求、主题出版的经验和做法以及如何做好主题出版提出了系统的思考，是目前被广为引用和影响最大的主题出版文献。

二、主题出版文件辨析

既然很多研究者都谈到主题出版起源于2003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一个关于主题出版工程的文件，那首先需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个文件对主题出版工程是怎么表述的。但可惜的是，经过笔者认真查证，可以肯定地说，当年既没有这个文件，也没有所谓的“主题出版工程”。在《主题出版及其在当代中国出版中的地位》一文中，笔者还不敢做出肯定的论断，只是用“很可能没有”这个不确定的表述。笔者的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原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工作要点》中没有出现“主题出版”或“主题出版工程”的提法；第二，在原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全国图书出版管理工作”总结中，列举了当年图书出版的几个突出特征时，提到了党的十六大文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图书及学习辅导类书籍、预防和抗击非典图书以及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图书等重点图书的出版工作，没有“主题出版”或“主题出版工程”等提法[10]，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工程”，不可能在总结中只字不提；第三，2003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重大事件、重大活动等方面的通知中，用了“重点图书”“重点出版物”等提法，没有用“主题出版”的提法，更不用说启动什么“主题出版工程”了。此后若干年，在原新闻出版总署的相关文件中一直延续使用“重点图书”或“重点出版物”的提法。

那么是什么时候在出版管理部门的正式文件中出现“主题出版”提法的呢？经过笔者查证，第一次在文件中出现“主题出版”的提法，是在2008年3月20日发布的《新闻出版总署关于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有关工作的通知》（新出办〔2008〕330号）中。该《通知》的第二部分标题就是“围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做好主题出版工作”，该部分对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主题出版”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分工。在此之后，中宣部和原新闻出版总署的文件仍然使用“重点图书”或者“重点出版物”的提法。在正式文件的标题中使用“主题出版”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2012年5月23日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做好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将“十八大主题出版”与“重点出版物”或“重点选题”并列使用，但在标题以及正文中多次使用“十八大主题出版”的提法。从2015年开始，中宣部和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或国家新闻出版署）连续每年发出《通知》，就做好当年主题出版工作集中作出部署（见表1），目前已经形成了惯例。

而在此之前关于主题出版的《通知》基本上是就某次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单独发《通知》进行部署，因而常常一年发几个《通知》对重点活动分别进行部署。因此，如果说有“每年发布一个关于主题出版的文件”，那也应该是从2015年开始的，而不是从2003年开始的。

三、主题出版工作辨析

上面考察了出版管理部门从2015年开始每年发布《关于做好××年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并不意味着主题出版工作是从2015年才开始的。上面笔者同时说明，在正式文件中包含主题出版术语从2008年就开始了。很多人提出主题出版是从2003年开始的，其依据是这一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做好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重点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的通知》等有关重大主题或重大纪念日的重点出版物通知，但问题是，在重要节点或者遇到重大活动、重大事件，出版界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做好出版工作，是我党领导下的出版工作的一贯做法。我党成立后，党领导下的出版工作就一直围绕党的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进行出版和宣传服务。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在不同时期都把出版工作作为推动工作、凝聚人心、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方面的锐利武器。例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社还编辑出版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丛书”，我党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这一时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全书》 《列宁全书》 以及 “康明尼斯特丛书”[11]；在抗日战争期间，《论持久战》、《唯物辩证法论》（即包含后来单独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讲授提纲）、《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著作大量出版，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等图书的出版作为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一直受到出版界的高度重视。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审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宣传和出版方案等,以后每遇到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或者会议、纪念日等，出版管理部门都对相应的出版选题进行部署并监督实施。因此，如果从主题出版工作的角度看，党领导下的出版业一直在进行主题出版工作。但是，用“主题出版”这个术语对这项工作进行部署，最早出现在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2010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中以及当年他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柳斌杰在2010年1月份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提出“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重大主题和专题出版工作”[12]，在2010年7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柳斌杰提出，要“组织好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抗战胜利65周年和抗美援朝60周年主题出版和相关历史、文学作品的出版”[13]。在此之前的出版管理部门领导讲话以及每年的《工作要点》中，虽然对这类选题及出版工作进行了部署，但都没有明确使用“主题出版”的概念。从2010年开始，原总署开始明确使用“主题出版”一词对与党和国家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会议、重大理论成果等相关的出版工作进行部署。例如，在《2011年新闻出版工作要点》中提出“精心策划组织重大主题出版。推出一大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等重大主题出版物，组织出版科学阐释‘六个为什么’、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七个怎么看’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出版物，组织出版一批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优秀读物、反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方面的优秀著作和高质量论文”。[14]《2012年新闻出版工作要点》第一条就是“抓好年度重大主题出版工作”，《2013年新闻出版工作要点》在“认真做好舆论引导和精品生产工作”部分提出“认真做好主题出版工作”，2014年在年度工作要点中提出“精心组织重大主题出版，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双百’出版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出版工程”[15]，在《总局新闻出版方面贯彻落实〈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的方案》的第一部分就提出“大力加强主题出版”。从2015年起，中宣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9年起为“国家新闻出版署”）每年都专门发出关于做好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至此，主题出版作为一项常规性重要工作被纳入出版管理和出版活动的日程，并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主题出版”业务板块。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项目批准号：19ZDA335）的阶段性成果。

[1]周蔚华.主题出版及其在当代中国出版中的地位[J].编辑之友，2019（10）：23-25.

[2]王一方.卷帘天自高——关于二十年来科学文化主题出版的回顾与思考[J].中国图书评论，1999（4）：11.

[3]王一方.编辑与组合营销[J].中国编辑，2003（1）：18-23.

[4]周斌. 出版战略中的几个“主题”策略[J]. 出版参考，2003 （1）：22.

[5]李星星.世界杯之后奥运出版会怎样[J]. 出版参考，2006 （22）：9.

[6]吴尚之，王志成.2008年全国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管理工作[J]. 中国出版年鉴，2009：48-49.

[7]周蔚华.紧紧围绕大局 做好主题出版[J]. 中国出版，2011（5 上）：37-39.

[8]余声.做好主题出版，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J]. 中国编辑，2012（5）：5.

[9]周慧琳.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主题出版工作[J].出版参考，2017（1）：5.

[10]辛广伟.2003年全国图书出版管理工作[J].中国出版年鉴，2004：41.

[11]李建红.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题出版活动[J].出版发行研究，2017（9）：110.

[12][13]柳斌杰.改革创新 科学发展 大力推动我国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J].中国出版年鉴，2011：20，30.

[14]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2011年新闻出版工作要点[J].中国出版，2011（3）：17.

[15]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4 年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要点[J].中国出版，2014（5）：7.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