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榛，张志欣

其实，数字经济还处于发展初期，其形式和作用还未充分展开，它将对经济结构及运行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需进一步观察。这最终取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程度。就目前来看，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或数字经济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都可能找到相应的证据。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对任何一种观点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但可以在构建一种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此做出新的研究。本文将在接下来的内容重点研究四个问题：第一，分析数字鸿沟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新机制的根据；第二，对数字鸿沟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第三，对数字鸿沟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第四，总结研究的结论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数字鸿沟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新因素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引起经济社会发生重大转变。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已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处于信息社会。农业社会以土地为核心要素，工业社会以资本为核心要素，信息社会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要素。土地和资本都是很明确的要素，具象且容易界定，但信息则不具象且难以界定。在信息的诸多定义中，有一点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即信息是人类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人类走出野蛮进入文明，靠的就是人类具有先进的沟通方式，即信息传递方式。信息成为社会的核心要素并把人类社会推到一个新的阶段，表明其具有的经济价值达到了较高水平，可以作为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在信息社会发展进程中，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和应用，信息的传输方式普遍地采取数字的形式，数据越来越成为信息传输普遍采用的载体。随之，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便成为人们对当今社会经济形态的一种具有共识性的概括。进入数字经济社会的经济运行将发生重大变革。数字经济具有的发展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影响程度深的特征，将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还将推动全球要素资源、经济结构、竞争格局重建。一个全新的社会正在孕育成长，不仅将改变我们的社会，而且会改变我们生活。谈到我们生活，不仅是生活方式将改变，而且生活的基础也将改变。数字经济下人们如何获得收入？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还是缩小？这些问题中需要聚焦的一个问题是，数字鸿沟是否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一个新因素。

数字鸿沟是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概念，被作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经济运行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的替代变量。最早使用数字鸿沟这一概念的是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他早在1990年出版的《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指出：“数字鸿沟是信息和电子技术方面的鸿沟，信息和电子技术造成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化。”严格来说，这还不是一个标准的数字鸿沟定义，但提出数字鸿沟这个概念并规定了其基本内容，无疑是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更需要说明的是，托夫勒所处的时代，数字经济还处于萌发阶段，其形式和作用远没有展开。数字经济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兴起，但互联网发展还不能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它只是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获取数据的重要平台。数字经济真正发展又是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突破为基础和核心的。互联网是一个信息传输平台，实现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新突破，也构建起了一个信息或数据传输、收集和分析的新平台。基于此，过去分散的数据得以聚集，形成大数据。大数据要发挥其价值，必须借助算法进行分析，由此便产生人工智能。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联系，是数字经济运行的核心。因此，数字经济下的数字鸿沟并不是基于人们对分散数据的占有，而是基于人们对大数据的占有以及基于大模型的算法差距。

数字鸿沟如何影响收入差距？这要取决于数据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发挥作用的程度。收入分配决定于要素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功能。姑且不去讨论分配中的地位说和功能说的区别，仅就要素参与分配来说，一种新的要素加入并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自然会扩大其在分配中占有的份额。在土地成为主要生产要素时，占有土地便可获得更多的收入；当资本成为主要生产要素时，资本家处于分配的主导地位。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其获得的收入份额也将不断增加。虽然目前还不能说数据要素占据了分配的主导地位，但从趋势来看，数据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会不断加强。数据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变化，会改变分配的旧有方式，也会改变分配的旧有结构。当然，数据要素参与分配，是扩大收入差距，还是缩小收入差距？这还是一个未确定的问题，需要通过数据要素占有的平等性状况来分析。数字鸿沟是数据要素占有不平等的重要标识，因而其程度与收入差距形成正相关关系。如果说这是一个假设，那么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数字鸿沟无疑会引起收入差距，而且随着数据要素深入而广泛地介入生产过程，其影响收入差距的程度也会加深。首先，数字鸿沟在地区间扩大，会引起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数据要素与其他的生产要素不同。在流动性方面，数据要素的传输、收集非常方便，当数据流向呈极化趋势时，数据要素的不平等问题会凸出，由此带来数据要素收益的集中，引起地区收入差距。就我国的情况看，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是数据要素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数据要素参与生产过程最活跃的地区。这使得本来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又增加了扩大其优势的因素。根据《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报告（2021—2022）》研究发现，东部地区要素市场化指数为70.00，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为49.34、45.45，东部地区要素市场化程度更为深入，数据要素参与生产更为活跃，优势更为明显。其次，数字鸿沟在产业间扩大，会增加产业间的收入差距。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产业间的表现比较突出。数字经济的两个大的发展方向，即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其发展较快，由此引起与传统产业发展差距，会形成如此格局，率先发展起来的数字化产业获得更多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如IT产业、平台经济等，成为当下发展领先的行业，其收入也在各行业中领先。再次，数字鸿沟在人们之间也存在，是造成人们之间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数字鸿沟在人们之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依附型数字鸿沟，是人们处在不同地区或行业活动的数字红利不同；另一方面是能力型数字鸿沟，是人们具有不同数据处理或利用能力而获得不同数字红利，如新兴的主播群体，就是数字鸿沟在人们之间的一种表现形式。最后，数字鸿沟在城乡之间扩大，成为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影响因素。数字鸿沟在城乡之间产生，具有比较充分的条件，如数字基础设施不平衡、数据应用能力的差距、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水平不同等等，是城乡之间数字鸿沟扩大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趋势下，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因素。

三、数字鸿沟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机制的理论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一直是我国分配结构中一个突出的现象。这背后的原因是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一直较为突出。从新中国成立算起，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很长时间里得不到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属于标准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占全部总产值的70%（由于建国初期没有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在实现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后进行的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中，“一化”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是主体，是我国要实现的主要任务。如何实现工业化？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新中国建立在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基础上，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长期战争破坏，新中国的经济可谓是“百废待兴”。实现工业化，需要资金、技术等现代化发展条件，而这些条件对于新中国来说又是十分匮乏的。工业化可以是内生的成长，也可以是外生的推动，有内外生两方面的条件来实现工业化，是一个后发国家理想的工业化路径。然而，新中国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方向，决定了我国只能投入由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虽然这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有利的外生条件，但是与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相比，我国获得外部发展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何况后来受中苏关系的影响，这种外生条件进一步恶化。因此，新中国在开启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之后，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两项光荣任务。靠我们自己来推进工业化，主要的依靠力量就是农业。农业在新中国成立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础。在缺乏外部资源依靠的情况下，我国只能依靠农业来发展工业。自此，我国工业化所走的是一条农业补贴工业、农村补贴城市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进程中，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越来越突出。城乡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最有标志性的指标。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2.57：1。这还只是名义收入的差距，如果考虑城乡间福利的差距，两者的实际收入差距更大。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因最先开启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有所缩小，但随着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转移又进入持续扩大的趋势。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因脱贫攻坚工程实施又有所缩小，但两者的绝对差距依然比较大。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这是一个被人们持续关注的问题，对此形成的学术观点很多，也被人们所熟悉。但是，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城乡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还是缩小？这些都是新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就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来看，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即城乡之间比较明显的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分析其发生的机理十分重要。

分析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必须先厘清一个事实，即城乡间的数字鸿沟达到怎样的程度。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显示，数字经济在第三产业中的渗透率为44.7%，在第二产业中的渗透率为24.0%，但是在第一产业中的渗透率仅为10.5%。可见，农业数字化程度远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生了数字鸿沟。数字鸿沟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是通过如下的机制实现的。

第一，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上的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是发展数字经济最重要的基础，没有数字基础设施这个重要基础，数字经济是无法发展的。传统经济发展也离不开基础设施这一条件，但基础设施是分层次并可选择的，没有高速公路，可以由低等级的公路替代，但数字基础设施是一个体系，并不存在可替代性。缺乏数字基础设施是无法发展数字经济的。目前，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仅以互联网宽带在城乡间的建设情况看，城市的宽带接入用户数大约是农村的2.4倍。数字基础设施的城乡不平衡，会导致城乡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进而形成新的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自然会影响到城乡收入的增量，使城市因数字经济发展获得了更大的增长空间和更多的收入来源，而农村因数字经济发展滞后无法获得数字经济产生的红利以及收入增长的新机会。

第二，体现在数字产业化上的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最大影响是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的拓展。这是数字经济发展形成的全新的增长空间，也是影响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我国城乡间的数字化产业发展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主要是农村相对于城市来说缺少数字化产业生长的基础。数字产业化必须建立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数字市场等基础之上，而城市相对农村来说，这些条件更成熟，也更容易实现产业化。相对来说，农村数字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薄弱，并成为城市数字化产业网络的末端，一定程度地表现出被虹吸的现象。因此，城乡之间不仅因数字化产业发展不平衡造成差距，而且由于这种差距产生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在这样的背景或趋势下，城乡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第三，体现在产业数字化上的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向，立足于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产业数字化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但也面临着一些升级的瓶颈。不同产业在实现数字化转型方面存在的堵点和难点不同。总的来看，农村的产业在实现数字化方面存在的堵点和难点比较多。有产业自身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农村的主导产业——农业实现数字化面临着因分散而出现的数字收集方面的难题。即使可以收集也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还有数字化的成本高而投资少的堵点，也大大地限制了农村产业数字化发展。此外，农村数字化条件不足，包括人才、数字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发展条件存在诸多短板，影响了农村产业数字化发展。产业数字化在城乡间不同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势必造成两者的不平衡，自然会影响到城乡间的发展以及城乡收入差距。

第四，体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条件方面的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使数据成为一个重要生产要素。数字经济的数据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据，而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大数据。这种大数据需要有先进的数据收集平台和技术，还需要有数据处理或分析的技术。农村虽然也会产生许多数据，但其密度低和收集成本高的特点，决定了农村的数据转化为数据要素存在着较多堵点和难点，影响到农村数据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程度，由数据要素产生的收入也比较低，限制了农村收入水平的提升。与此相反，城市中的数据要素不仅容易收集，也容易介入生产过程。因此，城市成为数据要素富集的地区，如其他生产要素富集产生集聚效应一样，数据要素在城市集中也会产生集聚效应，有利于数据要素的创富功能发挥，进而也有利于增加城市的收入。因此，城乡间的数据要素不平衡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又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城乡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表现出来的数字鸿沟，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如下几个分解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还会发生综合效应，会加深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各自体现出来的城乡不平衡，都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而这几个原因发挥出来的综合影响，更能体现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基础。没有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配套，发展数字化产业和实现产业数字化，都是无源之水。事实上，无论是地区之间，还是城乡之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一定程度地反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此外，数据要素丰富和集中程度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城乡之间的数据要素富集和集中程度有着较大的差距，带来城乡间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不同发展趋势。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供基础和条件，进而推动这两个产业发展，又会对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提出更多需求，进而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和数据要素进一步集中，如此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局面。城乡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程度决定于这种互动格局良性化的情况。

当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发展的影响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一个还未充分展开的过程。从逻辑的角度分析，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否会产生边际效应，即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是否会产生边际发展速度下降的问题，而数字经济发展较慢的农村是否会产生边际发展速度加快的问题。因此，对数字经济发展及数字鸿沟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分析，还不能停留在以上的逻辑分析，还应该进行实证分析，以量化手段检验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取向以及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当然，由于数据获取方面的难题，本文采取替代性的实证分析方法，即借用可获得可标明的城乡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指标来代表性地分析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到底达到怎样的程度。

四、数字鸿沟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机制的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和变量选择

本文构建2011年到2021年的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鸿沟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的是省份和年份。表示的是省份i在t年度量的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使用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度量，其中泰尔指数根据王少平和欧阳志刚的测算方法进行测算得出，指数越大则证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反之亦然；基尼系数根据田卫民的测算方法测算得出，基尼系数越大则证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反之亦然。表示的是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本文使用城市宽带接入用户数量与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之比、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计算机拥有量与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计算机拥有量之比表示，比值越大则证明城乡数字鸿沟越大。是本文研究控制其他变量的集合。参考了数字经济发展以及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相关文献，主要选取以下控制变量：①省份-年份层面的经济发展水平（Eco）。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不同学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认识，基本上分为“U形”和“倒U形”两种看法。所以在这里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方程中，以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②省份-年份层面的政府行为（Gov）。这里的政府行为主要指的是政府对于农业方面的支持力度，因为本文研究重点内容为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农业的支持力度直接关系到了农民收入水平，所以在此以农林水事务支出与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之比衡量政府对农业支持力度并纳入方程中。③省份-年份层面的政府支出（Gexp）。政府的财政支出会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不同偏向性的财政政策会对城镇和农村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使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衡量。④省份-年份层面的产业结构（Inds1，Inds2）。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第一产业比重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小。第三产业由于包括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所以，将产业结构也纳入控制变量，这里用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⑤省份-年份层面的教育水平（Edu）。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研究都认为教育是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径。由于省级城镇教育支出和农村教育支出的数据难以获取，这里使用城镇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农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教育水平。分别表示的是个体和时间的固定效应。是残差项。

（二）数据来源和统计特征

本文各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历年统计年鉴以及同花顺iFinD数据库。其中由于国家统计局自2015年才开始公布城镇和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计算机拥有量，所以除了城乡居民计算机拥有量之比这一项指标的数据年份跨度为2015—2021年之外，其他数据的年份均为2011—2021年。此外，由于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相关数据缺失，本文不做研究，所以本文包含研究个体是除港澳台及西藏之外的30个省级行政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

（三）多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进行估计，表2给出了基准回归结果。以城乡宽带接入用户比作为数字鸿沟的衡量，考察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加控制变量情况下，城乡宽带接入用户之比与泰尔指数（即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正向关系，在10%水平上显著，城乡宽带接入用户比值越大，则泰尔指数越大，意味着城乡数字鸿沟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两者之间依然存在正向关系，并且在15%水平上显著。可见，城乡数字鸿沟扩大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以上结果，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再利用缩短年份的方式对数字鸿沟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首先，将2011年到2021年的数据缩短为2015年至2021年，然后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基尼系数，表3第2~4列展示了此方式的检验结果。由结果可以看出城乡宽带接入用户比与基尼系数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城乡数字鸿沟的扩大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再将解释变量由城乡宽带接入用户之比替换为城乡居民计算机拥有量之比，表3第5~7列展示了此方式的检验结果。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城乡居民计算机拥有量之比与基尼系数之间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在15%的水平上显著，也证明了数字鸿沟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五）地区异质性分析

在地区异质性检验中，将所研究的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由于东北地区只有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份，样本量过少，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在这里将辽宁省归为东部地区，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归为中部地区。表4结果显示了不同地区数字鸿沟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鸿沟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的实证结果，虽然城乡宽带接入用户比和泰尔指数之间的关系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但是并不显著。所以，进一步地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基尼系数，解释变量替换为城乡居民计算机拥有量之比，得出了两者之间存在负向的相关关系，显示中部地区数字鸿沟扩大反而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出现这样结果有可能的原因是对于中部地区来说，数字经济在城镇和农村的发展程度都相对较低，或者存在二级数字鸿沟即使用方面的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突出。西部地区数字鸿沟和城乡收入差距相关关系的实证结果显示，同中部地区的检验方法，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后，发现城乡居民计算机拥有量之比和基尼系数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在西部地区数字鸿沟扩大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正向影响，从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是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比较艰难的任务。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现象，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来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自己的特点，也包含了一些特殊的原因。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城乡之间存在数字基础设施、信息获取渠道、互联网使用技能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因为这些差异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获益程度也有所不同，城乡数字鸿沟的产生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发生了新的变化。城乡数字鸿沟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新因素。本文的研究表明，数字鸿沟在我国城乡间比较突出，从而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新因素。

究其机制来说，城乡间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发展不平衡，会影响城乡的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使用城市宽带接入用户数量与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之比、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计算机拥有量与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计算机拥有量之比来表示城乡数字鸿沟，实证检验了城乡数字鸿沟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发生的机理。理论和实证分析都表明，城乡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即数字鸿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新因素，必须加以重视。

数字经济运行的方式与过去的经济运行不同。其虚拟、非边际和跨空间的一些特征，使得影响城乡发展不平衡及收入差距问题有了新的发展路径。因此，要寻求不同的路径和策略以解决城乡间由数字鸿沟造成的收入差距问题。具体包括：（1）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改变城乡数字鸿沟现状提供有力支撑。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实现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要抓好新基建的关键节点，加快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一系列新基建向农村地区扩展的速度，促进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化发展差距，使城乡共享数字红利。（2）推动农村产业数字化发展，重点在农业数字化方面做文章，以绿色农业数字化为主攻方向解决农业的效率、效益问题。农村产业数字化发展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形成，同时构建绿色、智能、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生态，不断提高农业竞争力和生产活力。（3）加大国家政策支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机会，以彻底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国家政策对于农村实现数字化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为农村数字化进程提供方向指引，同时也为农村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数字化服务。如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商兴农”工程的部署和实施，极大推进了农村地区的数字化进程，缩小了与城市的数字化发展差距，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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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