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三重理论价值

原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三重理论价值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三重理论价值

原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三重理论价值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是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高度概括的经典篇目，它代表了马克思批判旧哲学、创立新哲学的理论集成。综合恩格斯的相关概括，这篇著作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世界观层面

恩格斯指出，《序言》中所阐述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它表明，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这个原理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实际上，纵览马克思主义著作，类似的段落其实有很多处。这一思想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两个文本中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揭示和阐释形成了文本链的呼应。

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接受意味着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问题进行重申。恩格斯指出：“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自从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思想理论成果并遭遇了物质利益的难题之后，马克思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性姿态从未降低过。因此，从哲学史的发展进程而言，到马克思为止，哲学第一次从“天国”降至“尘世”，换言之，唯心主义的光环逐渐褪去。一旦将人类认识活动的唯物主义前提进行了澄清，那么，人类存在、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才能获得最为科学的认识，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给予人类认识史、社会发展史的积极贡献。

从马克思主义创立至今，它对于世人走出宗教神学的迷雾、消除自我意识的困扰、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始终具有重要意义。思想变革是现实变革的前提，只有从思想上重视物质世界，我们才能在现实中去改变物质世界，这里的物质既不等于自然唯物主义，也不等于机械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它代表了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理论和现实的有机统一。

历史观层面

如黑格尔所言，哲学就是哲学史。历史一定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和解释对象。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褒奖并不过分，尽管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是唯心主义，但是，黑格尔眼中的绝对精神所展示出来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辩证运动的丰富性远非同时代乃至后世很多哲学家所能比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具有前提性意义。恩格斯指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但是，当马克思带着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审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后，他发现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其革命的辩证法之间的矛盾，于是，借由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不满，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完成了一种存在论意义的颠倒，从而使得哲学真正回到了生活世界的地平。正是基于这一点，恩格斯才强调，“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可见，感性的经验事实对于确立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所以，那种基于人性论、唯灵论和神正论对历史进行解释的做法其实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复活，而这又同时构成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消解。必须谨记，“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我们必须在历史领域认真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成果，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

方法论层面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是主要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并且，这种批判不再以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如何运行”为基本问题，而是以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如何灭亡”为使命。既然是批判，就会涉及方法。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说明。

在恩格斯看来，《序言》“决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恩格斯指出，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这方面，他面对两个理论资源，一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个是沃尔夫式的形而上学方法，但是，这两者其实都不能用，因为沃尔夫的方法已经被黑格尔所摧毁，但是，黑格尔的方式其实是一种“从无通过无到无”的方法，由于其宏大性和完整性，目前还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所以，必须对黑格尔的方法进行及时批判。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总是体现为概念的演化逻辑，体现为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会置历史的事实于不顾，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逻辑和历史是统一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说明，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很好地实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他既没有用历史来否定逻辑，从而使历史变成散乱的事实的堆积；也没有用逻辑来否定历史，从而使历史变成逻辑的演化史。

按照上述方法论，在人口问题上，马克思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学研究，即使是同一个概念，它在历史学上的意义和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更多需要史料支撑，而后者关联到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它有更多的丰富性。又如，同样是劳动，野蛮人的劳动和文明人的劳动、农业化的劳动和工业化的劳动就有根本的不同。所以，真正的劳动是劳动一般和劳动具体的有机统一，对于这两者的关系，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此后，马克思还指出：“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此，马克思其实还是在强调两层意思，一是要重视思想的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史料的功夫不可或缺。二是要对事实进行理论的抽象和逻辑的加工，尤其要运用辩证思维分析历史和现实、现象和结构、概念和事实之间的理论关联，这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有效方法。

〔作者：焦佩锋 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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