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者的行进》

《圣者的行进》是一部由日本著名编剧野岛伸司和制作人伊藤一寻合作的连续剧。这部剧讲述了一群智障人士的成长故事。演员阵容强大，包括酒井法子、石田壹成、广末凉子、安藤政信、雏形明子、松本惠等，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剧中的主角是一群在庇护工厂工作的智障人士，剧情描绘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琐事。这个题材非常敏感，因此在日本播出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媒体关注。石田壹成、安藤政信、雏形明子、松本惠、渡边庆、小林正宽等扮演智障人士的角色，对于习惯做偶像的他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尝试。为了演好角色，他们特地去残障中心实习，并努力体验智障者的生活。酒井法子扮演的角色是与这群智障人士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音乐老师。广末凉子则突破了以往清纯乖巧的形象，饰演一个个性叛逆的少女，这也是剧中令人期待的地方。故事的前半部分主要描写了石田壹成和广末凉子之间纯真的爱情，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渐展现了这些智障人士的生活琐事，同时通过野岛伸司的剧情和伊藤一寻的镜头运镜，揭示了他们不为人知的黑暗面。这部剧的话题性不仅在于强大的演员阵容，还在于其特殊的题材。绝对是一部令人感动的精彩剧作，请用一颗悲悯的心来关心这个隐藏在暗处的弱势群体。

［现实］这部电视剧中令人揪心的事件其实并非野岛编造的情节，而是脱胎于真实的虐待、强奸案件。1995年，茨城县水户市爆出针对智障工人的虐待事件。生产纸箱的赤须纸器有限会社积极雇用当地智障人士，全部让他们住在工厂宿舍里。社长作为热心关怀社会的名士，在地方上倍受尊敬。然而95年爆出了该公司未将国家赞助的补助金交予智障工人的事情。翌年，社长以欺诈嫌疑逮捕。在对社长的搜查中，慢慢发现了他长年虐待员工的事实。比如说以方钢管或棒球棒殴打员工，让员工膝盖夹方钢跪坐，或像片中反映的那样，让员工膝盖上放压泡菜坛的石头长时间跪坐（这么残忍的刑罚并非编剧的想象），以及几乎每天发生的拷问。还给他们吃加了塔巴斯哥辣酱的白饭或者腐烂的香蕉。同时，据传受到强奸的女性智障员工近十人。也就是说片中反映出的智障工人的情境并非刻意营造的苦难剧情，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真实的反应。最为现实的是最后的判决，因为许多人一定和我一样，对老师和律师未能找到足够的证据，未能让法庭进行公正的判决，而设计出了工厂火灾以表现对社长的惩罚的剧情颇有微词。而在现实中，当地警察和检查局也（正如片中辩护律师所坚持的那样）因为多数受害者无法正确说出事件发生的日期时间和情况，“无法维持公正的判决”而采取消极的立案态度。最后仅以欺诈、暴力二起、伤害一起起诉社长，而其余暴力、强奸事件全部不起诉。也就是说，比起剧中，在现实里，大多数的指控在警方、检方这一关就被拦下来，甚至未能上到法庭。不免让人倒抽凉气。最后，1997年，法庭仅判决被告人三年有期徒刑，缓期四年。关于未选择直接执行有期徒刑，法官给出的理由是：“被告热心雇用智障人士。”对判决不满的家属及志愿者情绪激动，有人因损坏了被告的车辆，以及抓被告和辩护律师的领带而被逮捕、监禁。支援团体的领导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因将被告困在车内而以监禁罪逮捕。三人受到起诉及定罪，受到了比社长还要严重的判决。之后，三名对刑事起诉不满的原女性工人对社长进行民事起诉，受到法庭承认，判决被告对每人赔偿500万日元。被告上诉被驳回。而被告的工厂，几经转手易名后一直存续到今天。［寓言］从故事改编的角度来说，可以说真实事件后期的判决、维权、冲突等内容可能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很有探索的空间，不过当然本片还是重在关注人性的善与恶，将智障者描绘成心灵纯洁的“圣者”，而讽刺社会中的种种恶的正常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改编出来的作品最终还是一个带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童话。原本以为凉子扮演的是女主角，结果到了第七集死后才发现不过是个童话中精灵一般存在的插曲。真正的女主角是酒井法子扮演的老师，从天真、弱小，到勇敢到放弃婚约、职业去帮助孩子们找到正义。片中有两个人比较有趣：一是懦弱的厂长。他或许代表了许多日本人对历史，特别是对战时历史的心态。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善的，也向孩子们保证他会坚持善的原则，但是却轻易地在社长的威逼利诱下倒向了那一边，扮演起了“沟通人”，但实际上是走狗的角色。他哭着打孩子们，哭着忏悔。社长被拘留时，他扮演关心孩子们的好人。但是到最后，他安心接替了社长的职位，仿佛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在心中，他或许已经将自己犯下的罪转嫁到了极权主义的身上，而不记得自己有恶。因为无论自己做过怎样残忍的事，包括将木棒打向玲，都不过是在服从上级的指示。今天日本人对待历史的观念，不也是这样吗？二是隐忍的廉。如果说厂长是因为现实的利益（因儿子学费而欠社长的债）而屈服于极权，那么廉则完全是屈服于社长的意识形态说辞。“工厂”无疑是他的大他者：如果“工厂”不在了，一切都将完蛋；为了“工厂”的存续，他可以、应该去做任何事情，甚至犯罪（杀人、伤害、逼人流产）。他从未怀疑过“工厂”存在的正当性，是否对“工厂”有利已经成为了他的道德准绳。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对意识形态的“不得已”的配合和“忍受”只会带来更大的苦难。从这个角度来说，社长无疑是操纵意识形态的高手。而类比《寄生兽》的逻辑（日本作品中最精彩的设定之一）来说，邪恶工厂的存在不过是邪恶的父母和社会的产物罢了。正是因为智障儿童们无处可去，在家里、在学校都受到欺负，他们才被以工作的形式，流放到工厂这样一个福柯式的疯人院。他们是社会想要清除、保持距离的东西，正如寄生兽啮食人类，其实是出于人类想要自我灭绝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长不过是在执行“社会”的意志的刽子手。而他倒台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处决了这些被人类社会流放的人，而正是因为他处决的动作不够优雅。而这些智障的儿童，以玲为代表，根本不明白自身的处境。他们的罢工对抗演变成了河边的露营打闹。这难道不是对后现代青年人社会运动的最大的讽刺？正如后现代理论家们所宣扬的那样，他们不得不在老师（知识分子）的带领下为自己维权。又或者，全片最大的教训（lesson）其实是这样一条，即：无产阶级都是智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