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磊 ：国外知名大学跨学科建制趋势探析

二、知名大学跨学科建制的动力机制

学科发展遵循知识发展逻辑(内在)和社会需求发展逻辑(外在)。从知识发展逻辑看，知识过度碎片化导致对知识整合的迫切需求；从社会需求发展逻辑看，社会、科技议题日趋复杂化，单一学科知识在解决日益复杂问题时愈发显得无能为力。大学作为学科依存的载体，一方面既需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复杂性问题解决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需回应学科内部对跨学科知识生产的需要。学科(院系)、大学、经济社会构成大学跨学科建制的三个动力源(图1)，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大学跨学科建制的动力机制。

图1 知名大学跨学科建制的动力机制

(一)社会外部：社会复杂议题的凸显及外部驱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复杂性社会议题不断涌现，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科技问题、教育问题等，愈发显现出复杂性，超越了传统单个学科的知识范畴。“复杂性”频繁作为流行语使用，在现代科学与社会实践话语中获得特殊地位。[2]鉴于科技、社会发展等迫切的现实及市场需求，国外政府加强了对大学跨学科活动的刺激与推动。美国对跨学科研究活动的推进可追溯至二战期间出资在大学创建国家实验室，雷达系统、辐射等研究项目超越了学科界限，后来联邦政府将国家实验室划归大学管理，无形中推动了大学跨学科研究活动的开展。20世纪50年代始，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等机构设置了一系列跨学科研究项目，资助并引导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项目。21世纪初，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国家医学院联合发布的《促进跨学科研究》报告，对跨学科研究进行了系统分析，就学术机构、资助机构、专业协会如何促进跨学科研究提出了对策建议[3]，对美国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外部推动作用。除跨学科研究活动的外部驱动外，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了跨学科研究生培养资助计划，该计划直接促进了美国大学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加拿大研究生院协会2014年发布《加拿大跨学科研究生项目：实践与潜能》报告，旨在通过对加拿大及美国高校研究生院主任的调研，寻找支持跨学科研究生项目的最佳实践方式。[4]加拿大研究生院协会发布的报告对推进各高校发展跨学科研究生学位项目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二)学科内部：与其他学科交互的需求及障碍的显现。

学科是知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回顾学科发展历史，学科的演进历程首先是学科不断分化的过程，物理、生物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从具有统摄性的哲学中分离出来，其后相继独立并形成自己的“学术部落及其领地”。学科领地形成之后是学科内部的持续分化。这符合知识通过不断分化获得大规模增长的最初模式，即迈克尔·吉本斯所言的学术共同体基于学科进行的知识生产——知识生产模式1。[5]与学科内部分化愈演愈烈相伴随的是人们对知识碎片化的担忧以及对知识整合的探求。学科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面对亟待解决的复杂性议题时，单一学科或其内部不断分化的知识视野的局限愈发彰显。学术共同体成员开始寻求新的知识生产方式，“跨学科知识”(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进入人们的视野。[6]跨学科知识旨在弥合学科之间的鸿沟，是学科知识整合、创造的尝试。跨学科知识探求推动了学科之间的交互，学科交互成为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学科交互从最初的学者自发行为转变为学科发展的新诉求、新路径。学科交互诉求增长的同时，学科之间森严的组织壁垒显现，阻碍着学科之间的互动。院系学术组织是学科的组织载体，传统上基于单一学科的院系组织架构及其制度(如基于学科的学术评价制度、学术晋升制度等)成为学科交互的重要障碍。

(三)大学层面：学科间交互诉求的回应及保障。

大学作为学科汇聚地，既需要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对跨学科活动的需求及外部推动，还需对大学内部学科之间交互的诉求予以回应。知识经济时代，传统学科发展模式已难以完全契合新的社会需求。大学对跨学科活动的热情源于其对竞争力和创新的追求，亦是对其知识生产地位的维护。知识生产模式2表明大学不再是唯一的知识生产者，其它知识生产者正在形成，大学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7]国外大学管理者对外部社会新动态有着灵敏的反应，通过设置新的研究领域和新型教育机构以回应外部需求，以确保获取外部资助的竞争力，并与政府、企业和社区建立新型合作关系。[8]国外大学对跨学科动态的反应也不例外，尤其是在跨学科研究资助、跨学科研究生项目资助等外部驱动下，大学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活动。大学内部，一方面学科间交互的需求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学科部落”对跨学科活动的牵制依然强大。国外大学采取了系列跨学科建制的措施来消解跨学科活动的障碍，从而保障跨学科活动的有效开展。措施主要是，从制度上保障与激励，组织形式上创新。

三、国外知名大学跨学科建制举措

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学科在大学内主要体现为学术组织和学术制度，一方面学术组织是学科发展的组织载体；另一方面学术制度是一系列“规训”学术共同体的规范组合。对发展跨学科而言，同样需要跨学科学术组织和跨学科学术制度的保障。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伦敦帝国学院等国外知名大学的实践表明，学科组织形式创新与跨学科学术制度创建是跨学科在大学建制化的主要措施。

(一)在跨学科组织层面通过组织形式创新突破传统学科组织壁垒。

针对传统学科之间组织藩篱密布的现实，国外知名大学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应对学科组织壁垒：一是依据大部制或学科交互原则重构传统的基于单一学科的组织架构；二是在传统院系之外设置新型跨学科研究机构。具体而言：

1.重构传统院系组织架构，创设跨学科院系。

传统院系组织架构是基于单一学科建构的，这种以单一学科为划分“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的模式无疑是阻碍学科间交互的最大障碍。国外知名大学为破解内部院系之间森严的学科组织壁垒，多通过重构院系组织架构的方式，设立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学院，即在学院内部集聚两个或以上学科。如麻省理工学院内部的建筑与规划学院、工程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自然科学学院等五个学院，都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属性。以自然科学学院为例，该学院涉及学科领域包括物理学，数学，地球、大气和行星科学，化学，生物，脑科学等。自然科学学院成立于1932年，由六个系组成：生物系、化学系、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数学系、物理系和脑认知科学系。其生物系成立于1942年，最初为生物与生物工程系，1945年改为生物系；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成立于1952年，最初为地质与地球物理系，1969年改为地球与行星科学系，1983年改为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1994年脑认知科学系从维泰克健康科学技术学院中分离并入自然科学学院。[9]自然科学学院内学系发展史显示，其所涉学科范围是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各系发展中不断吸纳新学科。通过融入其它(新兴)学科成为美国知名大学重构院系组织架构的重要方略。

2.规避学科壁垒，设立独立式或内嵌式跨学科研究机构。

跨学科研究催生了诸多前沿研究领域，如生物医学、纳米科学、人工智能等。众多前沿研究领域愈发需要跨学科研究范式，如生态、能源、环境、地球科学等。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逐渐被大学管理人员和教师所体认。以诺贝尔奖成果为例，愈来愈多的获奖项目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仅2001至2008年间，约70%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为跨学科研究成果[10]，这一趋势仍在增长。因此，发达国家知名大学极为重视跨学科研究中心的设立，以推进前沿领域的跨学科研究。通常采用两种方式设置跨学科研究中心：一是设立学校层级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这种跨学科研究中心多为独立建制，与学院平行运转，此组织形式可直接规避院系之间森严的学科组织藩篱，从而集聚、整合跨学科资源开展前沿研究；二是在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学院内部设立内嵌式跨学科研究中心，此类跨学科研究中心有效利用了学院内部的多学科资源，凭借多学科资源集聚效应重点开展某一领域的跨学科前沿研究。除开展跨学科研究活动外，跨学科研究机构通常还兼具培养跨学科研究生的职能，如美国田纳西大学布莱德森跨学科研究与研究生教育中心。

(二)在制度层面创新跨学科学术制度消解传统学科学术制度障碍。

在推进跨学科活动过程中，国外大学愈发意识到制度保障的重要性，因而制定了一系列跨学科学术制度。

1.设置跨学科学位制度，培养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

欧美国家的跨学科教育已不仅限于提供跨学科课程，早已迈入跨学科学位教育阶段。如第八届全球研究生教育高峰论坛达成的共识，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已成为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教育的重要特征。[11]国外大学通常设立研究生层次的跨学科学位项目，研究型大学普遍设立了跨学科研究生学位项目。一些知名大学则在本科、研究生层次均设置跨学科学位项目，如麻省理工学院设置了覆盖本科、研究生的跨学科学位项目，其中本科层面包括本科学位和本科辅修(Undergraduate Minors)。设置覆盖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跨学科学位项目可以为研究生层次跨学科学位教育提供高水准生源，仅在研究生阶段设置跨学科学位项目，遴选合适的生源会面临一定的困难。跨学科学位项目被欧美知名大学视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尤其是跨学科博士学位，以选拔具有跨学科研究志趣、天资卓越的学生为标准，培养能解决复杂前沿问题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

2.创新教师聘任制度，构建跨学科师资队伍。

跨学科师资队伍可谓跨学科学术组织建立、跨学科教育和研究活动开展的前提。在传统教师聘任模式下，教师由所在学科院系负责管理考核与晋升，教师忠于其所属学科。这限制了教师参与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活动的积极性，成为跨学科师资队伍构建的制约因素。欧美知名大学通过创建新的教师聘任模式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跨学科教师聘任模式：一是跨学院联合聘任模式，为教师加入其它学院(学科)教育或科研活动提供制度保障，其跨学科工作得到所属学院认可；二是“集群聘任”模式，该模式于1998年由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发起的“集群聘任计划”(Cluster Hiring Initiative)而创设[12]，旨在打破传统学术院系边界，根据跨学科知识域构建集群，各学科(学院)教师通过竞争方式进入相应集群，开展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活动。教师进入集群后，由大学层面统筹安排，不再受传统学术院系限制，为其从事跨学科活动提供了条件。

3.建置跨学科学术认可制度，提供学术晋升制度保障。

学术认可制度是维系学术共同体内部运行的制度性保障，亦是“学术守门人”维护其学术权力的制度基础。传统学术认可制度基于学科设置，各学科拥有自己的权威专家、专业期刊、学术评审机制。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可成为学者们孜孜以求的学科内部“犒赏”。跨学科学术认可制度缺乏是制约国外知名大学早期跨学科活动建制化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国外知名大学致力于完善跨学科学术认可制度，措施包括：一是形塑跨学科文化，形成跨学科话语。学科文化主导下的大学显然不利于跨学科活动的发展，因而国外知名大学极为重视营造跨学科文化氛围，为跨学科话语成长提供空间，从而改变学科话语主宰学术的境况。如20世纪60年代始，麻省理工学院大学管理者与教师致力于构建消弭学院(学科)及学院内部界限的氛围[13]，设置具有多学科性质的跨学科学术组织。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的卓越成就得益于其跨学科文化的形成。二是认可教师从事的跨学科教学工作及跨学科研究工作，制定跨学科学术成果评价制度，将其纳入学术晋升与授予终身职位的认定范畴。如威斯康星大学对教师在所属学院外从事跨学科教学及研究工作均计入职称/职位晋升和授予终身制的考核范围。一些大学，即使一个教员属于某个传统学科学院，若其主要从事跨学科教学与研究活动，该教员的晋升和终身职评审常会引入涉及的其它学科外部专家[14]，以对该教师的跨学科工作做出准确、公正的评判。

四、对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启示

对我国“大学人”而言，跨学科的重要性似乎无人怀疑，然而跨学科发展并未取得理想成效，根源在于大学内部缺乏跨学科学科理念、文化涵养以及跨学科学术组织及制度的实质性变革。世界知名大学可资借鉴的启示有：

(一)外部社会、大学与基层学术组织形成推进跨学科发展合力。

国外知名大学跨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显示，大学跨学科活动的建制化需要外部社会、大学层面及基层学术组织的协同作用。对我国大学跨学科发展而言，首先应强化外部社会对大学的驱动，当前教育政策驱动的“外发内生”模式仍是我国高等教育最具实效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大学开展跨学科活动的政策指引与支持，从国家层面制定推动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教育(跨学科学位授予)的政策；另一方面外部资助机构应加强对跨学科研究的资助力度，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增加对跨学科研究项目资助的比例及经费额度，引导大学及学术人员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视与兴趣。其次，大学层面应从理念、组织、制度等方面创新，为跨学科生长提供环境，推进大学内部的跨学科建制。再次，基层学术组织在外部政策及大学制度保障下，应积极寻求与其它学科的交互，激励教师针对现实社会复杂性问题开展跨学科研究，组建跨学科师资队伍，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制定跨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方案。

(二)正确识读学科与跨学科的关系。

发展跨学科的同时应如何把握学科与跨学科的关系？首先，学科是跨学科的基础。国外知名大学发展跨学科时并非凭空发展跨学科，而是基于校内已有学科基础，即学科跨学科教育与研究的基石，这是因为学科为跨学科活动提供基础工具，提供问题解决的工具性和概念性原料，提供整合的平台，以及提供元批判性反思的实质性内容。[15]其次，跨学科是大学既有学科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跨学科活动多为复杂性、前沿性问题，已有学科是否发展成熟直接关系跨学科活动的成效。组织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组织像任何生命体一样有其生命周期[16]，学科组织的发展同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表现出生命周期的特征。学科组织生命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生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蜕变期。[17]国外知名大学往往是在既有学科发展成熟后开展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活动，成熟的标志是已有学科发展累积到一定阶段并形成学科优势，一般可授予研究生层次的学位。因此，我国大学发展跨学科时不能脱离既有学科基础，应在相关学科发展成熟后，在一些前沿领域选择性开展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活动。开展跨学科活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不是所有学科都适合开展跨学科前沿活动，另一方面要在已有优势学科基础上实现重点突破，构建优势学科群。学科发展成熟的理想状态是设有博士层次的学位教育，因为跨学科研究旨在解决复杂性问题，需要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来完成，跨学科教育是培养从事跨学科研究所需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

(三)以跨学科发展为突破口完善大学跨学科建制。

跨学科建制已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学科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国外大学对跨学科的兴趣始于20世纪70年代，自此大学对跨学科的志趣从未消减。[18]反观我国，大学跨学科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政府政策、资助机构的外部激励不足，大学层面缺乏必要的驱动与保障，大学内部组织制度障碍依然强大。“双一流建设方案”将“以学科为基础”作为基本原则之一，鼓励高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向我国大学在争创“双一流”的进程中创新学科发展模式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机遇。大学应紧跟世界知名大学跨学科发展的趋势，以此为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创建的路径，完善大学内部跨学科建制。

第一，以跨学科建设理念为引领，形塑跨学科文化。某种意义上，学科建设理念是发展世界一流学科、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核。以跨学科建制为路径创建“双一流”需要跨学科建设理念的引领。当前我国大学仍为学科文化所主导，跨学科活动多处于个别且无序的状态。因此，大学管理者应以跨学科理念指引学科整体建设，营造打破学科界限的氛围，重视跨学科建设理念的传播。通过跨学科组织的设置及跨学科学术制度的制定，形塑跨学科文化。

第二，重构院系组织架构，创新跨学科组织形态。一所大学不可能所有学科发展都遵照跨学科发展模式，不是所有学院都有必要按照跨学科模式进行改制。某些学院建基于单一学科的发展模式仍具合理性。大学学科发展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在自身优势学科的基础上突破发展。对学科实力较强的学院可通过吸纳那些易产生“火花”的近缘或远缘学科，围绕学科群重构其院系组织架构，以开拓新的领域，产生突破性成效(如新领域拔尖人才和科研成果)。亦可通过设立独立建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如跨学科研究中心或跨学科研究所)开展跨学科前沿教育和研究，从而不触动既有基于学科划分的学术领地及其利益，规避传统学科组织壁垒根深蒂固的问题。

第三，创新跨学科学术制度，为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活动保驾护航。无论是学科组织重构，抑或跨学科学术组织创建，还是跨学科学位教育和跨学科研究开展，都需要跨学科制度保障。惟其如此，方能在学科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大学切实推进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发展及跨学科活动的开展。我国大学应从大学层面制定配套的跨学科制度，首先，改革教师聘任制度，为跨学科教师的考核、晋升提供依据；其次，统筹设置跨学科学位项目，通过跨学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再次，设置跨学科研究专项经费，激励学术人员从事跨学科研究，强化与企业的合作，以吸引更多外部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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